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表演告一段落，龙应台去窗口买了开往高雄的高铁车票，往屏东老家去，那里有她的母亲和哥哥。台湾资深媒体人陈浩告诉我，你见到龙家人就会知道，什么叫作淳朴。
母亲应美君多次出现在她的著作里：浙江淳安人，杭州绸缎庄小姐，不顾家人反对下嫁湖南衡山人龙槐生，1949年随人潮涌向台湾，刚到高雄时，手里还抱着刚出生的龙应台的大哥龙应达。她用身上藏着的五两黄金租下一个小菜摊，卖西瓜、卖面粉、卖五金，卖自己包的粽子，卖一切难民需要的东西。她在有尿味的戏院里卖过票；编过渔网，半个月编好一张，换80元；她养过猪；她开口向邻居借钱，以便第二天交龙应台的学费……她像一株又柔又韧的水草，帮衬丈夫，带领四个孩子，在荒滩恶水中存活了下来。
童年时龙应台看美国电视，常常有感于母亲的“不优雅”：她讲话的声音是那么大，跟邻居讲到高兴时会笑得惊天动地，她开骂时也是正气懔然、轰轰烈烈，被骂的人只能抱头逃窜……她的生命里有一些放肆，一些充满豪气的东西。龙应台说，在有些方面，她像母亲。
就在三天前，她偶然在一条巷子里听见一位老妇的哀号，浙江口音的哀号，心有所动，“多管闲事”过问起来——写过《大江大海》，她知道这岛上每一位七八十岁的人，身上都藏着一部颠沛离散史。她在巷子里东问西问，得到的信息是，老妇人精神有问题。她拨通了市长郝龙斌的电话。市长出差，她又拨副市长的电话，副市长自国外派人调查。龙应台刚上火车，就收到回馈：社会局已派人上门了解情况，这位邓女士确实精神异常，已享受社会福利中心的照顾，他们会跟进，并“谢谢龙部长的通报”。龙应台毫不遮掩文人的感性，“那老人的口音跟妈妈一样，我受不了”。
摄影师还捕捉到她在办公室里流泪的一刻，当时她面前摊着几封写于1937年前的遗书。写信的人，都在一个延续了20多年、被后人称为“白色恐怖”的时期被枪毙了。
龙应台有两兄两弟，长兄当年被逃难的母亲交给婆婆，留在大陆，1985年相认。在她心里，兄弟，不仅意味着因了共同的父母常聚，还意味着“在彼此的容颜里看见童年”。
从台北到屏东，就是在台湾岛的地图左侧自北向南划一条长长的曲线。一路向南，阳光愈发炽烈，空气愈发湿热，责任、公文、秘书、随护渐远，童年渐近。
童年，因为父亲是公务员，三年换个地方，一家人总在台南的乡村里迁徙，龙应台总是面对需要融入的新环境。跟多数军警公教人员的子女不同，她能交道，但不凑热闹；眼睛清澈，但看法独特；跟三个男孩一起长大，别有一种帅气豪情。
列车到高雄。龙应台背着她的双肩背小包，脊背挺直地在人群中行走。这背影，深深印在好友林青霞的记忆里。林告诉我，她第一次见龙应台大约是2003年，香港，在徐克和施南生家。（以下为林青霞口述）
那天，南生介绍说，她当过台北市文化局长。她长得娇小，声音非常悦耳，我们聊得很愉快。晚饭后她急着要走，因为小儿子飞飞在家。我看到一个瘦瘦小小的人，背一个很细的包包，脊背挺得笔直走出去。我看着她的背影就想，这个人一定有很多故事，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想了解她。朋友与否，往往是一种直觉。
后来我们走近，常听她跟母亲、跟儿子通电话，很不寻常。她的母亲失智了，但她在电话里总说：“你的名字叫美君，我是你的女儿龙应台，我是小晶……”那种孝顺，那种对儿子的爱，让我感动。
她很有一种性感，一种糅合了女人的柔顺和男人的果断的美。到任何环境，她能很快掌握气场，进退有度，我觉得她做什么都会成功。有时候会惊叹，她小小的身体里怎么会爆发出这么大的力量，这力量大到有时候会伤了她自己。
她很真，很透明，但做起事情有谋有略，比方写一本书，该怎样收集材料，怎样计划、操作，她自有章法。她观察事物很敏锐，写东西很入骨，一针见血，刺激到你的神经腺。我读《目送》里“四郎探母”一节，大颗的眼泪往下落。
在生活上她不大懂得照顾自己，写作起来更是一投入就不能停下来。她写《大江大海》的时候，有几次我去送饭，发现她写得昏天黑地，到厨房取个碟子都拿不住，掉在地上打碎了。
她唯一不敏感的是她的外表，她不懂打扮。我曾经送她一条裤子，两只裤脚管各有一根带子系住。有一天见面，我发现一只裤管的带子不见了，另一只还绑着。我没好意思说。第二天见面，她还穿那条裤子，还是一有一无。我忍不住了：你知不知道，一条裤腿的带子不见了？她说，是吗？没有了吗？我说，你是我见过的最不爱漂亮的女生。她趴在我肩膀上咯咯咯笑个不停。
她常常出现在演讲场合，要上镜头，要present她自己，但好多次她都穿露趾凉鞋；还有一条裤子穿了25年，裤管起了毛边，看得一班朋友很急。我后来送她一双黑色麂皮的包头小坡跟鞋，百搭。穿衣服，南生建议她只穿黑或白；我建议她，不要穿得太正式，带点休闲才好，至于颜色，白黑灰米卡其色，怎样配都不会出错。
这次她回台湾做“文化部长”，我为她准备了几件最简单的化妆品：一盒粉，一支大刷子，很简单，不用打底，刷墙一样涂匀就可以了；一个腮红，一管口红，也很简单，不用描边描线，只要涂上抿一下就可以了。
“你教我打扮，我教你思考。”她曾经说。
她确实有思想，而且敏锐。一道看电影，她常有独到的见解，一语道破那种。
她思考的时候不笑。我就提醒她，做一个公众人物，看到镜头就要笑，微笑，哪怕你在思考。她现在很会笑了。
这个选择在她，是需要勇气的，也是一种使命。她还能帮台湾做一点事情，再下去可能就没有足够的体力和精神，所以她去了。我认为，对于台湾的文化建设，她看到了、说出来，她就有能力改进，她是能做事情的人。面对问题，以前她畅所欲言，现在走出去，去行动，有很大不同，要有很大的包容力。有些人攻击她，她只能隐忍。政治，在考验她的容量和耐心。以前她对我说，青霞，困难其实是考验一个人的智慧，我相信她有面对政治的智慧。她不只是作家。
本性里，她是一个纯真的小女孩，至今保有童真，她常常会雀跃。
这次离开香港，她对我说：青霞，不要放弃我。这是她表达友情的方式，很特别。
关于龙应台在日常生活上的低能与混乱，陈浩也讲了不少故事。比方说，她不知道怎样用台湾式的电饭锅；她常常写到饿极了，发现家里没什么吃的，“如果不是朋友救她，她就饿死了”。“她也根本不懂吃，经常胡乱塞一堆东西了事。”
几个月前，龙应台穿着球鞋去“立法院”，被“立委”批评“不尊重‘立法院’”。很快，在“部长”办公室的一格小柜里，躺着一双鞋底中部特别厚的黑色鞋子，那是林青霞送来的，“英国律师出庭常穿，站五小时不累”。林还通过媒体对大家说：不要太苛求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