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三面红旗”席卷全国。小小的康家山村再一次狂热起来。
和畅的惠风满足不了政治的要求，取而代之的是猛烈的“共产风”。
高级农业合作社满足不了前行的速度，取而代之的是人民公社。
这一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和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特殊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这艘快速行进中的巨轮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一年中国社会最大的特点：狂热。狂热必然导致“高烧”。
常德地区范围内一场反右派斗争4月发起5月胜利结束。常德地区的政治干部对右派分子划定的安排程序和数量规定荒唐幼稚，远远不如康家山的农民兄弟建立初级社时计产、折价、等价那么严密科学。据史料记载，全地区共划出右派分子4164名，其中共产党员307人，共青团员992人。对这些人的处罚，或送劳动教养，或撤职监督劳动，或安排待遇较低的工作。安排待遇较低的工作，不是从城市调到农村，不是从待遇好的单位调到待遇差的单位，而是古文教授上山割草、妇科主任放牛、作家在养猪场挑猪粪。
康家山没有分配到右派指标。康家山的贫下中农感到很失落，他们不知道，康家山村里没有一个人够打成右派的“档次”。
右派虽然没反成，但令康家山亢奋的事情接连不断。
反右派斗争刚结束，县里就加大力度宣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母亲当然不知道，常德地委选取她的娘家桃江县修山麻竹垸作为全区总路线宣传试点，并在点上召开全区宣传总路线现场大会。接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宣传到处可闻，到处可见。
紧接着，太子庙由乡改称为“公社”，康家山由村改称为“大队”。大队下设的若干村民小组变成生产队。
生产队成了社员的大家庭。一个生产队办一个公共食堂。只有曾宅的房子能建大灶架大锅，于是生产队把曾宅原来养猪养马后来变为公家杂屋的房间改成了公共食堂。
每家每户的稻谷、红薯、棉花统统归了生产队，锅碗瓢盆也都归了生产队，更不用说耕牛、猪、鸡、鸭、鹅了。
“再也不用在自家做饭做菜啦！饿了只管往食堂里拱，鸡啊鱼啊肉啊撑死你们！”生产队领导们笑呵呵地告诉社员。
听说常德全区很多地方一个生产队或一个大队办一个社员集中居住的居民点。但康家山绝大部分社员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屋里狗窝”。这样，康家山大队的社员们除了睡觉还在各家外，大家吃饭、出工都在一起了。
怎样避免平均主义？这个问题人民公社早就想到了。
人民公社规定，生产队应该逐步制定各种劳动定额，实行定额管理。凡是有定额的工作，都必须按定额记分。但考虑到实际，人民公社提出，对于某些无法制定定额的工作，可以采用评工分的办法。实际上，评工分比定额管理更得人心，也更好实施。很多地方都采用评工分的方式。康家山大队每个社员都有一本工分手册，每个人的劳动工分都要按时记入自己的工分手册。每个社员的工分是由生产队的干部们开会决定的。
与全国各地农村一样，康家山的青壮年的工分一般都是十分。母亲的工分和大部分妇女一样都是五分。曾章甫在年龄上虽然属于青壮年，但他自从1951年被关押释放出来后一直没能康复，加之他不能下田只负责砍柴，生产队给他的工分也是五分。也就是说，曾章甫加母亲两个人的劳动工分才等于一个青壮年的。
生产队对照顾孩子的问题做了细致的安排。把孩子交给老人家带，给老人家记工分，从三分到五分不等。带周岁以下的婴儿记五分工。毛坨交给何大妈带。
毛坨很快接受并喜欢上善良慈祥的何大妈。他有时候留在何大妈家，跟着何大妈睡。
定了工分接着定饭量。社员用餐统一在生产队食堂。生产队定出每个人每餐的用饭标准。最高的每餐是半斤即八两米[1]。依次下来有七两、六两、五两……最少的二两。生产队给曾章甫定的是七两，给母亲定的是四两。
食堂刚开张的时候餐餐像过年，除了饭量少一点儿。各家各户交上来的牲口，除了耕牛外，都宰了吃掉。吃完猪肉吃鸡肉，吃完鸡肉吃鸭肉，吃完鸭肉吃鹅肉。
“人民公社好不好？公共食堂好不好？”队长问哄抢着吃肉的社员。
“好！”社员们满嘴油腻地高声回答。
可是好景不长，牲口很快就吃光了，仓里的谷也日益见底了。
“得赶紧找县里和公社救济！”队干部们商量。
公社传回话来：上面没能力救济，各生产队自己想办法！
因为油不够，菜又少，并且基本没有荤菜，常年是素菜，所以一餐四两米母亲根本吃不饱，吃不饱就得饿着。
康家山大队的集体劳动中，女人的劳动类型与男人基本无异。
棉田留给老弱病残的人负责，年富力强的人统统分配在稻田里。
母亲经常和男人一起打禾。
那时候没有收割机，要靠人工。先割禾，再送禾，再打禾，再甩禾。相比之下，割禾轻松一点儿，所以以女社员为主。
割禾时人要半蹲下去，屁股朝天翘，左手抓紧禾兜，镰刀口朝内用力的同时要注意稍下以免割到手。稻禾割下来后要码成小堆放在两边，中间给禾桶留出空地。禾兜要朝禾桶摆放。
送禾一般是孩子们干的事，就是把已割下码成小堆的稻禾送到打禾人手中。送禾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双手的手掌尽量张开，两手掌合围抱稳稻禾的腰部。两手掌的合围点不能接近稻穗，否则会把稻谷搓落形成浪费，也不能接近禾兜，否则打禾不方便接手；二是速度要快。只能让送禾人等打禾人，不能让打禾人等送禾人。常有打禾人大声骂送禾人慢得像头死猪。如果人手不够，送禾的环节就省去，由打禾人自己弯腰抓禾兜。弯腰抓禾兜的时候一只脚还必须不停地踩踏板，否则打禾轮转动的速度就会降下来。如果重新加速就浪费时间了。打禾的人弯腰抓禾兜必须顺手，这就是割禾的人要把禾兜朝禾桶摆放的原因。
打禾最耗体力。一只脚站稳，另一只脚不停地用力踩禾桶上的踏板，让踏板带动打禾轮快速转动。两手掌紧紧掐紧禾兜把稻穗往快速转动的打禾轮上送。稻穗上饱满的谷粒就被打禾轮打脱下来，随着打禾轮飞进禾桶里。
男人天生是打禾能手，一般女社员真的打不好，所以生产队的社员们由衷地赞叹我的母亲钟祝华是个打禾高手。
打禾除了要用力踩踏板外，还有若干个关键点：一是把稻穗送到快速转动的打禾轮上的尺度要控制好。如果怕打断手指，稻穗伸进不够，就只能让稻穗的上头脱谷，形成浪费。如果让稻穗伸进去太多，手指就会被打禾轮毫不留情地打断。收稻季节里，被打禾轮打断手指的事不少见。被打断的手指会像发疯的小青蛙一样在稻桶里痛苦地乱弹乱跳。二是手掌在掐紧禾兜的同时，还要通过手指的运动使禾兜里外换位，使外围已脱谷的稻穗换到内部，让内部未脱谷的稻穗换到外围。三是时间要把握好，打禾速度要快，不能一侧的人打完了，另一侧的人还没打完。一般女人能把握好第一个关键点就不错了。能完成前两个关键点的女人就算是女强人。在女强人的基础上还能把握好第三个关键点的女人，真的是凤毛麟角了。母亲做到了。也因为母亲做得到，所以母亲是女社员里最辛苦的。
甩禾一般都是由打禾人完成的。打完一手，稻穗上的谷脱尽，稻草的上部就变小了。打禾人左手一把握住稻草的上部，右手抓住一缕稻草快速地缠两下再快速地一扎，稻草就已捆绑好。打禾人再潇洒地把绑好的稻草往半空中一抛，稻草便脚在下头在上稳稳地叉开上百条腿立在田里了。
打禾人如果不会甩禾是会被人嘲笑甚至挨骂的，因为那样还得安排人专门捆绑稻草，既浪费时间又浪费人力。
把一丈左右的禾打完后，为了送禾方便，禾桶就要往前移，移到割倒的禾边。因为割禾的人一般是女人，且割禾也不能耽误，而送禾的人一般是孩子，所以拉移禾桶的事也是由打禾人完成的。两个打禾人同时从踏板上下来，快步走到禾桶两侧，紧握住禾桶两侧的把柄，一声大喝“起”，两人便同时用力将禾桶的前部抬出泥面，再一声大喝“走”，两人便同时用力将禾桶往前拉，一边拉一边快跑。快跑的目的，一是为了借助惯性，二是为了节省时间以免打禾轮完全停下来。大块头的禾桶本身就很重，在打禾的过程中，它的重量是随着打脱稻谷的多少而逐渐增加的。拉移木桶是“大力士”干的活。母亲冬修打夯时练出来的臂力，在打禾中显现了威力。
请不要忘记，母亲每餐定量只有四两米，因为她的工分只有五分。
母亲是在半饥饿状态下打禾的。打完半天禾，母亲的状态就更糟糕了。
肚中的四两米饭早已消化殆尽，离下一顿饭还有长长的一段时间，母亲饿着肚子打禾，拖木桶的时候，只感到两眼冒花、天旋地转，吃力而机械地蠕动着两条打战的腿。但她一次次告诉自己，如果实在要摔倒了，就先坐地上然后再倒下，甚至宁愿后脑勺倒地，也绝不能朝前摔倒在打禾轮上，否则，打禾轮就会把脑袋打成稀巴烂。
曾章甫深切地爱着母亲，疼着母亲。他没有别的能力可以照顾母亲，但他常常在生产队的食堂里，在母亲面前强硬地用自己的七两米饭跟母亲的四两米饭换。
曾章甫也经常挨饿。回忆起曾章甫强硬地抢过母亲的四两米饭钵，把自己的七两米饭钵强塞到母亲手里时，母亲的双眼噙满泪水。
曾章甫的任务是砍柴。他总是那个樵夫“行头”，每天老老实实地上山砍柴，挑回生产队，再上山，再挑回。一天往返的次数，因天气和山林远近不同。
有一天晚上散工后，曾章甫没有回到食堂吃饭，也没有回家。
生产队的人在其他樵夫的带领下，在一座山里寻到受了伤的曾章甫。
事情是这样的：
那天下午在山上，他像往常一样，用一条腿的膝盖顶住一大捆柴，然后再用一根枯藤捆绑柴时，藤突然断了，一根韧性极强的弯曲的树枝猛地弹起，重重地弹在曾章甫的胸口上。当时他是单兵作战，旁边没有人救他，他倒在柴堆旁挣扎了两下但爬不起来，不一会儿就昏死过去了。
母亲心疼得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直往下掉。曾章甫回家后，躺了一会儿便缓过气来，能说话、喝水了。母亲见曾章甫缓过来了，就去食堂想把曾章甫的七两米饭端回来。母亲准备烧些开水，把饭菜泡热了喂给曾章甫吃。但食堂里已没有他的饭了。他的饭被其他社员趁乱吃掉了。在食堂里做饭菜的贫农何大嫂从食堂拿了一颗鸡蛋送给母亲，叫母亲煮了给曾章甫吃。
鸡蛋一般是用来接待大干部的。吃一颗鸡蛋，在当时是大干部的待遇。母亲和曾章甫很感激何大嫂。
何大嫂是负责带毛坨的那位何大妈的儿媳妇，比母亲大两岁。何大嫂平时很乐意帮助母亲。这位贫农家的妇女对母亲充满同情，也充满肯定与敬重。
康家山的田埂上、墙壁上、宣传板上到处可见这样的标语口号：
“一天等于二十年！”
“苦干三年，造福万代！”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敢想！敢说！敢干！”
“超英赶美！”
“批判下游！火烧中游！力争上游！”
……
康家山大队所有人的血管里都激荡着发烧的血。
但不久，社员们血管里血的温度迅速回落。
导致社员们热情迅速下降的根源是“共产风”。“共产风”的弊病就是之前其实早已想到过的平均主义。但在具体操作中，人民公社不承认，也不允许生产队之间的贫富差异。
在发扬共产主义精神的大原则下，原来各高级农业合作社之间的贫富被拉平，社员与社员之间的收入差别被消除，穷生产队共了富生产队的产，穷社员共了富社员的产。不仅如此，各个公社竞相大办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教育、大办水利、大办共产主义新村等，各种“大办”所需的人、财、物随时随地平调，也就是无偿调拨，甚至从社员手里强征。
地主富农心里有想法嘴里不敢说，贫下中农却敢于表达不满：“平调社员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地主资本家还要花点本钱，只是不等价，‘共产风’搞平调一个子儿都不给！”
思想上泄了气，行动上就没了劲头。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谁愿意那么傻呢？
于是，那年的秋季稻的稻穗不再饱满，棉桃也不再累累。社员出工不用心，再优良的“红脚早”种子也换不回沉甸甸的稻谷，再炽烈的太阳也晒不出小山一样的棉花。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事情：大炼钢铁。
康家山响着振聋发聩的口号：
“以钢为纲！”
“钢铁是工业的基础！是工业的纲，是工业的元帅！”
“各行各业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帐！”
“全力保证实现钢产量翻一番！”
生产队的干部在会上说：“炼好钢铁就能造更多的坦克和大炮，轰趴狗日的美帝国主义，轰烂蒋介石的溜屎光光头！”
于是，男女老幼一齐上，一座座小洋炉、土高炉拔地而起，铁的锅碗瓢盆全拿去炼钢。代四翁妈、何大妈、曾老婆婆、慧堂姨媳妇儿全都成了炼钢师傅。太子庙跟全国其他地方的公社一样炼出一堆堆基本无用的“烧结铁”。
不过这还是不错的，毕竟炼出了“烧结铁”。毛家滩那边有个生产队不得法，把砸得稀烂的铁锅铁盆放在一口巨型大锅中像煲汤似的用水煮，巨锅里的水快烧干时就赶紧倒几桶河水下去，这样煮了个把月还不见钢铁出来，烂铁在开水里仍是硬邦邦的原样子，那生产队的干部被县里下来检查的干部臭骂了好一顿。
为炼铁而烧制的木柴、木炭及搭建的临时工棚，几天之内让太子庙的青山成了秃顶。曾家七人六墓守护的茶籽树也全部燃烧在炼钢炉中。
农业为钢铁元帅让路，田里土里的劳力大部分去当了“钢铁工人”，原来就减产的稻谷没有细收细打，已经不再饱满的谷粒被糟蹋在田里，成了麻雀、田鼠、黄鼠狼们过冬的口粮。
生产队的口粮少了，社员们的八两米变成了五两米，二两米变成了稀饭。
但往上报的亩产量却只增不减，骗得公社干部说啥也不信，骗得《人民日报》乐开了花。
有人用诗这样描述这一年的中国农村：
贫困开始蔓延先从山区开始然后蔓延到中国的平原河流瘦若羊肠缓慢地蠕动中国的胃 在饥饿中开始大面积地溃疡……不是天灾太阳照常升起星月照常隐现大炼钢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中国的额发着比炉火更高的高烧烧坏了大脑烧坏了每一根正常思维的神经……
[1] 当时一斤为十六两，所以半斤是八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