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信札传递给黎明
病中一座花园，香樟高于古柏
忧郁的护士仿佛天鹅
从水到桥，从浓阴到禁药
在午睡的氛围里梦见了飞翔
——那滞留的太阳
已经为八月安排下大雨
——《病中》（节选）
陈东东
1961年10月10日生于上海。1984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诗集《即景与杂说》、《海神的一夜》、《解禁书》、《明净的部分》，随笔集《一份准自传》、《词的变奏》等。现居上海。
在我初习写诗时，陈东东就是我最喜欢的诗人之一，他的那些华美得近乎透明的诗篇陪伴我度过了成长中的迷惘岁月。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喜欢甚至崇拜陈东东的读者数量不少，而且还有人利用陈东东的名气及读者对诗人的热爱四处骗财骗色。据西川介绍，关于陈东东背黑锅的故事曾在诗坛流传甚广——有一天，陈东东收到一封信，信上说：“东东，你还记得那天下着大雨我在火车站送你的情景吗？”这是内蒙古某市一个女孩写来的信，而陈东东从来没去过内蒙古。毫无疑问，这个骗子假冒陈东东的名字，跑到这个女崇拜者那儿混吃混喝，顺便还跟人家谈恋爱，然后溜了。陈东东得知此事后，十分无辜地说：“你看，我什么好事儿都没捞着，还要背黑锅！”
一
尽管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读到他的新作了，但直到现在，提起陈东东的名字，我仍然充满好感。他的《雨中的马》我几乎能背诵：
黑暗里顺手拿起一件乐器。黑暗里稳坐
马的声音自尽头而来
雨中的马
这乐器陈旧，点点闪亮
像马鼻子上的红色雀斑，闪亮
像树的尽头
木芙蓉初放，惊起了几只灰知更雀
雨中的马也注定要奔出我的记忆
像乐器在手
像木芙蓉开放在温馨的夜晚
走廊尽头
我稳坐有如雨下了一天
我稳坐有如花开了一夜
雨中的马。雨中的马也注定要奔出我的记忆
我拿过乐器
顺手奏出了想唱的歌
多年以来，我向大量朋友推荐过这首诗歌。它的语言飘忽而华丽，又带有几分神秘感，但我一直无法解释它的具体含义，于是自顾自地认为它无需解释，只要自己喜欢就行。而在具有追求“中心思想”习惯的中国，这一姿态很有些不合时宜，因此面对朋友们诸如“《雨中的马》到底写的是什么”之类的追问，我常常心生愧意。于是拿顾城的《解释》来搪塞：“有人要诗人解释／他那不幸的诗／／诗人回答：你可以到广交会去／那里所有的产品／都配有解说员。”
虽说搬出了顾城，但仍有些心虚。直到前两年，我读到柏桦的一篇文章，才感到有挺直腰杆的必要。在那篇题为《江南诗人的吴声之美》的论文里，柏桦这样写道：“陈东东的诗首先是词语（即意象），然后才是声音（即音乐性），而最后的意义必须服从声音，并在服从的前提下才允许与之建立或维持一种联系。如果二者（声音与意义）非得牺牲一个，那毫不犹豫牺牲意义，最终哪怕在整首诗中只剩下作为能指的词语，也在所不辞（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声音与意义的完美合一）。又比如陈东东非常早期的作品《雨中的马》，此诗除了音乐还是音乐，我们又何必非要去要求意义呢？只要它能愉悦我们的耳朵，就够了。”而当代汉语诗人中，能够达到仅凭语言的音乐性就能征服读者，让读者不再追究内涵的，可能也只有陈东东等少数几个人具有这个能力。
二
我没见过陈东东，但凭直觉，他应该是一个沉静、不喜欢张扬的人，关于他的生活资料，我接触到的也不多，只能从他的几篇随笔和访谈里零零星星地了解一些，比如他的随笔《杂志80年代》和接受蔡逍的采访《它们只是诗歌，现代汉语的诗歌》。以下“简历”式的文字，就综合自这两篇文章。
陈东东的阅读起步时间很早，早在三四岁时，他的父亲就开始给他讲读《西游记》。进入少年时代，陈东东就读完了《红楼梦》，尽管有很多地方弄不懂。
1980年，陈东东考入上海师范学院。大学一年级上学期，他在《世界文学》1980年第一期上读到了李野光翻译的埃利蒂斯的作品《俊杰》之后，决心做一个诗人。在此后的好几年时间里，埃利蒂斯深深地影响了陈东东的诗歌写作，1984年，陈东东专门写了长诗《赞颂》献给这个异国前辈。
大学一年级下学期，陈东东开始写诗，二年级时，陈东东和同班同学王寅等人开始密切交流诗歌创作，并创办了一份油印的诗歌刊物，这份简陋的刊物一直持续出版到1984年大学毕业，其间发表了后来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经典诗歌的《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与诗人勃莱一夕谈》、《朗诵》（王寅），《美国妇女杂志》（陆忆敏），《诗篇》、《语言》（陈东东）等。
1984年，陈东东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市第十一中学当老师。在那个年代，写诗是一件十分热门的事情，二十三岁的陈东东已经积累了不少的写作经验，创作欲望也极其强烈，他已经预感到诗歌于自己生命之重要，他希望自己能够全力以赴，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然而，作为一个中学教师，他必须对学生怀有职业责任感。要做好一个教师，同样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因此，对于当时的陈东东而言，爱好和职业是相冲突的。陈东东在反复掂量之后，最终偏向了诗歌。于是，两年后的1986年，陈东东离开了学校，成为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室的一名工作人员。
陈东东在工商联的日常工作是整理工商史料，诸如摘抄《申报》，帮年老的工商业者修订甚至代写回忆录。这份工作没有定量的任务，非常清闲，一个月的公事在三小时内就可以做完。于是，多余的时间便用于写诗、读书、逛街，到外滩散步和跟朋友喝茶。有时候同事看到他认真地伏案“办公”，殊不知他是在写诗。
在这幢位于黄浦江畔的大楼里，陈东东呆了将近十三年。他的写作，也和这幢大楼产生了或明或暗的关系，他曾以这幢大楼为背景写了《回字楼》等不少作品，即使后来辞职，这幢大楼也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出现在作品中。
除了诗歌创作，陈东东还参与过许多有影响的诗歌民刊的创办，比如1985年至1986年间的《海上》和《大陆》诗刊，1987年到1991年的《倾向》，1992年到1993年的《南方诗志》。1994年到1998年，又应邀编辑在美国创刊的中文杂志《倾向》的诗歌作品……在新时期诗人中，像陈东东这样参与过如此数量的有影响的诗歌名刊工作的诗人，并不多见。
民刊影响了陈东东的诗歌，也影响了他的生活，某些刊物的出版，甚至给他带来麻烦。1998年，陈东东离开工商联。关于离开的原因，陈东东说，除了工作渐渐繁忙，没有整块的时间用于写作，还有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理由。
三
陈东东是一个语言魔术师，他的诗里充满了奇诡华丽的言词和邈远自由的想象。《雨中的马》中那种在黑暗里“稳坐有如花开了一夜”的自得与自信，曾让我迷恋不已。《外滩》恰到好处地出现，才将我从黑夜的“雨”中解脱出来。《外滩》对自然的亲近和忧思成了对《雨中的马》的“黑暗”的弥补，诗人的心田点缀上了绿色、空阔出大海与天空。我服膺于诗歌字里行间的神奇笔触：“花园变迁。斑斓的虎皮被人造革／替换。它有如一座移动码头／别过看惯了江流的脸／水泥是想象的石头；而石头以植物自命／从马路一侧，它漂离堤坝到达另一侧。”把一件件本来毫不相干的事物融洽地聚拢到了一起，使它们更丰富而丝毫不显得庞杂。
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出版的《词的变奏》与其说是一部“诗人随笔”，不如说是陈东东诗歌词语的集中营。“灯”、“月亮”、“乐器”、“怪兽”、“飞机”、“翅膀”、“石头”、“种子”、“音乐”等词汇在他的诗篇里都烙上了新的印记。下面这首《点灯》，自然也不会例外：
把灯点到石头里去，让他们看看
海的姿态，让他们看看
古代的鱼
也应该让他们看看亮光，一盏高举在山上的灯
灯也该点到江水里去，让他们看看
活着的鱼，让他们看看
无声的海
也应该让他们看看落日
一只火鸟从树林里腾起
点灯。当我用手去阻挡北风
当我站到了峡谷之间
我想他们会向我围拢
会来看我灯一样的
语言
如果说灯光是语言，那么石头就是缪斯之灵魂，每一首优秀的诗歌都是“把灯点到石头里去”，让澄明的语言照亮幽深的内涵。陈东东的诗歌中，就有不少这样的精品，臧棣曾在他那篇著名的《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中，将陈东东的诗歌盛赞为“汉语诗歌的巴黎时装”、“汉语的钻石”：
陈东东则可以说是优美地专注于文本的快感。他的诗歌是文本的文本，洋溢着一种漂亮的、华美的、新奇的，将幻想性与装饰性融于一体的，执著于文本表层的语言的光泽，犹如汉语诗歌的巴黎时装。这种对文本表层的执著突出地意指着一种诗歌想象力的欢悦，一种从容、自如、优美、飘逸的诗歌感性。它顽强地抵御意义的侵袭，但又并非排斥意义，而是以一种绝对的艺术才能把意义束缚在文本的表层上，让意义在那里堆积、分解、游移、转化，从而最终呈现出一种单纯的、宁静而又引人入胜的诗歌意蕴。
……陈东东的诗歌自有一种文本的自足性，无需我们向文本外寻求阐释的背景因素。陈东东的写作不仅直接地包容着诗歌，而且由于诗人对具体文本操作持有严格态度，写作在其内部又具有一种自我缩减的功能。这种功能巧妙地制约着语言实验所特有的癫狂性质，并最终把写作压缩成阅读意义上的诗歌，从而出色地避免了大多数后朦胧诗人在语言实验中所陷入的难以自拔的混乱状态。这样的写作创造着我们对汉语现代诗歌的阅读，也创造着（从一个方面）汉语现代诗歌的本质。……他在诗歌的感受力方面所臻及的完整和活力，几乎是无可挑剔的。谁还会比陈东东更具备这样一种才能：可以将丰富的、对立的，甚至是激烈的诗歌感性，转化成言词纯净、意蕴充盈、神采奕奕的诗歌文本呢！很可能，陈东东的诗歌就是汉语的钻石。
柏桦则在《江南诗人的吴声之美》一文中，将陈东东与宋代诗人吴文英相比：“陈东东似乎得了吴文英的真传……他下语用字也像吴文英一般深加锻炼、字敲句打；在音韵上更是雅致非凡，一字一音都不放过，常有金石丝竹之音辉。”
在世纪之交的诗坛论争中，陈东东也曾被归入“知识分子写作”行列。关于“知识分子”，萨义德说：“知识分子代表的不是塑像般的图像，而是一项个人的行业，一种能量，一股顽强的力量……所有这些到头来都与启蒙、解放或者自由有关。”（《知识分子论》）如果是这样，将陈东东归类于“知识分子写作”，仅从作品的思想取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误会。不过，从诗歌的技巧与词语的丰富性而言，陈东东的作品的确很有知识分子的书卷气。
陈东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其他几个代表人物毫不相似，相对于其他诗人的反思者姿态，陈东东更偏向于一个艾略特所说的“杰出的艺人”，他是一个语言天才和结构高手，将他的作品语言与同时代诗人的作品混在一起，熟悉的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在接受蔡逍的采访中，陈东东谈到了这个话题：“我不是一个愿意出风头的诗人。我不会是某一种流派、某一伙诗人或某一个年代的写法的代表。我也是最不适合发宣言的诗人。不过看来还是有人在想办法把我卖到哪个俱乐部队里，并且，够荣幸的，让我打主力。可是，不要给我的诗什么附加的头衔吧，我写下的只是现代汉语的诗歌。”与此同时，陈东东对某些热衷于玩概念和“归类”的批评家表示不满：“诗人们一谈起批评家就免不了抱怨，因为诗人的写作和他们的作品常常被乱说一通，诗人则常常像职业球员那样，被毫不知情和毫不情愿地‘卖’到一会儿是这家、一会儿是那家流派甚至帮派俱乐部队里。”
看得出，陈东东对自己是否成为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代表人物这一“殊荣”并不怎么热衷。他甚至认为“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写作”之间的争论和自己完全无关。在接受蔡逍的采访时，陈东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之争并不存在，他们争的是一些别的东西。在这一点上，陈东东的姿态深得我心，的确，说到底，每一个优秀的诗人都只是他自己，外界的争论，与一个潜心写作、视诗歌如生命的诗人有多大的关系呢？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敬重，不管陈东东的风格如何变化，不管他近几年来作品产量如何减少，他仍然在我心目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没有谁能够掩盖他的光芒。他的坚持，让人想起他的作品《秋歌·之一》中那个坚决而睿智的句子：“诗篇在否定中坚持诗篇。”
四
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上海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相当繁荣，但在90年代后，能让我记住的诗人却少得可怜，与它的名气极不相称。除了陈东东、王寅、陆忆敏以及王小龙、刘漫流、傅维、默默，我想不起还有哪个名字值得存留在脑子里哪怕只有几年。张小波转行做书商，宋琳和孟浪老早就去了国外，王寅似乎已经在新闻领域取得了更大的名声，这就更增添了我对上海的情感的淡薄。而大多数时候，我记不起陈东东是一个上海人，这个创办过《南方诗志》，倡导过“南方诗歌”的诗人，从语言的角度看，他应该属于更南方，那种透明而略微模糊的语境，像阳光即将穿过乌云但恰到好处地停在半空中，底色是潮湿与灰暗，如月光般清冷。且看看这首《月亮》：
我的月亮荒凉而渺小
我的星期天堆满了书籍
我深陷在诸多不可能之中
并且我想到，时间和欲望的大海虚空
热烈的火焰难以持久
闪耀的夜晚
我怎样把信札传递给黎明
寂寞的字句倒影于镜面
仿佛那蝙蝠在归于大梦的黑暗里犹豫
仿佛旧唱片滑过了灯下朦胧的听力
运水卡车轻快地驰行。钢琴割开
春天的禁令
我的日子落下尘土
我为你打开乐谱的第一面
燃烧的马匹流星多炫目
我的花园还没有选定
疯狂的植物混同于音乐
我幻想的景色和无辜的落日
我的月亮荒凉而渺小
闪耀的夜晚，我怎样把信札
传递给黎明
我深陷在失去了光泽的上海
在稀薄的爱情里
看见你一天一天衰老的容颜
这是一个对生活敏感而稍带失落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在复杂的现实面前，一切都模糊不清，就连月亮也“荒凉而渺小”，还有什么是恒久不移的？困顿中的喃喃低叹长久地占据着陈东东笔下的稿纸：“八月的酒精里，虚构也无法完成那／妄想，美术馆落满了失败的尘土”（《美术馆》）；“我独立于深秋，我获得了一样的／爱情和失败”（《在黑暗中》）；“在秋天，废弃的庭院一天天腐败／忧虑和恐惧变得必要／在秋天，一个人枯守直到黄昏／掌灯、对酒／沉沦中等待确实的消息”（《秋天》）。彷徨和感伤无疑是动人的，它说出了许多敏感者的心声。然而它也很容易浮泛、“小资”，滑入自恋的尴尬，像一颗晶莹剔透的玻璃球，美丽却易碎。好在“这个无法进入的乌托邦并未使我们绝望，它最多只能使我们为之忧伤和怅惘而已”（朱大可：《缅怀浪漫主义》），陈东东恰到好处地保持了他可贵的气质，感伤而不颓废，明白而不直露。
按理说，如果在语言和情感之间把握好一个“度”，这样的风格仍有广阔的前景，但陈东东还是逐步地“分裂”着自己，他的另一些作品视野更为“开阔”，并出人意料地加入了大量的戏谑与反讽，与人们普遍习惯了的陈东东简直判若两人。这不是我们以前所熟悉的宁静而忧伤的陈东东，而是一个相对活泼的陈东东，自然，后者比前者有趣，性情也趋于开朗。这个陌生的“现代知识分子”是否比以往那个纯粹的弱书生更值得亲近？上面提到的这两首诗，形式仍一如既往的优美，语言却已不复当年的流光溢彩，内涵上少了忧伤而多了讽喻，但相对而言，还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陈东东不是一个“灵活”的诗人，如果他坚持这样一条路子，那么他将毫无阻拒地“让人不认识”，尽管从艺术发展的角度看，不时尝试新风格，让读者“不认识”并不是坏事。
写下这些文字时，我的心情同样矛盾，当我们担心陈东东的抒情会流于晦涩、“小资”，希望他大气起来，一旦我们看到了他的变化，却又惋惜于那些美感的失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悖论。陈东东早年表现过如此坚决的姿态：“点灯。当我用手去阻挡北风／当我站到了峡谷之间／我想他们会向我围拢。”（《点灯》）今天，诗人是否能够像他的诗中所写的一样自信呢？我无从猜测。也许，陈东东在本质上最适合抒情，无论如何，我更欣赏那种在黑暗中坚守的“羽扇纶巾”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