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卫生状况的说法，很难找得到比卓越的建筑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在他1961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历史上的这座城市》中的说法更加错误，至少可以说更加不全面：
几千年来，城市居民忍受着残缺不全、往往肮脏不堪的卫生设施，生活在垃圾和污物之中。这些垃圾和污物他们肯定有这个能力运走，因为与常年在这种肮脏的环境里走路和呼吸相比，动一动手几乎不可能会更加令人讨厌。为什么人们对污物和臭气如此不在乎，而那种污物和臭气连许多动物都受不了，即使是猪，它们也都竭尽全力让自己和圈里保持干净。要是有人对此作出任何充分解释，他或许也会想到，在这座城市建城之后的5000年里，技术本身的发展是十分缓慢的，断断续续的。
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奥克尼的斯卡拉坡看到，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一直在处理污物、垃圾和废品，往往还取得了令人感到意外的效果。斯卡拉坡绝不是独一无二的，印度河流域有个4500年前的人家，就在一个名叫马亨约—达罗的地方，设有一个巧妙的处理垃圾的管槽系统，能把垃圾从生活区送进垃圾箱。古代的巴比伦拥有下水道和一个排水系统。弥诺斯人在3500多年以前就有了自来水、浴缸和其他文明的舒适条件。总之，对许多文化来说，讲究清洁和普遍重视个人卫生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很重要的，因此很难知道从何谈起。
古希腊人极其重视洗澡，他们喜欢脱光衣服——英语中的“体操馆”（gymnasium）一词就是“裸身的场所”的意思——练出一身大汗，他们每天锻炼以后有一起洗个澡的习惯。不过，这些主要还是短时间的卫生活动。对于他们来说，洗澡是一件速战速决、应当快速办完的事。真正像模像样的洗澡，懒洋洋地泡在水里，始于罗马。古罗马人洗澡之专注和严谨的态度，那是谁也比不上的。
古罗马人都爱水——庞贝有一户人家有30个水龙头——他们的管渠系统为主要城市提供充足的淡水。有人计算过，罗马的水供应量是极其丰富的，平均每人每天300加仑，比今天罗马人的平均需求量高出七八倍。
对古罗马人来说，澡堂不仅是个把身体洗干净的地方，还是每天休闲的场所，一种娱乐，一种生活方式。古罗马的澡堂里设有图书室、店铺、健身房、理发室、美容院、网球场、快餐店和妓院，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来使用。“逢人问一声是在哪里洗的澡，这是常有的事。”凯瑟琳·阿申伯格在她闪烁着才华的卫生史《清除尘垢》中写道。有的古罗马澡堂建造得真是富丽堂皇，犹如宫殿一般。卡拉卡拉皇帝的大澡堂一次可以接纳1600名前来洗澡的人，而戴克里先皇帝的大澡堂可以容纳3000人。
洗澡的人在水里翻来滚去，喘着粗气，经过一连串不同温度的池子——从温度低的一端的冷水池，到另一端的烫水池。在途中，他们会在温水池停下来，有人给他们身上抹上一层油，然后继续往前来到蒸汽室。在这里，他们锻炼出一身汗，然后有人用一种名叫刮身板的工具，把油连同不洁之物一起从他们的身上刮下来。这一切都是严格按照顺序来办的，虽然到底按照什么样的顺序，历史学家们的意见不完全一致，这很可能是因为具体的规定是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的。关于古罗马人及其洗澡习惯，我们还有相当多的东西不知道。比如：奴隶跟自由民一起洗澡吗？人们多久洗一次澡？他们洗一次澡要花多长时间？他们对洗澡的热情高涨到什么程度？罗马人本身对水质和水里的漂浮物表现出不安，这表明他们不一定都像我们一般认为的那样对洗澡很感兴趣。
然而，在罗马帝国的很长时间里，澡堂子里似乎有着某种严格的礼节，确保了操行端正。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澡堂里的生活跟罗马总的生活一样，变得越来越活跃。男女同浴成了常有的事；有可能，但绝不敢肯定，女人和男性奴隶一起沐浴。实际上，谁也不完全知道古罗马人究竟在里面干什么，但无论他们干什么，反正早期的基督徒都无法接受。他们认为罗马时代的澡堂是放荡的、堕落的——在道德方面是不干净的，如果不是在卫生方面的话。
说来也怪，基督教总是对讲究卫生感到不安，从很早时候起就形成了一种古怪的传统，把圣洁和肮脏等同起来。1170年贝克特的圣托马斯去世以后，那些准备为他办丧事的人以赞许的目光注意到，他的内衣上“长满了虱子”。在整个中古时代，一种几乎万无一失的获取持久荣誉的办法是发誓不洗澡。许多人从英国步行到圣地，但有一位名叫戈德里克的修士一路上连一次脸都没有洗过，他几乎势必成为圣戈德里克。
接着，在中世纪，由于鼠疫的传播，人们比较认真考虑自己对待卫生的态度，考虑能采取什么办法来减少自己得病的风险。不幸的是，各地的人都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精英们都认为，洗澡开启了表皮的毛孔，促使致命的汽雾侵入体内，最好的办法是用尘土堵住毛孔。在此后的600年里，大多数人不洗澡，甚至不洗脸，要是能办到的话。结果，他们付出了代价，日子过得很不舒服。感染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长疖子是家常便饭，出皮疹和长红斑是常有的事，差不多每个人身上几乎老是痒。不舒服是经常性的，患了重病也只能听其自然。
破坏性极大的疾病暴发了，致使几百万人丧失了性命，然后往往又神秘地消失了。最臭名昭著的是鼠疫（实际上是两种疾病：腺鼠疫和肺鼠疫。腺鼠疫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患者脖子、腹股沟或腋窝里的淋巴会肿大；肺鼠疫更加致命，更容易传染，毁坏呼吸系统），但还有许多别的疾病。英国的汗热病分别在1485年、1508年、1517年和1528年流行，死了成千上万人，最后消失，再也没有回来（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回来）。对于这种病，我们至今几乎一无所知。接着，在16世纪50年代，另一种古怪的热病“新病”，“在全国可怕地迅猛蔓延，致使各种各样的人大批死亡，尤其是绅士和富豪”，有一位同时代人注意到。在此期间，有时候还同时暴发麦角中毒，这种病起源于黑麦粒受到了麦角菌的侵染。食用中毒的谷物的人会出现谵妄、发热和昏迷等症状，在许多情况下最后导致死亡。麦角中毒有个奇怪的方面，病人发病之初会像狗叫那样咳嗽。有的人因此认为，“像狗狂吠似的咳嗽”（barking mad）这个表达方式就是由此而来的。
最可怕的疾病是天花，它流行范围广，杀伤力大。天花主要有两种：普通天花和出血性天花。两者都是不好的病，虽然出血性天花（其症状包括体内出血和皮肤生脓包）更加疼痛，更加致命，有90%的患者死于非命，差不多是普通天花死亡率的两倍。在俄罗斯以西的欧洲，在18世纪天花疫苗问世以前，每年有40万人死于天花。天花造成的死亡总人数，超过了任何一种别的疾病。
对于存活下来的人来说，天花造成的创伤是多种多样的，很多人眼睛失明或留下可怕的疤斑，但有的人却毫发无损。天花已经存在数千年，但直到16世纪初才成为欧洲的常见病。英国第一次有记录的天花发生在1518年。出天花的最初症状是突然开始发高烧，并伴有酸痛和口渴。通常到了大约第三天，开始出现脓疱，并蔓延到全身。脓疱的数量是因人而异的，最坏的消息是获悉哪一位亲人“浑身长了脓疱”。最严重的病例是，患者基本上成了一个大脓疱。在这个阶段，病人还经常发高烧；脓疱会破裂，流出难闻的脓。要是患者过了这个关，一般说来也就能战胜天花。但是，患者的麻烦还远没有结束。此时，脓疱结疤了，开始发痒，痒得浑身难受。直到疤脱落，你才知道有没有留下疤痕，严不严重。伊丽莎白女王年轻的时候差一点死于天花，但后来完全康复，没有留下疤痕。护理她的是她的朋友玛丽·悉尼夫人，悉尼夫人可没有那么走运。“我离开她时，她是一位十足的美人……”她的丈夫写道，“我回来时，发现天花已经把她变成一个丑得不能再丑的丑女人。”一个世纪以后，里士满公爵夫人也同样破了相，而英国1便士硬币上的英帝国拟人化标志，还是以她为模型的呢。
天花还跟别的疾病的治疗有很大关系，人们看到流脓，就认为身体想要排出毒素，因此就拼命让天花患者流血、出汗，给他们刺孔、通便。过不多久，这些方法也用来治疗其他各种疾病，几乎总是把事情搞得更糟。天花之所以叫smallpox（小脓包），是为了区别于great pox（大脓包），即梅毒。
显然，并不是所有这些可怕的疾病都跟洗澡有直接关系，但人们也不一定知道这一点，甚至也不在乎。虽然人人都知道梅毒是通过性接触来传播的，这种情况当然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但与澡堂有着不可避免的关系。一般说来，妓女不得走到离澡堂100步的范围以内。最后，欧洲的澡堂子通通关门大吉。随着澡堂的关门，大部分人摆脱了洗澡的习惯，这个习惯反正有好多人是从来没有的。洗澡不是没有听说过，不过这是一件洗不洗由你的事。英语中有一句常用的谚语：“经常洗手，难得洗脚，永不洗头。”伊丽莎白女王坚持每月洗一次澡，“不管需不需要”，这是个经常被人引用的例子。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在1653年写道，他作出一个试验性的决定，每年洗一次头发。科学家罗伯特·胡克经常洗脚（因为他觉得洗脚有催眠作用），但似乎很少打湿踝关节以上的部分。塞缪尔·皮佩斯写了9年半日记，只有一次在日记里提到他妻子洗了澡。在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快到1608年他的第七个生日时才洗第一个澡。
水，如果被使用的话，往往纯粹被当做药物。到16世纪70年代，巴斯和巴克斯顿是两处人们常去的矿泉疗养地，但即使在当时，人们也抱有怀疑态度。“我认为，那么多人都泡在同一水池里，这是不可能干净的。”1668年夏天，佩皮斯在考虑泡温泉时说。不过，他觉得还是挺喜欢，第一次泡温泉就在水里待了两个小时，然后他裹着被单，花钱让别人把他抬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当大批欧洲人开始到新世界旅游的时候，他们已经习惯于身上发臭，印第安人几乎总是评论说，欧洲人身上散发着一股难闻的臭味。然而，令印第安人觉得最困惑的是欧洲人擤鼻子的习惯，只见他们用一块漂亮的手帕擤鼻子，然后把手帕仔细折叠好，放回自己的口袋里，仿佛那是宝贵的纪念品。
毫无疑问，有一些卫生标准被认为是应该达到的。有一位观察国王詹姆斯一世宫廷的人写道，这位国王从来不接近水，除了用一块湿的餐巾擦一擦指尖，因此他是以一种厌恶的口气写的。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说来，真正邋遢的人也以邋遢出了名，其中也许包括第十一代诺福克公爵。这位公爵强烈反对使用肥皂和水，因此他的仆人不得不等到他烂醉如泥的时候才为他擦洗干净；那位写小册子的托马斯·佩恩，身上总是有一层污垢；甚至包括高雅的詹姆斯·鲍斯韦尔，他身上的臭味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在那个时代，这肯定已经能说明一点问题。然而，同时代的阿尔让斯侯爵一件贴身内衣可以穿上好多年，这连鲍斯韦尔都吃惊得目瞪口呆。当那位侯爵终于被说服脱下那件内衣时，内衣已经和他的身体粘在一起，“几块皮跟内衣一起脱落下来”。然而，对有的人来说，邋遢成了一种引以为豪的事情。第一批了不起的女旅行家之一、贵族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是如此邋遢，有一位新认识的人跟她握手之后，惊讶得脱口说出：真脏呀！“要是你看了我的两只脚，不知你会说出什么来呢！”玛丽夫人愉快地回答说。许多人对接触大量水很不习惯，一想到水就真的觉得很害怕。著名的费城人亨利·德林克在自己的花园里安装了一个淋浴器，他的妻子过了一年多才敢去尝试一番，这已经是1789年的事。她解释说：“在过去的28年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同时浇湿全身的事。”
到18世纪，若要洗个澡，最可靠的办法是发神经病。然后，人家会用水把你浇个够。1701年，约翰·弗洛耶爵士开始证明，不管你身上有多少疾病，洗冷水澡都能治愈。他的理论是，把身体浸入刺骨的冷水会产生“恐惧和惊慌”的感觉，从而激活已经麻木和迟钝的知觉。
本杰明·富兰克林尝试另外一种方法，他在伦敦的几年里，养成了洗“空气浴”的习惯，就是光着身子待在楼上开着的窗子前面。这种办法不可能把他的身体洗干净，但似乎对他也不起什么坏作用，至少使他的邻居们有了聊天的话题。同样奇怪地很流行的是“干洗澡”——就是用刷子刮擦自己的身子，让毛孔张开，还有可能赶跑虱子。许多人认为，亚麻织物有着特殊的性质，能够吸干净皮肤上的污垢。正如凯瑟琳·阿申伯格所说：“他们采用更换衬衣的办法来‘洗澡’。”然而，大多数人采用两种办法来对付污垢和臭味，要么用化妆品和香水来掩饰，要么干脆由它去。人人都发臭了，也就没有人发臭了。
但是，接着，水突然之间成为时髦的东西，虽然仍然只是在药用的意义上。1702年，安妮女王来到巴斯治疗痛风。这件事极大地提高了巴斯温泉能治病的声望和影响力，虽然安妮的毛病跟水毫无关系，都是因为吃得过饱引起的。过不多久，泡温泉的城镇在全国各地拔地而起，如威尔士的哈罗盖特、切尔滕纳姆、兰德林多德韦尔斯等等。但是，沿海的城镇声称，真正有疗效的水是海里的水——不过，有意思的是，仅限于他们自己那个社区附近。约克郡沿海的斯卡伯勒保证，他们这里的海水具有预防“中风、癫痫、僵住症、眩晕、黄疸、忧郁症和胃肠气胀”的作用。
最著名的水疗法的先驱是理查德·拉塞尔医生，他在1750年用拉丁文写了一本关于海水的治疗作用的书，4年后译成英文，书名叫做《论利用海水治疗腺病》。拉塞尔在书中提出，用海水来有效治疗从痛风和风湿病到脑充血的任何疾病。患者不仅要泡在海水里，还要喝大量的海水。他在苏塞克斯郡海边一个名叫布赖瑟姆斯通的渔村开业，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连那个小镇都发展得很快，最后变成了布赖顿。它在当时是世界上最时尚的海滨疗养胜地，拉塞尔至今还被称为“海水疗法的发明人”。
早年，许多洗海水浴的人赤裸身子（常常引起有些人的愤怒，他们往往长时间盯着观望，有时候还借助望远镜），而比较自律的人则披着不少衣物，有时候还危险地穿着笨重的浴衣。而当“各色”穷人开始大批出现，就在海滩上脱光衣服，然后一步一拖地走进海水里，实际上洗他们一年中唯一一次澡的时候，人们真的感到怒不可遏了。出于谨慎的考虑，发明了洗浴机。洗浴机不过是篷车，装有轮子，可以滚到水里，并设有门和踏板，客人可以安全地独个儿走进海里。在很大程度上，洗海水浴的好处倒不在于在海水里泡一泡，而在于事后用干的法兰绒布使劲做全身按摩。
1783年9月，布赖顿的前途有了永久性的保证。正值美国革命以签订《巴黎条约》宣告结束之时，威尔士亲王首次来到这个疗养胜地。他希望自己肿胀的咽喉能有所减轻。他的希望没有落空，他对这个地方喜欢得不得了，马上在那里为自己盖起了具有异国风情的疗养所。亲王建了一个私人浴室，里面注满了海水。这样，他在进行治疗的时候，就无须再暴露在平民百姓的目光之下。
也是为了找个清静的环境，乔治三世来到多塞特更西面的一个缺乏生气的港口韦茅斯，但吃惊地发现有数千名好心人等在海滩上，要看他第一次下水。当他披着宽大的蓝哔叽浴衣踏进水里的时候，躲在附近洗浴机里的一支乐队奏起了《上帝保佑吾王》。不过，国王对韦茅斯之行还是满心欢喜，之后差不多每年都来这里，直到他的精神疾病越来越厉害，他的脑子再也受不了众目睽睽的场面。
小说家兼医生托拜厄斯·斯莫利特患有胸部疾病，来到地中海洗海水浴。他每天在尼斯游泳，令当地人十分吃惊。“他们觉得很奇怪，一个似乎患肺痨的人竟然踏进大海，尤其是天气那么冷；有的医生预言这个人是活不长的。”有一位同时代人写道。实际上，洗海水浴倒开始流行起来。斯莫利特的游记《遍游法兰西和意大利》（1766）对创建这个海滨避寒胜地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过不多久，江湖医生就意识到，洗浴行业可以挣大钱，詹姆斯·格雷厄姆（1745—1794）就是最成功的人士之一。格雷厄姆是一名自封的内科医生，除了雄心勃勃以外别无任何资质。18世纪下半叶，他在巴斯和伦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使用磁铁、电池和其他嗡嗡作响的设备来为病人治疗各种疾病，但尤其是跟性生活不幸福有关的疾病，比如阳痿和性冷淡。他把洗药用浴提到一个更高的色情的层面上，很有引诱力。他为顾客提供牛奶浴、按摩浴和泥浴，都配上戏剧性的背景，包括音乐、古典雕塑、芬芳的空气、几乎一丝不挂的女招待——据说，其中之一就是埃玛·莱昂，她是未来的汉密尔顿夫人和纳尔逊爵士的情妇。有些人的疾病对这些具有引诱力的服务没有反应，格雷厄姆就以每晚50英镑的价钱，为这些人提供了一种通有强大电流的大型“天字号床”，床垫里塞满了玫瑰叶子和香料。
不幸的是，格雷厄姆被自己的成功冲昏了头脑，开始喜欢说大话，结果连他最忠实的追随者都觉得是没有根据的。他有一次的讲座题目是《怎样不吃任何东西也能活许多周、许多月或许多年》，他在另一次讲座中保证他的听众健康地活到150岁。随着他的言语越来越荒唐，他的生意渐渐清淡，然后直线下降。1782年，他的动产被没收以用来抵债，詹姆斯·格雷厄姆也就此完结了。
现在，格雷厄姆总是被描述成一个荒唐可笑的江湖骗子，这在很大程度上当然是没有错的。但是，也值得记住，他的许多理念——洗冷水浴，淡茶粗饭，睡硬板床，开大窗户让有益于健康的凉空气流进卧室，尤其是对手淫的持久不变的恐惧心理——成了英国人生活中的固定组成部分，持续的时间远远超过他大吹牛皮的那段短暂时间。
随着人们调整了看法，认为现在可以经常安全地洗澡，长期存在的有关个人卫生的理论也突然之间彻底改变了。现在，淡红色的皮肤和张开的毛孔不再是一件坏事，恰恰相反，这样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实际上，皮肤是个神奇的通风设备——二氧化碳和其他有毒吸入物是通过皮肤排出体外的；要是毛孔被灰尘和在长时间里形成的其他污垢所堵塞，自然产生的毒素就会被困在体内，积累到危险的程度。这就是不讲卫生的人，如撒克里笔下的那些“下层民众”，常常生病的原因，他们堵塞的毛孔在害死他们。有一位医生做了个生动的示范表演，显示一匹浑身涂满柏油的马怎样很快衰弱无力，可怜地断了气。（实际上，这匹马的问题跟呼吸没有关系，而是跟调节体温有关系，虽然从马的角度来看，这个道理显然是毫无意义的。）
然而，仅仅为了干净和味道好闻而洗澡，这个习惯的形成相当缓慢。当基督教循道公会的创始人约翰·韦斯利在1778年一次布道中创造“干净已经离神圣不远”的说法时，他指的是干净的衣服，而不是干净的身体。关于干净的身体，他建议只要“经常刮刮胡子和洗洗脚”。19世纪30年代，当青年时代的卡尔·马克思去上大学时，他忧心忡忡的母亲给他下达了关于卫生的严格指示，尤其叮嘱他“每星期都要用海绵和肥皂擦洗一次身子”。到举办博览会的时候，情况显然已经在发生变化。博览会本身就展示了多种肥皂和香水，这在某种程度上肯定反映了新的需求。两年以后，政府终于取消了长期存在的肥皂税，又及时地促进了卫生事业的发展。即使那样，直到1861年，有一位英国医生还在写《洗澡与洗澡的方法》这样的书。
然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之所以开始认真洗澡，真正的原因是他们认识到洗澡是很费劲的事。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有一种自我折磨的本能，而水成了他们展示那种本能的极好途径。许多日记里都有记载，为了早晨洗脸，他们敲开脸盆里的冰层。费朗西斯·基尔弗特牧师喜滋滋地写道：1870年圣诞节早晨，当他快活地洗澡的时候，浴缸边上还结着犬牙交错的冰，刺痛了他的皮肤。淋浴也提供了施展自我折磨本能的广阔天地，往往还尽量设计得冲力很大。早期有一种淋浴的冲力大得吓人，沐浴者不得不戴着帽子才敢踏进去，免得被自家管子里的水冲得昏死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