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政协委员这个身份对于您来说，是什么？
冯骥才：有一次在河南，卢展工，河南省委书记，说话挺有特点的，他说：“冯骥才，怎么每年我听你观点都是两会期间？”我就笑了。因为两会时批评的声音可以传出去，平常传不了那么远。
做完这届，我在政协应该待了35年，等于做了半辈子全国委员。我觉得它有几个好处，一，确实让你眼界开阔了。个人跟社会总是一个点上的接触，两千多个全国委员聚在一块儿，就有了一个更大的面。第二个，它让你的眼睛比较关注现实。文人脑子里想象的东西比较多，但常常脱离实际，政协里有很多搞经济学的，你跟他们聊天，全是数字，讲的都很实际，经济学家从来不只谈自己的理想。另外，它强化了你的责任感。曾经有个牛津大学的博士生问我，责任感会不会扼制艺术创造力，我说，责任是一种社会良心、文化良心，说到底它是一种爱。还有就是，你的声音可以让最高层听见。比如说建立国家文化遗产日、传统节日放假，比如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等等，很多提案被采纳都是在两会上。
去年政协刚开会的时候，我说政协是一个批评的场所，报纸转载很多。实际上也是，有的委员那话就是说得非常激烈，那些话媒体不会报道，但现场听得见，我也说过很激烈的话，但30多年里，没看到哪个政协委员是因为批评而出事的，没有。我跟韩美林这岁数了还在当，证明它还是需要批评的声音。如果内心真诚，表达诚恳，批评一定是比肯定有价值；如果引来对这些批评的批评，也很好，思想的价值在于启动思想。
期待（1990）
问：这个角色有点像古代的谏官。怎样“上折子”能让当政者接受和采纳，您有什么方法吗？
冯骥才：方法就是把他拉到我这边来。
90年代中期，天津搞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当时有个词叫“旧城改造”。有一次政协开会，李瑞环主持，我说：“瑞环同志，有一个词，具有很大的破坏力，就是‘旧城改造’。”李瑞环一听，愣了一下。我就接着往下说：“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旧的，就是不好的；其次是‘改造’，过去‘劳动改造’也都是些不好的东西在改造，我说如果当初不用这个‘旧城’用‘老城’，不用‘改造’用‘修建’或‘修缮’，可能现在情形会好得多。”李瑞环就说：“这个词当初是我提的。”我一抱拳，笑着说：“冒犯了，主席。”全场大笑。李瑞环以前在天津市当市长，跟他打交道比较多，他很大度，而且对知识分子非常能理解。有一次谢晋对我讲，李瑞环到了上海跟知识界见面，他一进屋子，里头就鼓掌，李瑞环说，你们不应该给我鼓掌，从来看演出都是我给你们鼓掌——他对搞艺术的特别有感情。全场这么一笑，李瑞环也笑了。他说，当初我们没有你们现在这种觉悟，急于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你想老城都破成什么样了，几百年了没人修过，又脏又臭，十万人在里面，不动行吗——就没有想到城市文化的保护问题，你们现在想的问题是对的。那天开会的气氛特别好。
当时全国能比较完整地保存一个老城形态的非常少，我就卖了一些字画，组织了一些地方通、学者、建筑师和摄影家，一起把天津考察了一遍，重要的都拍下来记下来，印了一套画册，然后每个领导人送了一本，上面都写了一句话：这是您最心爱的城市。温总理后来知道了，找我要一套，我也写上了：这是您最心爱的天津。这部书对天津老城现在还留下来的一些东西起了重要作用。当时规划是把原来租界中心的一块区域拆了造高楼，这部书说服他们把那块保留下来，连带周围的也全保留了。
大同是世界上非常罕见的雕塑最多的城市，分布在云冈石窟和各种寺院里，我估计有十万件左右。当时请了国内最资深的一批雕塑家，又请了敦煌研究院摄影部主任吴健等人，把大同所有的雕塑拍了一遍——当时大同也在大规模“旧城改造”中，我曾经在政协会上说过，“旧城改造”是一个不妥当的提法——最后整理出三部，跟天津一样，领导人手送一份，让他知道自个儿的家底，哪些不能动。
前年（2011年）的一个会，在人民大会堂，我对温总理说，我们用了20年的时间，把中国600多个城市变得完全一样了，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悲剧、误植（这算够厉害的批评了吧），我们剩下的只有村落了；我说温总理，汶川地震那会儿，禹里乡沉到堰塞湖底，您不也着急么；我说中华民族何止一个大禹的故乡啊，我们民族的根实际是扎在村子里而不是城市里的。我说这些话，不是想跟领导过不去，更不是想表现自己多么勇敢。温总理当时挺感动，他说，我们不能让后代连农村的风光都看不见。
我觉得最主要的，你不要设置一个对立面，要把他拉到你这边来讲道理，让他跟你一块儿着急——这是作家的思维。作家的理想就是要把读者和自己变成一个人，去感受人和事、痛苦和美，我觉得这是作家的习惯。
问：有没有保持思想独立的可能？
冯骥才：90年代初，有位领导人第一次到政协参加文艺界的座谈，我发言。我说昨晚我跟谢晋聊天，聊当代文学为什么出不了大作品。想了半天，可能因为我们这个民族不是想象的民族，我们生活里有太多的事件、太少的想象。我俩算了一下，从1月1号到12月31号，我们的纪念日基本上都是事件性的。我们是一个事件的大国、想象的小国。我说，希望中央领导能够理解知识分子的特性；当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终极目标一致——都希望民族富强、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前提下，我们说出来的话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现在官员都喜欢说“时间就是金钱”，希望老百姓尽快富起来，这话是没错的，贫穷不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专利；但是古往今来这些大文人，从李白到莎士比亚，谁歌颂过金钱，说它多么美丽多么迷人？他们不还是提醒人们不要见利忘义、不要唯利是图么。我说知识分子有三个特点，第一是独立立场，不是“顺”的立场；第二他是逆向思维，也给政治家提供一种思辨；第三他是前瞻的、先觉的，因为看得远一点，很可能跟现实的利益发生冲突。
每年两会，我提批评意见可能是比较多的，媒体也希望听这些。我把握的一点就是，提任何意见，是为了这个民族、这个社会、在这里生活的人真正的好。当然也有让官员不高兴的，比方对文化产业化、官员政绩的批评，还有我提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教育领导”，听说也有人不高兴的。
我们这一辈跟我们的上一辈，经过的动荡比较多，我们知道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这个国家才能真正繁荣进步，所以不希望出现大的逆转和动荡——以现在中国民族的社会现实和文明状况，是绝对不能动荡的——并不等于我们安于这种充满了负面东西的现状，还是要带着勇气去批评。
问：这几十年来，为什么我们总能看到一些充满勇气的批评者最后变成了异见者，甚至所谓全民公敌？
冯骥才：原因很复杂。在政治博弈的过程中，各派很容易把自己的意见极端化，极端化就会不客观。知识分子要超越政治的博弈。
保持独立的思想立场，并不等于没有倾向，但不应该陷入一种怪圈——有时候是不知不觉陷进去的。比方媒体推着一个人成为英雄，他恐怕得克服一些东西才能冷静下来。我觉得一个人在媒体上是站不稳脚的，人的脚只能站在自己做的事情上，就像巴金说的作家的名字只能站在他的作品上。
在一些关键的时候，知识分子要表达态度。比如中国要不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我认为当然需要。中国要往前发展绝对不可能绕过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儿，但它也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在特殊的国情里边，在各种复杂的矛盾里边，它必须要经历一个过程。历史上有革命的办法，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还有渐进改良的办法，实际上改革就是一种改良。
另外，要想事情的可行性。我整天想的都是“怎么办”。比如我们做文化遗产保护、做传统村落保护，必须要跟政府打交道，跟县委书记、村长打交道。当然他可能有我们不支持的东西，比如不良的政绩观，但他可能也真是觉得老百姓日子太苦了，我非得把这个村子扒了给他们盖房子。书记并不都是政治符号，他也是一个个人。我见过各式各样的（县委）书记，开过各式各样的座谈会，在西塘，在婺源，把县长村长请来。
旧租界的雪夜，温暖的童年记忆（1971）
往事（1992）
问：跟他们打交道有什么感觉？
冯骥才：跟以前是彻底不同了。十几年以前，我感觉特别艰难。你跟他吃饭聊天，他直让你喝酒，你说的话他都点头，但什么也不让你干，然后他就把你送走了，他还要干他的事。因为那地方很穷，他要让经济富起来，对那些个文化的事根本听不进，也听不懂。现在是懂多了，当然有一部分还是想借开发文化发展经济，但还有一些是很有头脑的。比如湖南隆回地区有很多文化遗产：滩头的木版年画、竹子造纸、剪纸，还有花瑶，就是瑶族的一个分支，服装特别好看。那个县长参加过我们的论坛，听过我很多演讲，他说听过以后触动特别大，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过去的花瑶不愿穿民族服装，别人一看就知道他们穷，住在山上（花瑶也叫过山瑶）；现在呢，这个县做了些工作，很多人上山来看他们的服装看他们的文化，他们就愿意穿——他就明白文化是能提升人的自豪感的。
我到了滩头，滩头木版年画的传承人是一个老艺人，已经过世了。他老伴有一个作坊，叫高腊梅作坊。他们有三个儿子，都不做年画。这县长就想，如果高腊梅再不传艺（有“传内不传外”的祖训），这门手艺就完了。他就让高腊梅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两个儿子回家学做年画，所在单位还给他们发工资……我最多只能给作坊写个匾，而这个县长能建立一个机制让这门技艺活下去。这样的县长在全国我也见了不少。
问：可见还是要心里先有文化，才能爱护文化。
冯骥才：人类历史上有两次转型，一次从蛮荒到农耕文明，一次从农耕到工业文明，转型期最容易丢掉文化的东西。觉悟得越早，自觉性越强，能保留的东西就多一些。但我们跟西方还不一样，欧洲工业革命经历了一百多年，是渐变的、缓慢的，文化上是有传承的，所以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有自觉，虽然他们也丢掉了一些东西。而我们是剧变，许多东西我们还来不及赶到现场就消失了。所以今天的知识分子光有文化自觉还不够，得有先觉。
觉悟了干什么？教育领导。整文化不在领导手里边，但是文化遗产（那些物）在领导手里边。我曾经跟一个市长说，您比我伟大得多，您想保一条街的话谁都不敢拆，您要想拆的话三天就可以推平。我们没这个本事，我们唯一的本事就是想办法跟他们讲道理。
多数有文化遗产的地方没有懂它的人，如果有文化上的见识，不至于如此。每一种遗产如果在当地有一位钟爱它的学者，至少有了一道护身符。我现在带十几个学生，都挺好，我看准了，没什么功利心，肯吃苦。抢救必须有第一线的学者，学者中的志愿者。
问：可是这些东西光保下来，不进入人们今天的生活，尤其是全球化的今天，好像也只是一件文物。
冯骥才：对，怎么把传统文化的基因和现代生活结合起来，这就是文化创新的问题，或者说，你有没有输出文化的能力。比如宜家，进去一看就是北欧风格，非常强烈的简约感、现代感。它为什么能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因为在传统中找到了一种东西。欧洲北部原来是伐木工人聚居的区域，生活各方面都比较粗放、简朴，不像欧洲中部经历过一个文艺复兴时期，出现过巴洛克那样的极致风格——人为雕饰、无所不用其极。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北欧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搞设计的非常自觉，把传统中的文化基因一下子演绎成一种现代的审美，就是简约，而且演绎得非常好，创造了北欧风格。
有一年，敬一丹在我这儿看到一种特别的窗花，问是做什么用的。我告诉她，是过年时贴在电脑上的。这就是民间的创新。
全球化时代，传统文化是我们各自最后的领土。法国、俄罗斯，都有强大的文化自觉。而我们的知识界还有多少人对传统文化怀有自尊和自信？我觉得中国当代的文学、绘画、戏剧、电影、建筑等等，基本上还处在邯郸学步的阶段，基本上是外国同类的试验场。我们能不能拿出一种文化产品，它既是现代的，同时是中国独有的？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得彻底沉下来，从自己的文化里拿东西。
学界一直陶醉于一件很幼稚的事情，就是寻找中国的问题来验证西方理论的高明。我们没有自己在全球化时代的理论。我们深深地后退，连影子都快没有了。
脚下有五千年文化，但至今没有输出文化的能力，我们缺乏文化战略。机会出现过：80年代。但失之交臂。这以后，好像没有成批出现过那么多有想象力的文化人和文化产品，这也跟整个社会生活的物化有关。
问：今天这个社会对知识人来说确实是考验，好像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被裹挟感。
冯骥才：市场和金钱。各种力量在把知识分子拉到一个东西里去，比如说，把作家拉进富豪榜——我觉得对作家是一个屈辱。
有一次两会的记者招待会，有记者问：冯骥才，你认为国家的价值观应该是什么样的？我说，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必须是非常明确的、老百姓都明白的，就像奥巴马能给小学生讲明美国精神是什么；国家的价值观应该由国家来定义，但是我知道什么东西是不能写到国家价值观里的——第一个字就是钱；一个只知为钱的民族是没希望的。我旁边坐的是一位政协常委、大企业家，他说，我有点不同意见，如果没有钱我们这些商人怎么活呀，现在我们不是钱太多而是不够多。我不便当面反驳，只是小声地说了一句：你说的那是需求，不是追求。
后来又有记者追问我：你认为钱不重要吗？我说：钱重要，但是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凡是钱买不来的东西都比钱重要，比如健康、爱情、生命的境界。
采于天津 写于201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