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用泥巴创造了陶罐，它像人的部分躯干：会因欢乐、悲伤或惊叫而松开或收拢肌肤。在火的手掌之中，成为容纳得下大河的胃口。
一个人用泥巴创造了楔形文字，我们至今最容易辨认的，也只是：“泥巴”。
泥巴成为农业国家的象征。在清代，徐州大风早已停息，但汉高祖故乡的五色土，年年要向朝廷供奉，以做贡物、祭品。我们在案头清供水仙蜡梅自娱，而多年以前，皇帝匍匐天坛，抬眼望到金瓯里的彩色泥巴，会想起什么？这是一个国家向冥冥所能献出的一切——作为大地和大地上国家最为准确的概括。
泥巴是国家生长在体外的心脏。而航海的人，从碧绿的玻璃瓶拿出一块泥巴时，他就有了证据：把自己和乌贼以及玳瑁区别开来。
生命中的泥巴，哪怕多年以来没有水的滋润，早已干如草芥，但在这泥巴中还总能发现神圣手迹：我童年生活的模糊苍茫。现在我们都一尘不染，干净得要死。
——题记
巴黎公社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公社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高唱《国际歌》的地方。我曾有一张有关巴黎公社的彩色画片，那年头，彩色印刷品稀少，除了领袖像，大都黑黑白白。在画片上，我用铅笔打上方格（像邻居美工所做的那样），小心翼翼地临摹着：社员们太多了，以致我失去耐心和内心。尽管那时中国，是一个制锁匠人的天下，但还是有那么几个洋人，确确实实进到我们居室。七十年代的中国乡村政治。有几年暑假，我都在我父亲的朋友那里——虎丘山下那个公社——每天晚上都喝稀饭，蚊子飞过粥碗之际，留下酱汁般的鹤影。一表三千里，我喊他表叔。表叔的住宅，屋后河流，房前是个打谷场。夜晚，纳凉的人在这里呼吸着空气中星星的凉水。记得走过桥去，是一片墓地，堆满了集体干草。集体干草之所以堆在墓地，也是防偷防盗的办法，比治保主任和民兵连长还要管用。在公社的夜晚，有一种敬天地畏鬼神的气氛。
我从没在夜晚走过桥去。我也没在夜晚去过河边：村里的妇女都在那里洗澡。拔节吧。抽穗吧。灌浆吧。洗净身体，但好像永远擦不去脚板底下的泥巴。她们又赤脚从打谷场上走过。一只硕大无朋的粉绿蛾子，在湿漉漉的头顶上飞，飞呵飞，它的翅膀像梧桐叶。一只生在七十年代的昆虫，也会关注田头突然响起的高音喇叭：
“社员同志们注意，毛主席教导我们，‘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现在，我把明天的天气情况预报一下……”
白天，我和公社里的孩子在墓地里玩，身上涂满泥巴，爬上草垛，让太阳暴晒。现在想来那些涂满泥巴的女孩，真如一长溜摆满货架而没有被打破的瓦罐。
泥巴在阳光里渐干渐硬，我们打赌，看谁先把臂腕上的泥巴刮光，其实是剥，剥自己的皮。我觉得疼，几乎要叫出声来。我们这些大地上的小孩，在意识深处，总想丢下泥巴，升往高处。
无云的高处，泥巴仿佛一架梯子，当我们由此登上的时候，它就落在了公社墙头。
看着垂垂老矣的祖母，我想起与她的两次外出经历。我与祖母有过两次外出经历，都是到铺镇那个地方。她的女儿女婿——我的姑母姑父，在隐蔽于铺镇的军工厂工作。那座厂三面高墙，还有一面临水，不急的流水，据说为汉水支流。我像一颗被钉住的骰子，永远三点：一点在家中，一点在厂区，一点在镇上小学。我“三点式”的铺镇生活，于是，我被三种语言领进糕饼店。家里：苏州话的云片糕；厂区：普通话的煎饼；而在学校，我不得不吞下铺镇方言，一些或冷或热的油馍。
方言是最初的泥巴，像婴儿身上胎记。但铺镇方言对我而言，却是石块。一些石块。若有若无的，我受到另一种方言伤害：为与同学融洽，我操起他们的话来了；课间，我与另一位苏州同学用苏白交谈，他们就在一旁笑，一旁跳，并学鸭子“呱呱”叫。他们把我们喊作“鸭子”——针对我们的方言发音。现在我以为他们抓住了特点。
我想方言是会引起战争的，小范围内就是打架。这是为泥巴的战争。在铺镇小学里我使用苏白，就像收复失地。
外地生活产生“遍插茱萸少一人”的异客，异客无非是到了目的地的旅行者。旅行：一种丢失泥巴的行为。而类似旅行的写作——就是在不断找回最初的泥巴。方言形成思维，是到罗马最近的道路。没有方言的城市，必定是被制造出来的城市，像这个铺镇上的军工厂终于制造出一架军用运输机。
那天，我们都爬到厂区楼顶看它试飞：它挺着一个黄色的大肚皮，像从厂门口走过来的穿着旧军装的书记。
再回到刚才话题，其实也是老话题：地方性是民族性的保证，方言思维又是地方性的证据。仿佛航海的人，从碧绿的玻璃瓶拿出一块泥巴。也就是说，在地球村里，每个国家都是一句方言而已。都泥巴大的一块。政治，外交，和我在铺镇小学里所干的差不多。
我想起，不，应该说还记得另一次旅行。母亲抱我在膝，剥橘子吃。这也是我们母子迄今为止的唯一一次同在旅途。一只蜘蛛降落到母亲肩头，外祖父朝它喷口烟，云里雾里，蜘蛛高高在上地逃亡了。
蜗牛背着房子四处为家，而蜘蛛是扛着梯子的建筑工人，在这个世界的上面走动。
秋风，使他们的肉酱紫了。船舱外，纤夫们光着脊梁。这也是我迄今为止的唯一一次见到纤夫。我现在已不记得他们是拉着我们的坐船呢，还是其他船只？到了黎里镇上，已是晚霞鸭血。其实这不是我母亲故乡，即也不是我外祖父故乡，是我外祖父最后的工作地。外祖父渡过黄河之后，是一位地方越迁越小的邮政官。
头天晚上，我就发烧、腹泻、满布红斑。怕是水土不服。对我而言，是不服气这里的水土。反正我是结结实实哭闹一夜。一大早，外祖父就去请医生，母亲把我抱到门外，对着河水说：“让我儿子身上的不适掉到河里淹死吧。”
母亲常常会异想天开。现在也是如此。我觉得我的想象力，很大部分来自于母系社会。甚至影响到她的孙子。有一次，我儿子对他母亲说：“把你的心事统统扔到河里去，淹死它！”惊人的相像，并没有谁对他说过类似的话。我记得外祖父的屋前有座石塔，是经幢吧。孩子们折了纸飞机，看谁能掷过塔顶。就是经幢，但乡人们都叫它石塔。
掷过去，白色的一撇；掉下来，白色的一捺。处处有笔划，人呵，识字了。
黎里镇上的医生所开之药，迟迟不见效。外祖母说：“找苏州的土吧。”外祖母就把母亲的布鞋脱去，拔下银簪，先刮掉鞋底上她以为的黎里本地泥巴，接着，凑近一只空碗，精雕细琢般地往里刮她以为的苏州泥巴。刮得轻手轻脚，像是在擦，擦一根受潮的火柴。然后煎汤让我喝下。
习俗是民族文化的识字课本，也是对这个民族的心理暗示。对我这个孩子而言……我已忘记是不是产生效果。那一年，我三岁。而现在的我，早已相信，还可能深信：泥巴是我们的药。起码许多草药是从泥巴里长出来的。
（当初，我只是想写三个有关泥巴的片断，唯一安排的是把童年作其背景，因为泥巴使我能够返回，返回到地平线上大家的生活。后来，修改这篇松散的习作时我突然发现，它每一段在说一件事：
第一段，“涂抹在身上的具体的泥巴”。
第二段，“作为对方言一个不确切比喻的抽象的泥巴”。
第三段，“介于这两者之间或曰具体转换为抽象或曰物质变化为精神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的泥巴”。
无意之中，居然分出层次，也很完整——这一块“三位一体”的泥巴；这一块概括三块泥巴的泥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