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中面临失业的吉姆，希望我在德国做个秘书之类的工作能有收入，而我却想做学术研究。心情郁闷的我，拿了我们两个人共同账户里的1500美元，独自去了美国旅行。从美国回来，我就看到客厅餐桌上吉姆单独起草的分居协议书。
我是爱吉姆，还是爱吉姆会弹钢琴，还是爱有很多人会弹钢琴的德国，我对此一直很迷惑。尽管迷惑我还是嫁给了吉姆，既然嫁了就想将婚姻进行到底。然而，德国的选举之夜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
跨国婚姻中的压抑与鸿沟
我嫁过吉姆，即使一切曾经近乎完美，但我们还是离婚了，离婚的时候我们都还年轻，按说离了婚也就不用想了。
但是我想，我不能不想，因为我嫁给了吉姆，不仅仅是嫁给了一个人，我以为自己也嫁给了一个家庭，一个我很喜欢的、在异国他乡给我温暖给我归宿感的文化大家庭，我以为自己也嫁给了一个国家，一个我很向往也很在乎的国家。
一个年轻的女子，在她怀着梦想来到一个她崇尚的国家，又获得一个大家庭的接受，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那是一种不再漂泊的感觉，一种被接纳、被认可的感觉，一种不再孤独的感觉，一种能落地生根的感觉，一种幸福的感觉，这种种感觉都促使我想做一个好妻子、一个好媳妇、一个有出息的人。在一个我降落到这个国家的土地上才从零开始学习其语言的国家，我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才能成功，我马上就要成功了，但是我的婚姻破裂了。
和吉姆曾经近乎完满的恋爱和婚姻生活，对于我来说，却总有跨越不了的鸿沟和解脱不了的压抑！
和吉姆恋爱之初，他的父母先来看过我了，我一定要去吉姆家回礼的。为了带一点特色礼物，去吉姆家的当天，我和女朋友欣去法兰克福市远郊宋总的餐馆，取新出炉的烤鸭和烤鸡。车要坐好远，来回长途票很贵，忽然我很舍不得买，只买了张短途的，偏偏查票的人来了，将我和欣带下车询问。我又羞愧又懊恼，就撒谎说：“我们是学生，去那里打工，车来了我们一紧张就买错了票。”查票员犹豫地看着两个中国女孩，最后没有罚我们。在德国，如果乘车不买票，哪怕买错了，罚款当时是60马克，相当于人民币300元，也相当于我出国前3个月的工资。后来吉姆全家吃烤鸡、烤鸭，吃得很香，不断地夸我送的礼物好，我却一块也吃不下，觉得很羞耻，堂堂一个中国名校毕业的大学生到德国坐车不买全票，还被逮着了。
这种羞耻和羞愧有多大？持续多久？对于我来说，它持续终生，在我后来的人生中，我很多次吃烤鸭或者坐地铁的时候都会想起当年的窘迫。在心底的深处，我知道自己只是为了所爱的人、所爱的人的家人去取那些烤鸭、烤鸡，只有爱的安慰能让我稍稍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我学着放松自己，甚至觉得自己做了件潇洒的事，问题出在我不是在轻喜剧的熏陶中，而是在接受莎士比亚的悲剧和崇高中成长了，我不能百分之百说服自己。
我和吉姆很少吵架，大半我记不得原因，记不得原因就意味着争吵也不厉害。吉姆知道抚慰我的灵丹妙药就是去买一束花出现在我面前，有一次周日吵嘴，吉姆又跑出去了，我纳闷周日商店都关门了，吉姆去哪儿买花。不一会儿吉姆冲进门来，单腿跪在我面前，得意地哼着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开端：咪咪咪哆……一束花魔术般地出现在我眼前，吉姆笑嘻嘻地告诉我，他是跑步到火车站买的。周日只有火车站的花店还是营业的，这个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惊喜地连忙擦去眼中的泪水想看真切，然后破涕为笑。
结婚前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我非常伤心，而且让我刻骨铭心，吉姆买花送花也绝对化解不了。争吵的原因我也记不清了，只是吵着吵着就严重了，吉姆说我和他在一起是想有一天和他结婚，然后获得德国的居留权。我垂头落泪，然后硬起心肠反击：“如果不是因为哲学，我根本就不来德国，如果我来德国没有碰到你，我根本就没想留在德国，我原本以为我到德国不出两年就会去美国，我的大学同学都去美国了。退一万步说，我聪明又智慧，为什么我就不能在德国留下来？为什么德国要拒绝我？而你，尽管你是一个德国人，可是你的工作不够出色。”我这下可戳着了吉姆的痛处，吉姆爱他的工作，他工作非常认真，他希望能够胜任一份专业工作，使他获得社会的认同和家人的认可。吉姆大哭，仰面倒在床上，大眼睛瞪着天花板大叫：梅，你故意伤害我，你故意伤害我。当垂头落泪的我抬头看见仰面而哭的吉姆时，我很惊讶德国人怎么仰面大哭，伤心的中国人不是掩面抽泣吗？
我在中国是学业和工作能力都非常强的人，到了德国我虽然没有正式工作过，但是我做学生时在德国大公司做秘书和助手的兼职工作都很受同事和老板尊重。因为我在秘书和助手的工作岗位上也奉献我的文化与创意。1993年暑假，我到德国著名的制药公司迈兹（Merz）公司工作，该公司的口服美容补品的一句广告语传遍全德国：真正的美发自内在。在这个公司我的打工待遇是：每小时工资22马克（当时合人民币约120元），后涨为24马克，另带休假和加班工资。我暑假在该公司工作10周，够我做学生一年的开销。在迈兹公司工作时，我的部门老板是迪尔（Dill）博士，他是个经验丰富的长者，迪尔博士有一个长长的大客户名单，上面记录着每个人的生日，他每年不发送惯常的圣诞贺卡，但是送生日祝福。迪尔博士每年都费心构思独特的生日祝福。我在他那儿工作时，曾给他提建议：中国的孔圣人有一段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您的朋友所有年龄段上的都有，对照中国孔圣人的话，他们一定会各有各的体会。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人，中国的圣人都主张‘吾日三省吾身’。在工作紧张的社会里，如果我们还能够每日三省吾身，那一定对身心都有好处。”迪尔博士对我的建议仔细聆听，详尽询问，把中国孔圣人的话录入他那年的生日祝福词中，依次发给他的两百多个大客户。而迪尔博士自己拟写的前一年的生日贺词中的一句话也给我很大的启发：亲爱的朋友，你一定很需要获得认可……那时，在我的观念中，犯了错误很难马上口头认错，有了成绩也不好意思直接请求别人的认可。若干年后，我从德国回到国内，收到很多求职信，我很惊讶，年轻人都很不吝啬推销自己，求职信上都潇洒地写着：相信我，我一定能胜任；给我一个平台，我将大展宏图。这样的话很轻易就说出口。这些年轻人工作中出现了错误，口头认错非常轻松，“请相信我，下次不会发生了”，而下次再犯错这些年轻人也还是很轻松。
我有一段时间感到自己在国外确实落伍了，别人对自己的认可和自己对别人的认可对于人生是多么重要，用适当的语言表达自己是有必要的，但是该怎样积淀自己，让自己不轻易跟从广告式的语言呢？
我从小到大学习和工作都是如鱼得水。和吉姆一起生活，我每天都听吉姆下班唠叨工作上的事情，虽然吉姆大部分时候是在笑话和不满老板或者同事，我却能判断出吉姆的工作能力、处事方法都有些问题。对于自己的丈夫，我只能好言相劝，或者和丈夫一起笑话老板和他的同事。我不能完全判断德国公司，更不愿伤害打击丈夫。
但是现在吉姆如此地刺痛了我，我就开始无情地刺痛吉姆。
我刺痛吉姆，有关吉姆工作的成就问题后来长时间伴随着吉姆。
吉姆刺痛我，有关爱情与居留的问题成为我们日后分手的隐患。
要结婚了，我和吉姆走在森林中，空气清新，我的心中充满了爱和感激：“吉姆，你妈妈对我多好，结婚后，我就叫她妈妈。”我感激地想着未来的婆婆，吉姆的回答却给了我一计闷棍：
“你怎么叫她妈妈，她已经有4个孩子叫她妈了。”
我暗自伤心，问：“那我怎么叫啊？”
“就继续叫她名字好了。”吉姆很自然地回答。
“卡琳？”我该叫我的婆婆卡琳！吉姆让我这么叫，我无奈透顶。初到吉姆家的时候，我觉得，按中国的习俗我应该叫吉姆的妈妈为阿姨，可德国没有阿姨这一说，吉姆说德国就叫名字啊。于是我拿腔拿调地就叫吉姆的妈妈卡琳，刚开始有点别扭，叫久了又有点西化的洋气，还有点西化的轻松，但是我的内心深处总是有点不是滋味。现在要结婚了，吉姆让我结婚后仍然直呼婆婆的名字，而且是对我心里真的很爱的婆婆。
“结婚后，你也准备直呼我父母的名字吗？”我心情沮丧地问吉姆，吉姆反问我他该怎么叫。此时我却不再愿意跟吉姆多说，按中国的习俗吉姆该叫我的父母“爸爸妈妈”，我心想：人家既然不稀罕我叫他的父母“爸爸妈妈”，我干吗穷攀呢？
结婚那天，吉姆和我一起往中国打电话，吉姆激动地跟着我大叫我的父母“爸爸妈妈”，叫得我心里五味杂陈。但是，结婚后我每叫婆婆一声“卡琳”，都感觉很羞愧，对婆婆不够尊重。
结婚那天，我感到很幸福，植物园中的大树，把所有的笑声和祝福都映衬成绿色。绿色，象征着无边的憧憬、无边的希望。
但是面对这幸福，我仍然有一缕挥之不去的乡愁。
我的父母没有来参加我的婚礼，我压根没有提出让自己的父母来，很麻烦，要办签证，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要花一大笔钱，我没有那么多钱。我的婆婆对我说：在德国，婚礼都是女方办的，梅，我们爱你像爱女儿一样，我们都给办了。这样的情况，我怎么还能提出邀请我父母来呢？
很幸福，但是总有那么一丝压抑摆脱不了。吉姆的父亲我的公公说，感谢我的父母生养了我这样一位聪明有教养的女儿，向我的父母敬一杯酒——隔着数万公里。我自己其实并没有太想着父母的养育之恩，小时候过生日有妈妈做的荷包蛋面，虽然没有包装漂亮的礼物，但是有时候有新衣服，现在啥也没有了。我不满意有了电话之后，父母也迷上时尚玩意儿，连信也不给我写了。父亲的信、父亲的家训、父亲的书法、父亲的文笔，都曾经是我的精神支柱，现在看来父亲对放弃写信并没有惋惜，他更愿意轻松地接我的电话了。在电话里，他一句话总是会重复好几遍，却不可能吟诵诗词了。中国往德国打国际长途很贵，父母不打，希望我打，不仅父母希望我打，国内的亲戚都希望我打电话，因为来自大洋彼岸德国的电话是令人激动和值得炫耀的事情。我一个人孤独地在德国生活，我感觉从父母那儿、从家人那儿都得不到什么安慰了，我庆幸自己在德国有吉姆和吉姆一家，当然我这种对父母和亲人的失望也是绝对不能对吉姆和吉姆一家说的，我要这个面子，要这个自尊，我还必须让吉姆对我父母好些。这一切我都只能一个人孤独地支撑着。算了，就独自一人嫁给吉姆了，嫁给德国了，父母不用来了，来了只会添麻烦，我也不在意父母是否能来参加我的婚礼了。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有一种失落和压抑，摆脱不了，挥之不去。
如果我和吉姆有一个孩子，那我在德国就真的落地生根了。但是谈到要孩子，我没有想到吉姆一句话就让我伤心不已。
吉姆个子一米八五，脸型标致，我梦想和他生个漂亮的孩子。吉姆咧着嘴，说玩笑也玩笑，说认真也认真：“什么，生孩子，像你那样的眯眯眼？”我的自尊心大受打击，跑到婆婆那儿告状，卡琳教育吉姆：“怎么这么傻啊，你和梅生的孩子一定是最聪明最漂亮的，远交是优势啊。”吉姆的大眼睛滴溜溜一转：“嗯，妈妈你说得对。还有一个优势，梅很健康，她每项运动都好，滑雪一下就学会了，比所有德国女孩都快。”
我盯着吉姆的大眼睛却想：我在中国已经被认为是双眼皮、大眼睛，而且是深邃的大眼睛，吉姆就没有体会到他妻子深邃的大眼睛的智慧吗？滑雪的时候他的妻子不仅学得最快，连出租滑雪板的地方都给免费了，集体做游戏时，他的妻子的中国小魔术让所有的德国男士都看傻眼了，参加玩牌盘盘赢，把一个德国女士都气跑了，吉姆不是很为他的妻子骄傲吗？为什么到头来吉姆还是认为我的眼睛小、很奇怪呢？和我生个孩子就会很搞笑吗？
为什么我就认为吉姆的大眼睛那么好看？为什么吉姆就认为我的小眼睛不够好看？从那以后，我开始用挑剔的眼光看吉姆的眼睛，我开始觉得吉姆的眼睛大却不聚光，更谈不上深邃。
吉姆的失业危机
既然吉姆和我吵架也搬出了德国居留问题，我也就开始挑剔吉姆的智商不够聪明绝顶。
1994年底，德国经济滑坡，失业率大大提高，吉姆也被调离霍尔兹曼总部。他有两个选择，去原东德城市莱比锡或者德国首都柏林。“只能去柏林，吉姆，你的太太是首都人，我是从中国北京来的，我习惯了都市生活。”在德国生活我已经连金融城市法兰克福都嫌小了，吉姆成全了他的妻子，我们共同搬到了柏林，住进了一层别墅，房租不低，因为东西德统一后，德国已经全民公决迁都柏林，全德国的人都在议论迁都要花很多钱。是啊，迁都是很昂贵的。为了吉姆和我“迁都”，婆婆卡琳每个月汇500马克“支持迁都费”到吉姆的账号。没有想到，首都柏林在文化生活方面让我和吉姆百分之百满意，但是吉姆到柏林后，工作就再也没有一天顺心的日子。压力越来越大，每天他早上六点准时起床，六点半准时出门，晚上八九点回家。周一到周五，像在法兰克福一样我们每天共进晚餐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段时间我用德文写完了博士论文，又用中文开始写一本专著，我梦想建立一个中德文化比较研究所。相爱、相恋、结婚的数年里，吉姆相当喜欢我的文化梦想，对自己的妻子撰写博士论文、写专著、在家里画中国山水花鸟，吉姆内心很欣赏，在同事、家人、朋友面前总是以自己的妻子为傲。如今经济危机发生了，吉姆劝我放弃所学的找不到工作的艺术专业，去做职业培训，然后做一名高级秘书，因为吉姆的姨妈在柏林就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总秘书，穿着入时，办事干练，生活收入都很不错。吉姆觉得，我干这样的工作也一定会得心应手，我在德国大公司兼职时就很受老板的赏识。吉姆有不少银行存款，德国银行的这种存款表，上面提问如果存款人死亡谁继承，吉姆在第一继承人栏里全都端端正正地填着我的名字，我第一次看到这些表格时心里真不是滋味。如今，吉姆常把这些表翻来翻去，他时不时神经兮兮地对我说：“梅，我把银行的钱和我能得到的遗产都算过了，如果失业，我就骑车去全世界旅游，我的钱刚够我一个人生活和旅游，我养不活你了。”面临学业结束，我在德国突然感觉看不到前途，吉姆却毫不忌讳地对我说：“忘记你的北京大学吧，你很聪明，你在德国做一个总经理秘书也是很好的啊。”
中国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到德国以最优秀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就只能做个总经理秘书吗？
我绝不愿在德国做个秘书。
我和吉姆的隔阂一下增大了，生活变得很尖锐。
会七门流利的外语、工作勤奋，但是专业能力不是很强的吉姆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将面临什么呢？
德国当时最大最著名的建筑公司霍尔兹曼要开始大幅度裁员了，吉姆的工作难保了。来柏林不到一年，吉姆承受不了可能即将被裁掉的压力，和公司协议提前跳槽到另外一家稍微小一点的建筑公司工作了。果然，1999年到2000年之间，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先生组织了22亿欧元，以挽救这个有着150年历史、在全球拥有2万雇员的建筑集团（Philipp Holzmann），但是回天无力，该公司仍旧和其他德国大型企业一样，在施罗德政府时期破产倒闭。吉姆提前跳槽到另一家建筑公司，从一位办公室工作人员变为施工工程师，亲自上工地。第一个项目的工地就是在柏林市中心最著名的大街勃兰登堡门菩提树下大街，在一栋历史保护的老建筑里。我戴上安全帽，跑到丈夫的施工地表示支持，吉姆详细地给我介绍这栋国家文物老建筑，外部墙面全面保留，里面全部现代化。许多年后，每次路过那栋经过全面改造后外表保留原貌，内部结构全部现代化的大楼，我总是充满感情，觉得就是自己的丈夫一手负责施工的。但现实却很残酷，吉姆是一介书生，曾在霍尔兹曼总部办公室工作三年多，在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年代，他能比较好地胜任办公室工作。但是吉姆根本没有施工经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一切都很紧张。没过多久，吉姆就感觉到工作的压力及和上司相处难以承受，吉姆解决这种压力的办法是：别的同事一般不愿到外地工作，而他认为为了工作，世界上任何地方他都可以去，而公司的确在世界各地都有工地。我强烈反对：“吉姆，歌剧《漂泊的荷兰人》我们都喜欢。但是生活不是歌剧，我是中国人，我以为到德国学两年哲学我就会去美国，没想到光德语就学了两年才过关，5年才拿到博士学位，我上学上够了。如果你去另外一个城市，我们就分居了，如果你去西班牙、意大利，我就又要学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我不想学了，我想稳定，想去工作，想要孩子，想要一个完完整整、安安定定的家，我不想再漂泊。”
但是吉姆不管不顾了。他不和我商量就主动让公司把他派到另一个城市工作去了，两三周回家一次。他像个大孩子，每次回柏林都背着大大的旅行包，里面是他换洗的衣服，他宁愿背着大旅行包倒火车、倒飞机，也要把这些衣物拿回家来让他的妻子洗。每次下火车或者下飞机，他的表情都让我心动，他四处张望，以为他的妻子没有来接他，脸上充满失落和困惑，最后，他总能看见我拿着一支黄玫瑰在等他，那时他总是极大地满足，每次都喜出望外，有点羞怯地紧紧抱住我，无数的吻不止一次把我的耳环都吻掉在地上，然后两个人又双双趴在地上找耳环。分离让吉姆重新陷入了爱情，情意绵绵中吉姆会温柔地请求：“梅、梅，我不仅想和你在一起，而且还想和你一起生孩子，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有个大大的家。”
大大的家，两三个孩子，这也是我的梦想。可惜现实不一样，隔三岔五情意绵绵的周末不能代替长久分离的思念和寂寞。在遥远的城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吉姆又和上司关系紧张起来，即使周末回柏林和我相聚也情绪不佳，分离和看不到生活的前途让两个人开始变得陌生了。
分居后重归于好
1996年的圣诞和1997年的新年，吉姆决定去潜水两周，他觉得那是最能让他释放压力和放松的最好运动，特殊时期的我变得很敏感，我极力反对：“你不要去做荷西，你不要去做荷西。”我曾给吉姆讲过三毛与荷西的故事，吉姆觉得中国女孩真是太大惊小怪了。我不愿跟着吉姆去潜水，好像吉姆就是荷西，好像噩耗就要临头。我第一次没有和吉姆一起去度假，而是独自一人逃往美国，花掉了家庭存折上的1500美金，那是我和吉姆共同生活几年，我第一次单独花家庭存折上的钱。家庭存折是吉姆和我结婚后开的户，上面是我和吉姆两个人的名字，由于结婚后我不打工了，没有收入，所以上面的收入全是吉姆的工资。我一直是吉姆心目中最节省的妻子，每月从家庭存折上取出用于家庭开销的钱很少，少得几乎要成为吉姆和婆婆的笑料，但那是在生活和工作宽松的日子，经济危机的时候吉姆自身难保，他挣的每一个马克除了和我一起花，他想的就是失业了怎么办！我从美国回来，见到的是吉姆勃然大怒的脸和吉姆摆在桌子上草拟好的分居协议，他说他认为我不是一个好妻子了，按照德国法律，夫妻必须分居一年以上才可以离婚，所以他要先开始和我分居，然后再考虑是否和我离婚。我心里哆嗦害怕，但是也不哭喊乞怜，傲气的我咬着牙在分居协议上签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