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饮食习惯像一个国家的文学习惯，是很难理解的。美国人喜欢的《红字》作者霍桑，只是个二流作家，情节上矫揉造作，漏洞多得像漏勺，美国人就是喜欢霍桑。爱伦·坡当然是天才，美国人并不喜欢他，与其说是不喜欢，还不如说是不信任。因为爱伦·坡的作品中没有霍桑的本土关怀，更多的是异国风情。（老车注：对，就像我在北京街头见到西餐馆这类的异国风情，总是缺乏信任感）
毛姆这么说。
饮食习惯中的很大部分划给了本土关怀，毛泽东身在怀仁堂，放眼的还是辣子和红烧肉。他在陕北多年，并没有爱上酸菜和油馍；他在北京这么多年，也没有爱上豆汁和驴打滚。
驴打滚，一种北京小吃。
本土关怀，作为饮食习惯中的世界观与地方性，是极其狭窄的，酸菜和油馍，豆汁和驴打滚，对毛泽东而言，就是异国风情了。而欧洲人为了表达他们文化的开放性，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在饭店里喝汤，也坚持要用筷子。对异国风情的迷恋或者爱好，或许是优越感的曲折表现。
罗兰·巴特说：
“筷子在他们手里是飞翔的翅膀，到了欧洲人手里，无疑是拐杖，凄凉的是——还是双拐。但我宁愿拄它，比起刀啊叉啊这种屠杀的感觉，还是好。”
一个国家的文学习惯像一个人的饮食习惯，毛姆这么说。
（在散文里）毛姆说得很好，他本人的小说却不怎么样。他迫于压力或者是为自己辩白，他开始和多数人一起抬举契诃夫。我也是喜欢契诃夫的，我认为短篇小说在契诃夫之后，只有短篇，而没有小说了。现在多数人一起抬举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我也是喜欢博尔赫斯的，但我还是更同意纳博科夫那句话：“博尔赫斯——南美的一个小品文作家。”在纳博科夫那里，或许是轻视；而在我看来，真是独具慧眼，其中有纳博科夫对异国风情的拒绝，所以他长得也像一块红烧肉。
我准备写一篇有关扁豆的小品文，不料写到文学。我在准备扁豆素材的时候，突然想起契诃夫有个小说，他写他看到十几个中国人在一起吃扁豆，有一个人一定要把扁豆横着夹起后，才吃。像一艘船嘟嘟嘟地开进嘴里。
我不知道扁豆在扁豆学中如何划分，我只根据我的眼睛来区别扁豆。
紫色的，我叫紫扁豆。绿色的，我叫绿扁豆。粉色的，我叫粉扁豆。青色的，我叫青扁豆。红色的，我叫红扁豆。我有时候会把青扁豆和绿扁豆搞混。我从来没有把紫扁豆和红扁豆搞混过。白色的，我叫白扁豆。黑色的，我叫黑扁豆。
我喜欢紫扁豆。
叶子落下，黑扁豆爬满粉墙，“愿爱与慈悲／阖上它双眼”（乔伊斯《咏扁豆》）。乔伊斯不能用它来煮扁豆汤了。
我不论清炒扁豆还是红烧扁豆，都要放姜，一放放不少，否则我会觉得腥气（在蔬菜之中我觉得扁豆是最接近鸡鸭鱼蛋的植物，还有茄子，还有鱼腥草……），这是我吃扁豆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