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是星期六，天空湛蓝。下午，龙应台出现在台北火车站，背一个咸菜绿双肩背包。她穿得像一个大学生：白衬衣束进牛仔裤，白色运动鞋，短发被一顶咸菜绿灯芯绒帽压着。她跟随80位艺大的学生起舞，伸臂，扭胯，跑动，有点笨拙，但充满活力。
龙应台生于1952年。朋友们说，很少有人在这个年龄还能保有一团真气，一身热气。
许多镜头对着她。其中一台摄像机后面站着黑衣墨镜的大导演王童，他会将由此展开的一系列活动拍摄成纪录片。
许多话筒伸向她。“我是身体很笨的人……”她一边用纸巾拭汗，一边微笑着解释这个名为“艺术席卷空间”的活动。
星期四晚上10点，她来彩排过。面对汗津津的舞蹈系学生，她用悦耳的声音说：“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不仅仅是练舞室里的舞蹈，还是空间的释放。这个城市里的人很忙，心里积压了很多东西，他们经过这里，看到你们，被邀请一起跳舞，也许心里会有些小小的幸福感。”一双双年轻的、干净的眼睛注视着她。
再早几天的星期一上午，她在14楼的小办公室里开会，同下属敲定“释放”的每一个细节。白衬衣、黑马夹，最普通的短发样式。
一个流传颇广的故事：13年前，龙应台从德国初回台湾地区，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有一天，她踅进一家设计感颇强的美发沙龙，小妹一声“局长我是你的读者吔”，听得她晕陶陶：台湾文化有希望。于是被设计，又烫又剪，弄成一个“戴安娜王妃头”。她掏出七百多元（新台币）结账，赫然发现看错一个零，这“王妃头”价值七千七百大元。她掏干净口袋，在发廊员工一字排开的“欢迎再来”里落荒而逃，回去就问同事“台北物价怎么这么高”，被告知挨宰，“王妃头”实在是“冤大头”。
处理公务时的龙应台表现得思路清晰，心细如发。她的指间夹一支笔，不时在空中点划，如同乐队指挥手中的小棒。她常常用“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请不要忘记”来起承转合，是高度灵敏的倾听者和反应者；她的想象力和控制力甚至延伸到现场在电视画面中的样子。
在她右侧的墙上，悬挂《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90岁时的手泽：“取舍由时行藏在我，跨代凌霄一羽毛。”会议室两面书架上，是台湾各区、县、镇的地方志，《二二八事件辞典》之类的台湾史，以及琦君、赖和、张我军、李乔、周梦蝶等上一辈文学家的作品。有几层架上，是她的十几种著作，从《目送》《亲爱的安德烈》到《大江大海》，她自己掏钱买来赠送往来宾客的。她在扉页上的签名，像一条不羁的龙。
空间释放的创意来自龙应台的欧洲经验。她从Youtube上找来几段放给同仁看——在西班牙的中央市场，歌剧家扮演的卖菜人突然开唱，市场陡然生色；在丹麦的车站，旅客愉快地被卷入突如其来的舞阵，肢体苏醒。龙的一位同仁也亲历过在纽约梅西百货买鞋，柜台旁冷不丁有人开唱音乐剧的“文化”。
“文化就是生活。”龙应台对我说。这些观念即使在“文化部”，也需要慢慢培养。
可彼岸的文化与此在的生活匹配吗？在这个女性都会拖着长音嗲嗲说“是——”、开计程车的男性习惯被称“先生”而非“师傅”的地方，路人忽遇邀舞是什么反应？机要秘书邓宗德告诉我，成人通常会害羞，若是一对小情侣，女的开跳，男的会跟随。两天里，我看到广场上不少用餐者举起手机录影；看到流浪汉光脚坐着，忽然就拍起了巴掌；看到身材滚圆的中年妇女被音乐和节拍领着，从身体到容颜都动了起来；也看到许多人，瞄一眼，匆匆而过。
就在几天前，车站广场大厅里拉起红线，阻止休息日到此集聚的外劳（外国劳工，台北有许多菲律宾、马来西亚籍务工者）进入。通常他们把这里当作台北的草坪，假日里三五席地而坐，说说闲话。我看到电视里有个女的愤愤不平：我们也不愿来这里“占用公共空间”，“有碍观瞻”，但休息天我们想出去的话，还能去哪里？这件事被视为侵害了外劳的人权，遭到舆论广泛批评。龙应台“敏感于人权”，与“交通部长”商议后，特别在议事会上强调邀请外劳参与“释放”。但不知什么缘故，头一场只见舞者，不见弱者。第二天，即使温和派报纸也表达了“一个车站，两种标准”的婉转批评，暗暗指向车站管理部门，这不是龙应台希望看到的。部门之间的沟通合作，本部门的上令下达，各个细密的齿轮在庞大的官僚机器里如何艰难咬合、负重运作，13年前她就有领教。如今，由局长而“部长”，意味着机器更庞大，齿轮更多，咬合更复杂，政治的因素更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