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toilet这个词问世以后，它所经历的变化之多，也许是英语里哪个词都比不上的。起初，大约在1540年，它指的是一种布，呈缩略形式toile，现在toile依然用来指一种亚麻织物。然后，它的意思变成了用于梳妆台上的一种布。接着，它的意思变成了梳妆台上的物品（于是就有了toiletries）。接着，它的意思变成了梳妆台本身，然后变成了穿戴的动作，然后变成了一边穿戴一边接待客人的动作，然后变成了梳妆室本身，然后变成了靠近卧室的任何隐蔽房间，然后变成了用作厕所的屋子，最后变成了厕所本身。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英语中toilet water可以用来指一种你会愿意抹在脸上的东西[1]，而同时又指“厕所里的水”。
garderobe这个词现在已经废弃，它的意思也经历了类似的但又稍稍复杂的变化过程。它是一个由guard和robe组合的词，最初指贮藏室，然后指任何隐蔽的房间，然后（在短暂的时间里）指卧室，最后指厕所。然而，厕所其实是最不隐蔽的地方。古罗马人尤其喜欢一边上厕所，一边聊天。他们的公共厕所一般有20个或以上的位子，互相挨得很近。人们上厕所就像现代人乘公共汽车那样随便。（为了解决不可避免的问题，每一排位子前面的地面上都有一条水槽，使用者可以把系在杆子上的海绵伸到水里，然后拿起来擦屁股。）直到进入现代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与陌生人在一起使用厕所还很自在。汉普顿宫里有一处“方便大厅”，可以同时供14个人使用。查理二世进厕所时总是带着两名侍者。乔治·华盛顿的家弗农山庄有一处精心维护的有并排两个位子的厕所。
在很长时间里，英国人上厕所尤其不在乎隐私，这是很有名的。意大利冒险家贾科莫·卡萨诺瓦有一次访问伦敦时说，他经常看见有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站在路边或靠着建筑物“开闸放水”。佩皮斯在日记中写道，他的妻子蹲在马路上“办她的公事”。
water closet这个词可以追溯到1755年，原指皇家灌肠剂管理所。从1770年起，法国人把室内厕所叫做 un lieu a l’anglaise（英国人的地方）。这似乎有可能解释了英语中loo（厕所）这个词的出处。在蒙蒂塞洛，托马斯·杰斐逊建造了3个室内厕所——这在美国很可能是首创——还设有排出臭味的通风口。按照杰斐逊的标准（实际上按照任何标准），这些厕所在技术上是不算先进的：粪便掉进并积在一个罐子里，由奴隶去倒掉。然而，在白宫，或者在当时的总统府里，杰斐逊在1801年安装了3个抽水马桶，这是世界上所能看到的第一批抽水马桶。它们所用的水，是顶楼水箱里收集的雨水。亨利·莫尔牧师是多塞特的一位教区牧师，他在19世纪发明了土厕。土厕实质上是一种抽水马桶，它带有一个贮存罐，里面盛满了干土，只要一拉把手，一定量的泥土就会落在便桶里把粪便盖住，使粪便闻不着，看不见。土厕一度受到高度的评价，尤其在农村地区，但很快被抽水马桶取而代之。它不光掩饰粪便，而且用水哗啦一声就把它冲得无影无踪，或者说，至少在不出故障的时候是那样，但早年并不总是那样，甚至常常不是那样。
多数人继续使用便盆，他们把便盆放在卧室的一个柜子里或者小橱里。便盆被称作便壶（原因完全不清楚），外国客人经常吃惊地看到英国人有把便盆放在餐厅的柜子里或餐具柜里的习惯。女人一离开，男人就拿出来使用。有的房间还在角落里配有一把“不可缺少的椅子”。有一位到费城游览的法国人莫罗·德·圣梅里看到有个男人拿掉了花瓶里的花就往里面撒尿，真是吓了一跳。另一位法国客人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报道说，他要一个卧室里用的便盆，被告知他可以像大家一样从窗子里爬出去。当他坚持要某样能“办公”的东西时，他的女主人觉得很好笑，就给了他一把水壶，但以坚定的口气提醒他，他得及时送回去，因为早晨开早饭时她还要用。
在这些关于上厕所习惯的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没错，里面总是牵涉到一个国家的人对另一个国家的人的习惯感到吃惊。法国人对别国人上厕所的习惯有很多抱怨，而别国人对法国人上厕所的习惯也有同样多的抱怨。法国有个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习惯，那里有“好多人往烟囱里撒尿”。法国人还经常被指责把尿撒在楼梯上，“这种习惯到了18世纪还能在凡尔赛宫看到”，马克·吉鲁阿尔在《法国乡间别墅里的生活》中写道。凡尔赛宫自豪地宣称它有100个澡堂和300个厕所，但说来也怪，这些设施没有充分利用。1715年，有一篇社论向居民和游客保证，从今以后，走廊里的粪便会每周清扫一次。
大多数污水流到粪坑里，而粪坑又通常不加管理，粪便常常渗进了附近的水源。塞缪尔·佩皮斯在日记里记录了这样一个场面：“我走进地下室……一脚踩进一大堆粪便……我仔细一看，发现特纳家的厕所溢出来了，流到了我家的地下室。这可给我带来麻烦了。”
清扫粪坑的人叫做淘粪工。要是还有比这更不值得羡慕的谋生方法，我认为还没有人记载过。他们分成三四个人一个小组干活，有个人——我们可以猜到他是年纪最小的——下到粪坑里面，把粪便舀在桶里。第二个人站在坑边把桶提上来、放下去。第三个人和第四个人把桶提到等在那里的小车上。淘粪工作是令人难受的，而且是很危险的。工人冒着窒息甚至发生爆炸的风险，因为他们要提着灯笼在瓦斯浓度很高的环境里作业。1753年的《绅士杂志》讲了这么一件事：有个淘粪工钻进了伦敦一家客栈厕所的粪坑里，几乎马上对污浊的空气受不了。“他叫了一声救命，顿时脸朝下倒了下去。”一位目击者说，一名连忙去帮忙的同事也同样倒了下去。又有两个人来到粪坑，但由于空气污浊，他们进不去。他们只是把门打开了一点儿，把最有害的气体放了出去。等救援人员最后把那两个人拖出来的时候，一个人已经死亡，另一个也已不可救治。
由于淘粪工收费很高，比较贫困的地区的粪坑很少清空，经常满溢——考虑到市内每个粪坑平均所承受的压力，这是不足为怪的。许多伦敦市区的拥挤程度是几乎难以想象的，在伦敦最糟糕的贫民窟圣贾尔斯——画家贺加斯的《金巷》里的场景——54000人挤在为数不多的几条街道里。有人计算，有一条巷子的27栋住宅里竟然住着1100个人，那就是说，每栋房子里住着40多个人。在更加东边的斯皮特尔菲尔德，检查员发现有一栋房子里住着63个人。那栋房子里有9张床，平均每7个人睡一张床。有个新词应运而生，出处不详，描述这样的居民区：slums（贫民窟）。查尔斯·狄更斯是最先使用这个词的人之一，那是在1851年的一封信里。
这么多的人势必要产生很多很多的粪便——多得远远超过了任何粪坑系统所能承受的程度。在一份比较典型的报告里，有一位检查员说他去过圣贾尔斯地区的两户人家，积在地窖里的人粪有3英尺深。那位检查员还说，外面的院子里也积着6英寸深的粪便。里面要垫起砖头作为踏脚石，住在屋里的人才能从院子里走过去。
19世纪30年代，对利兹的贫困地区作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许多街道“污水横流”；有一条街上住着176户人家，已经有15年没有清扫过。在利物浦，多达1/6的居民住在黑咕隆咚的地下室里，粪便特别容易渗到那里去。当然，人口拥挤、快速工业化的城市里产生了堆积如山的污物，人的粪便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在伦敦，人们把不该丢在泰晤士河里的东西都丢在里面：被没收的肉类、垃圾、死猫和死狗、吃剩的饭菜、工业废料、人粪以及很多别的东西。每天，人们把牲畜赶到史密斯菲尔德市场，宰杀后变成牛排和羊排；途中，这些牲畜每年要拉下4万吨粪便。这当然还不算家里养的狗、马、鹅、鸭、鸡和发情期的猪产生的粪便。胶水制造工、制革工、染色工、蜡烛制造工、各种化学企业，都把自己的副产品添加到了每天都在产生的大批污物里。许多腐烂的物质最后都进了泰晤士河，人们希望，潮水会把这些东西带入大海。但是，潮水当然是朝两个方向流动的：潮水把污物带向大海，而潮水回流时又把大量污物带了回来。正如一位观察者说的，泰晤士河是一条终年“流淌着粪水的河”。斯莫利特在其书信体小说《亨弗利·克林克》里写道，“人的粪便是最不令人讨厌的部分”，因为河里还有“用于机械和制造业的各种化学物品、矿物质和有毒物质，再加上已在腐烂的动物和人的尸体，并混有从洗衣盆、沟渠和普通阴沟里流过来的污水”。泰晤士河河水的毒性越来越大，当一条正在罗瑟海思挖掘的坑道裂开一条缝，最先从缝里涌出来的不是河水，而是浓缩的瓦斯。坑道工人的灯点着了瓦斯，结果使自己处于令人可笑的绝望境地，既要抢在涌过来的河水前面，又要摆脱滚滚而来的燃烧着的瓦斯。
注入泰晤士河的溪流，情况往往比泰晤士河本身还要糟糕。弗利特河在1831年“差不多不再流动，里面积满了快要凝固的污物”。连海德公园里的蛇河也越来越发臭，逛公园的人只能待在上风的地方。19世纪60年代，河底挖掉了一层15英尺厚的污泥。
雪上加霜的是，有样东西证明是一个灾难：抽水马桶。这是出乎人们预料的，有一种抽水马桶已经存在一些时候。最早一个抽水马桶是由伊丽莎白女王的教子约翰·哈林顿建造的。当哈林顿在1597年向她展示他的发明时，她心里非常高兴，马上让人在里士满宫里建造了一个。但是，这是个大大超前的新玩意儿，差不多还要过200年，细木工兼锁匠约瑟夫·布拉默才在1778年获得了第一个现代抽水马桶的专利。它还算受人欢迎，其他许多人跟着照办。但是，早期的抽水马桶经常出问题，有时候还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弄得屋里的脏东西比那吓坏了的主人很希望清除的还要多。在发明U形管和存水弯，即每冲一次就回到桶底的那个小小的水库之前，每个桶身都起着散发粪坑和污物臭味的管道的作用。那种臭味简直是无法忍受的，尤其是在天气热的时候。
这个问题由拥有历史上再恰当不过的名字之一的人解决了：托马斯·克拉珀（1837—1910）。[2]
克拉珀生于约克郡的一个贫苦家庭，据认为11岁时步行去伦敦，他在切尔西当管子工的学徒。克拉珀发明了那个经典的，英国人今天依然很熟悉的抽水马桶。那种马桶带有一个水箱，只要拉动链子就开始放水。它被叫做“马尔伯勒无声水冲粪便器”，干净，无味，极其可靠。克拉珀靠生产这种马桶发了财，出了名。人们常常推测，俚语中crap（克拉普）这个词及其许多派生词都源于他的名字。实际上，crap很久以前就有“拉屎”的意思，而意为“厕所”的crapper则是美国英语，1922年才收入《牛津英语词典》，克拉珀的名字似乎是一种巧合。
就抽水马桶而言，突破性的事件是那次博览会，它成了那里引人注目的特色展品之一。有80多万人耐心地排着长队，等着领略一下坐抽水马桶的经历——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个新玩意儿。他们对那个声音和那个边旋转边冲刷的水流着了迷，连忙在自己家里安装这种马桶。历史上可能没有哪个昂贵的消费品像抽水马桶流行得那样快，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伦敦已经有20万个抽水马桶在运转。
问题是伦敦的下水道在设计的时候只考虑排雨水，无法处理源源不断的固体粪便。下水道里积满了一种厚厚的糊状沉淀物，再也流不动，一种名叫冲刷工的工人被雇用来寻找堵塞的位置并加以疏通。别的清淤职业还包括清淤工和泥滩工，他们在下水道和臭水浜的淤泥里寻找别人丢失的珠宝或者奇特的银匙。总体考虑起来，清淤工的日子过得挺不错，只是很危险。下水道里的空气有可能是致命的。由于下水道系统很大，也没有记录，有许多报道说，有的清淤工在里面迷了路，再也没有出来。许多人受到老鼠的攻击，被吃了个干净，至少谣传是这么说来着。
在不讲卫生、没有抗生素的世界里，造成大批人死亡的传染病是经常发生的。在1832年发生的一场霍乱中，据估计有6万英国人死于非命。接着，1837年到1838年又发生了流行性感冒，1848年、1854年和1867年又分别暴发了霍乱。这些疾病的侵袭打破了国家的宁静，在此期间，还暴发了致命的伤寒、风湿热、猩红热、白喉和天花，以及许多别的疾病。1850年到1870年，每年死于伤寒的就有1500人或更多。1840年到1910年期间，百日咳每年将大约1万名儿童置于死地。死于麻疹的儿童更多。总而言之，在19世纪，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让人送了性命。
起初，人们并不觉得霍乱特别可怕，理由肯定是不恰当的，他们认为霍乱的主要对象是穷人。在19世纪，几乎哪里都接受这样的观点，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生来就是穷人的命。尽管有少数穷人被大度地认为是不该穷的，但大多数穷人本性“挥霍、鲁莽、酗酒，习惯性地耽于感官享受”，有一份政府报告里直言不讳地归纳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穷人的同情心要比大多数人大得多，但连他也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写道：“爱尔兰人具有容易被人左右的性格，行为粗野，比野蛮人好不了多少，鄙视由于自身粗野而无法分享到的一切高尚的乐趣，肮脏和贫困，都喜欢酗酒。”
因此，在1832年，当生活在拥挤的中心城区的人患了一种来自印度的名叫霍乱的崭新疾病而大批死亡时，一般都认为那只是不时落到穷人头上的又一件倒霉事而已，霍乱渐渐被称为“穷人的瘟疫”。在纽约市，40%以上的患者都是穷苦的爱尔兰移民，黑人得病的人数也特别多。纽约州的州卫生委员会竟然宣布，这种疾病只有生活放荡的穷人才得，“完全起因于他们的生活习惯”。
然而，霍乱接着也开始侵袭富裕的居民区，很快就引起了普遍的恐慌。自黑死病以来，人们还没有这么惊慌失措过。霍乱之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它的传播速度快。它的病症——严重的腹泻和呕吐、痛性痉挛、撕裂般的头痛——刹那间全都出现。霍乱死亡率高达50%，有时候还要高，但是它的速度之快——从完全健康，到突然疼痛、谵妄和死亡的可怕的、迅猛的转变——是人们觉得最可怖的。看到某个亲人在早餐时还很健康，而到了晚餐时已经死亡，这是个令人心惊肉跳的经历。
实际上，别的疾病使更多的生命受到损害。一般说来，霍乱的幸存者能完全康复。猩红热患者则不同，他们病后常常耳聋或大脑受损，天花患者会可怕地毁容。然而，成为举国关注的疾病是霍乱。1845年至1856年期间，总共有700多本关于霍乱的书用英语出版。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他们不知道霍乱的病源，也不知道怎么预防。“霍乱是什么？”《柳叶刀》杂志在1853年问道，“是一种真菌，一种昆虫，一种瘴气，一种电流干扰，一种臭氧缺失症，一种致病的肠道污物？我们一无所知。”
最普通的看法是，霍乱和其他可怕的疾病是空气不洁引起的。任何废物或污物，如污水、坟场里的尸体、腐烂的植物、人呼出的废气，都被认为会产生疾病，有可能是致命的。“每条街上都瘴气横流，只是看不见而已。”在那个世纪中叶，有一位编年史家有声有色地写道，“空气里的毒素和刺鼻的味道，污浊的气体，都在嚎叫，毫不宽容。走路的人每次吸入一口气，两个肺里就充满了从街沟的污泥和腐烂物品里逸出的臭气。”1844年，利物浦的首席卫生官对实际的损害程度做了很有把握的精确计算，向国会递交了报告：“光利物浦居民的肺部活动，每天就把多达足以在本市整个地面上铺成3英尺厚的一层空气弄得不再适宜呼吸。”
瘴气论最虔诚、最有影响的信徒是“贫民救济法委员会”的秘书和《关于英国劳动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的作者埃德温·查德威克，他那本书在1842年有点不可思议地成为畅销书。查德威克的基本信念是，你消除了气味，就消除了疾病。“所有的气味都是疾病。”他在国会的一次调查会上解释说。他希望清除贫民区及其生活习惯。倒不是为了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仅仅是为了消除气味。
查德威克是个认真而又阴郁的人物，对于地位斤斤计较，讨价还价。他是律师出身，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各种王家委员会任职：修订贫民救济法的委员会，工厂条件委员会，各级城市卫生委员会，预防可避免的死亡事故委员会，整顿出生、死亡和婚姻登记委员会等。几乎没有人喜欢他。他参与了1834年贫民救济法的工作，这部法律创建了一个全国济贫院体系，那种济贫院实质上是惩罚性的，因此他受到劳动阶层的广泛鄙视——他是“全联合王国最不受欢迎的人物”。据一位传记作家说，连他的家人也似乎对他毫无感情。查德威克小时候就死了母亲，他的父亲再婚以后在英格兰西部又建立了家庭。最后，这个家庭移居纽约布鲁克林，他们跟查德威克似乎再也没有来往。他的第二次婚姻有个孩子名叫亨利·查德威克。他的职业道路截然不同，他成了一名体育新闻记者和棒球运动的早期积极倡导人。实际上，他有时候被称为现代棒球运动之父。他发明了记分卡、按球员名字排列的得分记录表、击球率、投手责任得分率以及其他许多复杂的统计方法，这些都是棒球爱好者所喜爱的。棒球得分记录表之所以和板球得分记录表是那么相像，是因为前者是他根据后者模式来设计的。[3]
瘴气论只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它完全缺少根据。不幸的是，只有一个人看到了这一点，而且没能说服别人赞成他的看法，他的名字叫约翰·斯诺。
斯诺1813年生于约克，家境一般——他的父亲是个普通的劳动者——无论那方面对他进入社会后的生活有多大不利影响，却也对他具有洞察力和同情心起了很大作用。他不把穷人患的疾病归罪于穷人，而是看到了他们的生活条件使其容易受到自己无法控制的影响，这在医学权威人士当中是独一无二的，以前从未有人对流行病学的研究抱那种开明的态度。
斯诺在纽卡斯尔攻读医学，但定居在伦敦。他在那里成为那个时代一名杰出的麻醉师，而当时麻醉术仍是一个临床没有把握的领域。就医生的事业来说，很少有哪个词比“实践”更贴切。即使到了现在，麻醉术仍是一件需要小心把握的事，而在早年，药品的剂量几乎完全是根据直觉和抱有希望的推测来决定的，因此昏迷、死亡和其他可怕的结果是司空见惯的事。1853年，维多利亚女王第八次怀孕以后快要临产，斯诺被召去实施氯仿麻醉。这是完全没有料到的，因为氯仿不仅是一种新的东西——6年以前才由爱丁堡的一名医生发现——而且是绝对危险的，许多人已经在实施氯仿麻醉时死去。在大多数医务人员看来，仅仅是为了帮助女王应付分娩过程中的疼痛而使用氯仿，那是极其轻率的。《柳叶刀》杂志把这件事报道成为一个令人担心的谣言，宣称自己会深感吃惊，要是哪个该死的医生敢在女王身上冒如此大的风险，假如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紧急情况下的话。然而，斯诺这一次或者后来都似乎毫不犹豫地实施氯仿麻醉，尽管有人明确地、不断地提醒他使用麻醉术的风险。比如，1857年4月，他在用戊烯这种新的麻醉药在一名病人身上试验时，由于估计错了可以承受的剂量，结果送掉了病人的性命。整整一个星期之后，他又在对女王实施氯仿麻醉。
斯诺不在帮助人们在手术之前失去知觉的时候，他花了大量时间来试图搞清疾病的来源。他尤其想知道为什么霍乱摧残有的居民区，而放过有的区民区。在南沃克，霍乱的死亡率比邻近的兰伯思高出6倍。假如霍乱是由污浊的空气引起的，那么邻近市镇的人们呼吸同样的空气，为什么感染率如此不一样？而且，假如霍乱是由气味传播的，那么那些最直接跟臭气打交道的人——清淤工、冲刷工、淘粪工以及其他靠人粪谋生的人——应该是最经常得病的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1848年霍乱暴发以后，斯诺没有找出一个死于霍乱的冲刷工。
斯诺的不朽业绩不仅在于搞清了霍乱的起因，而且以科学的严密方式采集了证据。他极其仔细地绘制了霍乱病人居住地的确切分布图，这些地点形成了引人注目的类型。比如，著名的精神病院贝思勒姆医院没有一个霍乱病人，而在各个方向都临街的地方，死亡人数就多得惊人。不同之处在于，医院有自己的水源，用的水是从庭院里一口井里取的，而外面的人用的是从公井里取的水。同样，兰伯思人喝的水是从城外的清洁水源用管子引进来的，而邻近的南沃克人的用水直接来自已经污染的泰晤士河。
斯诺在1849年的一本小册子《关于霍乱的传播方式》里公布了他的调查结果，清楚显示了霍乱和被人粪污染的水的关系。它是统计学、公共卫生、人口统计和法医学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19世纪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不幸的是谁也听不进去，传染病继续发生。
1854年，一次特别严重的霍乱暴发袭击了伦敦索霍地区。仅布罗德街附近的一个居民区，10天中就有500多人死亡。斯诺认为，这有可能是历史上发生过的最具毁灭性的突然死亡事件，甚至超过了大瘟疫。要不是许多人逃离那个地区，死亡人数还会更多。
死亡的模式有一些令人费解的反常现象，有个人死在汉普斯特德，另一个死在伊斯林顿——两地相隔好几英里。斯诺长途跋涉，来到那两个边远的死者的居住地，采访了亲属和邻居。原来，汉普斯特德的那名死者是布罗德街的水的粉丝。她特别爱喝那里的水，还让人把水定期送到她家里。她在发病以前还刚刚喝了一口。伊斯林顿的那名死者是她的侄女，她恰好来拜访，也喝了几口这种水。
斯诺成功地说服牧区委员会拿掉了布罗德街水泵上的把手。之后，那个居民区就没有人再死于霍乱了，或者说，报道都是这么说的。实际上，到拿掉水泵把手的时候，传染病已经在消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人已经逃离了。
尽管斯诺积累了大量证据，但人们还是不相信他的结论。当斯诺出席一个国会特别委员会会议时，委员会主席本杰明·霍尔爵士觉得无法相信他的调查结果。霍尔以惊讶的口气问斯诺：“你是不是要告诉本委员会，就举煮骨工的例子，不管煮骨设备里逸出的臭气怎么难闻，而你认为这对该地区居民的健康一点儿也没有害处？”
“我就是那么看的。”斯诺回答说。但是，不幸的是，他总是一副缺少自信的样子，不像他的结论那样斩钉截铁，当局仍然不相信他的话。
我们现在很难体会到，斯诺的观点在当时是多么激进，多么不受欢迎，许多官员因此而极其讨厌他。《柳叶刀》杂志下了结论：他是受到商业利益的控制，商界希望继续让空气里充满“有害气体、瘴气和各种讨厌的东西”，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毒化他们的邻居来发财。“经过仔细询问，”国会调查委员会最后说，“我们找不出有什么理由接受他的观点。”
最后，不可避免的事发生了。1858年，伦敦经历了一个又热又干的夏天，污物堆积如山，冲不走了。气温飙升到90华氏度，降不下来，这对伦敦来说是一种反常现象。结果就是《泰晤士报》所说的“大恶臭”。泰晤士河水的毒性越来越大，几乎谁也不敢靠近这条河。“谁闻一次那种臭气，谁就终生难忘。”有一家报纸写道。新落成的国会大厦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洒了大量漂白粉溶液来缓和那种致命的味道，但结果有点像是发生了大恐慌，国会不得不休会。据斯蒂芬·哈利迪在《伦敦大恶臭》一书中所说，有的议员试图冒险走进俯瞰泰晤士河的图书馆，“但他们不得不马上退回来，人人都用手帕捂着鼻子”。
斯诺永远也没有机会看到，他在这方面的观点以及他的任何哪个观点最后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他在“大恶臭”期间突发中风而去世，不知道有朝一日自己会被看成是英雄。他只活了45岁，当时，他的去世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幸亏另一位英雄式的人物就要大步登上舞台，那就是约瑟夫·巴扎尔格特。说来也巧，从斯诺工作的地方拐过弯去就是巴扎尔格特上班的办公室，虽然据知他们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面。巴扎尔格特是个小个子，又矮又轻，但这个骑师般身材的人却长着特别浓密的八字胡，简直从一个耳朵伸展到另一个耳朵。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另一位伟大工程师伊桑巴德·金登·布鲁内尔一样，他的祖先也是法国人，虽然到1819年约瑟夫出生的时候，他家已经在英国定居35年。他的父亲是皇家海军的一名中校，因此巴扎尔格特是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受的是家庭教师的教育，生活中享有一切有利条件。
由于个子太矮，无缘戎马生涯，他接受训练成了一名铁路工程师。但是，1849年，在他30岁那年，他进入市政排水工程委员会，不多久就一跃成为首席工程师。卫生事业从未有过一位比他更伟大的勇士，凡是关于排水和排污的事情，都逃脱不了他的目光。那时候伦敦几乎没有公共厕所，他为此感到很不安，便制订了一个在全市各关键地点设置公共厕所的计划。他盘算着，通过收集人尿，把它作为一种工业品出售（比如，陈尿对加工明矾很重要），每个贮尿器可以产生48英镑的收入，这是一笔很可观的回报。这个计划始终没有被采纳，但是它让大家相信，凡是有关排污的事，约瑟夫·巴扎尔格特是一位帮得上忙的人。
“大恶臭”时期过去以后，明摆着的事是，伦敦的排污系统需要重建，这项工作便交给了巴扎尔格特。困难是很大的，巴扎尔格特不得不在一个极其繁忙的城市里再挖掘大约1200英里长的下水道。这些下水道要无限期地使用下去，不但要排走目前300万人产生的每一点污物，还要能处理不可知的将来增加的数量。他不得不购置土地，谈判管线穿行权，购买并分配材料，指挥一大帮工人。这项工程在哪方面的规模，想一想就是累死人的事。下水道需要31800万块砖，需要掘走并重新安放350万立方码土，这一切将按照仅仅300万英镑的预算来完成。
巴扎尔格特之能干，超出了每个人的预料。在修筑新的下水道体系过程中，他通过建造切尔西、阿尔伯特和维多利亚河堤（大量挖出来的土就堆放在这里）的办法，改造了3英里半泰晤士河河岸。这些新建的河堤不仅为建筑一条巨大的拦截下水道—— 一种高速公路般的下水道——提供了空间，还为下面一条新的地铁线、煤气管道和别的公用事业线路以及上面一条新的辅助道路留出了充足的地方。他总共开垦了52英亩土地，在上面的不少地方建起了公园和散步场所。还有一个附带的收获，那些河堤使得河道变窄，水流变急，提高了泰晤士河自我净化的能力。很难说出哪里还有一项工程，能在改善各种条件方面，在改善公共卫生、交通、市内交通管理、娱乐和河道管理方面，比得上这项工程。伦敦的污水至今还是通过这个体系来排泄的，除了该市的公园以外，这些河堤仍是伦敦最惬意的环境。
由于资金有限，巴扎尔格特只能把下水道修到伦敦的东部边缘，修到一个名叫巴尔金里奇的地方。在那里，巨大的排水管道每天把1.5亿加仑肮脏的、汹涌的、臭不可闻的污水排入泰晤士河。巴尔金距公海还有20英里，正如那20英里沿途的那些失望和倒霉的人不断指出的。但是，潮水强劲有力，能把大部分排出物安全地（如果不总是无臭味的话）带向大海，确保伦敦再也不会发生与污水有关的流行病。
东伦敦老滩附近修建污水管道
然而，新的污水排出口在泰晤士河上那起有史以来发生过的最大的悲剧中确实起了令人遗憾的作用。1878年9月，“艾丽斯公主” 号游艇满载着游客，在海边游玩一天以后正返回伦敦，突然间在巴尔金与另一艘船相撞。两根巨型排水管恰好在那个位置、那个时间开始排出汹涌的污水。“艾丽斯公主”号不到5分钟就沉入河底，有将近800人落入呛人而又冰冷的污水中淹死了。连会游泳的人都觉得无法在黏泥里移动。在此后的几天里，尸体浮出水面。《泰晤士报》报道，许多尸体在细菌的作用下胀得圆鼓鼓的，连普通的棺木都盛不下。
1876年，当时还不知名的一位德国医生罗伯特·科克确定，是炭疽芽孢杆菌引起了炭疽病。7年以后，他确定，另一种名叫霍乱弧菌的细菌导致了霍乱。现在终于有了证据，不同的微生物引发不同的疾病。我们差不多到了使用电灯和电话时才知道细菌能杀人，想到这一点真让人感慨不已。埃德温·查德威克始终不相信那个；为了让大家保持健康，他毕生不停提出消除臭味的种种办法。他最后一批也是比较特别的建议之一是，应当按照巴黎新落成的埃菲尔铁塔的样子在伦敦各地建造一系列铁塔。查德威克认为，铁塔可以起到巨型通风器的作用，从高处吸入健康的新鲜空气，把地面上的空气抽回高空去。他到1890年夏天进入坟墓时仍确信无疑，流行病的根源是污浊的空气。
与此同时，巴扎尔格特继续承担别的工程，他在哈默史密斯、巴特西和帕特尼建造了伦敦的几座最漂亮的桥梁；设计了几条穿越伦敦市中心的新街道，旨在缓解交通拥堵，其中包括查林克罗斯路和沙夫茨伯里大道。他晚年被封为爵士，但他实际上根本没有享受到应该享受的名望，排污工程师很少出名。泰晤士河畔的维多利亚河堤上，耸立着他的一尊不高的雕像，以示纪念。查德威克去世几个月以后，他也去世了。
[1] toiletwater在这里是“花露水”的意思，上面一句中的toiletries或单数toiletry的意思是“化妆品”。——译注
[2] 在英语的俚语中，“克拉珀”（Crapper）恰好有“厕所”的意思，同段里的“克拉普”（crap）有“拉屎”的意思。——译注
[3] 这方面还要稍稍补充几句，这两个人的父亲詹姆斯·查德威克在曼彻斯特当过教师，上过约翰·多尔顿的自然科学课。一般认为，是多尔顿发现了原子。查德威克当时是一名激进的记者，曾去巴黎和托马斯·佩恩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因此，虽然他本人不是个特别重要的人物，但他与托马斯·佩恩和法国大革命、发现原子、伦敦的排污系统以及职业棒球的兴起都有直接关系。——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