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命里有两次归零，就是家完全毁了，一无所有。一次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一次是唐山大地震，1976年。我后来开玩笑：前一次是毛主席领导的，后一次是土地爷发动的。
1966年8月23日，一群穿绿服装、戴红袖章、人手一把斧头的男孩女孩闯进冯家，“砸烂旧世界”。其中有个姑娘，模样端正，眼神却叫人害怕。她不吵不闹，砸起东西来分外细致。在同伴们已经扫荡过的房间里，她转来转去，把还算完整的东西一件件翻出来，有条不紊敲个粉碎。然后，她翻出冯骥才的一本相册，把里面的照片一张张抽出来，撕成两半。她做这些的时候，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格外注意那些有女性——冯的母亲、姐姐、未婚妻——的照片，她冷笑，秀气的眼睛发着寒光，用两只白白的手把它们撕成细小的碎片，唰唰作响。
照相主义者冯骥才心痛极了。姑娘走后，他从地上拾起零星残片，将珍贵的童年少年，留下一点点。这姑娘难忘，被写在80年代初发表在《收获》上的散文《书桌》里。
他还被抄家者押进一个房间，猛见30年代照片上过《北洋画报》、文静娴雅的母亲坐在地上，头发被剪秃，满脸涂着紫药水。他眼前一黑，失去知觉，紧接着像被一根皮筋似的东西拉了一下，回转来，前后不过一分钟。事后母亲告诉他，那一分钟里，他瞪着眼睛在狂笑，声音骇人。事后医生告诉他，若没有那根“皮筋儿”，他可能就疯了。
这之前的24年里，冯骥才无忧无虑，唯一的受挫是报考中国美院而未取，原因暧昧，似与阶级出身有关。这不算什么。他快乐地在天津市队打篮球，因伤退役后在书画社里领一些计件活儿，在家里画仿古国画；要么读书，一个人站在屋里背诵《蜀道难》《赤壁赋》或者《致大海》。有时约画友出去写生，有时骑着自行车，车后绑一个木凳，斜背一架廉价相机，穿行在天津老城的街巷中，见识那些美物：杨柳青年画、木雕、砖刻、风筝、泥人、灯笼……他保存着那些素描和《天津砖刻艺术》的手稿。这部小书写成于22岁（1964年），不曾出版。
更如意的是，遇见了一个叫顾同昭的女孩子，她后来成为他的妻子。
顾同昭出生在天津五大道最大的一座西班牙式花园别墅里，是她外祖父设计的。50年代变为公产。60年代毛泽东视察天津下榻在那里，从此得名“润园”。在冯骥才看来，顾家平和、安静、本分，女孩子们愈加单纯，像瓷娃娃一样长大。
我妈妈那时候特别爱看越剧，越剧基本都是悲悲戚戚的，跟她伤感的气质相投。我爱人她姨也爱看越剧，那天戏院里，带着她就坐在近旁。她姨就说，这是我外甥女。那时候她好像才20岁，很小。母亲问她干什么的，她说我画画，想考美院。母亲说我儿子今年高中毕业也考美院。她发愁说不知道素描怎么考，母亲说你来我家好了，我儿子也许能告诉你。
那时候也没电话，有一天她忽然就来了。我的房间在二楼，打开门，忘了去过道干什么，她从楼梯跑上来了。那时候北京正举办第26届世界乒乓球赛，她戴一个花朵形状的乒乓球赛纪念章，穿一个蓝色对襟的小褂，因为她从小学芭蕾、学钢琴，步子轻快，仪态很美。我一看，咦，这小孩挺好玩的，挺有感觉。她一见我：请问，这是姓冯吗？我说，呵，是。你就是冯骥才呀。是。她说哎呀，那么高啊！那时候我也很单纯，20岁左右，还没有恋爱的想法。后来，她说，做女孩子的时间长一点好，我们也就没急着结婚，直到“文革”来了。
1983年，冰心和吴文藻先生金婚纪念日，冰心问前去祝贺的冯骥才：你怎么结的婚？
拍摄者：姜晓明
当时我和未婚妻两家都被抄了，我们决定结婚。结婚那天我和她全家去一家小饭馆吃饭。我父亲关在牛棚里，母亲的头发被红卫兵铰了，都没能去。我俩都是被抄户，在饭馆里不敢声张，大家压低嗓子说“祝贺你们”，然后不出声地碰了一下杯子。
街道赤卫队给了我一间几平米的小屋。之前，我把抄家剩下的几件衣服打了一小包儿，夹在自行车后座去的饭馆，可路上掉了，所以我等于两手空空进了那间小屋。屋子中间安一个煤球炉子，床是用三块木板搭的，我捡了一些砖，垒个台子，把木板架在上边。有一个小破桌，向邻居借了两个凳子，此外没有什么了。窗子不敢挂窗帘也不敢糊纸，怕人说我们躲在屋里搞反革命名堂。进屋不多会儿，外边大喇叭响起来，我们赶快关了灯。原来楼下有个红卫兵总部，知道楼上有两个狗崽子结婚，整整闹了一晚上，一个劲儿朝我们窗户上打手电，电光就在天花板上扫来扫去。我们和衣躺下，我爱人在我怀里整整哆嗦了一个晚上。这就是我的新婚之夜。
冰心听完，笑着也是认真地跟我说，冯骥才，你别抱怨生活，这样的结婚才能永远记得。大鱼大肉的结婚都是大同小异，过后是什么也记不住的。
冯骥才本想写一部关于抄家的小说，最终写成中篇《感谢生活》。它被译介的版本最多。
婚后最初十几年的照片一张张看过来，有简陋困苦，有狭小逼仄；有顾同昭在厨房餐厅客厅集于一角的家里转过头来，眼神无助但依然清亮；有冯骥才穿着肘部打补丁的衣服在书堆前忧郁，那补丁是方方正正。有了孩子之后两个人脸上的笑多了，可母亲的脸比婴儿瘦小……这一家人的脸上有苦有难也有笑，却没有恨。怎么会没有恨？
恨是悲剧生出的种子，它会再生出一个悲剧来。我没有具体恨过某一个人，尽管有的人对我特别不好。我们单位有一个人，“文革”的时候整我整得非常厉害，用了各种比较恶毒的办法，后来我把他的一些心理写到中篇小说《啊！》里边了。《感谢生活》的原型是韩美林，最后一个细节是我的感受：有一天，初秋，我骑车在路上走。那时候单位很穷，我给单位跑业务，联系各厂的包装，常骑车。那天刚下完雨，空气特别好，树叶刚变黄，在逆光里边，被照成透明的金黄。就像我们小时候捂着眼睛看阳光，能看见手是红色的，那是血的颜色，生命的颜色。地上还有积水的反光，那一瞬间我觉得所有的叶子特别有活力，特别美。这时候迎面一块白颜色过来，在秋天蓝跟黄的对比里边，在光影之间，那个白显得特别纯。走近一看，就是整我的那个人，我好久没见他了。在那个特定的光线颜色气氛里，来了个认识的人，我觉得特别亲切，一下子全忘了那些事，跟他说了好些话，也说了一些对生活的看法什么的，结果又变成他揭发我的一个材料。我写这个细节，是觉得艺术家有时候是自己感动自己，过于天真。我也觉得搞艺术的人，如果对生活充满爱的话，不管遇到什么灾难都不会丢掉内心的东西，比如纯洁、天真。
我忍不住提及那些照片上，顾同昭异常干净明亮的眼睛，还有笑容。
她喜欢笑，到现在也这样，特别单纯，而且不会提防任何人。她喜欢画画喜欢艺术，像我妈妈一样，喜欢布置家，把屋子里弄得特别有艺术氛围。她不喜欢首饰，从来不戴；最不喜欢名牌，因为所有的名牌穿戴起来人都变成一样的了。她也不喜欢跟任何人攀比，她觉得自己做的衣服我穿上很合适很好看就可以了。她也不喜欢说社会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她就是那么一种人。晚上我回到家，她白天看了一个什么东西觉得挺好，就让我看一看，或者我画完以后我们俩一起聊聊这幅画什么的……真正的伴侣一定是越走越近，最后重叠成一个人。
1986年在新加坡评金狮奖，大陆是我和谌容去的，台湾请了陈映真、黄春明，还有诗人非马。最后一天，陈映真很晚来敲门，他是因为美丽岛事件刚放出来不久。他说：“我向往革命的东西，但对大陆的‘文革’不了解，想问你一个问题，“文革”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没有破坏得更厉害的东西？”我想了想：“有，它破坏了人的单纯和朴素，人的本质被破坏了。”他问害处是什么，我说，如果每一个纯真的人都变得油滑、老练而且精明了，那么整个社会就坏了。纯洁的人心里爱比较多，他不防备这个社会。人们说世上最好的地方是家，因为那是不需要设防的地方；人们之所以觉得孩子可爱，也是因为孩子的心没有围栏。人变得精熟之后，人和人之间全是算计、提防、怀疑，独独没有了信任和真情，那么人回不去了，整个社会也就回不去了，我觉得“文革”最大的破坏就在这儿。当时他用手敲了敲桌子说，我明白了。
“文革”不全是对经济、文化的破坏，还有对人心的破坏。它跟法西斯不一样，不是残害人的肉体，而是虐杀人的心灵，它制造一种恐怖给你一种压力，让你自己内心崩溃。
天津海河边有个挂甲寺，从前有人游泳淹死了，捞起来盖上草席子，等着家人认领。那些年间，草席不够用，天天有人投河自尽，有老人，有青年，有腰间绑着婴儿的女子……王蒙先生讲过，那年月里活不下去的，大多在政治磨难的同时也正遭受着家庭的不幸，还有哪个地方像当时的中国那样，盛产亲人朋友之间的凶猛、决裂和背叛？那也是需要一种文化和教养的。冯顾两家，没有这样的文化，它出另外一种人。
能在苦难面前活下来，还是一种对生命的本能，就是怀有希望，不管它有多渺茫。我回想那些日子还真不是挨下来熬过来的，是有一种美好的东西在里边。我结婚时那破房子后来弄得——可惜那时候没有相机不然我拍下来——挺好看的。砖垒的垛子上面铺的木板，我爱人找几块布自己做得挺好看的铺上。床脚下有两个破箱子，红卫兵把盖儿都砸碎了，我会点木匠活儿，在院子里拾的木条都给它钉好了，完了我爱人在上面拿破棉被做成一个小沙发，后面有垫，下面还有流苏，欧式的那种，摆屋子里也挺好。我们只有一个柜子，也是抄家时让人砸烂了的，我把它立起来，做了一个门，然后在那上边用油漆画了一些画。我当时有句话，生活就是创造每一天。你的生活是你造出来的。它不美好是一个现实，但是你可以把它造美好了。
书画、手稿、剪报，几乎被磨平的搓衣板，妻子踮起脚尖挤在小旮旯里洗衣服的小漫画，儿子第一次画的爸爸，儿子在寄居的屋子里学弹钢琴的样子……星星点点都被保存。有多少人在回首往事时，拿得出这等对物的爱惜，对生命的珍重？
我对大地震的亲身体验，第一下并不是左右剧烈摇晃，是所有的东西和人猛地向上一蹦。我爱人的体验是门框下边最安全，当时她摔倒在门框下，屋里屋外砖瓦下雨一样砸下来，她居然一点没受伤。
当时我睡在我们家，也就是长沙路那个阁楼的地板上。那一蹦的瞬间，我本能地扑向儿子的小床，刚把他拉起来，塞在肚子底下，床的上半截就塌了。整个地震也就40秒钟，可我觉得太长了。后来邻居告诉我，整个过程一直听到我在喊，像在嚎，听着很惨。但我根本不记得自己在叫。
我们挖了一个窟窿从楼上跑下来。那是凌晨三四点钟，满街的人都在跑，还有半裸的。我们住着过去英租界一片非常老的房子，很多都塌了，我爱人孩子的脸都是黑的，是老房子顶上掉下来的老灰。也顾不上擦脸，我拉着他们跑到路角一个空地，看看周围没有电线杆子会砸到他们，在一个菜店拿了个菜筐反过来，我说你俩坐在上面别动，我去看看，等我回来。回到院子去拿我的破自行车，邻居说，你这裤衩，冯骥才。他给我一个工装裤，短，露着两截腿，都在流血。我蹬着自行车先去看两家老人，都没事，再把就近的朋友家转了一圈。我记得一上午转了36家，只有一个朋友腰被砸伤了我给他送去了医院。我朋友始终特别多，路上一见，大冯你这腿怎么砸成这样都是血。都凝结了，还有土，也顾不上了。大家互相问问情况，我说我们家完了。他们就往我那个工装裤胸前的兜里塞钱，说你带点钱走。一直到中午，我见着爱人孩子，跟他们一说，都没事，没有砸死的。后来知道天津一共死了一万多人。我爱人问我怎么办，我说人家给我塞了好些个钱我也不知道多少。掏口袋，湿乎乎硬邦邦的一个疙瘩，全是汗。掰开数，一块、两块，我记得就一张五块的，数了半天71块钱。
当时我和我爱人工资加起来也就一百出头，“文革”十年我都没有一次拿过这么多钱。当时谁给了几块我都记得清清楚楚，30多年过去，记不清了，但我记得人世间真正的财富是什么。
地震平息以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我那个腰被砸坏的朋友，他有一台海鸥相机，我借来爬上废墟，所有人都在找被褥找衣服，就我在那儿拍照，我要把我整个的家照下来。一堵破墙上还垂着一本日历，正是1976年7月28日，我把它扯下来，留到今天。一个人应该把他经过的事情记下来，这个想法也贯穿我写《一百个人的十年》，“文革”一代人的经历不应该让它轻易翻过去。这也是作家的本质。我后来听说巴金连每次出去的机票都留着，挺感动的，他珍惜生活的每一片羽毛，不让它轻飘飘过去。但凡这样的人内心都有一点伤感，他要精细地生活，要记录生活。我后来做文化遗产抢救也一样，我们见到的每一样东西都必须做档案。民间文化，就是时间创造的财富。
“文革”初，冯骥才望着父亲用小车把家里的物件一车一车推去单位的背影，体会父亲的心情。从出生到现在，他在这座城里搬过九次家，最大的在英租界腹地大理道，四栋楼；最小的8平米。许多次，四壁皆空，一点一点垒起来。人生无常，得失聚散间，他有一种对身外之物的淡漠。于是，我们谈“贵族”和“最后的贵族”，这些在中国看起来虚浮无根的命名。
路易十六的王后上绞刑台的时候，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下意识地说一声对不起，我觉得这是贵族。《简·爱》里的罗切斯特也是。贵族首先有很好的教养，他应该是一个文明的人。
有人理解贵族一个是有钱，一个是傲慢，我觉着这恰恰是土豪。土豪这个词的发明真伟大。真正的贵族是一代一代慢慢养育出来的。第一代人一定带有暴发户色彩，所以托尔斯泰说过三代出贵族。贵族首先是精神的，不是物质的。他有一个不能轻易改变、带有真理性的信念。他是跟责任连在一起的，他必须是有担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