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23日，儿子出生。
2000年，新千年开始。
这一年，我像一条不知疲倦的龙，舞动了一年。到年底，人生中我第一次为自己和儿子挣下了一小桶金。没想到，命运同时却砸下了另一份账单，一份我不得不终生为之买单的账单：直肠癌晚期、淋巴转移、肝脏上布满小肿瘤。
2000年圣诞夜，整栋医院大楼只剩下刚做完手术不能回家的我和对面病房一位濒临死亡的老太太，我躺在死一般寂静的医院。
圣诞节清晨，老太太的先生过来告诉我：他的太太在圣诞夜随上帝走了。
恐惧向我袭来，我能够走出这间病房回家吗？我能够走出癌症吗？
坚强的韦伯太太
2000年圣诞节清晨，我身上插满各种输液管，缓慢艰难地环视病房。我多少次梦想过白色圣诞节啊！白色病房，白色病床，窗外绿色的塔松上挂满一层一层白色的雪，整个楼道也是白色的，现在就只剩下我一个病人了。我的身体静极了，心静极了，连自己是否呼吸也意识不到了。如果不是突然病了，36岁的我36年来从来不会这么静，我一直都在激情地活着，又一直都被动，其实生命就是因为被动而想改变被动，所以才会激情地寻求改变，这被称为奋斗。我36年来的奋斗还算颇有成效，令人羡慕。从上小学开始，我学习成绩全校第一，但是由于父母出身不好，我戴不上红小兵袖章，跟父母哭鼻子，觉得自己窝囊被动，这种被动促使我继续奋斗。中学学习继续全校第一，高考上了北京的著名大学，我很激动，但那个年月父母已经受够了批斗，怕我学文科今后弄笔杆子也挨斗，就让我学理科，我考上了著名大学但学不了自己想学的专业，又被动。持续的被动促使我持续地奋斗，考研究生终于学了自己喜欢的专业。研究生毕业后我又出国留学了，但是出了国我发现自己失去了骄傲，几乎成了二等公民，又被动了，被动了还得继续奋斗，于是我以最优的成绩拿到了德国的博士学位。但是在德国找不到工作仍然还是被动，有了和德国白马王子的浪漫爱情我感动又激动，在爱情与婚姻的关系中我发现自己的家庭贫穷，我又被动了。
在被动中必须奋斗，而且我还有激情安分不下来，这是命运让我和德国丈夫离婚的一个原因。我只身来德国求学，在德国没有一个亲人，后来嫁给了吉姆，有了吉姆和吉姆一家人。然而，我后来又和吉姆离婚了，法律上我在德国又孤身一人了。
我的病房是两个人一间的，和76岁的韦伯太太共用。圣诞节前，韦伯太太被儿女们接回家了。圣诞节过去了，我的室友韦伯太太又回到了病房。
手术后，我被推进单间重病室里观察了3天，情况稳定了，被安排到两个人一间的普通病房。被推进门时，我和韦伯太太互致问候，一两天后我们熟悉起来，开始聊天。韦伯太太有白里透红的皮肤、银白色的头发、圆脸圆眼睛，很和气。没想到老太太的生活经历成了我和她每天聊天的话题。圣诞节前，每天都有朋友来看我，没人来看韦伯太太，我问韦伯太太有没有孩子。她笑起来，掰着手指数给我听：“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56岁了。我的3个孩子都结婚早，孙子、孙女也有几个结婚早，如今我有8个孙子、孙女，9个重孙子、重孙女。”
“他们为什么不来看您？”我纳闷地问。
“平时他们要上班，周末我的儿子、女儿会来看我的。”韦伯太太一脸的平和与知足。
“孙子、重孙子不来吗？”我开始想象韦伯太太那儿孙绕膝的幸福样子。可韦伯太太连连摆手：“孙子们就不让他们来了，太多了，他们有他们的生活。”
“您的丈夫呢？”我犹豫了很久，还是忍不住问道，因为我怕76岁的韦伯太太的丈夫可能已经过世了，提起来她会伤心。
“我10年前离婚了，现在一个人生活。”韦伯太太毫不迟疑地回答我，并继续说，“我那离婚的丈夫，他后来发生了一起车祸，如今生活在养老院里。”我一下子愣住了。过了一会儿，我忍不住好奇和不解，又鼓起勇气问：“韦伯太太，您有这么多的孩子、孙子和重孙子、重孙女，多好啊，在中国叫四世同堂，是天大的福气，为什么要离婚呢？”
韦伯太太毫不避讳，她给我讲开了：“我这离婚的丈夫并不是我孩子们的父亲，我20岁就生了第一个孩子，接着又来了第二个、第三个孩子，可是孩子的父亲离开了，他离开时最小的孩子才一岁半。”
“为什么呢？”我追问道。
“不知道，也许他突然对家庭生活没兴趣了吧，人年轻的时候做过的事，到老的时候回想起来，自己都说不清为什么。”韦伯太太继续说，“那时我们都年轻，我的男人一走了之，但是我不能走啊，3个围着妈妈要饭吃的孩子怎么办？我一个人带着3个孩子，找个男人都难，哪个男人愿意帮你带孩子啊。过了10年，孩子们大些了，才遇到后来这个丈夫结了婚，他也是离婚的，有自己的孩子，不过他的孩子都跟他的前妻一起生活。”
“为什么你们又离婚了呢？10年前您都六十多岁了。”我还是很不理解。韦伯太太一脸平和地继续说：“我这个后来的丈夫呢，他工作时我们的家庭还好，他主外我主内，生活有条有理的，男人六十多岁退了休，变得反而有点怪，他在家里待着反而不知道每天干什么好。那时我在外面也有兼职工作了，我每天忙完工作忙家务，活儿满满的，他帮不上忙，反而时常不满意。我们就分开了，离了婚我没后悔过，一个人生活我觉得挺好。”
我听完韦伯太太的故事无语了，心里很沉重，感到悲凉、无奈与恐惧。年轻的时候我是为浪漫的爱情而生的，现在人到中年有了孩子，我依然在梦想一个稳定充实的家。人生将是怎样的？年轻时身体相互愉悦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相互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年老了，他们会淡漠地分开吗？分开也需要条件，在德国是有这种条件的，老年夫妇分开的前提是至少每个人还有自己独立的住处。中国有种境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年轻的时候以为，彼此承诺把手交给对方的那一刻，相爱的双方必须相伴到老，却不知人生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变迁。外界变化，对方变化，我自己也在变化。我想要接受这种变化，具有接受这种变化的力量和勇气。如今，我有了孩子，孩子还很小，而父母却在渐渐老去，我的生命有了更多的责任和意义。爱，却不再为无谓的爱而消沉，不再为爱而过多地失去自我，不管是否做得到，必须这样去努力，我对自己说。
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我还在想：
人性中有没有随着年龄而重新回归自我的一面呢？在奥地利维也纳美泉宫里我曾经呆立在有关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和他的皇后茜茜公主的生平展览厅中，其中一段内容和场面我记忆很深。那是展览快结束时，有一个小房间放置了弗兰茨·约瑟夫一世老年时睡觉的一张单人床。文字表述是，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喜欢年轻时的军旅生涯，喜欢军旅中的单人床，晚年他很想念那种军旅的单身生活。
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是作为一个个体降生到这个世界，经历年轻时身体与精神的渴望与异性结合，到了老年，身体的渴望减少了，社会关系的连接、精神的结合就变得更为重要呢？如果没有这两者，每个人又回到了自己的本原。我们在成长的年月里，受到了过多夫妻白头到老的教育，记忆中印下了过多的夫妻白头到老欣赏夕阳的照片，其实，个体强烈回归自身本原的人性与问题，是否就被社会或者教育隐藏了？
韦伯太太一点也不隐藏她的人生，她随遇而安，活在当下，的确是个坚强独立的人。她一下子被开了两刀，首先是膝盖，在膝盖开刀做身体检查时幸运地及时发现了她肠子的问题，接着她的肠子又被开了一刀。76岁的老人被连开了两刀。我进病房时，她已扶着助行车自己走路了，每天笑眯眯的，看不出她的情绪有任何起伏，从她乐观的态度、爽朗的言谈我更看不出她是在德国社会里极其贫苦的人。话是从讲到她离了婚的丈夫退休开始的，我问她是不是尽管离了婚，也分享她丈夫的退休金，韦伯太太没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告诉我：“我有我自己的退休金啊。年轻时带孩子没法工作，但后来孩子长大了，我就去工作了，当然我的退休金不多，660马克一个月。”（德国那个时候还是使用马克，当时一马克约合5元人民币）
“六百多马克一个月怎么生活啊？”我脱口而出。韦伯太太说：“办法总是有的，政府有补贴，比如我租的房子是一室一厅的，每月租金580马克，政府补贴我330马克，250马克从我的退休金里抽掉，我每月还可以拿到400马克用于生活，这就够了啊，而且政府每年还发两次买衣服的钱。春季300多马克，秋季400马克左右，够了，还要什么呢！”
原来韦伯太太是个知足常乐的人。
在德国，400马克一个月真是刚够吃饭。极新鲜的、贵一点的菜是买不起的，更不用说下馆子、旅游了。在病房的小桌子上，韦伯太太有个矿泉水瓶子，护士送饭送水时总是和蔼地要为韦伯太太换一瓶新的，韦伯太太总是马上说：“我不要，谢谢，麻烦您给我接一瓶自来水，我喝惯了自来水。”偶尔，她还是会笑眯眯地对护士说：“现在麻烦您给我拿一瓶矿泉水。”不过，韦伯太太的医疗是有保障的，德国的医疗保险只有私人保险和国家保险的待遇有区别，而大部分人是加入国家医疗保险的，国家医疗保险是收入低的人交钱少、挣钱多的人交钱多，但享受的医疗待遇是完全一样的。保险公司为每个病人付给医院的钱是一样的，这就保证了医院对所有的病人一视同仁，医院根本就不关心哪个病人穷哪个病人富有，每个病人从入院到出院和医院没有任何金钱上的直接接触。德国的医院病人由医生、护士24小时值班护理，连陪房家属也不需要。住院部是个非常安静的地方，家属、朋友只能在规定的时间探视。周末，韦伯太太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都来看她了，我发现说话最多、最兴致勃勃的还是韦伯太太。
和韦伯太太这样普通的、坚强的人相比，我觉得自己没有埋怨命运的权利。
吉姆，我的前夫，他第一次来看我时，我还在重症监护室里，他冰凉的泪水把我从昏迷中唤醒，模糊中我只看到一束鲜花在摇晃。当吉姆再次捧着一束花来看我时，我能坐起来了。能坐起来，我就一定要读书，吉姆的大衣口袋里果真为我带来了一本书：犹太人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写的《我的一生》。我完全沉浸到书里，与犹太人在德国纳粹集中营里的悲惨命运、与他们的生死抗争同悲同泣，护士多次惊讶地走过来问：“梅女士，再给您加一些止痛药好吗？您不需要强忍，按医生的规定，您的止痛药剂量还剩下很多。”我摇头谢过护士，我并没有强忍，而是沉浸在书中，完全忘记了手术伤口的疼痛。
犹太人能走出集中营，我难道不能走出医院，走出癌症吗？——我嘴里没说，心里这么认定。心里认定的，就一定要去做。
专心、静心养病，当我这样下定了决心，伤口就恢复得很快。2000年12月30日，大手术后第12天，连伤口的线都没有全部拆完，在我的请求下，医生同意我出院了。我没能在家过圣诞节，更渴望在家过新年，我要回家。12月31日，时任全德留学服务中心主任的姜大源老师打来电话，他是极少几个知道我生病的人之一，他关切地问：“你出院了吗？能自己走动了吗？我们非常希望你来大使馆参加新年音乐会，如果能来，我到大门口接你。”感激之情涌上心头，我稍微化了化妆，叫了一辆出租车到了大使馆。众多的熟人中，只有个别人发现了：“梅，你的脸色不大好，你瘦了很多。”在整场音乐会中，我必须时不时抚摸我的伤口，我的精神却异常好，那是手术后我第一次在硬椅子上足足坐了两个多小时。
2001年1月1日，我重新坐到我的电脑椅子上，新的一年开始了，我要以工作开始。
从我走进医院做癌症大手术到出院，仅仅用了12天。当我出院时，我的伤口部分拆了线，还有一部分要过些天才能拆。2000年，新千年岁末，我出院了。医院里没有钟声，外面有钟声，全世界都在敲响钟声，是新千年的钟声。吉姆以为我会死，可是我没有死。
人因为一脚踏进了死亡的门槛，所以更明白要怎么活着。我不想死，我想听着2000年最后的钟声，开启一段新的生命征程。
虽然，癌症大手术后，我的身体终生致残了。
带着伤痛重返工作
2001年1月1日，我重新坐到计算机前工作，伤口还在疼痛，我拿一个柔软的枕头抚着伤口。其实我的心情很激动。
人民美术出版社在全国举办了“翔云杯”儿童绘画作品比赛，从两万多幅参赛作品中挑选出了100幅优秀作品，想要将它们带到柏林来展览，我为他们联系了柏林艺术大学——世界上最高、最著名的艺术殿堂之一。孩子们的作品将在柏林艺术大学展出。届时，十多位学生和十多位教师组成的代表团将参加开幕式，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他们即将到达。
将100幅作品的名称翻译成德语；
将100幅作品的作者姓名、年龄、性别，用中德两种文字做成标签；
将100幅作品的小作者的学校名称翻译成德语，让参观者知道他们来自中国的二十多个省份，五十多个民族。
一幅幅欣赏着孩子们率真、大胆又技艺高超的画，就像看一幅幅祖国的山山水水，昔日民俗、今日风貌，我忘记了自己的病痛，时时沉浸在感动与欣喜的泪水中。
2月初，代表团三十多位成员一起到达了柏林。
在代表团到达柏林的当天，我在接待代表团的忙碌中，还抽空赶往柏林的卡迪威商店为孩子们买了礼物。
当时卡迪威是欧洲最大的百货店，6层楼，商品应有尽有。从一层的化妆品、首饰，一直往上有男女时装、图书、光盘、电器、餐具、家具及厨房用具。顶楼的美食廊不错，坐在棕榈丛下，繁华的市容尽收眼底，不远处即是“断头教堂“——”二战”中毁于盟军战火，反而产生了一种残缺的美和震撼力——历史与现实交织，仿佛就从杯底的咖啡中流过……
卡迪威有一个角落，我敢打赌没有多少人像我这样钟情于它、爱恋它、利用它，而且十多年后卡迪威重新装修布局时这个角落真的不存在了。当年，3层图书区有一小片卖旧邮票的地方，那里有相当多的邮票是按重量来卖的，50克、100克、200克、500克，有各种分类：德国的、东欧的、西欧的、亚洲的、非洲的、拉丁美洲的，昆虫的、人物的、“二战”前的，“二战”后的等，每一张邮票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张邮票都有一段历史，每一张邮票都是一个特色的构图，最重要的是，每一盒邮票里都会有几十甚至几百张邮票，只需要花几个到几十个马克，也就是几十到几百元人民币，我喜欢去给孩子们挑邮票。包装盒不让打开，我只能从主题和盒子的透明塑料膜窗口中看到部分邮票，我抚摸着一盒盒邮票，把盒子晃来晃去，以便里面更多的邮票在透明塑料膜窗口中轮流呈现出来，那一张张邮票图案变成了代表团的孩子们争抢邮票的笑脸，我仿佛听到了孩子们惊讶和欢快的笑声。
下午，在柏林艺术大学美术教育系的大楼里，中国儿童画展开幕，尽管我化了一点妆，依然脸色蜡黄，这是我后来从照片上看到的。柏林艺术大学的天才音乐少年们为画展开幕表演了音乐节目。
一岁半的儿子坦坦站在我的身边，我谢绝了椅子，坚持和所有人一起站着，站在音乐里，那是我手术后第一次一动不动地站立了一个多小时。
柏林电影节与化疗、放疗
代表团离开柏林的那一天，我开始做化疗。
化疗不痛不痒，但是它让人的白细胞急剧减少，让我全身乏力。我每在计算机前工作一个来小时，都必须乖乖地躺到床上去歇息一会儿。这时我明白了医生为什么不同意我手术后马上做化疗。手术后，我心里充满恐惧，我平时不大关心生理医学知识，成天想着浪漫与爱情，如今突然病倒了，而且是晚期癌症，我觉得自己身体里都是癌细胞，我害怕全身某个部位某个角落可能还潜伏着哪怕一个癌细胞，这个癌细胞会随时向我卷土重来。为了断绝癌细胞扩散的哪怕一点可能，我向医生提出想马上做化疗，医生笑着安慰我：“梅女士，癌细胞并不那么可怕，我们每个人身上可能都潜伏着癌细胞，重要的是要增强免疫力，身体随时都在新陈代谢，不给癌细胞生存发展的机会。现在您刚做完手术，身体还很虚弱，您要积聚力量，恢复身体，这样才能承受化疗可能带来的不适。”
“那我能工作吗？”尽管担心癌症复发，我仍然念念不忘我的工作。
“适度工作能让您忘记病痛，保持心情舒畅更是最好的医药。”
医生的话让我放心了，我一直在工作，心里有时仍然害怕，工作疲劳的时候我还是会注意休息一下。
我渴望工作，喜欢我的工作，我还必须工作，因为我不工作就没有收入。我拿的是德国护照，但我即使病了也不愿领社会救济。我无法像一些德国人那样理所当然、心安理得地领社会救济，我认为我来自中国，我能在德国留下来，首先要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有所贡献。
还有，突然病倒让我有了一种挫折感与失败感，我要工作，在工作中切实感受到生命的存在。
当然，工作也不是我生命的全部，我还爱着很多东西。在我化疗的过程中，2001年2月，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举行了，我不想错过。
医生说了，保持心情舒畅是最好的医药。
我是柏林电影节的“粉丝”，到什么程度？电影节每年2月初举行，2000年2月，当时1999年7月底出生的儿子只有半岁，儿子4个月时开始长湿疹，每天夜里睡觉前全身更是痒得不行，小手到处乱抓，折腾得好可怜，我只能给他戴上手套。等他筋疲力尽睡着了，我观察到，夜里11点到凌晨3点他一般不醒。于是我就去看夜里11点半的电影，把儿子一人扔在床上，我奔了出去。这样的作案有两次，看完电影后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跑，怕儿子醒了，更怕警察已经横在家门口。（德国将10岁以下的孩子独自扔在家里算犯法）
谢天谢地，儿子真争气，妈妈不在的几个小时里他睡得还挺踏实。
第50届柏林电影节，是过大生日，是第一次由德国总统亲自剪彩。2001年2月，我大手术后不到两个月，黄着脸黑着眼圈捂着伤口，我还是坐到了电影院里。不太熟的人像往常一样见面点个头。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大病了一场，就默默坐到我身边。
中晚期癌症的根治，手术是关键的第一步，预后化疗与放疗，杜绝癌细胞扩散，是同样重要的第二步。做化疗的时候，我听从了医生的建议，不是躺在医院挂瓶子做传统的静脉输液，而是在胸前开了一刀，一枚现代的医学注射泵被放置进去，连接血管。每个化疗疗程，一个药瓶我每天24小时系在腰上，通过管子和针头注入我全身，持续一周，休息3周，然后进入下一个化疗疗程。对于医生来说，他们为我使用了先进的化疗仪器和方法，对于我来说，这省去了我去医院的时间。在做化疗的那一周中，我挂着输液瓶照常办了一些事情。周末的时候，我甚至还带着儿子和父母一家人利用周末乘火车旅游，我做这些，除了因为亲情，仿佛也想以此证明生命的存在。
工作是我走出癌症的一个力量
2001年，刚刚动完手术的那个春天，我反而更亢奋地投入到了生活和工作中，同时接受化疗与放疗。我共完成了6个疗程的化疗，其间，常常有朋友来看我，和他们的见面和交谈能让我忘记病魔，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化疗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开始同时接受放疗，春天快过完了，我也完成了12次放疗。至此，癌症手术后必做的化疗与放疗都结束了，我全都比较轻松地挺过来了，很少出现常人所说的掉头发、严重的恶心、呕吐等现象，我感到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