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二连三的打击，打不垮母亲。苦命的母亲，像康家山的油茶树一样，屹立不倒。
饱饱不在了，母亲、曾章甫、毛坨，坚强地生活着。
那时候的农村，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儿女能生多少生多少，有的农民家庭同时拥有鼻涕流进口里的、扣子上下扣错的、穿着开叉裤的、两只脚穿着爹爹翁娘同一朝向烂鞋子的孩子七八个。曾章甫、母亲和毛坨，组成了后来20世纪末中国城镇时髦的小家庭组合：三口之家。
在政治斗争的风潮渐渐平息后，康家山的山林田土惠风和畅，农业逐渐繁荣，农民的生活日益安康。
母亲和曾章甫唯一的希望——毛坨，长得越来越高，越来越结实了。
从1955年开始，康家山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那年，毛泽东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胜利闭幕后，汉寿从原来的生产自救和互助合作逐渐转变为初级农业合作社。到年底，太子庙乡的农民家庭95%以上入社。康家山村也基本完成了动员组织农户入社的任务。
母亲和曾章甫第一批报名同意入社。但不是所有的地主富农入社都能获得批准，也不是每户农家的态度都像母亲和曾章甫那么积极。入社的组织动员工作可是费了村干部的一番精力。
筹建合作社的第一步是深入宣传发动。母亲唯命是从，坚决拥护。但母亲发现，对同住在曾宅的贫雇农、中下农家庭进行动员的工作就没那么简单。
1955年入秋后，以代四翁妈的大儿子代村长、二儿子代会计为骨干的康家山建社筹备小组，层层串联，走家串户，除了宣讲毛主席指示外，还联系本地实际进行深刻剖析。
代村长他们挨家挨户苦口婆心讲：
“土改后两极分化现象很严重，有的家庭人多势众，有的家庭势单力薄。有的家庭是水田平地田，有的家庭是旱田高地田。这势必导致阶级兄弟生活水平高低不一。
“社会主义是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发展互助合作是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发展的方向。无论张三李四都是阶级弟兄，不能让两极分化的现象蔓延，只有紧紧抱团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人多力量大，集体力量能够战胜自然灾害，能够改变水流和地貌。”
村干部们编了一些朗朗上口的宣传口号：
“单干好比独木桥，站在当中两边摇，上不看天下有水，风吹雨打吃不消。”
“合作入社就是好，阶级弟兄齐步跑，众志成城力量大，江山永固地永牢。”
“万人入社手挽手，团结一心向前走，上山下田把歌唱，山里田里大丰收。”
……
代村长他们承诺，康家山村一定坚决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决依靠贫农下中农，巩固团结中农，限制地主富农入社的阶级路线，坚决贯彻“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十六字”方针，入社的阶级兄弟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十六字”方针共四句话。前面三句好理解，也好实行。后面一句入社前解释起来难，入社后实施起来更难，也最费代村长他们的功夫。
当时，一些富裕中农成分的家庭有钱有米，有全套农具，有耕牛，有水车，有些平时还做些小生意，衣食无忧。现在要他们入社，他们顾虑重重。他们怕入社后好日子变成差日子，担心耕牛、农具折价入社是像土改时没收地主财产一样，怕私产充公，怕“折价款分期偿还”是一句空话，担心入社后各种各样的人混在一起人心不齐“磨洋工”，担心生产搞不起来会减少收入。你说集体力量大，他讲单干自由。你说组织起来能增产，他讲单干也丰收。代村长生气地说：“富裕中农是地里的蚯蚓——满腹疑（泥）心！”
康家山的党员、团员家庭带头入社，贫下中农纷纷响应，入社家庭奔走相告。代村长他们动员那些觉悟较高且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富裕中农家庭入社，及时向入社家庭发放几元、几十元至几百元不等的股份基金，同时不辞劳苦地多次上门做顾虑重重的富裕中农家庭的动员工作。
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从宣传动员到结束的一个月之内，除了个别顽固的富裕中农及个别未能获准入社的地主、富农家庭外，太子庙乡绝大部分的家庭入了社。
入社后各村召开农业合作社成立大会，集体选举管委会并研究通过社章。
社员争论最激烈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社员个人利益与社内集体利益的矛盾问题，这就是入社前解释最多的计产、折价、等价的问题。成分不同，立场不同，处理意见也不同。
有些贫下中农家庭提出：“土改中没收了地主富农的田土、耕牛、农具和房子，现在搞农业合作，中农包括富裕中农的耕牛、农具也应无偿归公，不应该搞什么‘折价’和‘分期偿还’！”
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家庭则尽可能抬高生产资料的折价，并提出分期偿还的明确时间。
为了保护贫农入社的积极性，稳定中农情绪，使中农的利益不受侵犯，管委会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生产资料的处理上，他们逐一上户登记各项生产资料，分配各自使用时间、估计成数，新成品时价，分户造出明细表，然后认真研究折价。比如耕牛，要考虑公牛母牛、老口少口、体重体轻、力大力小等因素估价。比如农具，要分门别类，对犁、耙、辊、箕、桶、风车、晒簟等，分别按大小、成色估价。比如渔具，捞蚌壳的、捕鱼的、诱鳅鳝的，按工具小大、网格稀密分别估价。估价后出榜公布。全体社员意见一致后再分户入册上账，并签协议分三年偿还，第一年还30％，第二年再还30％，第三年全部还清。总之，要做到社员心中有底，社里账上有数，分类集中保管。
在查田定产的问题上，他们将田地分为稻田棉田、高田低田、肥田瘦田、近田远田、单季稻田双季稻田，还有河浸田等不同层次，按户分红。分红的比例按“田四劳六”，即把田中所得分为十股，田的主人得四股，耕作的人得六股。
农业合作社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在它产生之初，曾经比较显著地促进了康家山乃至更广大农村地区生产力的发展。
康家山村农业社管委会选定保管农具的房子，就是曾浩之、金姑娘带着孙子孙女们曾经住过的那间房子。
这间房与母亲家是隔壁。
母亲的政治表现、生产表现日益获得村干部和村民们的肯定，村里决定让母亲负责看管这里的农具。
入社后，农民积极性高涨。母亲与村民们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曾章甫则在社里负责砍柴。
那年由于种植了县里推广的“红脚早”“雷火粘”“万粒籼”“六十早”等稻谷良种，太子庙各社的平均水稻亩产量提高了近200斤。康家山建社后合成的一块十亩大田全部插上“红脚早”，共收毛谷100多担，晒干扬净后得干谷1万多斤，一季亩产800多斤，比入社前提高了400斤，整整翻了一倍。
棉花也获得大丰收。村里把山里的土整成一大片一大片的，种上棉花。那年康家山80多亩棉田收获毛棉花近4万斤，平均亩产近500斤。
这之后的两年，即1956年至1957年，初级社逐步过渡为高级社。良种稻谷继续推广，双季稻取代单季稻的面积扩大，平均亩产继续增多。
那两年还兴起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新热潮，康家山高级农业合作社一边种植水稻，一边育苗造林。康家山的一些农民在太子庙见到了新奇的农业工具：拖拉机。
由于加大了对农村教育的重视，一大批贫下中农的子弟开始步入初中、高中。
1957年年底，毛坨满五岁了。他可以自己跑到山上摘回一竹筐猕猴桃；会把猕猴桃送给爹爹和翁娘吃，也送给邻居们吃；还会挑出最大最好的猕猴桃送到接他出生的代四翁妈手里。他能背诵母亲教他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母亲已经连续四年完成冬修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