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月，“鸣放”到了关键时刻，王蒙命运的一大拐点出现了。5月15日，毛泽东写成《事情正在起变化》，提出“反右”。据说，对那些要重点保护的党内外人士，可以提前打招呼，给他们先看这篇文章。有一天，王蒙接到通知，说是市委将派车接他去机关看一个文件；等了几个小时，通知又来：不去了。
在王蒙要不要划“右派”的问题上，领导们也拿捏不准。在团组织相对文明的启发帮助下，王蒙交代了思想深处的一些问题，比如海德公园式的民主也不赖。最后周扬拍板：划。
批判会后第三天，王蒙拍下他整个青年时代最帅的照片：将小棉袄甩在肩上，一脸阳光潇洒，有点普希金风格。他也提道：“只有一个晚上，我很慌乱，一夜无眠，不断地起夜小便。”
1958年夏，王蒙“戴帽子”。10月，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其时王蒙正在山沟里劳动，妻子在山西上大学，故起名“王山”。两个多月后，王蒙第一次看到王山，对着儿子一首接一首唱歌。婴儿回之以啊啊啊。
王蒙有三个孩子，每个孩子的名，都印刻他与妻子的一段经历，有山有石，有伊犁。
劳动使人强健、接地气、开眼界、长知识。比如北京东城的大粪比西城的有劲、价格高，因为东城富人多。
斗争中也有发现：基层“右派”（来自各行各业）有一种受虐、虐人的积极性，他们愿意互相批斗，尤其把自身所受的一切强暴转施于人时，表现得习以为常、驾轻就熟。王蒙有悟：常常挨打的人容易凶狠；被冷淡的人容易冷淡旁人；无欲者授受最亲。这本是一个人性彰显、适于反躬自问、问一问“个人在运动中该负什么责任”的题目，却被平反后的大部分人略过了。
1957年结婚5个月在颐和园后湖。拍摄者：鲍乃镛
1979年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拍摄者：鲍乃镛
“文革”的爆发是必然的，王蒙说。他的老友冯骥才说，推动“文革”的，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近前社会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点，嫉妒、怯弱、自我、虚荣，乃至人性的优点，勇敢、忠实、愚诚，全部被调动出来，成为一支支可怕的力量。
“文革”中，王蒙烧掉了家中所有带字迹的纸，包括日记。他丢失了钢笔，也不心疼，安慰自己免得“祸从笔出”。1969年，他重新拿起笔，为刚出生的女儿记婴儿日记。他读大量相关书籍，研究记录婴儿便秘、腹泻、消化的经验，直到孙辈们出生仍能发挥作用。他被子女们授予“屎学家”称号。
1979年，周扬见到王蒙：“你现在成了老作家。”王蒙心里一酸：一巴掌就拍成了老作家——写成《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21岁半，再回文坛，23年过去了。
冯骥才告诉我，他的生命里有两次归零。一次是从“文革”抄家的废墟中爬出来，一次是从唐山大地震的废墟中爬出来。有那么几分钟，他有神经错乱的表现。
张贤亮告诉我，22岁进监狱，蹲了22年，出来时还没碰过女人。他与丛维熙被称为“大墙文学之父/之叔”。
艾青错划“右派”21年，平反时给他三个字：搞错了。诗人算了算，每个字要了他7年的光阴。
晚年嗓音退化、风度依旧的周扬，对从各个角落里踉跄着复出的作家们说：“你们说要干预生活，其实是干预政治，结果是政治也要来干预你。你干预一下政治，也许没什么大不了的。政治干预一下你，你会受不了。”
1979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多人合集《重放的鲜花》。人们争相传阅，细嗅政治风向的变化。每一篇小说诗歌后面，都活生生站着一个摘帽子“右派”。这批包括王蒙、刘宾雁、陆文夫、刘绍棠、邓友梅、公刘、流沙河、李国文、耿简在内的“前青年作家”重返文坛，成了新时期文学的领军人物。
1988年2月在广州迎宾馆迎春节，与夏衍在一起
1988年，陪同胡启立同志看望冰心
朱学勤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接触到《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桥梁工地上》等作品的。此前下乡插队时，他已读到一些“右派”的故事，“深深地同情”；“整个80年代，我对王蒙印象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