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们只谈到贫苦的孩子，但富裕人家的孩子也有自己的苦恼。毫无疑问，这种苦恼是许多挨饿的穷人很乐意有的，但不管怎么说，苦恼还是苦恼。大多数是属于感情调整和学会在一个缺少爱的世界上生存的苦恼，几乎从呱呱落地之时开始，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中层和上层阶级子女就被指望听话、尽职、勤奋、坚定沉着、感情不外露。过了婴儿期以后，偶尔握一次手大概是你可以指望获得的最大程度的身体接触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用一位同时代人的话来说，富裕阶级的普通家庭是“冷漠、粗暴、特别缺乏人性的沉默寡言”的基地，“完全失去了每个家庭关系中都该具有的友好、体贴、同情的交流”。
富裕人家的孩子不得不忍受培养品格的痛苦，伊莎贝拉·比顿的妹夫威利·斯迈尔斯有11个孩子，但只摆出10份早餐，以便鼓励他们快速到达餐桌。剑桥大学有一位学者的女儿格温·雷夫拉特后来回忆说，她每天只能往稀粥里撒盐，不得像她的父母那样撒一大堆闪闪发亮的糖，还不得在面包上涂果酱，理由是那样有滋味的任何东西都会严重损害她的道德品质。在回忆整个童年时代自己和妹妹所吃的食物时，有一位出自类似背景的同时代人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在圣诞节有橘子吃，橘子酱可是从来没有见过。”
在摧毁味蕾的同时，说来也怪，还把担心和害怕作为培养品格的强大力量加以尊敬。有许多书让年轻的读者作好准备，自己随时有可能死亡，即使死神不降临到他们头上，几乎肯定会降临到他们的妈妈、爸爸或亲爱的兄弟姐妹头上。这类书极其畅销，它们总是强调天堂是多么美好（虽然那个地方似乎也不提供果酱，其用意显然是要帮助孩子不被死亡所吓倒，尽管效果几乎肯定是适得其反）。
有的文学作品旨在确保孩子们懂得，不听大人的话是一种愚蠢的、不可原谅的罪行。有一首通俗的诗，题目叫《波琳与火柴的可怕故事》，讲述了一个不听妈妈的话而玩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诗中说：
可是，波琳不听劝告，
她划着一根火柴，真好看呀！
它噼啪出声，火焰闪耀——
真像是一幅画。
她高兴得蹦蹦跳跳，四处飞跑，
快活得忘了把火柴灭掉。
瞧呀！哦，瞧呀！多么可怕啊！
她的围裙带子着了火。
围裙烧起来，还有胳膊，还有头发。她全身是火，变成一团火。
为了确保读者不会理解错误，这首诗还附了一幅插图，显示一位小姑娘被一团烈火吞没的情景，她脸上露出惊恐万状的神色，这首诗最后说：
就这样，她被活活烧掉，连同她的衣服，她的胳膊和双手，眼睛和鼻子。
直到她身上没有可烧的东西，
除了她那双小红鞋，
这就是找到的全部东西，
从地上她的灰烬里。
《波琳与火柴的可怕故事》是德国医生海因里奇·霍夫曼写的一系列诗中的一首，他写这些诗，原先是用来鼓励自己的孩子们严格要求自己，小心谨慎地过日子。霍夫曼的书非常畅销，而且已经有多种译本（包括马克·吐温翻译的一个译本），这些书都是一个模式：先把一种难以拒绝的引诱放在孩子们面前，然后告诉他们如果屈服的话会带来什么样无法挽回的痛苦后果。在霍夫曼的笔下，几乎所有童年时代的活动都可能被无情地用作教育孩子的题材。在他的另一首诗《吮吸拇指的孩子的故事》里，小男孩康拉德被警告不要吮吸拇指，因为这么做会引起一个被称作大个子裁缝的食尸鬼似的人物的注意，他总是来到“吮吸拇指的小男孩子跟前”——
他们还没有搞清楚他来干吗，
他已经掏出一把大剪刀，
剪掉了他们的拇指——那样的话，拇指永远不会再长出来，你知道。
天哪，有个吮吸拇指的孩子不听劝告，发现在霍夫曼的世界里惩罚来得真快，而且不可挽回：
门被突然推开，他跑了进来，
那个长着两条红腿、拿着大剪刀的高个子。哦！孩子们，快瞧！裁缝来啦！
抓住了那个吮吸拇指的孩子。
咔！嚓！咔！剪刀张开。
康拉德哭起来——哦！哦！哦！
咔！嚓！咔！剪刀动得好快。
最后，他的两个拇指全被剪下来。
妈妈回家了，康拉德站在那边，一脸伤心的样子，把两只手给她看。“啊！”妈妈说，“我知道他会来，来到吮吸拇指的小调皮面前。”
在年纪大一点的孩子看来，这样的诗也许很好玩，但对于年纪小一点的孩子来说，这样的诗往往很吓人——这也是写这类诗的初衷——尤其还总是配有生动的插图，显示惊慌失措的孩子们无可挽回地被火吞没，或者身体上本来长着有用的东西的部位现在流着血。
比较富裕的家庭的孩子还常常听任仆人的摆布，仆人想怎么欺负他们就怎么欺负他们。未来的柯曾爵士是一位教区长的儿子，在德比郡长大。有好几年时间，他被一名精神有点毛病的家庭女教师吓得魂不附体。她把他绑在椅子上，或者锁在食橱里，每次几个小时，吃掉他午餐盘子里的甜食，强迫他写信承认他没有犯的罪行，还让他穿着滑稽可笑的女人衣服，脖子上挂着有“骗子”、“小偷”字样的牌子，或以某种通常是无事生非的羞辱办法，在当地村子里游街。这些经历使他的精神蒙受严重创伤，竟没有勇气将其告诉任何人，直到长大以后。未来的第六代比彻姆伯爵的经历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也同样令人绝望，他落到了一名家庭女教师的魔掌里。她是个宗教狂热分子，要求他每个星期日到教堂去做7次礼拜，在其余时间里写颂扬上帝仁慈的文章。
早期童年时代的许多磨难，只是普通的热身运动，为过公学里的紧张生活作好准备。信奉艰苦生活的热烈程度，很少比得上19世纪的英国公学。从到校之时起，学生就接受严格的训练，包括洗冷水澡，经常挨鞭子，不吃哪怕可以被称作是稍稍令人嘴馋的食物。牛津附近拉德利学院的学生，经常饿得受不了，竟然从学校的花园里挖取花草的球茎，然后在自己的宿舍里用蜡烛烤了吃。在没有球茎可挖的其他学校里，学生就干脆吃蜡烛。伊夫林的哥哥、小说家亚历克·沃上过弗恩登预备学校。那所学校似乎特别致力于虐待学生。在他到校的第一天，校方就把他的手指伸进硫酸里，为的是不让他咬指甲。过不多久，要他吃掉一碗粗面粉布丁，而他刚刚在这碗里呕吐过。此次经历使得他在这辈子的剩余时间里不会再有多少吃粗面粉布丁的热情，这是可以理解的。
私立学校里的生活条件总是很糟糕的，从19世纪描绘学校宿舍的一些插图我们可以看出，里面的空间与牢房和济贫院几乎没有区别。宿舍里往往很冷，罐子里和碗里的水放一晚上就会结冰。床铺不过是用木头搭起的平台，用来取暖和作为垫料的往往只有一两条粗糙的毯子。在威斯敏斯特学校和伊顿公学，大约50个孩子被一起锁在几个大房间里，到第二天早晨都没有人照管。因此，力气小的就只能听凭力气大的摆布。低年级学生有时候不得不半夜里就起床，开始擦靴子，打水，做完早饭之前必须做完的杂务。刘易斯·卡罗尔后来谈到自己的学校生活时说，他说什么也不会愿意重温那段经历。
许多学生每天都挨揍，有的一天挨两次，不挨揍成了个庆祝的原因。“这个星期我的算术大有长进，我一次也没有挨鞭子。”19世纪初有个学生快活地从温切斯特学校给家里写信说。挨揍通常是3—6下，用一根鞭子似的桦条连续打，但有时候打得很重。1682年，一位伊顿公学的校长打死了一名学生，不得不辞职。相当多的年轻人对挨鞭子时发出的嗖嗖声和造成的疼痛产生了爱好，结果挨鞭子取乐开始被称作“英国人的恶习”。至少有两位19世纪的英国首相——墨尔本和格拉德斯通——是喜欢挨鞭子的人。有个科利特太太在科文特加登广场开了个妓院，她在提供性服务时专门要打一顿屁股。
大人尤其期望子女们听话，到了成年很久以后还要听话。父母保留替子女选择配偶、职业、生活方式、政治派别、服装款式的权利，决定能决定的几乎任何别的事。要是子女们不听他们的指挥，父母们经常在经济上做出强烈的反应。社会改革家亨利·梅休因不听父亲让他当律师的教诲而被断绝经济来源，他的7个兄弟也相继受到同样的对待。只有老七比较精明，成了一名律师（也许只是精明到能获得那份产业的程度），他恭顺地达到了要求，因此继承了全部遗产。诗人伊丽莎白·巴雷特由于嫁给了罗伯特·布朗宁[1]
也失去了继承遗产的权利。布朗宁这位诗人不仅身无分文，而且说来吓人，还是酒吧老板的孙子。同样，艾丽斯·罗伯茨不听劝告，嫁给了罗马天主教会的一名钢琴调音师的穷儿子，感到震惊的父母剥夺了她的继承权。罗伯茨小姐还算运气好，那个男人就是未来的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他反正也让她富起来了。
有时候，剥夺遗产继承权的原因更是微不足道。第二代汤森爵士多年来一直对他的脂粉气十足的儿子很生气，有一天看到他穿着一双系着缎带的粉色鞋子走进房间，一怒之下从遗嘱上划掉了那个倒霉蛋的名字。人们经常谈论的还有第六代萨默塞特公爵的例子，这位人称“傲慢公爵”的公爵要求他的几个女儿在他面前必须站着，据报道有一天他午休醒来时发现有个女儿坐着，就剥夺了这个不孝之女的继承权。
往往惹人注目，也确实令人丧气的是，父母不仅很快不给钱财，而且终止了父爱和母爱。伊丽莎白·巴雷特和她的父亲一直关系极其密切，但当她宣布打算嫁给罗伯特·布朗宁时，巴雷特先生马上跟她一刀两断。虽然她嫁的是一位很有才华、清白正派的男人，二人的结合有着深深相爱的基础，但他从此再也没有跟他的女儿说过话，也没有给她写过信。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父母当中，令人困惑不解的是，他们把听话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胜于爱和幸福。在富裕家庭里，这种古怪和令人不快的信念一直保持到至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因此，从表面看来，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似乎与其说是首创了童年，不如说是废除了童年。然而，实际上，情况要比这复杂。通过不对孩子显示爱，而又让他们努力把握自己的行为直到成年以后的很长时间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处于一种古怪的双重地位，既试图压制童年，同时又把童年延长至永远。维多利亚时代的信仰的终结，几乎与心理分析治疗法的发明同时发生，这是不足为怪的。
违抗父母的意志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因此大多数孩子，即使到了成年以后，也完全不愿意那么做，查尔斯·达尔文的例子就能最好地说明这一点。达尔文在年轻时代获得了随“贝格尔”号船航行的机会以后，就给父亲写了一封很动人的信，解释他到底为什么很想去，但竭力让他的父亲放心，要是他的父亲对这个想法感到有半点“不安”的话，他会马上撤销报名。达尔文先生考虑了这件事，宣布他对这个想法确实感到不安，于是查尔斯二话不说就撤销了报名。今天，在我们看来，查尔斯·达尔文不随“贝格尔”号去航行的想法是不可想象的。而对达尔文来说，不可想象的是不听父亲的话。
当然，达尔文最后还是去了。在很大程度上，他父亲之所以发了慈悲，是由于很多上层阶级人士生活中的一个古怪而又关键的因素：家族内部的婚姻关系。直到进入19世纪，表兄弟、表姐妹之间的婚嫁现象特别普遍，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达尔文家族和他们的表兄弟、表姐妹的韦奇伍德家族（以制造陶器闻名）的例子。查尔斯娶了他敬爱的舅舅乔赛亚的女儿、嫡亲表妹埃玛·韦奇伍德为妻，而达尔文的妹妹卡罗琳嫁给了埃玛的哥哥、达尔文家族兄弟姐妹共同的嫡亲表哥乔赛亚·韦奇伍德第三。埃玛的另一位兄弟娶的不是达尔文家族的人，而是自己韦奇伍德家族另一支脉的一位嫡亲表妹，为这个家族极其错综复杂的遗传关系又增加了一个组成部分。最后，跟这两个家族都没有关系的查尔斯·兰顿，先是娶了乔赛亚的另一个女儿、达尔文的表妹夏洛特·韦奇伍德，然后，在夏洛特死了以后，又娶了达尔文的妹妹埃米莉，这样他似乎就成了达尔文的表妹的表妹夫，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可能性：这一结合所生的孩子将是自己的表兄弟、表姐妹。这一切意味着，就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以及下一代表兄弟、表姐妹之间的关系而言，那简直是搞不清楚的。
相当出人意料的是，这一切却产生了19世纪最美满的家族群体之一。达尔文家族和韦奇伍德家族里的所有成员似乎都真诚地互相关爱。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当达尔文的父亲对“贝格尔”号航行疑虑重重的时候，达尔文的舅舅乔赛亚很乐意替他去说情，跟达尔文的父亲、他的表兄罗伯特谈一谈。而且，罗伯特尊敬和喜爱乔赛亚，愿意听从劝说，因而改变了主意。
所以，多亏了他的舅舅以及家族内部保持基因不变的传统，查尔斯·达尔文在接下来的5年里才能出海，采集回来大批实际材料，有机会改变世界。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方便地，即使有点儿突然，前往住宅的顶部，我们要走过的最后一个空间。
[1] 罗伯特·布朗宁（1812—1889），英国诗人，代表作是《指环和书》。——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