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后的1994年，点燃于《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哗然于《黑马与黑驹》的“二王之争”爆发，许多作家学者卷入舌战。两代文化人之间的龃龉、互不理解、互不宽谅，大体上以一种感性大于理性、指责多于分析、戾气盛过和气的方式展现。这背后一层的原因，又被轻轻略过了。
顺着“中国当代那些极聪明的作家、文人，虽是书生，却没有一点书生气”，生于1962年的王彬彬紧接着提出书生应有之“气”——
我所谓的书生气，是指一种知识分子精神，一种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一种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我所谓的书生气，首先表现为一种独立思考的品质，一种抗拒流俗、不为喧嚣的时潮所左右的风范，一种依据某种神圣的尺度评判世界评判社会的立场。
人类历史上，屡屡有某些时期，社会以某种名义剥夺某些类别、某些职业的人特有的“气”，让他们丧失自身特有的内在规定性。……而在政治全能时代里被剥夺被割除的书生气，在商业大盛的今天，也同样遭鄙视，遭讥嘲。
这篇写于90年代初期的小文章表达了对当时现状的不满：知识分子从鸦雀无声到纷纷转身告别8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令全社会出现一些新的怪的不那么妙的苗头。其时沪上四位学者：王晓明、陈思和、张汝伦、朱学勤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王彬彬的声音是其中一支，颇引赞同。
王蒙此时发言：我们有过人文精神吗？哪来的失落？谢泳立刻指出：王蒙的参照系停留在五六十年代。我在此次采访中分别请教了张汝伦和朱学勤，想弄清当年所谓人文精神的参照系到底是西方的、中国传统的、“五四”之后民国前后的，还是新中国“文革”之前抑或80年代的，以及它的所指与能指。没有找到清晰的答案。
朱学勤说，当时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指向的“人文精神”，将大家聚在一起的，是对当时现状不满的共识，是某种压抑中的自然爆发；当他发觉批评正慢慢走向声讨市场经济的路子上时，便退出了讨论。
在回忆这场大讨论时，王蒙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叙述，从考证定义开始。他最后认为，这场讨论存在“惹不起锅惹笊篱”的问题，“他们看不清或惹不起（拜金、物质主义）这些问题的产生的体制性前现代性权力掌控性的原因，却去大骂市场、拜金和通俗文艺去了。”
王蒙在自传中描摹了他所熟悉的文化人：“力不缚鸡，心多波澜，眼高手低，巧言令色，神思天宇，气接大荒，可爱，可笑，可悲，可叹，而且每个人都自我感觉良好，每个人都看着别人不甚习惯。”
“文人多半是蛙种，我也具有强烈的蛙性，思叫，思呐喊，要鼓与呼，还要惊天动地，尽兴。不同之处只在于我意识到自身有蛙性、蛙运、蛙势，我很少将自己与同行们无条件地误认作腾云降雨、掌管天时、左右乾坤的蛟龙。甚至也不想，绝对不愿，死活不干，以精神领袖的面貌出现，并对所谓精神领袖的概念抱半信半疑基本全疑的态度……谨防大言欺世，这是我一辈子的经验……”他提到鲁迅，也提到托尔斯泰：在中国有人视其为道德与人格楷模，在俄国未必。
然而，王蒙的智慧中也有对某些波段不起作用，或曰回避、矛盾的部分。比如说，他认为现实中不存在的弥赛亚（先知、救世主）是一种语言现象、精神现象，是文人的凌空蹈虚、大言欺世，那么，他少年时代就信仰了的、除了马克思在理论上论证过、“并不等同于现实”的共产主义呢？这样的普世价值，是不是也应归于精神的力量与火焰，人之区别于动物的伟大与悲哀呢？
当我请教“如果跳出党内的‘左’‘右’之争、意识形态之争，真理/普世价值这东西您觉得到底有没有？值不值得追求并为之付出一定的代价？”暂无回答。
冯骥才向我描述了70年代末第一次见到王蒙的情形：
那是在《人民文学》编辑部韦君宜的办公室里。我当时在那儿搞创作，王蒙还在新疆，关系还没调回来，他是作为新疆代表回北京参加团中央恢复之后的第一个会。我印象中他头发特别黑，坐在一个破沙发里，怯生生的，很拘谨。我后来跟他开玩笑，说他就像一个刚来报到的新生，两手中指紧贴着裤缝那种。
当时三中全会还没开，还在讲“两个凡是”。北京文坛左和右的思想碰撞特别厉害，刘心武的《班主任》已经出了，伤痕文学也冒头了，大部分人还是“一看二慢三通过”。王蒙就在这种形势下调回了北京，住前三门，有了两间小屋，在9楼。
王蒙在回忆中写道：“回城的时候，有了一个23平米的栖身之所，劫后余生。”“已经大龄了，犹有一搏，犹有少女的梦与青年的豪情，眼泪咽到肚子里，笑容出现在脸上。”
“我无法淡化自己的社会政治身份和义务，还有一个原因，我需要争取更好的境遇，我意欲全面表现自己的特质、优势、资历与通达能干，有利于把两个儿子弄回来，去新疆时他们太小，我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意愿，我对他们负有一个老爹的责任。”
1980年，王蒙坐六角钱的闷罐子车从西安去三原看得了抑郁症的二儿子，“这是我平民生活的最后一点痕迹”。
此后，他创作喷涌，著书立说，被委以重任，出国访问，搬进高知楼，安上电话……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成了张贤亮所坦白的：（我们都是）三中全会之后的既得利益者。
韦君宜在小说《露沙的路》中借露沙的头脑明白了一个事实：我们全身上下都是公家的，我们不能在公家之外，再打任何主意。
王蒙说：“年轻人尽情嘲笑他们的前辈内心恐惧，他们不知道，是前辈用十多年、二十多年的青春，用两地分居、用生活艰窘为他们铺了路、垫了底，充当了盾牌。他们竟然这样小瞧极左的曾经肆虐，这样小瞧为反极左所付出的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不能不令我伤感。”
我在同一天晚上看了《青春万岁》和《小时代》两部电影，看到历史跳跃的大抛物线。然而历史又是无法割裂的，没有当年的青春万岁、蹉跎岁月和伤痕们，哪来今天理直气壮的“小时代”？我们每一个人，何尝感同身受去理解上一代人？王蒙未必理解丁玲，王彬彬韩寒不理解王蒙，那么，十年后又万岁了的青春呢？
冯骥才有点激动地说，未来必有一种文明会反省今天的无知、粗鄙、时尚化和商业化。他更担心的是，那种文明/文化反省的方式是否会比这一百年来业已展现的有些长进。
朱学勤说，代与代之间的这种沟壑，是一个悲剧现象。“五四”以来，每一代文化人对上一辈都是不认同、嘲笑、划清界限的姿态，否定传统，否认积累，好像历史都是“从我开始”，结果历史仍在原地踏步，甚至倒退。中国文人这一路多半都是弑父弑兄过来的。这也跟时代变动过于剧烈有关，戏还没唱完，布景已经全然换了一套。慧如王蒙，也看清历史上这种“虎头蛇尾”，原因在于，“着急啊”。
根子出在哪里？朱学勤说，还是没有学会尊重历史。尊重历史的前提是正视历史、同情之理解。
2007年，王蒙曾流露遗憾：“我们至今没有一部自己的国史。”他建议出各种版本，官方、高校、研究机构都可加入进来。2010年，终于有了党史专家们合著的国史，港版，写到1981年打住。
王蒙说，什么叫忘却？就是把回忆权记录权诠释权概括权评价权感叹权……拱手让给他人。中国的革命者没有怕过清廷，没有害怕过蒋的八百万军队，没有害怕过日本皇军和所谓联合国军，却会怕自己在特定时间段的几个踉踉跄跄的脚印吗？问题是，中国人里有几个怯于表功而诚于悔过的？中国的戏台上有大锣大鼓、大喊大叫的文化，中国的人群里缺少认错、忏悔的文化，从上到下。
张汝伦列举了雅斯贝思的《德国的罪责》，朱学勤列举了赫尔岑的《往事随想》，都涉及反省的深度，涉及“不是一个人的罪责，但个人是否有责任”。
书生们指望王蒙这辈人做些什么呢？在体制内抗争？试图抗争的品种都被消灭了，剩下的都是适者生存。牺牲？他们已经付出了青春。书生们自己又在做什么？朱学勤说，如果在特殊情形之下不理解上一代人的软弱，那是太不知专制的残酷了。但一位长辈，不该在本来就很少的敢于抗争的青年人站出来、受难并且毫无还手之力的时候，高高在上，冷冷讥讽，不仅有违中国传统的道义，还颇有献媚之虞。长辈的失份就在这里。
王蒙不解释。但他也在坦诚面对内心的那一刻给出了解释——
自幼受到党的训练和培育，我懂党的原则、党的规矩。
有一种东西叫国家利益，有一种东西叫作生活，有一种东西叫作大势/形势。
除了相信和乐观，坚持与稳住，没有别的选择。别的选择是死路一条。
他甚至有更大的野心。他希望他提倡并示范的宽容、和煦、建设性的政治文化能在党内独树一帜、渐渐成为主流；希望这个党能兼容并包（如他在《人民文学》主政时做的那样），清污除垢，温和渐进地改良；而他，愿意充当党民之间的桥梁，减少摩擦的缓冲垫。他四处传播“建设性”。
毛泽东搞“文革”如罗丹之搞雕塑，“把不要的统统凿掉就是了。”
主席整整一辈子，从来都是强调打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却很少提建造制定什么法制规范。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概括为四个字：造反有理。而邓小平归纳为另四个字：实事求是。
建国以来，我们进行了多少砸烂旧世界、颠覆反动政权的斗争教育：罢工罢课、绝食静坐、游行示威、建立根据地、监狱里的绝唱、刑场上的婚礼、偌大华北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长项，我们自己教出来的。年轻人学了这些会到台湾、日本、美国去斗争吗？他们就地消化实验，同衮衮诸公干上了。
我们又有几部电影、几部小说鼓励青年人钻研学问、发明创造，要一点一滴搞建设、发展经济、追求和谐？我们有没有一部影片可以跟美国人拍的《居里夫人》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