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法国人菲利普·阿利耶斯写了一本极有影响的书，名叫《童年世纪》，引起了令人吃惊的反响。他宣称，最早在16世纪之前，根本就没有童年这回事。有小孩，这是当然的，但在生活内容方面，他们跟大人并没有有意义的区别。“童年的概念并不存在。”他很有把握地最后说，童年实际上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项发明。
阿利耶斯不是该领域的专家，他的看法几乎完全是以间接证据为依据的，其中许多现在被认为是有点不可靠的，但他的看法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鸣。很快就有别的历史学家宣称，在现代社会之前，儿童不但不受重视，而且实际上还不大讨人喜欢。“在传统社会里，妈妈对不足两岁大的孩子的成长和幸福是漠不关心的。”爱德华·肖特在《现代家庭的形成》（1976）一书中说。原因是婴儿的死亡率很高。“你不会去喜爱一个你知道死神很快就会将其带走的婴孩。”他解释说。芭芭拉·塔奇曼在两年以后出版的畅销书《一面遥远的镜子》中几乎完全赞同这种看法。“在中世纪和现代的全部不同之处中，”她写道，“最鲜明的，相对而言，就是不喜欢孩子。”把爱投资在小孩子身上是如此危险——她用了一句奇特的话，“如此不划算”——无论在哪里，爱是不能给的，都把它看成是毫无意义地浪费精力。感情压根儿谈不上。按照她令人寒心的看法，孩子只是“一种产品”而已。“一个孩子生出来了又死了，另一个孩子会接替他的位置。”或者就像阿利耶斯自己解释的，“总的看法是，而且在很长时期一直是这种看法：一个人生几个孩子，是为了保留少量孩子。”这种看法在研究童年的历史学家中间很普遍，要再过20年才会有人提出异议，它严重曲解了人类的本性，更不用说不符合已知的历史事实。
毫无疑问，过去孩子确实大量死亡，父母亲不得不因此调整自己的期望，现代之前的世界到处都是小棺材。通常引用的数据是，1/3的孩子在第一年就死去，半数的孩子活不到第五个生日。即使在条件最好的家庭里，死神也是一位常客。斯蒂芬·英伍德说，未来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家境富裕，在普塔尼这个健康的环境里长大，但他有6个兄弟姐妹在幼年时代就已死去。但是，这不等于说，父母在死了孩子以后不会像今天的父母那样悲痛欲绝。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和他的妻子生了8个孩子，有6个在小时候就夭折了。他们每次都显然伤心透顶。1658年，他的大孩子过完5岁生日以后3天就死了。伊夫林只写了几个字：“我的生活中不会再有欢乐。”作家威廉·布朗洛一年失去一个孩子，连续4年，一连串的不幸“让我撕心裂肺，痛不欲生”，他写道。然而，他和他的妻子实际上还要承受更多的痛苦：每年死个孩子的悲惨规律还要持续3年，直到他们身边再没有孩子交给死神。
在表达父母的丧子之痛方面（就像在表达大多数事情方面），谁也比不过威廉·莎士比亚。下面是《约翰王》里的几行诗，他写于他11岁的儿子哈姆纳特于1596年去世后不久：
孩子离我而去，房间里充满着悲伤，
他曾拉着我的手走来走去，睡过这张床，说话声不绝于耳，露出漂亮的脸膛，我想起他的各个部位都是如此优美，以自己的身体撑满空荡荡的衣裳。
这些话是那种把孩子当做产品的人说不出来的，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任何证据，包括常识去推测，在过去的某个时期，父母亲普遍不关心自己子女的幸福和安康。从我们目前所在房间的名字里，我们发现了一条线索。[1]
根据记录，“幼儿房”（nursery）一词首次出现在英语里是在1330年，之后一直使用。把一个房间完全用于孩子们的需要和舒适，这似乎与那种看法，即孩子在家里是不重要的，几乎是相矛盾的。同样有意义的是“童年”（childhood）这个词本身。它已经在英语里存在了1000多年（首次有记录使用这个词是在公元950年的《林迪斯芳福音书》里）。因此，不管“童年”在感情上对人们意味着什么，作为一种生命状态，作为一种独立存在，它无疑古已有之。暗示孩子们在当时是不受重视的物品，或者几乎不是独立存在的生命，最起码说，这似乎有点简单化。
这不等于说，童年是漫长的，无忧无虑的，成天玩耍的，就像我们现在喜欢认为的那样。事实上绝非如此，从十月怀胎起，生命里充满了危险。对母婴双方来说，最危险的关口是分娩本身。万一事情出了差错，产婆或医生都没有办法。医生——如果能称他们为医生的话——往往采用加剧痛苦和危险的方法，让筋疲力尽的产妇把血流干（理由是，这么做能使她放松下来，然后把产妇失去知觉看成是成功的证据），给她敷上起泡的泥敷剂，要不就让她把剩下的精力和希望消磨干净。
婴儿经常卡着出不来，万一出现这种情况，生产过程有可能长达3个星期或以上时间，直到婴儿或母亲或二者疲惫至极，已经救不过来。假如婴儿死在子宫里，把它取出来的步骤简直吓人，不堪用文字来表达。这么说就够了：其中包括使用钩子，把死婴一片一片地钩出来。这些步骤不仅给产妇带来难以形容的痛苦，还会损坏她的子宫，甚至导致感染等更为严重的风险。考虑到这些情况，据说100位产妇当中只有一两位死于分娩，这真是匪夷所思的。然而，由于大多数妇女不停地生孩子（平均7—9次），在妇女的生育经历中，某个时期死亡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大约为8个中间有一个。
18世纪一名妇女在分娩（注意：为了保持庄重，医生把床单围到脖子跟前）
对孩子来说，出生仅仅是开始。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前几年与其说是一次冒险，不如说好像是一场灾难。每条生命除了要不断经受一场又一场的疾病，特别是传染病以外，意外死亡更是极其常见，实际上是到了令人心惊胆战的程度。13世纪和14世纪伦敦验尸官的花名册里还包括突然死于这样原因的儿童名字：“掉在水坑里淹死”、“被猪咬死”、“掉进开水盆里”、“被马车轮子撞死”、“掉进一桶热糊糊里”、“在人群里被踩死”以及更多类似令人不安的原因。埃米莉·科凯恩讲了一个男孩子的悲惨故事：男孩子躺在路中央，身上盖了稻草，想要逗乐他的朋友，一辆路过的马车把他碾为泥浆。
阿利耶斯及其信徒们把这样的死亡看成是父母不关心孩子、对孩子的安康缺少兴趣的证据，这是把现代标准强加在历史人物身上。要是抱着宽容的态度，那么就不会忘记，在一位中世纪母亲的一生中，醒着的每时每刻里都充满了分心事。她也许要护理一名生病的或快要死去的孩子，自己痛苦地发着烧，挣扎着生起火（或熄灭火），以及忙于各种各样的其他事情。今天的孩子之所以没有被猪咬，不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更好的照管，而是因为我们不在厨房里养猪。
现代相当多的结论，是根据过去的死亡率得出的，而这死亡率实际上并不那么很有把握。有点出人意料的是，第一位对这个问题进行仔细研究的人，是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当然，人们现在还记得他，主要是因为有颗彗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虽然这颗彗星并不是他发现的，他只是认出它是前三次出现时别人注意到的同一颗彗星；直到1758年，在他去世很久以后，它才开始被称为哈雷彗星）。在研究科学现象方面，哈雷是个不知疲倦的人。他发表了从磁力到鸦片的催眠作用等各种题材的论文。1693年，他偶然看到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现在波兰的弗罗茨瓦夫）每年的出生和死亡数字，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因为这些数字特别完整。他意识到，他可以用这些数字绘制图表，从而有可能计算出处于生命任何时刻的任何人的预期寿命。他可以说出，对于25岁的人来说，他次年死亡的可能性是 80∶1弱，已经活到30岁的人可以期望再活27年，40岁的人再活7年的可能性为5.5∶1强，如此等等，这是首次出现的精算图表。除了可以派别的用场以外，它使得人寿保险业成为可能。
哈雷的研究结果刊登在科学杂志《皇家学会哲学学报》上，因此社会史学家似乎没有充分注意到。这是很不幸的，因为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哈雷的数字表明，布雷斯劳有7000名生育年龄的妇女，但每年生出的孩子只有1200个——“只有1/6多一点”，他说。显然易见，大多数妇女在任何时候都小心翼翼地采取了避孕措施。因此，生育并不是妇女所不得不忍受的负担，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个自愿的行为，反正在布雷斯劳是这种情况。
哈雷的数字还表明，婴儿死亡率并不完全像现在一般引用的数字会鼓励我们去推测的那么糟糕。在布雷斯劳，有略微超过1/4的婴儿活不过第一年，有44%在7岁以前死亡。毫无疑问，这些数字很糟糕，但与通常引用的1/3和1/2的数字相比，那要好得多了。在布雷斯劳，是在不足17岁的孩子中间，死亡比例达到了50%，这实际上要比哈雷预期的糟糕。他利用自己的报告来表明个人的看法，人们不应当指望长寿，而应当坚强起来应对早死的可能性。“我们老是抱怨自己寿命短，”他写道，“认为自己不活到老有点冤枉。现在看来，有一半的孩子在17年之内死于非命……（因此）我们不要对所谓的夭折唧唧哝哝，而要以耐心和不在乎的态度来忍受那种解体，这是我们这类容易腐败的材料所必然出现的情况。”显而易见，对于死亡的预期，要比根据一次简单的数据评估就得出的结论复杂得多。
这些数据里还有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关于妇女避孕的正当理由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全欧洲的大批妇女正死于一种神秘的新的疾病。这种病连医生都战胜不了，也搞不明白。这种名叫产褥热（源自拉丁文“孩子”）的病，1652年在莱比锡有过第一次记载。在此后的250年里，医生对这种病束手无策。产褥热特别可怕，因为它来得很突然，往往是在产妇已经成功生下孩子、身体完全康复几天之后发生。患者会在几个小时之内发高烧，神志失常。这种状态会持续大约一个星期，最后产妇要么康复，要么一命呜呼，多半是一命呜呼。在最严重的暴发中，90%的患者死亡。直到19世纪末，大多数医生还把产褥热归因于污浊空气或放荡行为，而实际上却是他们自己的手指把细菌从一个子宫传播到另一个子宫。早在1847年，维也纳有一位名叫伊格纳茨·泽梅尔魏斯的医生已经意识到，只要医院的工作人员在稍稍加氯的水里洗洗手，各种死亡便会大幅度下降，但对他的话几乎谁也不加理会。还要再过几十年，才会普遍采取消毒措施。
对于少数运气好的妇女来说，随着产钳的出现，安全至少有望得到较大程度的保障。有了产钳，婴儿可以通过机械手段复位。不幸的是，产钳的发明人彼得·钱伯伦不愿意把自己的发明与世界分享，为了自己使用而加以保密。在此后的100年里，他的继承人保持了这种令人遗憾的传统，直到别人独立发明了产钳。在此期间，成千上万妇女死于不必要的痛苦之中。应当指出，产钳本身也不是没有风险。未经消毒、显然是侵害肌体的产钳，要是操作不是绝对小心，很容易对母婴都造成伤害。因此，很多医务人员都不愿意使用产钳。最著名的例子是，英国王位的预期继承人夏洛特公主在1817年分娩第一个孩子时死亡，原因是主治医生理查德·克罗夫特爵士不愿意让他的同事使用产钳来缓解她的痛苦。结果，在经受50多个小时的子宫收缩以后，筋疲力尽，毫无效果，母婴双双死亡。夏洛特之死改变了英国历史的进程。假如她活着，就没有维多利亚女王，也就没有了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举国震惊，表示决不饶恕罪人。克罗夫特对于国人的一致谴责感到目瞪口呆，灰心丧气，退入自己的卧室饮弹自尽。
直到现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在生活中始终主要考虑的纯粹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在较穷的人家——这当然是大多数家庭——每个人从尽可能早的时候起都是一个生产单位。约翰·洛克在1697年给贸易委员会的一份文件中建议，穷人家的孩子从3岁起就应当参加劳动。没有人认为那个建议是不切实际的，或者是残忍的。儿歌里的小朋友布卢——那个没有能把羊群赶出草地、把牛群赶出麦田的小孩，不可能超过4岁，大一点的孩子要被派去做更费力的活。
在最坏的情况下，孩子们有时候承担最繁重的活。那些只有6岁的孩子，无论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被送到矿里干活，因为他们身体小，可以挤入狭小的空间。由于矿里很热，加上想要节省衣服，孩子们干活时经常光着身子（成年男子传统上也光着身子干活，妇女们干活时通常上身赤裸）。在一年的许多时间里，那些在矿里做工的人始终见不到阳光，因此许多人由于缺少维生素D而发育不良，体质衰弱，即使是较轻的活儿也往往充满危险。在英格兰中部陶瓷之都的陶瓷厂做工的孩子，负责清理含有铅和砷的残留物的陶罐，容易慢性中毒，许多人被宣告患了终身瘫痪症、麻痹症和突发症。
最不值得羡慕的童工是烟囱清扫工，也就是所谓的“攀缘儿童”。他们比别的群体起得早，工作苦，死得早。大多数大约从5岁开始短暂的职业生涯，虽然有记录表明有个男孩子3岁半时就签约进入了这个行业。在那个年纪，连最简单的活也肯定是搞不清的，很紧张的。由于烟道狭小，常常曲曲折折，因此需要小男孩子。“有的烟道，”约翰·沃勒在《真实的雾都孤儿》一书中写道，“拐弯地方都呈直角、水平或斜角延伸，甚至弯弯曲曲，或突然往下，最后才伸向烟囱。伦敦有个烟囱改变了14次方向，真是不得了。”这是个很残忍的活儿，为了不让孩子偷懒，有一种办法是在炉床里点一堆稻草，让一股热气顺着烟囱冲向他们的屁股。许多“攀缘儿童”到十一二岁就变成驼背，丧失健康，结束了他们短暂的职业生涯。阴囊癌似乎尤其是这个行业的职业病。
在这样一个无情而又无望的世界里，艾萨克·韦尔的例子尤其显得是个令人愉快的奇迹。韦尔的名字经常出现在18世纪的建筑史里，他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建筑评论家，他的意见举足轻重。（你或许还记得，我们在参观地下室时提到过他。就是他宣布红砖“像火，眼睛看着不舒服”，从而促使红砖不再时兴。）但是，韦尔并不是生来就注定这辈子要名声显赫的。实际上，他开头是个街头流浪儿和烟囱清扫工，他的优雅和成功归因于一件非同寻常的善举。大约1712年，有一位匿名的绅士——其身份始终没有正式确定，但差不多人人都认为是奇西克府的建造者、那个时代时髦风尚的首创者之一第三代伯林顿伯爵——正沿着伦敦怀特霍尔街行走，突然间看到一个清扫烟囱的孩子用一块木炭在人行道上为班奎廷大楼画素描。那幅素描展示出非同寻常的才能，伯林顿禁不住过去仔细看了一眼。但是，那个孩子以为自己闯了祸，突然哭起来，试图把画擦掉。那位绅士安慰他，跟他攀谈，并为这孩子的天资聪明所打动。伯林顿把他从他的雇主那里赎了出来，带回自己家里，开始了把他培养成为一名绅士的漫长过程。伯林顿送他去欧洲大陆观光旅行，接受生活中所有高雅教养的培训。
在这样的监护之下，韦尔成为一名熟练的——如果不是杰出的——建筑师，但他的真正才能在于当一名仲裁人和思想家。他出版了几部著作，包括深受尊崇的帕拉弟奥的《建筑四书》的译本以及《建筑大全》。无论对于专业人员还是业余人员来说，后者成了一种指导审美和鉴赏的权威著作。然而，他始终没有能脱胎换骨。他1766年去世时，据说他的皮肤上仍然有清扫烟囱时留下来的抹不掉的烟垢。
不用说，韦尔是个例外，大多数孩子完全受雇主的摆布，有时候受到最骇人听闻的待遇。有个轰动一时的例子，在威尔特郡马姆斯伯里，有个农场主忽然想出个点子，要把他的两个小徒弟阉割，卖给一家歌剧公司去当歌手。他野心的第二部分受挫，没有实现，但不幸的是，他还是用剪刀成功地实现了第一部分。
直到进入19世纪很长时间以后，孩子们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法律保护。比如，在1814年以前，没有法律禁止拐卖儿童。1802年，在米德尔塞克斯有个名叫伊丽莎白·萨蒙的妇女拐骗了一个名叫伊丽莎白·英庇的孩子，却只受到了偷她帽子和外衣的指控，因为只有这部分过失是违反法律的。人们普遍认为，由于拐卖儿童没有多少风险，所以吉卜赛人继续拐卖儿童。看来这种说法有一定真实性，玛丽·戴维斯是个著名的例子。玛丽是个有着良好背景的妇女，1812年，她发现自己丢失的儿子在一家她恰好留宿的旅店里清扫烟囱。
工业革命只是使事态变得更加严重，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那样。1844年的《工厂法》缩短了童工的工作时间，而在此以前大多数工厂一天要工作14—16个小时，一周6天。有的工厂的工作时间更长，尤其在旺季，需要完成大批订单。1810年，有人发现，一家纺织厂的徒工在机器旁要从早上5点50分一直干到晚上9点以后，只有在午饭时间休息30—45分钟，有时候连午饭也要站在机器旁吃。伙食往往只能勉强维持生命，各地几乎都是一个样。有一名检查员说：“他们早饭和晚饭吃的是稀粥，中饭一般吃燕麦饼和糖浆，或者燕麦饼加清汤。”在有的工厂，工作条件常年很不舒服。有些材料，比如亚麻，在加工的时候必须保持潮湿，因此有些工人总是被从机器里溅出的水弄得浑身湿漉漉的。到了冬天，这种情况肯定是难以忍受的。实际上，工厂里的机器差不多都很危险，尤其是对于那些空着肚子和疲惫不堪而又还得围着机器干活的人来说。据报道，有的孩子累得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有时候嘴里还含着食物就睡着了。
至少他们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对于那些靠临时打工过日子的人来说，生活永远是碰运气。据1750年的一项估计，在伦敦中心地区的居民中，有1/3的人每晚上床睡觉时“几乎身无分文”。随着时间过去，这个比例只是变得更加糟糕。没有固定工作的人早上醒来时，几乎不知道那天能不能挣到足够的钱来糊口。许多人的状况如此悲惨，亨利·梅休在他的4卷本《伦敦工人与伦敦穷人》中用了整整一卷来记述最底层的拾荒者的境遇。他们穷得走投无路，把丢在路边的几乎任何东西都当成是宝贝，他写道：
在乡下的小镇上，许多东西被身无分文的人一脚踢到路边……在伦敦却被当做宝贝赶快拾起来，它可以卖钱。比如，一顶破旧女帽，或者稍好一点，一顶旧帽子，已经没了绒毛，不成形状，没有顶也没有边，会被从街头捡起，小心翼翼地放进袋子里……
他们生活的环境有时候是如此恶劣，连心肠最硬的调查员也会大吃一惊。有一名住房调查员在19世纪30年代报告说：“我发现（有间屋子里）住着一个男人、两个女人和两个孩子，还有一个穷姑娘的尸体，她在几天前分娩时死了。”穷苦的父母一般都生很多孩子，作为一种养老的办法，希望有足够数量的后代存活下来，这样他们到了晚年就有人扶养。到19世纪下半叶，1/3的英国家庭有8个或8个以上孩子，1/3的家庭有5个到7个孩子，还有1/3的家庭（绝大部分是比较富裕的家庭）有4个或4个以下孩子。在比较穷苦的地区，很少有哪个家庭里人人都能吃饱肚子，因此几乎普遍存在某种程度的营养不良现象。据认为，至少有15%的儿童两腿弯曲，因患佝偻病而骨盆变形，这些不幸的孩子绝大部分都生活在最贫困的家庭里。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有一位伦敦医生公布了一张单子，列举他所见到的婴儿吃的东西——牛脚冻、沾满油的硬松饼、嚼不动的软骨肉。学步儿童有时候靠吃别人掉在地上的东西存活，要不就有可能去捡破烂。到七八岁的时候，许多孩子被打发到街头去自己谋生。19世纪60年代，据估计伦敦有10万“街头流浪儿”。这些人没有受过教育，没有技术，没有生活目标，没有前途。“他们的数量之多，令人目瞪口呆。”有一位同时代人写道。
然而，对他们进行教育的想法，几乎人人都表示反对。他们担心，对穷人进行教育会使他们产生抱负，而他们既不配有这样的抱负，坦率地讲也没有这个资格。19世纪50年代负责政府教育政策的查尔斯·阿德利爵士直言不讳地说：“把过了该开始好好干活的年纪的工人阶级子女关在学校里，这显然是错误的。”这么做“会是很武断的，不合适的，就像是强迫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的学生去干苦活一样”。
最能代表这种冷酷无情的看法的人物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1766—1843），他1798年匿名发表的《人口论》立即引起了反响。马尔萨斯把穷人的困苦归因于穷人本身，反对为大众实施救济的思想，认为这么做只会使他们变得更加懒惰。“即使他们有过节俭生活的机会，”他写道，“他们也很少这么做。一般说来，除了应付眼前的需要以外，所有的钱都花在了酒馆里。因此，可以说，英国的济贫法降低了普通人过节俭生活的能力和意愿，从而削弱了戒酒和勤劳的一个最大的动力，结果也削弱了追求幸福的动力。”他尤其对爱尔兰人感到不安，在1817年写给朋友的信中认为，“应该把很大的一部分爱尔兰人从英国的土地上赶出去”，他不是个以慈悲为怀的基督徒。
凡是穷人聚居的地方，由于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死亡数就陡然上升。在英格兰中部的达德利，该世纪中叶出生的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降到只有18. 5岁。自青铜器时代以来，这样的寿命在英国是从来没有过的。即使在最卫生的城市里，平均预期寿命也只有26岁到28岁，英国没有哪个城市的预期寿命是超过30岁的。
和以往一样，最受苦的是年纪最小的人，然而他们的福祉和安全很少引起重视，这很有意思。最能说明19世纪的英国对人的生命的重视程度的，莫过于这样一个事实：“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成立时间，比一个保护儿童的类似组织的成立时间早了60年。也许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1840年，前者在成立10年半多一点时间之后被改名为“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而“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直到今天都没有受到王室的祝福。
[1] 我们不敢肯定，这个房间真的用作过幼儿房。它在爱德华·塔尔原先的计划里是没有的，又是一个后来添加的房间，因此在图纸上没有能给我们启示的标记。但是，它不大不小，位于主卧隔壁，因此很可能是打算要用作幼儿房而不是另一间卧室的。这又产生了一个有意思而又无法回答的问题，一个关于马香先生的希望和打算的问题。——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