已经流远
我身上携带着精神、信仰、灵魂
思想、欲望、怪癖、邪念、狐臭
它们寄生于我身体的家
我必须平等对待我的每一位客人
——《原则》
伊 沙
原名吴文健，1966年5月19日生于成都。198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诗集《饿死诗人》、《野种之歌》、《我终于理解了你的拒绝》，随笔集《一个都不放过》，小说集《俗人理解不了的幸福》，长篇小说《江山美人》、《狂欢》、《中国往事》等。现居西安。
大多数20世纪70年代初期出生的诗人是在1990年左右接触现代诗的——虽然有少数人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开始写作，但那只是真正意义上的“涂鸦”，师傅不是席慕蓉就是汪国真——因此对于这一拨诗人来说，伊沙和“第三代”同时进入他们的阅读视野，尽管伊沙在“诗坛辈分”上比“第三代”小一级。这是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也可以说是伊沙的一大荣誉。但伊沙并不是“第三代”和“70后”或“中间代”（我个人不是特别认同“中间代”这一命名）的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甚至不是什么“代”什么“后”，套用他的诗，是“我是我自个儿的爹”。他像20世纪90年代诗坛的一块挡路石，虽不特别粗壮，但棱角分明，无论你是否接受它的面目，都能让你过目难忘。
一
我不知道在其他诗人的眼中，2000年8月18日至21日举行的“90年代汉语诗歌研究论坛”究竟地位如何，在我的印象中，这个由青年诗人吕叶操办的诗会是近几年最有特色的诗歌笔会之一。由于“论坛”在南岳衡山举行，人们习惯将其称为“衡山诗会”。整个诗会的气氛宽松活跃而民主，紧张而严肃，即使是在宣读论文时气氛也兼具上述特征——采取了听众自由提问、宣读者当场答辩的形式。
在衡山，伊沙、徐江和沈浩波无疑“风头最健”，几个人在论文宣读会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仅他们本人说得神采飞扬，台下的听众也不时为他们（以及提问者）的表现投以热烈的掌声。“下半身”主将沈浩波是天才的演说家，他的即兴发言信手拈来却具有相当大的“杀伤力”，其中最精彩的是对众多朋友“开刀”的那部分。从韩东、小海、徐江到阿坚、杨键、贾薇、巫昂，一口气指出了十余个诗人的缺点——当然，是沈本人所认为的缺点。他这样批评韩东：“韩东真正出类拔萃的文本有多少？真正具备先锋性的文本有多少？除了姿态以外的文本有多少？……韩东在20世纪80年代就说诗到语言为止，那么你的诗是不是到语言为止，你的诗在语言探索上有多少？在以前我没有看出来。只有《甲乙》……可惜的是，韩东在20世纪90年代的好诗仅此一首，《甲乙》之外的韩东变成了一个抒情诗人，变成了一个经常自哀自怜的情绪柔弱的看见街边的小姐也要哀怜一下的诗人，变成了一个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诗人，变成了一个有感而发的诗人。我觉得除了《甲乙》，韩东变成了小诗人，而且他的诗歌充分展示了中国南方诗人的那种柔弱、精明式的才子性，小柔弱小情调在他的诗里愈发明显了。”这些言语遭到韩东数月后在《作家》杂志上的反击，并因此而酿成“他们”、“非非”和“下半身”主要人物在“诗江湖”论坛上的一场恶战，几个朋友差点反目。
那几天，我们几个“70后”还联合起来，到处开玩笑，其中有一条关于“伊沙坐缆车上山时不幸坠山身亡”的玩笑，掀起了不大不小的风波。因为玩笑一公布到网上，引起不少未与会的诗人的关注，纷纷打电话询问。后来在山下吃饭，几个开玩笑的小青年纷纷离座，向伊沙敬酒。好在伊沙也是个能玩的人，哈哈一笑，不以为忤。此事就这样过了。后来偶尔见有人在“诗江湖”论坛上提起，说不能这样开玩笑。想想也是，当时大家都年轻，没社会经验，不知道忌讳。
在这个习惯于遗忘的年代，我相信衡山诗会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人们津津乐道，8月19日深夜衡山最高峰上的诗歌朗诵会、20日晚上的喝啤酒大赛……那是多么快活的时光啊！2001年春节期间，一个诗人在“诗江湖”论坛上搞恶作剧，说“伊沙因病去世”，马上有人笑呵呵地回复：“你这一招太老套啦，这个方法去年我们在衡山就用过了……”
令人气愤和无奈的是，2003年1月，在某诗人撰写的一篇文章里，却出现了这样的臆测：“民间诗坛成为中国诗歌的‘黑社会’，可追溯到1999年底和2000年初。在这期间发生的两件事，可视为诗坛‘黑社会’火拼的前兆。第一件事是‘盘峰诗会’上诗人们所显示出来的暴力倾向。……另一件事就是伊沙的诈死。伊沙与诗友们到某个风景区游玩，假借他人之口对外宣称意外死亡，用以测试诗歌对立面——‘知识分子派’有何反映。伊沙的诈死行为表明，诗人的所作所为不再纯粹是为了诗歌，而是在用非诗歌的手段向对手发出了挑衅，这是一种戏弄式的进攻。事实上，伊沙诈死行为带来的是‘知识分子派’的幸灾乐祸，但未死的伊沙，却在民间诗坛上和诗友们弹冠相庆了许久。”面对这段充满自以为是的想象却又似乎真理在握的句子，作为整个事件的当事人的我简直哭笑不得。再联想到这个作者还诽谤过王家新，从而导致一场波及“扬子鳄”、“诗江湖”、“星星诗刊论坛”等许多著名网络诗歌论坛的争议，真让人对此人道听途说、凭空臆想的能力不得不佩服万分。
二
伊沙的诗歌是“第三代”中韩东、于坚、李亚伟那一路的变种，坚持了反文化、反崇高的价值取向，接近日常生活的本真而多出了“身体”。20世纪80年代末的《车过黄河》有了隐秘的暗示：
列车正经过黄河
我正在厕所小便
我深知这不该
我 应该坐在窗前
或站在车门旁边
左手叉腰
右手做眉檐
眺望 像个伟人
至少像个诗人
想点河上的事情
或历史的陈账
那时人们都在眺望
我在厕所里
时间很长
现在这时间属于我
我等了一天一夜
只一泡尿工夫
黄河已经流远
在《车过黄河》的隐秘暗示之后，20世纪90年代初的《关于春天的命题写作》，“姑娘们露出了小腿”，《孤独的牧羊人》开始“少儿不宜”。不过之后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可见伊沙还是很清醒地把握着一个“度”的。这是伊沙较“第三代”高明——在另一些人看来，是“堕落”——之处，也使伊沙理所当然地成为某些“70后”诗人最直接的“带头大哥”。
对伊沙诗歌最直观的印象是字里行间充斥着尖刻的讥讽、放肆的嚎叫、无所谓的嬉笑，他喜欢用文字干涉读者的神经，要你尴尬，要你哈哈大笑，要你暴跳如雷。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方式。某些诗歌砌满了华丽而优美的辞藻，通篇形容词，内容也不乏“春天般的温暖”和春风般的清新，但你读后总感觉诗人在作秀，它给你触动却不能让你思考。伊沙的诗不美，字句瘦骨嶙峋，甚至有些丑陋，但能够不容阻拒地刺入你的感觉甚至内心深处。两种诗歌让我想起了两个词：“春风扑面”、“寒风刺骨”。前者虽暖，却只能“扑面”，而后者给你一种直达骨髓的寒意。因此伊沙的作品既浅又深，浅在字面上，深到骨子里。它们融合了冷峭、尖刻、辛辣等因素，而幽默是基础。
伊沙的确懂得逗乐，有的作品让你会心一笑，有的让你捧腹大笑，但更多的是让你笑得比哭还难看，笑出了眼泪，或者想笑也笑不出来。即使是那首“哈哈大乐”的《假肢工厂》，人们也不会觉得里面有什么玩笑的成分：
儿时的朋友陈向东
如今在假肢厂干活
意外接到他的电话
约我前去相见
在厂门口看见他
一如从前的笑脸
但放大了几倍
走路似乎有点异样
我伸出手去
撩他的裤管
他笑了：是真的
一起向前走
才想起握手
他在我手上捏了捏
完好如初
一切完好如初
我们哈哈大乐
伊沙的幽默很阴冷，这是因为他洞悉了假幽默的存在，“现在有很多假幽默的人，把‘幽默’当作行头穿在身上。前两天和一个朋友聊天，她说某某很幽默，会讲黄段子。我就很怀疑她说的某某是否真的幽默，因为据我观察，大部分讲黄段子的家伙其实一点都不幽默——因为缺这个，所以只好借助黄段子来显示一点什么”（《伊沙vs赵丽华》）。而“真正的幽默是很高的智慧和很真的性情在日常状态下毫不经意地自然流露”（同上）。
在这里，伊沙给出了一个标准，读者完全可以依照这个标准去抽查他的作品。自然，抽查的结果不会完全合格，理论可以指导作品，但并不能保证作品的优秀。连伊沙尚且如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那些自以为幽默其实仍然是黄段子和俏皮话所组成的诗歌的大行其道了。
三
在我的朋友中，对伊沙的评价呈两极分化状态，有的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的则不以为然。我相信伊沙对这样的反应不会惊讶，他作于1988年的《地拉那雪》，是一首很典型的抒情诗篇，纯情得让人难以将前后两个“伊沙”并联起来：
地拉那洁白一片
地拉那冬夜没有街灯
地拉那女播音员用北京话报时
地拉那青年爱打篮球
可是你知道么
地拉那下雪了
那时你走在桥上
皮夹克捆着你宽宽的身量
那时你告诉一个女人
要去远方架线马上出发
地拉那的女人也描眉
嚼口香糖含混不清地说话
地拉那的女人不会脱衣服
在房间里她端给你黑面包
你在看窗上的冰凌花
外面的球赛赛得很响
直到最后拉开了房门离去
屋里还充满她不温柔的呼吸
在地拉那的深雪里
你走完我看电影的那个晚上
那些七零八落的脚印呵
地拉那的街灯亮了
在最后一根电杆上你一动不动
黑熊般的人群和火把由小变大
没准儿你还活着
外国电影都没有尾巴
宿舍停电的夜晚
我给你打电话遇上忙音
拿起当日的晚报
北京——地拉那电线断了
地拉那那场鹅毛雪还下吗还下吗
如果说《地拉那雪》中的伊沙尚未显露出“叛臣”的野心，那么从他写下《车过黄河》起，他就应该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与众不同。此后的伊沙不再是带着淡淡的感伤的抒情青年，而是以一个“艺术世界的杂种”的形象站到了抒情的反面，或者说，是站到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化”的反面。《梅花，一首失败的抒情诗》、《结结巴巴》、《饿死诗人》、《狮子和虱子》等作品巩固了伊沙的这一形象。
有人认为伊沙是中国后现代诗歌的开创者，因为他的诗歌里具有许多“后现代特征”，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是文学史家干的活，作为一个读者，我不关心诗人的“历史定位”，而愿意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作品上面。我自顾自地把伊沙当作思想者，在一篇文章里把他和西川、欧阳江河、孟浪等人合在一起讨论，尽管他似乎很“讨厌”这些“知识分子”。
当前诗歌界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有的诗人自以为新鲜，却不约而同一窝蜂地挤老路——也许他们中的很多人以为是新路——比如他们喜欢叙事，说得确切些，是喜欢“记事”。文笔好的，还显得比较洗练，至少在外形有诗的模样；文笔稍差的，无异于把一件事情写成散文，然后在适当的地方用回车键将其分行。比较典型的是前段时间网络上流行的某些网民创作的“梨花诗”。用一整首诗歌“记事”不是不可以，但如果要成就一首好诗，就必须懂得如何规避其中的危险。如果诗歌语言拖沓，所叙之事不精彩，无法给人回味的余地，那么这些文字作为诗歌（或者说作为好的诗歌）存在的可能性就相当可疑。具体到伊沙而言，以上两种情况似乎都存在，他发表在《诗歌现场》2006年第1期里的三首诗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例证。在我个人看来，这三首诗彼此间的质量相差甚远，如果给它们打分，那么前两首的分数加起来都不如第三首。
因为篇幅关系，这里不再列举前两首作品，只引用我所喜欢的第三首《春天的乳房劫》：
在被推进手术室之前
你躺在运送你的床上
对自己最好的女友说
“如果我醒来的时候
这两个宝贝没了
那就是得了癌”
你一边说一边用两手
在自己的胸前比画着
对于我——你的丈夫
你却什么都没说
你明知道这个字
是必须由我来签的
你是相信我所做出的
任何一种决定吗
包括签字同意
割除你美丽的乳房
我忽然感到
这个春天过不去了
我怕万一的事发生
怕老天爷突然翻脸
我在心里头已经无数次
给它跪下了跪下了
请它拿走我的一切
留下我老婆的乳房
我站在手术室外
等待裁决
度秒如年
一个不识字的农民
一把拉住了我
让我代他签字
被我严词拒绝
这位农民老哥
忽然想起
他其实会写自个的名字
问题便得以解决
于是他的老婆
就成了一个
没有乳房的女人
亲爱的，其实
在你去做术前定位的
昨天下午
当换药室的门无故洞开
我一眼瞧见了两个
被切除掉双乳的女人
医生正在给她们换药
我觉得她们仍然很美
那时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这首诗语言干净利落，内容非常撼人——注意，是“撼人”不是“感人”，它达到了震撼人心的程度——让人看到了伊沙尖刻的面孔后温柔的部分，这种温柔比《地拉那雪》更贴近人心，也比《饿死诗人》中的尖锐更具冲击力。无论诗歌的内容是虚构还是写实，都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效果。这些句子如果被伊沙的“敌人”们看到，也许他们对伊沙的憎恶会减轻不少。也正是这样的诗歌，展示了伊沙作为一个实力诗人与更年轻的新锐口语诗人的区别。我们的视野中不乏有冲劲的诗人，这些诗人也能不时写出一些惊人之句，但是他们还是太孱弱了，无法做到收发自如。说到底，要成就一首好诗，除了天分，还需要经验——不仅是文字经验，还有生活经验。
四
伊沙的诗曾经是独特的，难以复制，但现在情况已有所改变，一些更年轻的口语写作者正在“蚕食”、复制着伊沙，几达以假乱真的地步。当然，这与真正的伊沙无关，何况那只是表面上的“像”，邯郸学步者永远无法掩饰住骨子里的孱弱。后来者的模仿和复制也像一条鞭子，不停地驱逐着伊沙创新的脚步，因此，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担心的是伊沙的自我蚕食、自我复制或者出现“变异”状况。他的长诗《风光无限》中的一节曾被诗人赵丽华盛赞：“我记得你写马克思那首，燕妮不在家，他乘机‘把女仆按在地板上／这算不算／一个阶级／在压迫／另一个阶级’。我想如果单纯写把女仆按在地板上而没有后面的两句，‘勇敢’是够‘勇敢’的，但充其量也就是一首‘下半身’了。但后面的两句一下子就扎到穴位上了。这就是巴乔那种在球门前的丰富想象力和致命一击的能力。”（《伊沙vs赵丽华》）我却不这么认为。且不论对事件的描述是否基于现实生活，单从诗艺本身的角度而言，前边的铺垫和后边的总结，也给人“主题先行”、故意设置“诗眼”的嫌疑。因此，它充其量是“扎到”环跳穴、笑腰穴之类让人一跳一笑的“穴位”，而不是什么“致命一击”。我特别反感那些前边大肆渲染结尾小作总结或点题或升华的作品，作为一首诗，我希望看到的是整体的智慧而不是局部的亮点。这是我和某些诗人的分歧。
另一个值得警惕的方面是，伊沙几乎所有的诗歌作品都有一种“快感繁殖功能”，读之很顺，很有感觉。但我们也知道，有时候快感只是一次性的，“不能复制”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比如《告慰田间先生》：
哒哒哒的机枪扫射声
从电子游戏机上传来
穿过客厅门廊抵达我的书房
伴随人声 那是我的妻儿
在相携作战
相互掩护着
面对他们共同的敌人
后来枪声减弱至一半
那是我的妻子起身去了厨房
因为到了做晚饭的时间
儿子留在客厅里
守在游戏机前
孤身作战
一人难对四敌
他在请求增援
他的呼唤
穿过客厅门廊抵达我的书房
像是动员：父亲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
这是奴隶！”
崇高变成了庸常，激愤转为了游戏，符合伊沙一以贯之的行事风格，可是读到这些文字时，我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虽然也有不少读者喜欢，但在我看来，这首诗在伊沙的作品中，顶多只能算是中品而已。
五
我和伊沙见过几次面。第一次是在2000年8月上旬的西安。见面前，我听到过太多关于伊沙的传闻，诸如嗜酒如命、放浪形骸之类，还有瘾君子，患艾滋病什么的，总之与当年美国那些“垮掉派”差不离。因此见面之前我有些忐忑，生怕闹出个不欢而散。孰知见面之后，印象大好——原来传说中的“黑道煞星”竟然是一个豪爽、讲话大声且自信得可爱的胖子！那次见面最令我意外的是伊沙竟然因为胆不好而不能喝酒，按照作品中的印象，这厮的胆子应该好到不仅能喝酒，就是吸毒也不过分的。当然，我也看到了他泼辣的一面，在与同城的一个相对传统的诗人一起进餐时，伊沙的话里常带些刻薄的调侃，弄得我总是担心那个诗人无法忍受而离席。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又在“衡山诗会”上见面。在那次诗会上，伊沙仍然是个“焦点”，但我更怀念会后一伙人横七竖八躺在房间里谈天说地的时光。
还有一次见面是在2006夏天在长沙举办的当代名家诗歌峰会上，由于此前在网络上的一些误会，我们都有意无意地避免与对方交流，因此，诗会三天，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甚至没打过一次照面。这没什么，这符合我们的性情，而且也不会影响我对他的那些优秀诗歌的喜欢。后来的事实证明，伊沙也不是那么难相处的，尽管有时候尖锐得令人难以接受，但平和起来，也挺让人感动。2008年春天，我的诗学专著《朦胧诗以后》出版，因为里面有许多地方涉及伊沙，因而给他寄了一本。伊沙收到书后，很快在“诗江湖”论坛发帖子，对这本书给予了出乎意料的好评。我赶紧故作谦虚地表示感谢，颇有“一笑泯恩仇”的快慰。
伊沙是个多面手，身上的“刀子”不只诗歌这一把。他的随笔读者比他的诗歌读者只多不少，他还写过不少小说，做过杂志，从2002年开始又到电视台客串节目主持人，据说干得还不错。近几年他编选的诗歌选本《现代诗经》、《被遗忘的经典诗歌》、《新世纪诗典》和他的随笔集《无知者无耻》、长篇小说《狂欢》等都在圈子内具有一定的影响。英国思想家伊塞亚·伯林曾有“刺猬与狐狸”之说，“刺猬”专一而“狐狸”多能，两者各有长短。以此对照，伊沙无疑是一条“老狐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