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我现在干的这四件事儿：文学、绘画、民间文化保护，还有教育。我属马，不是四匹马拉一辆车，是一匹老马同时拉着四辆车。去年（2012年9月9日）我在北京办了一个挺大的展览，就叫“四驾马车”。它是怎么回事呢？
每年我过生日都是“两会”期间——我是1983年的政协委员，当了七届，本来该退，可还让我们当，老的就剩下韩美林和我了——每年我都悄悄地给我妈妈打个电话，她今年97岁了，给家里打个电话。（2011年）那天快散会了，忽然姜昆见我面跟我讲，哎大冯，明晚韩美林家过生日啊。哎，我说，姜昆你可别闹啊。我特别怕折腾别人，没意思，都是朋友，都那么忙。可不知怎么，大家都知道了。第二天，我爱人也来了。在美林家，我一看，好家伙那么多人，我特别不好意思。有些人来不了，送了花篮来。到8点来钟，宋祖英来了，她说大冯老师我有演出，完了去买了件礼物，来晚了。那一刻，我真是感动，就想着明年生日一定要跟朋友们有个交代，交代这70年我都干了些什么。
冯骥才16岁学画，师从严六符先生，规规矩矩从《芥子园画传》起步（他保存着民国时期上海中原书局印行的这本画传），习马远、夏圭这一路北宋画法；后投在惠孝同先生门下。惠先生也是大收藏家，宋元真迹像王诜的《渔村小雪图》、郭熙的《寒林图》、吕纪的《四喜图》都舍得拿出来，教他临摹，用的是日本的圆丝绢和明代方于鲁的墨。60年代初，他也跟随溥佐、张其翼两位先生学画过花鸟。
1962年2月1日，星期四，冯骥才画的《碧云寺石桥》发表在《天津日报》上，他保存着那天的报纸。当年端看那两栏一长条的首件问世之作，他说，欣喜之情好似发光，他的眼睛偏爱光影，成熟后的画纸上常常发出各种光。
冯骥才临摹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始于“文革”前，从最难的一段虹桥起笔。不足两尺的画面上拥着上百人物，小不及寸，各人各态，相互交错，手脚如米粒。“画家的个性越强，越难临摹。张择端用的笔是秃锋，还有些战笔，仿效非常难，只有临过，才知其中高妙。”
“文革”中有闲，由卷尾起继续临摹。画至兴起，有美籍华人来访，见未成之长卷，忽然屈膝跪下端详，状虔敬。冯骥才大惊，感动，如遇知音，诺，我给你画一幅吧。画了一年零三个月，始成。遇唐山大地震，家毁，藏画的铁筒在，从废墟中掘出，画卷完好无损。1978年，美籍华人来取画，冯骥才觉得是心里被取走了什么，然君子守信尔。朋友叹，壮哉大冯，让人弄走这样一幅大画！那个时代，一不懂卖画，二不懂忽悠，全凭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和感动，即使感觉有些“上当”，他想了想，还是要真情。此类故事绵绵不绝，他说，每受一次骗，等于重新经历一次纯真的童年。那最初未完成的《清明上河图》小半临摹卷，如今静静躺在冯氏大树画馆里。他再也没有条件续完它了。
冯骥才被归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80年代有位记者问他：你们这一代“文革”后冲入文坛的作家，是不是并没有做好文学的准备？冯骥才答：我在“文革”中秘密写了至少一百万字，却从没想过要发表——那是最接近自由的写作，只为明天记录今天。
他的写作缘于感同身受。有个朋友跟他一样，受累于资产阶级家庭出身，被打到社会底层，在政治高压下又被迫跟母亲断绝了关系，酿成悲剧后深深难安。冯骥才宽慰朋友，活活感受那些矛盾、悔恨和锥心之痛，流下眼泪。朋友用发颤的声音问他：你说，将来的人会不会知道咱们这种生活？他心里一动，悄悄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写的时候浑身战栗。“写作不在于什么处女作啊，什么成功，在于自己被憋闷的心找到一条出路、一个可以奔泻的口子。”
他保存着从唐山大地震被震塌的家里掘出的手稿残篇。许多文稿署名是库普林、亨利·希曼、马侨瓦尔卡……其中人物也取的洋名，一旦被发现好托辞“抄写”。可一旦被发现，只有死路一条。“东藏西藏，墙缝砖底，有一阵卷成筒儿藏在自行车的车把里，我天天骑着上班儿。想想不放心，再取出来藏到别处。常常随写随撕，有时候写完轻轻读给自己听，读了几遍不得不丢进炉子。”冯后来把这段经历写进小说《匈牙利脚踏车》。
曾经有人说我“文革”情结太深，我说我对“文革”没有情，只有结，这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结，我想用笔打开它。
《一百个人的十年》，本想写成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那样由一系列长中短篇构成的全景。有一次记者采访，我说想为普通人写一个“文革”的心灵史，我不想写那些特别奇特的命运遭遇，我对人心里边深刻一些的东西感兴趣。来信很多，我筛选后去采访，也有人找我来了。
一次在山东出差，有个人敲旅馆房间门找我，抽支烟，喝杯水，坐那儿聊。他说，你可能要失望，我是一个没有故事、没有情节的人，我什么都没有。我一听，觉得有意思，我也看得出，他有一种难以自抑的诉说的欲望。我问，你还没有什么？他说，我连性格也没有。
他学化学出身，家里三代都是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总在那儿锄草。他的老师（1957年打成“右派”）告诉他，美国有一种除草剂，撒到地里不长草只长农作物，他就想研制中国的除草剂。但当时搞科研是“白专”，他就假借学英文版《毛选》学外语，然后帮着整理书以便进资料室看国外的资料。但即使这样也容易暴露，于是他决定让自己消失。其实57年反右以后，他看到那么多人完了，就悟到：在中国社会里想做成一件事，最好的办法就是消灭自己——消灭自己的个性、脾气、声音，不让别人看见你、注意你，在人群中好像不存在。我一听，汗毛眼儿都张开了。
整个十年，没有人找他麻烦。任何时候开会，他都在角落里坐着；别人欺负他，他也不发脾气；他从来不大声说话，也从不直视别人的眼睛，因为只有你看别人，别人才会注意你。他做成了，中国当时600多种杂草，他说我都有办法。他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一位很受重视的专家，国内外会议都找他，也有姑娘争着要嫁给他。可他忽然觉得自己很可怕，没有性格没有历史，他说我不是一个人，异化了。
做这些口述史的过程中，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是，好些人非说不可，心里那些阴影不说出来，他们会痛苦一辈子。许多故事写出来完全是卡夫卡的小说。但因为口述这种体裁太容易辨认，给一些受访者带来这样那样的麻烦，比方我写过一个当代于连，还有一个被生产大队长欺负的黑龙江插队女生，后来都来找我讲现实中的难处，所以结集时都没有收进去。
20世纪90年代头几年，许多作家停下手中的笔，有重读《红楼梦》的，有一头扎进古诗词的。冯骥才是重拾画笔，换个频道抒发内心。他的画，拼的不是笔墨，是心神。比如眼前这幅透着高光、表现阳光照在雪地上的《树后边是太阳》，是他读了俄罗斯同名小说，心里感动的作品。
大地震后从废墟中挖出十年秘密写作的残稿，仍有一纸箱
废墟中找到的日历
画多则展。在南北巡展的过程中，冯骥才注意到一个变化：一些传统文化、民间艺术正在急速瓦解或消失。他情不自禁开始卖画，想拉回来一点，可那辆马车辎重累累，殊难拖动。1994年，天津要拆近600年的老城，冯骥才舍我其谁地踏上守卫文化之旅。
2001年，两副新鞍上身。一是被天津大学聘为艺术研究院院长，开始筹建研究院，二是当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60岁，在大多数中国人告老还乡含饴弄孙的年纪，他却越来越忙。忙的意思是：一年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田野；上下求索，上至人民大会堂，下至村头破草房。
近20年里，他求索出一条不同于锄草剂专家的路子，同样做成了事，只是头发常常乱着，眼袋愈发明显。然而，他跟博士生讨论或者打电话交代事情的时候，语速中快，条理分明，反应敏捷，活像70后。
他有个小本子总在身边，记些突如其来的“灵性”，比方这句：大河改道不是它的任性，而是寻求全新的经历与壮观。从画家、作家到传统文化艺术的守护者，到面向官员媒体民众的宣教者，冯骥才身份的过渡、交叉、融合是自然发生的，也是自洽的。文化，是他真正的温情。
上午处理案头工作，下午来学校，事情很多——这是天津大学，我说这里都是“天大”的事。晚上有时候去看看我妈妈，她会梳梳头、换身衣裳等我。回到家先睡一觉，一个小时左右起来，精神就回来了，完了吃饭，开始晚上的工作，或者画画——这样别人一天，我就有两天。这办法是谢晋教我的。还有多管齐下，几件事一起推动，像杂技里的转盘子，哪个盘子快停了，拿棍儿转两下。
韩美林说，许多年里，他每年下田野至少3万公里，可他走过的地方，大冯常常已经去过了。几天前，韩美林在这个馆里捐了50万元，支持老友搞的天津皇会展。
有位跟冯骥才相识多年的老记者说，冯骥才周围有一圈心有灵犀、性情相近的朋友。他们很像：纯，真，哪怕说俏皮话都有一层很正的底子；许多都是“有市场价值”的人，但他们没把那些画或作品当钱看（冯骥才说，金子乏味，因为它在哪里都一样），也没把事业当成生意，那不过是他们内心情感的载体。他们是心灵的富豪。而且，从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