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英国的穷人一定觉得生活不可能变得更加糟糕的时候，生活就是变得更加糟糕了，这一打击的原因是1834年提议并严格实施新的济贫法。救济贫民始终是个很敏感的问题，令许多富裕的维多利亚时代人感到不安的，不是穷人的悲惨处境，而是那笔费用。自伊丽莎白时代以来一直有济贫法，但实施的方法由每个教区自己来定。有的教区比较宽厚，而有的很卑鄙，据说把病人和产妇抬到别的教区，那样他们就成了另一个辖区的责任。非法生育是一件令官方特别头痛的事，地方当局几乎是全力以赴地确保违法乱纪的人双方都受到应有惩罚，让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这里有个典型的例子，17世纪的最初10年末，兰开郡有一家法院做出了这样一个判决：
赖廷顿的老处女简·索特伍思发誓，法泽克利的农夫理查德·加斯坦格是她私生女儿艾丽斯的父亲。艾丽斯应由简照管两年，如果不必行乞的话，然后由理查德负责照管到12岁。他应给简一头奶牛和6先令现金，男女双方今天在奥梅斯柯克以鞭笞责罚。
到19世纪初，济贫问题已经成为国家危机，拿破仑战争的费用严重地消耗了国库里的资金。和平的来临只是使事态变得更加糟糕，大约30万陆、海军士兵回归平民生活，开始在一个已经不景气的经济环境中找工作。
大家几乎一致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济贫院体系，并按同一国家标准来进行统一的管理。一个以埃德温·查德威克为书记的委员会极其认真地考虑了那个问题（这是那个时代的办事风格，也是查德威克的办事风格），最终提出一个长达13卷的报告。有一点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新的济贫院应该办得越糟越好，这样才对穷人没有吸引力。有一位提供证据的委员讲了一个故事来告诫大家，这个故事表明了当时普遍的看法，因此值得全文摘抄如下：
我记得有一户姓温特尔的人家，有丈夫、妻子和5个孩子。大约两年以前，父亲、母亲和两个孩子病得很厉害，家里陷入困境，不得不变卖自己仅有的一点儿家具来维持生计。他们住在我们这个教区。我们听说他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我就去提供救济。然而，他们坚决拒绝帮助。我把这件事报告了教会执事，他决定陪同我去，我们两个人一起敦促这家人需要接受救济。但他们依然拒绝，我们无法说服他们接受我们的建议。然而，我们觉得这件事挺有意思，就用小口袋装了4先令钱连同一封信送了去，说要是他们的病不见好，希望他们再提出申请。他们就照这个办法做了。从当时到现在（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两年多），我认为，我们的登记簿上每隔3个星期就会出现一次他们的名字，虽然那户人家很少有人生病或根本没有人生病。就这样，我们实际上破坏了他们以前的勤劳习惯。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尝到教区救济的甜头以后经常就是这般结果，10户人家中倒有9户是这个模样。
委员们在报告中一本正经地斥责了那些“把教区的救援看成是他们的特权，理所当然地要求这种救援”的人。委员们认为，济贫已经做得如此宽宏大量，“贫民误以为事情对自己很有利，政府已经着手废除普通的自然法则；规定父母不得虐待孩子，丈夫不得虐待妻子，或妻子不得虐待丈夫；人人都应享有舒适的生活条件，无论他怎么懒惰，怎么挥霍，或怎么邪恶”。报告以近乎患了狂想症似的热情接着认为，穷工人很可能故意要“对教区进行报复”，所以娶老婆、生孩子，“使得当地的人口严重过剩，把用来维持他和所有其他劳工的教区资金渐渐消耗殆尽”。毕竟，他采用这么一种计谋不会有任何损失，因为他可以让孩子们在家里干活，这“对父母来说是个收入来源，如果生意好的话，如果生意不好，反正孩子们由教区养着”。
为了确保懒惰的穷人始终受到惩罚，新的贫民救济院办得极其严格，没有半点欢乐。丈夫与妻子分开，子女与父母分开。在有的贫民救济院，居民要穿囚衣似的制服，伙食有意搞得糟糕透顶。（“没有任何理由，要求这里的伙食好于或等于本地区劳动阶级普通的生活标准。”委员们规定说。）在餐厅里以及在干活时禁止互相交谈，一切想要开心的希望都被无情地扑灭了。
为了得到膳宿，救济院的居民们每天要干几个小时活，通常是理麻絮。麻絮就是旧绳子，上面涂着一层厚厚的柏油，用于填充船舶裂缝。理麻絮就是把绳子解开，以便再利用。这是一件讨厌的苦活儿，硬邦邦的纤维有可能割破手，而且速度特别慢。在伦敦东区的波普勒救济院，男性居民每天要理出5磅半麻絮，这个指标比下达给监狱犯人的指标高出将近一倍。对于那些没有完成指标的人，伙食就只有面包和水，到1873年，波普勒救济院的居民靠不足量的口粮度日。在汉普郡的安多弗尔救济院，居民们干的活是把骨头碾碎了用作肥料，据说他们由于常年挨饿，不得不靠从骨头里吸取骨髓来充饥。
医疗服务各地几乎都很匮乏，不大愿意提供。为了减少开支，救济院的病人做手术时通常不施行麻醉。疾病容易传染。两种结核病——对骨头、肌肉和皮肤造成危害的肺结核（又称痨病）和淋巴结核病——特别普遍，斑疹伤寒经常令人担心。由于孩子们身体一般比较虚弱，如今的小恙在当时是毁灭性的。在19世纪，导致儿童死亡的最主要的疾病是麻疹。百日咳和哮喘也夺去了成千上万条小生命，而空气混浊、拥挤不堪的救济院是最容易传播这类疾病的场所。
有的济贫院条件如此之糟糕，本身就是疾病的滋生地。有一种不大明确的慢性病——现在被认为是个多种皮肤感染的综合征——被简单地称作“疥疮”。几乎可以肯定，这种病是缺少卫生条件引起的，糟糕的伙食也是原因之一。由于营养不良，卫生条件差，蛲虫、绦虫和其他爬虫几乎到处都有。曼彻斯特有一家专利药品制造公司生产出了一种泻剂，说保证能把肠道里的每个不受欢迎的寄生虫驱逐出境，你可以绝对信赖，也许只是发力有点太猛。有一位用户自豪地作证，他排出来了300条蛔虫，“有的粗得出奇”。然而，对于住在济贫院里的人来说，这样的重获新生只不过是个梦想。
癣菌病和别的真菌感染也很流行，虱子是个经常性的问题。有一种解决办法是把床单泡在氯化汞和漂白粉溶液里。经过这样处理的床单是有毒的，不仅对虱子来说是这样，对睡在里面的倒霉蛋也是如此，刚进济贫院的居民还常常被粗暴地消毒。在英格兰中部的一家济贫院，有个名叫亨利·卡特赖特的男孩子被认为臭不可闻，女总管下令把他推进硫化钾溶液里，试图除掉他的体臭。她除掉的却是那个可怜的男孩子，等到把他拖出来时，他已经窒息而死。当局对这样的虐待事件也不是完全不管，在埃塞克斯郡布伦特沃德，当一个名叫伊丽莎白·吉莱斯皮的护理员把一个女孩子推下楼梯死亡以后，她受到了审判，并被判处5年徒刑。即使如此，肉体虐待和性虐待比比皆是，尤其是对小孩子。
实际上，济贫院只能收容那么多人，任何一次收容的数量不超过英国贫民人数的1/5。该国的其余贫民要依靠“户外救济”——用于帮助支付房租和食品的小额钱款——来维持生存。领取这种救济金有时候几乎难以置信的困难。C. S. 皮尔讲了这么个例子：肯特有一名失业的羊倌—— 一个老实而又勤劳的人，失业也不是他自己的过失——他被要求每天走来回26英里路程，为他自己、老婆和5个孩子领取1先令6便士救济金。那名羊倌每天疲惫不堪地走呀走，走了9个星期，最后因体弱和饥饿倒下了。伦敦有个名叫安妮·卡普兰的妇女，丈夫死后留下6个孩子要她抚养。人家告诉她，她靠这点微薄的收入养不起这6个孩子，让她自己挑定两个送孤儿院，卡普兰拒绝了。“6个孩子挨饿，4个孩子照样挨饿，”她说，“一块面包4个孩子吃，6个孩子照样吃……我哪个也不送走。”当局请她重新考虑，但她不愿意，于是他们什么也不给她。她和她的孩子们后来情况怎么样，就不得而知了。
对穷人的困境深表同情的少数人之一，也是个最不大可能会这么做的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42年刚满21岁时来到英国，帮助他父亲经营在曼彻斯特的纺织厂。那家工厂名叫“厄门和恩格斯公司”，制造缝纫用线。年轻的恩格斯是个听话的儿子，比较勤奋的商人，后来他成了一名合伙人。但是，他还花了大量时间来挪用厂里的资金，虽数量不多，却持续不断地支持他在伦敦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卡尔·马克思。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耐心支持几乎是个奇迹，在1851年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马克思接受了《纽约先驱日报》的工作，担任该报的外国记者。即使那样，那个收入也不够维持日常生活所需。一面管理工厂，一面支持马克思，恩格斯真的开始对曼彻斯特贫民的困境产生了兴趣。在描述维多利亚时代贫民窟的生活时，谁也不像他那样动情。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他描写人们生活在“无穷无尽的污物和臭气里”，“垃圾、废品和令人作呕的污物堆积如山”。他讲述了一名妇女的例子：她的两个儿子冻得受不了，快要饿死，便去偷食物，结果被当场捉住。警察把这两个孩子送回家时，看到那位妈妈和另外6个孩子“就蜷缩在一间小小的后屋里。里面只有两张椅子，坐垫已经不见，上面铺着灯芯草。有一张断了两条腿的小桌子，还有一个破杯子和一个小碟子。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家具。炉子里几乎没有一点火星，有个角落里堆放着许多破布，大概可以装满妇女的一个围裙，这就是全家人睡的床”。
在其他地方，贫民的状况开始引起重视。19世纪60年代，记者中间兴起了一股风，他们化装成流浪汉混进临时济贫院，即我们今天所谓的收容所，调查和报道里面的情况，便于读者既可以不离开舒适的家庭生活，又可以安全而又毛骨悚然地从这些报道间接经历那些可怕的状况。读者们了解到，兰贝思济贫院的居民们被要求脱光衣服，踏进肮脏的浴缸里，“水的颜色像淡淡的羊肉汤”，里面都是前面洗澡的人留下的皮屑和污物。对面是阴森森的宿舍，男人和男孩子“都光着身子”一起挤在不过货板大小的床上。“小孩躺在大人的怀里，大人蜷缩在一起。没有火炉，没有灯光，也没有人管理，体弱的、力气小的人完全听凭力气大的、霸道的人摆布。空气里弥漫着有害的臭味。”
新一代的施主们被这些报道所打动，开始创建一大堆组织，什么“为劳动阶级建造浴池和浴室促进委员会”啦，“抑制少年流浪协会”啦，“威斯敏斯特地区工人阶级窗边园艺促进协会”啦，甚至还有一个“拯救未犯罪青少年协会”，差不多都是希望帮助贫民不酗酒或不再酗酒，保持或者变得像基督徒，勤劳，讲卫生，守法，做有责任心的父母，以及具有其他美德。还有的人努力为穷人改善住房条件，美国实业家乔治·皮博迪就是最豪爽的人士之一。他1837年定居英国（你也许还记得，就是他提供了那笔紧急资金，使得美国的展品能在博览会上得以陈列），花掉了自己的大量财富来为全伦敦的贫民建造公寓楼。皮博迪为将近15000人提供了干净的、比较宽敞的套房，虽然他严厉的家长作风依然是显而易见的。居住者不得使用涂料或壁纸，不得挂窗帘或把家里搞得太个性化。结果，这些房子并不比牢房更有生气。
但是，真正的变化是当地传教工作的迅猛发展，尤其反映在有一个人的努力之中。他在帮助贫苦儿童方面所做的工作（常常不管他们愿不愿意接受帮助）超过之前的任何人，他的名字叫托马斯·巴纳多。他是个爱尔兰年轻人，19世纪60年代初来到伦敦，对身处绝境的儿童所面临的状况感到震惊，于是就创建了一个组织，正式的名称叫“全国贫困流浪儿童感化协会”，虽然人人都开始把它叫做“巴纳多医生的协会”。
巴纳多具有外来的背景。他的家人原是西班牙系犹太人，但先是移居德国，后又移居爱尔兰。到1845年托马斯出生的时候，他的家庭的宗教信仰已经转向新教中比较极端的一种。巴纳多本人深受原教旨主义的普利茅斯兄弟会的影响，因此于19世纪60年代初来到伦敦，打算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然后去中国从事传教工作。实际上，他始终没有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却开始对无家可归的男孩子（最后还对女孩子）产生了传教的兴趣。他借了钱在伦敦东区的斯特普尼开办了他的第一家感化院。
巴纳多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家，把自己所营救的孩子们在收容前和收容后的照片进行对照，开展了一场极其成功的运动。“收容前”的照片显示肮脏不堪的（几乎不穿衣服的）流浪儿是一副不开心的样子，而“收容后”的照片显示孩子们洗得干干净净，精神饱满，因基督教使自己重获新生而满脸喜悦。运动开展得极其成功，巴纳多过不多久就把兴趣朝多个方向扩展，开设医院、聋哑儿童收容所、无家可归的擦皮鞋工收容所，还有许多。斯特普尼感化院的正面挂着一条醒目的标语：“无家儿童，来者不拒。”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高尚情操，许多人因而恨巴纳多。问题是，无条件收容男孩子对1834年的《新济贫法》是一种蔑视。
雄心勃勃的巴纳多跟同为传教士的弗雷德里克·查林顿发生了冲突，查林顿是一个以伦敦东区为基地的极其富有的酿酒家族的子弟，他之所以突然从事传教工作，是因为有一天他看到一个醉汉在查林顿家开设的一家酒店外面打自己的老婆。查林顿恰好从里面出来，醉汉的老婆向他要钱给孩子们买吃的。从那时起，查林顿主张禁酒，放弃了这份遗产，开始在贫民中开展工作。他把迈尔恩德路看成是自己的地盘，因此当巴纳多打算在那里开设一家禁酒咖啡店时，查林顿感到很生气，着手想方设法地破坏他的名声。在一个名叫乔治·雷诺兹的巡回传教士（他不久以前还是个火车站搬运工）的协助之下，他到处散布谣言，说巴纳多在自己的背景问题上撒了谎，他的收容所管理不善，跟自己的房东太太睡觉，还用虚假的广告来欺骗公众。他还暗示，巴纳多的感化院成了鸡奸、酗酒、敲诈以及其他最堕落的罪恶的前哨基地。
对于巴纳多来说，遗憾的是，这里面相当大一部分的情况是符合事实的。巴纳多在某种程度上是个骗子，现在他以不得体的谎言来回击，把事情弄得更加糟糕。有人说他在诈称自己是医生，根据1858年的《医疗法》，这是个比较严重的罪行。巴纳多掏出一张某所德国大学的文凭，但几乎马上被一眼看穿，这是一份蹩脚的假文凭。而且还发现，许多他所营救的孩子们在收容前和收容后的照片是他自己伪造的，将他们弄得看上去比实际情况要贫苦得多。从许多经过策划的照片上看出，孩子们穿的衣服破得很巧妙，露出引人注目的大量皮肉。现在，许多人认为，这种手法很卑鄙，是为了迎合淫秽的情趣。连巴纳多的最忠实的支持者也觉得他忠于职守的感情有点不自然，许多人除了担心他的人品和德行之外，还担心他的大量债务。普利茅斯兄弟会的基本信条之一是节俭为本，而巴纳多为了开设更多的机构不断随心所欲地借钱。
最后，巴纳多因伪造照片和假冒医生而被判有罪，但对于所有更加严重的指控都被证明无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纳多的感化院里的生活并不比可怕的济贫院里的生活增加多少吸引力。居民们5点半钟就被叫起床，干活要一直干到晚上6点半，中间只有短暂的休息，用来吃饭、做祷告和学一点儿文化。晚上用来搞军训、上课和再做祷告。哪个男孩子要是被发现试图逃跑，就要被关禁闭。巴纳多为了弄到孩子，不仅采用招募的办法，而且使出在街头强拉的手段，美其名曰“慈善性绑架”。每年，大约有1500名这类儿童被草率地运往加拿大，以便在感化院里腾出地方来收容更多的男孩子。
到1905年去世的时候，巴纳多总共收容了25万儿童。他给组织留下了多达25万英镑的债务，一笔巨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