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看见
灵魂总有栖身之所
在茂盛的黑暗深处
像一株麦穗，逃亡者倚住
窄窄的梯子，悄无声息地生长着
——《花卉的时间》（节选）
王 寅
1962年生于上海，1984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诗集《王寅诗选》、随笔集《刺破梦境》等。诗作被收入《后朦胧诗全集》等大量选本。现居上海。
1999年4月16日至18日是诗坛一个里程碑式的日子，这几天，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室、北京作家协会、《诗探索》编辑部、《北京文学》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市平谷县盘峰宾馆举行。在这次研讨会上，中国诗坛潜藏多年的两种写作流向发生了激烈冲突，诗坛由此而划分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两大阵营，前者的代表诗人是王家新、欧阳江河、西川、孙文波、臧棣、张曙光等，后者则以于坚、韩东、杨克、伊沙、徐江、杨黎、沈浩波等为首。评论家程光炜、唐晓渡、谢有顺、沈奇等也都尽力为各自“阵营”摇旗呐喊。此前出版的《岁月的遗照》（程光炜编）和《1998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因被称为“导火索”而一举成为世纪之交最为著名的诗歌选本。
因论争双方都是“朦胧诗”后颇有影响的诗人，而且双方的诗学观念各有建树，因此“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两个概念逐渐被文坛接受。但严格地说，即使排除两大“门派”之间的口水仗和谩骂成分，这种划分也相当武断，不甚科学。虽然诗歌观念在分化，但诗歌说到底只有好和坏之分，命名只不过是为了方便记忆的外在之物，如同这次研讨会被俗称为“盘峰诗会”一样。后来“民间”也进一步分化，分为真民间和伪民间，由此也可证明两分法的片面性。由于大量媒体的介入，这种分类方式还对另外一些写作者形成了强大的压力，一批诗人开始另立门户，展开了“第三条道路”的大旗。
盘峰诗会后，一些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参加诗会进行“身份认证”的诗人也在读到宣传文章后自动“归队”，争当“知识分子”或“民间”的候补队员。2000年，我去外地参加诗会，由于生性喜欢扎堆，我在房间和两个诗人聊了十多分钟后，便跑到另一个据说住着“民间立场”代表人的房间认识新朋友。待我再次回到我的房间时，一个诗歌写得比较“知识分子”的诗人很不解地问我：“你到底是属于哪一边的？”我一愣，反问道，难道来这里玩也要“分边”吗？那个朋友有些不好意思，连忙解释“不是那个意思”。我自然知道他没有怪我的意思，但他潜移默化地认同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两分法是毋庸置疑的。可笑的是，当地一家电视台为这次诗会做的节目也口口声声“知识分子”和“民间”。不知是不是为了达到提高收视率的目的，该节目甚至安排了一个莫须有的对立面，说这次诗会由于“知识分子”诗人的集体拒绝参加而形成了“民间”诗人唱独角戏的局面。我在网上看到这个节目的解说词后，哭笑不得，然后是深深的悲哀。
我这样花了一大堆笔墨写一个诗会是有原因的。我想告诉人们：在“知识分子”和“民间”诗人之间，还有优秀的人物存在。
王寅就是一个。这个游离“文坛”的隐逸派大侠，是“用作品说话”的典型人物，他的《朗诵》、《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与诗人勃莱一夕谈》、《灵魂出窍》等诗歌和他一起，已经成为新时期诗坛不可或缺的存在。
一
1992年冬天，我从《诗歌报》上读到了王寅的随笔《复得的诗歌》，文中描述了一件小事：在扬州的一个书店，无意中从一本诗选中读到自己十年前写的《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仿佛第一次读到这首诗那样，其中的和谐与不足都令人感动。于是，诗人翻出自己所能找到的十年来写的诗，并为自己当时能够写出那样的诗歌而惊讶。
事实上，惊讶的何尝是王寅一个人呢？我想，凡是阅读过那篇文章的诗人也会惊讶不已，进而牢牢地记住了“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几个字。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关注王寅的创作的，此前虽然见过这个名字，但并不怎么在意，毕竟当时年纪轻道行浅，在阅读和写作上都只知道跟在别人的后面走，没有自己的方向。
鹅卵石街道湿漉漉的
布拉格湿漉漉的
公园拐角上姑娘吻了你
你的眼睛一眨不眨
后来面对枪口也是这样
党卫军雨衣反穿
像光亮的皮大衣
三轮摩托驶过
你和朋友们倒下的时候
雨还在下
我看见一滴雨水与另一滴雨水
在电线上追逐
最后掉到鹅卵石路上
我想起你
嘴唇动了动
没有人看见
上面这首《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堪称“一出现就成为经典”的诗篇，它已经与“王寅”这个名字具有等同的分量，甚至可以相互混用。在诗歌界，只要一说起“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人们马上会想起“王寅”，反之亦然。
如题目所言，这首诗写的是电影内容，言辞间也颇有画面感。这部捷克电影是哪一部呢？据诗人小引介绍，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但这部影片是南斯拉夫的而不是捷克的。后来我又看到南斯拉夫和捷克拍摄的《萨拉热窝谋杀事件》的简介，似乎也符合这首诗的内容。而据王寅发给我的邮件，这部影片是完成于1960年的《更高原则》，他并非不记得片名，而是当时受美国诗人勃莱和赖特的影响，偏爱用很长的陈述句作为标题而已。这几部电影我都没有看过，诚为遗憾，好在不管标题如何，对我们理解这首诗的内涵都不太重要。
前两句“鹅卵石街道湿漉漉的／布拉格湿漉漉的”有两个作用，首先，是客观地写景：整个画面的底色是“湿漉漉的”，一派阴森肃杀；其次，是为了与紧接着的第三、四五句衬映。
“公园拐角上姑娘吻了你／你的眼睛一眨不眨／后来面对枪口也是这样”，高危环境下的爱情之火，并没有因为环境的阴沉而改变。由此带出了这首诗的主题：战争、信仰与爱情的关系，同时强调了感情的力量。
紧接着，镜头更换，气氛更为紧张：“党卫军雨衣反穿／像光亮的皮大衣／三轮摩托驶过。”对恶的描写，简洁，坚硬，对应了统治者和国际机器冷酷无情的性格。而“雨衣反穿”，既对应了天气的“湿”，也表现出了党卫军飞扬跋扈的嘴脸。
因为战争，死亡已不可避免，诗人把笔对准了一个细节：“你和朋友们倒下的时候／雨还在下／我看见一滴雨水与另一滴雨水／在电线上追逐／最后掉到鹅卵石路上。”写的是雨，也是另一种液体——我们回到诗歌的开头，那一再强调的“湿漉漉”，何尝不是受欺压者的血和泪？
最后三句，“我想起你／嘴唇动了动／没有人看见”，里面的“我”，比前几句有了更宽广的阐释价值。“我”既可以是诗歌中幸存下来的恋人中的一个，也可以指作者本人。一切都在宁静而不为人知中进行着，包括爱恋、杀戮与缅怀。本来，按照常规，经历了如此大劫难的人，表现会极为冲动，即使稍嫌夸张也能为旁人谅解，但“我”没有这样，只是把巨大的激情深藏在胸中，表情平静无比。然而，尽管仅仅是“嘴唇动了动”，而且“没有人看见”，但因为有了前面的多角度的铺垫，读者足以感受得到蕴涵其中的情感强度。在写作技巧上，诗人也表现得极其机智，利用含蓄而高妙的文字，将惨烈而沉重的题旨看似不经意又精心地刻进读者的心壁。因此，诗歌虽然短小，却容纳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如此笔力，非一般作者能为之。
整首诗，诗人惜墨如金，句子短促、简练而富有力量，表面上似乎是单纯的写景，实则情在景中，意在言外，充满暗示。诚为佳作。
二
关于王寅的经历，我能够查阅到的资料，只有王寅与诗人杨子的对话文章《我又一次说到风暴》以及陈东东在《收获》、《天南》杂志发表的相关回忆文章。杨访谈中的许多内容，都是第一次披露，因此可以想见，它将成为研究王寅的生活和创作的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资料。作为后来者，我自然也无法绕开。
据这篇文章介绍，王寅很早就表现出了卓越的写作才华，在读中学的时候，就用赋的形式写过一篇文章给爷爷看。爷爷看后，很是惊讶，就回信说，没有想到你还是很有写作天才的，但是考虑到以后的生计，你还是要学好数理化。而王寅则认为自己数学成绩太差，不可能把数理化弄上去，他想，既然要考大学，还是读文科更有把握一些。于是，在读文科还是读理科方面，王寅与家里的长辈一直有分歧。直到王寅考上了上海师范学院（后更名为上海师范大学），家人的心才放下来。
在王寅的记忆中，作为中学老师的父亲和他的关系相当有趣，他一方面反对儿子写诗和看文学书，自己却也喜欢阅读。他经常买文学书回来，其中包括大量的外国文学书籍。这样一来，王寅往往可以先睹为快。
尽管反对王寅写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寅的父母还是逐渐理解了儿子。当王寅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送给父母的时候，父母非常高兴，要儿子在扉页写字。王寅有些不好意思，说：自己人还写什么字？父母说：你不写，人家还以为是我们从店里买来的呢！
读大学的时候，王寅对诗歌异常疯狂，“除了吃饭、睡觉，看书也是跟诗歌和文学有关，不做其他事情”。当年王寅喜欢或模仿过的诗人有不少，希腊诗人埃利蒂斯的作品的出现，令他眼界大开，但在我的印象中，王寅的诗歌风格与埃利蒂斯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埃利蒂斯的影响，更多地出现在王寅的同学陈东东身上。那时候，王寅模仿得比较多的是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和詹姆斯·赖特。这些诗多以中国古典诗作为题材，而又让中国古典诗中“烂掉的东西又焕发出生机”。（以上内容见《我又一次说到风暴》）
读了《外国文学》上王佐良翻译的勃莱和赖特的诗歌之后，王寅还专门找了他们的英文原诗来对比，发现这两个诗人的诗歌标题都非常长，大多是一个很长的陈述句。受他们的影响，王寅也写下了一批标题挺长的诗歌，比如《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考完修辞学坐在鞋匠的板凳上修鞋》、《你告诉了我死者的形象》等。
短诗《与诗人勃莱一夕谈》，完美地展示了一个中国诗人对一个外国大家的推崇以及心灵的交流：
夜色中的草很深
很久没有人迹
很久没有想起你了
你的孤立的下巴闪烁
像天上那颗红色的星
除了夜晚还得在深草中静坐
交叠手指
以便忘记黎明来临
忘记已告别书本多年
一匹白马迎面奔来，一只白蝴蝶
踏过虫声萤光
诗歌勾勒了这么一幅场景：“我”在夜晚的草地上静坐，突然想起了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异国诗人，他有着智慧的表情，孤立的下巴像天上闪烁的红星。我就这样在草地上静静地怀想着，物我两忘，直到黎明。
前两句“夜色中的草很深／很久没有人迹”，是对环境的客观描写，十三个字，交代了时间、地点、环境背景，以及没有出场但可以感知得到的人物。可谓着墨不多，而又尽显风流。
在这样的情境中，怀念不期而至：“很久没有想起你了。”紧接着，另一个人物出现了：“你的孤立的下巴闪烁／像天上那颗红色的星。”“孤立的下巴闪烁”，精妙绝伦的句子，如同线条严谨的工笔，一个隐士或思想者的形象跃然纸上。“天上那颗红色的星”则是对这种形象的深入强调，请注意这三个词：天上、红色、星。这几个意象无一例外地显示了思想者的智慧、伟岸与高明。
第二节，“除了夜晚还得在深草中静坐／交叠手指／以便忘记黎明来临／忘记已告别书本多年”。追慕智者，仅仅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夜晚）是不够的，还需要融入一种熟悉的情境中（在深草中静坐）。交叠着手指，静静地坐着，以便让自己神游物外、视通万里，忘记周围的环境，也忘记黎明即将来临，甚至忘记了已告别书本多年。这种追忆是自足的，最初的冲动可能来源于书本，但随着思想的深入，书本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的真诚与脾性的贴合。
最后两句中的“一匹白马”和“一只白蝴蝶”，可以说是黎明的光亮，也可以说是灵感之光。在一夜的冥思之后，诗人的脑子灵光一闪，找到了诗歌之魂。由此可见，这里的“一夕谈”，不是面对面的交谈，而是一种心灵上的沟通。
显然，《与诗人勃莱一夕谈》与勃莱的名作《菊》是“互文”之作：
1
今夜我奔驰在月光下
深夜才跨上鞍
马自己找路穿过荒芜的耕地
漆黑的影子引导着它
2
离院子一里路马就直立起来
它太高兴。漫无目的地
穿越田野，无所事事，真叫人舒服
肉体活着，就像一株花草
3
从淡色的道路上归来
晾着的衣服多么安静
当我走进书房，门边
白色的菊花在月光下
这首诗也写了夜晚、月光、野外、草地等，也给出了一个安静的环境。通过两首诗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异国诗人之间是如何相互交流和影响的。
如果说王寅受到勃莱的影响，那么勃莱这首《菊》，则是受到了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的影响，《菊》一诗的副标题就是“为爱菊的陶渊明所作”。
柏桦在《旁观与亲历》中这样论及王寅与勃莱的关系：“《菊——为爱菊的陶渊明所作》借菊花之意象，把勃莱和陶渊明联系在了一起，颇似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诗友语调，它呈现了叙述者与倾听者之间的特殊关系，或是深厚情意，或是文化和思想上的相通态度。同样的，王寅的这首诗也启动了这种语调，他将勃莱看作是自己的诗友，诗题中的‘一夕谈’和诗文中的‘很久没有想起你了’，这样的字眼已经清楚地传达了这种关系。所以，我们首先可以把这诗看作是一种自我认同，即勃莱追求的那种道家隐逸精神也为王寅所接受和认可。再次，王寅的这首诗显然重新复活了勃莱诗文的意境，我们注意到在这两首诗中有许多共同的意象，比如‘夜’、‘马’、‘草’、‘书’以及颜色‘白’。夜中驰马，并于暗中见到白色，这是一种何等不同凡响的飘逸和灵动的启悟境界。”
这种中外诗人跨越时空的“交流”，使优秀的诗歌走出了国界，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在这里面，已经不存在谁影响谁的问题，而是谁更懂得开发和利用传统的宝藏的问题。
三
王寅和陈东东是大学同班同学，而且住一个寝室的上下铺。这让我想起了一首流行多年的校园民谣《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我想，仅仅因为这所学校（上海师范大学）出了陈东东和王寅，它就应该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新时期诗歌的一个重镇。更何况这所大学还向诗坛贡献了陆忆敏等优秀的诗人。更令我惊讶的是，王寅竟然影响过陈东东的写作，而且两人的诗歌风格差别很大，却一直“相安无事”。
关于王寅与陈东东最初的交往，陈东东在《它们只是诗歌，现代汉语的诗歌》中回忆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诗人了。我刚开始写诗时受到的影响都来自他，来自他抄录在一个红色塑料封皮的笔记本里的聂鲁达、泰戈尔、艾青、维尔哈伦、蒙塔莱、庞德、阿莱桑德雷和艾吕亚。我也是从那本本子上第一次读到北岛、江河、舒婷和顾城的。我几乎照单全抄了他那本笔记本里的翻译诗。后来，在另几本笔记本里，则汇集了我和他从各种新老期刊和书籍里抄来的我们认为值得抄录的翻译诗。这种来自王寅的抄诗方式最终成了我读诗的方式。好像这也是不少当代诗人共同的方式……除了交换抄来的翻译诗，我和王寅在一起做的更重要和更有意思的事情是交换各自新写的诗作，谈论甚至在一起修改它们。这使我获益匪浅……”
一段时间以后，王寅与陈东东有了新的同伴——陆忆敏和成茂朝，后者和王寅同一个班。大学二年级时，四个人开始办诗歌民刊，刊名很奇怪，第一期叫《作品1号》，第二期叫《作品2号》，依此类推，一直出到《作品20号》大学毕业。这个用最原始的油印机印刷出来的民刊每期只印三十多本，所用纸张从上海徐家汇一家小店里以两毛钱一斤的价格买来。有一次，陈东东还和王寅到学校印刷厂偷了一大摞纸，然后用自行车把它们运到陆忆敏家藏起来。说到此事，陈东东幽默地说：“那感觉，有点像是在办《挺进报》。”
别小瞧这个只油印三十多份的小刊物，后来成为名作的王寅的作品《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与诗人勃莱一夕谈》、《朗诵》，陆忆敏的作品《我在街上轻声叫嚷出一个诗句》、《美国妇女杂志》和陈东东的《诗篇》、《语言》、《远离》等，都是在上面首发的。在那两年中，这个油印的诗歌民刊上还先后刊发过贝岭、苏童、韩东、严力、孙甘露等人的诗歌作品。（详见《它们只是诗歌，现代汉语的诗歌》）
四
人们普遍欣赏那些以小见大、结构精致、讲究技巧的短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王寅的诗歌却让我们看到了一块银币的反面，它随意、率性、“以小见小”，不大讲究技艺上的繁文缛节——这或许是更高妙的技艺？《朗诵》是“以小见小”的代表：
我不是一个可以把诗篇朗诵得
使每一个人掉泪的人
但我能够用我的话
感动我周围的蓝色墙壁
我走上舞台的时候，听众是
黑色的鸟，翅膀就垫在
打开了的红皮笔记本和手帕上
这我每天早晨都看见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冬天仍然爱一个诗人
这首诗只有十行，语言平和，内容也不突兀，没有大话和套话，如同朋友在身边淡淡低语。但因为语音真诚，我们被打动了。我相信这首诗是直接从心里流出来的，无需经过柔肠百结的“情感酝酿”。因此，我们得到了阅读的快感和心理上的惊喜：一首好诗也可以写得如此自在！诗歌的最后两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冬天仍然爱一个诗人”，我相信所有诗人读了之后会心潮起伏，感慨万分。它触及了一个群体中每一个人的内心隐秘，并反证一个时代的辉煌与没落。我曾经在很多次讲座中引用并朗诵了这首诗，每一次都换来很多掌声，看来，只要真诚，一首诗的现场感和“煽情作用”，不会比一次优秀的演讲更少。
关于王寅的诗，梁晓明认为，有一个冷静的身影和一副沉稳的眼光在王寅作品的旁边，“旁观者”的描述和态度使得王寅的诗歌显得超然而迷人。而林贤治则认为，王寅把里尔克式的沉思、卡夫卡式的荒诞、萨克斯式的孤独，在一致的命运中结合起来，构建自己的主题和形式。生存的不安全感这类“世界性主题”在此前近百年的中国新诗中从未有过，所以是开拓性的。也许，林贤治读到了王寅的另一首短诗《闯入者》，这首意在言外的小诗，揭示了小人物生活中的“不安全感”，是王寅对于诗坛的一个贡献。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类似的诗意在“第三代诗人”中并不鲜见，周伦佑、孟浪、欧阳江河等诗人的作品都有所涉及，只不过王寅表达得较为含蓄，而周伦佑等人则相对激愤一些。
在对王寅的评价中，“打分”最高的应属《齐人物论》的作者庄周，他认为王寅是一个“大诗人”，王寅的作品“多是以倾诉式的戏剧独白，语言极富张力。漫不经心的家常语和凡人琐事，鲜活的感觉辅以高超的意象转换。隐逸表象下的自主人格，以及似有若无却更本真的象征旨归，显示了诗艺臻于无技巧的素朴境界……他的诗歌把现代汉语的表现力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庄周说中了王寅诗歌的特点，特别是关于王寅诗歌中“戏剧性独白”的发现，是很多批评家所没有注意到的。事实上，在某些时候，一本正经的王寅还会一脸狡黠，感兴趣的读者不妨读读他的《英国人》，包管你莞尔一笑。
2003年元月初，浙江诗人梁晓明从网上发来消息，说王寅准备近期到桂林看看，让我接待一下。但我等到2月中旬，也没见他的影子。我想，我是过于急切地想会会这个“海上诗群”的“代表人物”了，尽管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想象中的王寅个头不高，偏瘦，不喜欢穿西装。这样的印象当然来自于他那些短小精辟的作品。后来我才知道自己对王寅的想象出现了多么大的偏差。梁晓明告诉我，王寅身高1.78米，风度翩翩；柏桦说，王寅是他认识的诗人中最有气质的一个；诗人杨子更是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如果我们开动宣传机器，王寅也许会成为诗人中的明星，因为他的人和他的诗一样漂亮……”
前面谈及的基本上是王寅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在我看来，尽管王寅20世纪90年代以来仍坚持创作，但作品不多，而且没有贡献出像《朗诵》、《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那样反响巨大的作品。当然，不能把过错推给诗人，我们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也难辞其咎。在写下上面这些文字的时候，我随后翻开2003年某期《书城》杂志，读到了王寅的诗作《我敬仰作于暮年的诗篇》，一个相对陌生的影子在眼前游动：
我敬仰作于暮年的诗篇
我崇拜黑暗的力量
我热爱那些随风而去的灵魂
和英雄们罪恶的呼吸
等待受戮的皮肤变白了
没有什么能阻挡记忆
正如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明镜陪伴的余生
每天告别一项内容
飞逝的季节，归途的神经
把老年人培养成温顺的孩子
和上帝一起独自飞翔
暮年，最后的日子
昂贵秋天中的一块丝绢
疾风改变了无香的芬芳
也改变了悲剧的方向
我从中看到了平淡、慨叹与对生活看似和解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妥协。这是一首真正的诗，尽管它有些疲倦。生活太沉重了，每个人都有在低谷叹息的时候，但愿这仅仅是诗歌中的表达而不是诗人的人生写照。
在我的心目中，天才的王寅是不会停止歌唱的，他曾经写下了誓言般的词句：“是歌唱的时候了／是抛下铁锚的时候了／是举起右手的时候了／我已不能缺席”（《我已看见了上帝》）。然而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听到王寅的声音。20世纪90年代，上海的“第三代诗人”，除了陈东东在刊物上露面较多，其他——宋琳、孟浪、王小龙、陆忆敏、王寅——出国的出国，停笔的停笔，或者写了作品也不发表，“该出手时不出手”。我对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先锋们的整体沉默遗憾不已。而供职于《南方周末》上海记者站的王寅，虽然仍然是诗歌圈子中最受尊重的人物之一，但他更多的是另一种面目出现：《韩剧砸了台湾艺人饭碗？》、《中国电影，自己玩着乐？》、《许鞍华：电影不是唯一表达方式》……观点新颖，文采斐然，但这个时期的王寅已经不是诗人王寅而是记者王寅。平心而论，作为记者的王寅在媒体圈内仍然堪称独树一帜，我还是想说：十个记者王寅也比不上一个诗人王寅。
一个有心人一直关注着王寅。——我说的是著名学者、出版家林贤治。那是在2004年，我将一本刊载有包括王寅在内的多个诗人印象性短文的民刊《扬子鳄》寄给林贤治，一个星期之后，林贤治收到民刊，我们在电话中聊了十余分钟，其中林贤治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你对王寅的评价显得低了，他和多多都很优秀。接着我们又谈起了多多、周伦佑和孟浪，彼此都对他们有好感。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林贤治正在酝酿替王寅出版诗集。2005年1月，花城出版社以“忍冬花诗丛”的名义推出了《王寅诗选》和《多多诗选》，这是王寅创作二十余年来第一部正规出版的诗选。在随后几年里，林贤治又策划出版了周伦佑、陈建华、杜涯、郑小琼等人的诗集。
《王寅诗选》的出版，使我得以较为系统地阅读到王寅的作品。读完后，我感到震惊，其新作质量之高，已超过他20世纪80年代的那些代表作。比如《直呼其名吧，泪水》：
直呼其名吧，泪水
直截了当的呼唤，不会使泪水
夺眶而出
别害怕说出，这生活早已让我
无动于衷，痛苦早已习以为常
害怕不会消除积存已久的心事
害怕不会使青春在穷街陋巷疲于奔命
害怕如同生活不是职责
但却时时存在
直呼我隐藏已久的一面吧
阳台面对无树的街道
书上满是露水
让我在辞世之前
继续在穷街陋巷疲于奔命
直呼其名吧，春天，为了这不死的季节
流亡，直呼其名吧，流亡已成命运
内心的放逐和躯体的流亡融为一体
和悲伤的时间作最后的吻别
这首诗被置于《王寅诗选》的开篇，可见作者对它的珍视。如同诗歌所写，曾经，生活将我们打磨得圆滑光亮，对很多事物失去了关心和耐心，因为害怕，因为有心事，所以对痛苦习以为常。但最卑微者也会成为最有勇气的人，诗人在承受了这一切之后，深刻地意识到，“流亡已成命运，内心的放逐和躯体的流亡融为一体”，不可分离。于是他挺身而出，正视现实，对痛苦、折磨与泪水“直截了当”地“直呼其名”。
诗歌激愤而自省，激情洋溢，呈现出一种担当气质。虽然表现手法和《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截然不同，但其中的坚决和无畏却一脉相承。
相比之下，王寅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末、直到新世纪才发表的短诗《情人》却展现了诗人难得一见的柔情：
我们到海上了，亲爱的
岸上的灯火已经熄灭
海马的笛声婉转悠扬
我们到海上了
我打开你的盒子
把你撒下去
小块的你
比粉末更慢更慢地
在水面上斜斜地落下去
我把你全都撒下去了
你使海水微微发红
你使海洋平静了
如同你活着时
午夜的雪降落在
展开的手上
我把天空给你了
把海洋也给你了
都给你了都给你了
我把装你的盒子
藏入怀中
我把我装入你的盒中
我在你的梦里了
诗歌写的是“我”把情人的骨灰撒到海里的过程，并由这一过程产生一种倾诉与想象。王寅把撒骨灰的细节描述得缓慢而细腻，这种缓慢，与当事人痛苦的心情相一致；这种细腻，则是诗歌技巧的需要。
越痛苦的时候就越节制，就能在最大程度上感染读者的心情。当我从《星星》2008年第4期读到这首诗时，禁不住长叹几声，不仅因为诗中刻骨铭心的温情，还为王寅的笔力。有了《直呼其名吧，泪水》、《情人》这样的作品，王寅在新世纪前十年可以称得上“丰收”了，加上20世纪80年代的那批力作，王寅作为诗人的形象就开始厚重和丰富，不仅仅是一个天才诗人，还是一个具有普通人的亲和力的诗人。
五
张宇光在《诗人王寅》中曾这样写道：“在俗称的‘第三代诗人’中，王寅属于‘沉默者’——成名后即归于沉寂，再没有制造过什么‘诗歌事件’，也没有发表过什么‘诗歌宣言’。在闲谈中，他从未提及这些，仿佛那一切都与他无关。”而作为有二十年友谊的好友，王寅和张宇光真正与诗有关的交谈，竟然只有四句。一次是张宇光在电话里问王寅是否还在写诗，王寅回答：“写呀！”另一次是两人在寺院里喝茶，王寅说他每年写诗的时间只有两三周，写完就丢到一边，甚至忘了。
也许正因为如此，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王寅一度被人们忽略甚至遗忘，现在看来，这种忽略和遗忘恰好表现出当今社会的冷漠与功利，人们已经没有耐心等待那些精心打磨的艺术品，他们更注重喧嚣和热闹，“赶场子”。
即使王寅新世纪以来没有写出《直呼其名吧，泪水》这样的作品——更何况他写出了——他仍然值得尊敬。文坛永远不缺乏这样的现象：某些曾经“著名”过的诗人，因为在创作上没有突破，写不出作品，又怕被读者遗忘，便用上了文学之外的因素，丢了“架子”，改了以往的冷漠，或上网，或电话，或书信，或托人写评论，四处找朋友，称兄道弟。“找呀找，找呀找，找到一个朋友，敬个礼来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于是又开始热闹，好像仍然辉煌着，好像很有味道，实际上把锅盖一揭，仍然是二十年前那道剩菜。因此，每当我看到初入文坛者写文章说谁谁谁“和蔼可亲，没有名家的架子”，心里就忍不住好笑：他还有摆架子的勇气吗？对于你的采访他求之不得呢！这样的状况下，耐得住寂寞而冷眼观潮者值得尊敬。是啊，我们曾经“红火”过，也得有容许别人“红火”的雅量。王寅无疑是有雅量的诗人，20世纪90年代，他的作品大幅度减少，身上的光环也今不如昔，百晓生在《诗坛英雄座次排行榜》中说王寅“不会打家劫舍，又不懂风花雪月，渐隐于无形”，他仍淡然处之，不以为意。“打家劫舍”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混子干的事，“风花雪月”是小资们的喜好，一个真正的诗人不会为这类面上的东西迷惑，不会为了虚名与俗众勾肩搭背、“打成一片”。
尽管近几年王寅重新回到人们的眼前，但我们仍然可以将他列入“隐逸者”的行列。——他一直在场，而在各种争吵论辩中，我们看不到他的身影，他只是悄悄地写，偶尔抛出几首，真正关心他的创作的朋友于是知道了他的坚持。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大写的人不是为“声望”、“名利”活着的，而是为或隐或现的知己存在。有人说“王寅陆忆敏的隐逸既是对诗歌的虔敬，又是对诗坛的厌恶和对诗歌权力机制的藐视”，很有道理。
其实，即使排除这些因素，王寅“渐隐于无形”本身也是一种正常现象，它体现了一个诗人发自内心的坚定不移的自信。对于一个曾经成熟的诗人来说，自信太重要了，有了它，即使在“冬天”，有心的读者“仍然爱一个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