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你的名字很有意思，江西有个地方叫石钟山，苏轼更是写过《石钟山记》。石钟山是笔名还是真名？取何意？
石：我是1964年生的，出生时我父亲刚好在南京出差，家里给他拍电报说生了个男孩，让给取个名字。南京被称为石头城，当地有好多地名比如街道都有“钟山”二字，父亲就说叫钟山吧，就这么简单。
他没多少文化，更没读过苏轼的《石钟山记》
李：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特点，你的作品被打上“红色激情的标签”，你自己认可吗？想突破吗？
石：我认为这个标签不太准确，也不希望别人给我贴上这个标签。人们知道我更多的是根据电视剧，它的表现手法或内容上可能“红色激情”的感觉更强烈一些，这可能也与我的生活积淀有关。你知道，每个人骨子里都是有创作倾向性的。我不会为了热闹而刻意写某个题材，也不认为写作有过时之说，事实上我认为题材并不重要，那只是一个壳，关键是看你有没有真情实感。
其实我的一些作品如小说《母亲，活着真好》（被改成电视剧《母亲》播出）就是写小人物的，既不“红色”，也不“激情”。
李：你的作品好像不拍电视剧的很少？你认为自己是小说家还是作家？怎么看待小说创作与影视改编？
石：是，我的小说还是很受制片方的欢迎。但我仍是小说家，可是写小说的人往往把我划人影视圈，影视行当的人又把我当成是写小说的。
在我看，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就像孪生兄弟，影视离开文学不可能走到现在，比如张艺谋的《红高粱》不是得益于莫言的小说吗？许多国外大片也都是从文学母体中脱生而来，反过来没有影视作品，文学也不可能有今天的火热。如今不可能有某部作品只靠获得了一两个文学奖就老少皆知，影视是最好的转换媒介，所以说二者没有高下之分。
我自己成名是因为有了电视剧，我一点也不否认。而有人认为作家“触电”是走下坡路了，其实不少这么说的人并非不想去“触电”，有人甚至主动给大导演当“枪手”，人家出思想，他来写本子。
其实大家都想名气大些，这样挣钱容易些，更容易追求生活中的一些物质满足，这都无可非议，无论是影视还是小说作品，评价标准只有一个——观众或读者喜欢就是好！
李：生活中对你影响最大的是父亲，那文学创作中呢？
石：我认为应该是海明威和杰克·伦敦，他们的作品对我启发最大。这是我在后来才意识到的，虽然他们的创作年代、生活背景与我一点也不同，但他们塑造的都是男人为主的硬汉形象，他们追求个性化的敢爱敢恨的精神气质是相通的。我接触他们的作品其实比较晚，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吧，以前读的多是本土文学。
李：怎么想到要写《男人的天堂》这部“半自传”小说？
石：写作到了一定程度上，开始反省自己的情感与家庭。写得不很流畅，甚至是艰涩，因写自己是一种“审丑”，不断在真实与想象中冲突，有局限性，既想大胆些，又放不开手脚。小说写了三代男性军人面对情感与战争的思考，想通过这个家庭反映出一个社会与民族，我把自己虚构成一个经历自卫反击战的军人，所以说还是作为小说来写的。
我本想用“史诗”的手法写一个家庭的传奇式经历，结果有些“力不从心”，3年写了20万字，感觉很不容易。我想等我50岁时，如果能面对自己的情感了，我会再写一部真正的自传。
李：新作《男人的天堂》书封上打着两句话：战争是男人的天堂，女人是男人的天堂。这是你对“天堂”的理解？
石：我始终认为优秀的男人应该去做一名军人，而造就一个真正军人梦想的是战争，军人的生命与意义要通过战争来实现，虽然我们都期盼世界和平，但和平是相对的。
而与一个优秀男人的生命过程中，相对应的就要有一个优秀的女人，否则这个男人的一生将不纯粹、不完美。
李：你会一直这么写下去吗？
石：也未必。如果我还有激情，我就会写下去，我认为目前看来，作家这个职业对我来说是最幸福的，生活相对独立自由，有心安理得的理由坐在那儿发呆。而且只要你的大脑还能运转，体力还行，这个职业可以是终生的，不像那些当官的都永远是暂时的。
如果创作渴望消失了，或灵感枯竭了，我一定会换个行当。有些老作家写不下去了，还站在那儿写，再也不能超越当年，感觉很悲哀。到了那一天，我会找个与文艺有关的职业，比如制片人或导演，年轻时曾想过教书，现在不喜欢这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