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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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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冶长第五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公冶长,是孔子弟子。女嫁与人为妻,叫作妻。缧,是黑索。绁,是拘禁犯罪的人。以黑索拘系之于狱中,叫作缧绁。子,是所生的女,古人男女皆谓之子。

门人记孔子曾说:“人伦莫重于婚姻,匹配莫先于择德。吾门弟子若公冶长者,可以女配之而为妻也。他平日素有德行,虽曾为事拘系于狱中,乃是被人连累,而非其自致之罪,既非其罪,则固无害其为贤矣!”于是以所生之女而为之妻焉。此可见圣人之于婚嫁,不论门族,而惟其人;不拘形迹,而惟其行。非独谨于婚姻,亦可谓明于知人者矣!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是孔子弟子南宫,字子容。废,是弃而不用。戮,是杀戮。

门人又记孔子曾说:“吾门有南容者,尝三复白圭之诗,平日素能谨言慎行,是个有德的君子。若遇着国家有道,君子进用之时,他有这等抱负,必然人人荐举他,使之得位而行道,必不至于废弃而不用也。遇着国家无道,小人得志之日,他既言语谨慎,不致取怨于人,亦可以全身而远害,必不陷于刑戮之祸也。处治处乱,无所不宜,则其贤可知矣。”于是以其兄之女配之而为妻焉。前章以己女妻公冶长,此章以兄女妻南容,皆择贤而配,圣人致谨于婚配之礼如此。

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贱,是孔子弟子宓不齐,字子贱。斯字,解做此字。上一个斯字,是说此人;下一个斯字,是说此德。

门人记孔子曾说:“人之为学,都要学做君子。然君子之德,未易成也。吾门若宓子贱者,他的学力已达到成德的地位,君子哉其若人乎!然子贱所以能为君子,虽是他自家向上,有志进修,亦由我鲁国多君子,人才众盛,故得以尊师取友而成其德耳。若使鲁没有许多君子,则虽要尊师,而无师之可尊;虽要取友,而无友之可取。斯人也,亦不免孤陋寡闻而已,将何所取以成此德乎?”此可见自修之功固不可废,而师友之益又不可无也。然师友之益,不但学者为然。古之圣帝明王,屈己下贤,虚心访道,尊崇师保,而资其启沃,慎择左右,而责之箴规,无非欲严惮切磋,养成君德而已。古语说:“师臣者帝,宾臣者王。”然则人君欲成其德者,当以好学亲贤为急。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赐,是子贡的名。器,是器皿。瑚琏,是宗庙中盛黍稷的器,以玉为之,夏时叫作瑚,商时叫作琏。

子贡平日好比方人物,因见孔子以君子许子贱,故以己为问,说道:“赐也学于夫子,亦尝有志于进修,但造诣之浅深,自家不能知道。夫子试说赐之为人何如?”孔子答说:“人之为学,以致用为贵,如世间器皿,以适用为宜。汝能告往知来,料事多中,既达于政事,又长于言语,是个有用的成材,就如器之适用一般,汝其已成之器乎!”子贡又问说:“器有贵贱之不同,夫子以赐为器,不知是何等样器?”孔子答说:“器中有瑚琏者,陈之于宗庙,而饰之以玉,最是贵重而华美的。以汝之才,试之于用,必然事功可就,文采可观,而足以为邦家之光,岂非器中之瑚琏矣乎!”然则子贡虽未能如君子之不器,其亦器之贵者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是孔子弟子冉雍。仁,是有德。佞,是口才。

春秋之时,人皆以口才便利为尚。而冉雍为人,重厚简默,与时俗不同。故或人谓孔子说:“夫子之弟子有冉雍者,论其为人,可谓仁而有德者矣。但惜其素性简默,无有口才,而不能为佞也。”或人之言,非惟不知仁,亦不知冉雍者矣。

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御字,解作挡字,譬如说抵挡人一般。给,是取办。屡,是多的意思。憎,是恶。

孔子答或人说:“汝以冉雍为不佞,是必以佞为贤矣。自我言之,人之立身行己,亦何用于佞乎?盖佞人所以应答搪抵人者,只是以口舌便利,取办一时。那甜言巧语,高谈阔论,外面虽似有才,其中都没有真实的意思,被人看破,却是个邪佞的小人,不足以取重,而徒多为人所憎恶耳,亦何益之有哉?今汝以雍为仁,我固不知他仁与不仁。但说他不佞,正是好处,要那口才何用乎,然则汝之所惜者,正吾之所取也。”

由孔子之言观之,可见学者当用力于仁,而不可不深戒夫佞矣。然佞人不只可憎,为害甚大。盖其言足以变乱黑白,颠倒是非,或逞其私智以纷更旧章,或巧为谗言以中伤善类。人君若不知而误听之,未有不败坏国家者。故大舜疾谗说之殄行,孔子恶利口之覆邦,皆所以垂戒于万世也。用人者可不以远佞人为急务哉!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桴,是木筏。由,是子路的名。材,与裁字同,是量度的意思。

昔春秋之时,上无贤君,不能信用孔子,故孔子有感而叹说:“吾之周流四方,本欲得位行道,以致君而泽民。今人不见知,世不我用,吾道已不行于天下矣!虽居在中国,亦何为乎!不如乘着木筏,浮于海中,可以绝人而逃世。吾门弟子中求其可以从我远去者,其惟仲由欤?”盖仲由勇于为义,是个临难不避的人,故孔子许其从己。然这说话也只是孔子自伤其不遇而假设之词,非真有浮海之意也。子路闻之,以为夫子不许他人而独许己,遂信以为实然,心中喜悦,盖过于信师而暗于事理者矣。故孔子教之说道:“凡人懦弱者多惮于涉险。由也不以浮海为惧,而以得从为喜,这等好勇岂不胜过于我乎?然海岂可居之处,吾岂入海之人,不过伤时之意云尔。而由也遽以为信然,是徒知勇往直行,而不能裁度事理以适于宜矣。由也可不思所以进于是哉!”孔子教子路之言如此,此可见圣人虽有伤时之意,而终无忘世之心,但当时之君不能用其言而行其道耳。以孔子之圣而不能用,此春秋之所以终于乱也。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

漆雕开,是孔子弟子,姓漆雕,名开。仕,是出仕做官。斯,指此理说。信,是知之真的意思。说,是喜悦。

门人记,孔子使其弟子漆雕开者,出仕而为政,必是知其才足以用世矣。漆雕开对说:“人之为学,须是于这道理实得于心,知得十分透彻,深信不疑,然后出而居其位,行其志,才能事事停当。今我于这道理尚未能真知其如此,而无毫发之疑,是自己心里还有信不过处,正该力学以充之,岂可便出而治之乎!”观开此言,足征他所见者大、所期者远,其一念求道之心必欲至于精微之极,而不以小成自安。故孔子闻而喜悦,盖深嘉其笃志于学,而将来成就有不可量也。求之于古,如伊尹乐道畎亩,便自任以天下之重;傅说身居版筑,便一出为王者之师。这正是他信得过处,所以能成辅相之业。夏禹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周文、武克知灼见于三宅之心,这正是的知人之可信而后用之,所以能收得人之功。可见出仕者,固不可不自审其所长,而用人者尤不可不深考其所蕴也。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孟武伯,是鲁大夫仲孙彘。仁,是本心之全德。

孟武伯问于孔子说:“夫子之门人如子路者,果能全其心德而为仁人矣乎?”孔子以仁道至大,不可轻许,故答他说:“仁具于各人之心,难以必其有无,仲由之仁与未仁,我所不知也。”

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

千乘之国,是诸侯大国,其地可出兵车千乘的。赋,是兵。古者军马都出于田赋中,故叫作赋。

孟武伯以知弟子者莫若师,子路之仁,夫子岂有不知的,故又以为问。孔子答说:“由也好勇而果断,便是千乘的大国,若用他管理那兵赋的重事,必能训练倡率,不但使军旅强盛而有勇,抑且使亲上死长而知方。其才之可见者如此。若其心之仁与不仁,吾不得而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求,是孔子弟子冉求。室,是家。邑,是县邑。百乘,是卿大夫之家,有采地十里,可出兵车百乘的。邑长家臣,通叫作宰。

孟武伯又问夫子之门人若冉求者何如,抑能全其心德而为仁人矣乎?孔子答说:“求也多才。虽是千家的大邑,百乘的大家,若用他做邑长,必能修政于其邑,而使人民无不安;用他做家臣,必能修职于其家,而使庶务无不举。其才之可见者如此。若其心之仁与不仁,吾不得而知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赤,是孔子弟子公西赤。束带,是着礼服而束带于其上。宾客,是四方来聘的使臣。

孟武伯又问:“夫子之门人若公西赤者何如,抑能全其心德而为仁人矣乎?”孔子答说:“赤也知礼。若使他束带立于朝廷之上,应对那四方来聘的宾客,必能通两国之情,达宾主之意,而不至于失礼。其才之可见者如此。若其心之仁与不仁,吾不得而知也。”

盖仁之为言,必纯乎天理,而无一私之杂,始终惟一,而无一息之间,才叫作仁。其心之纯与不纯,有非行事所可见,他人所能识者。故夫子于三子皆许其才,而未信其仁。盖以发于外者易见,而蕴于心者难知也。有志于求仁者,当省察于吾心独知之地而后可。

子谓子贡曰:“汝与回也孰愈?”

愈字,解作胜字。

昔孔子因子贡好比较他人的短长,而或暗于自知,故问之说:“你与颜回同游吾门,你自家说,比他所学,孰为胜乎?”

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

子贡对说:“人之资质有高下,悟道有深浅。赐也何敢指望到得颜回。

盖回也是生知之亚,资禀既高,工夫又到,其于天下的义理,听得一件,就晓得十件,从头彻尾无不默识心通,盖闻一以知十者也。赐也学而知之,资禀既庸,工夫又浅,其于天下的义理,听得一件,只晓得两件,比类思索,因此识彼,不过闻一以知二而已。即此观之,回胜于赐远矣。赐也果何敢望回乎!”

子曰:“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

与,是许。

孔子因子贡之言,遂激励引进之,说道:“汝自谓不如颜回,此言非虚,汝委实不及他。但人莫难于自知,而亦莫难于自屈。今汝自以为弗如,则是自知之明,而又不难于自屈矣。夫能自知,则必不安于所已知,能自屈则必益勉其所未至。今日之不如,安知他日之终不如乎?我诚取汝这弗如之说也。”其后子贡终闻性与天道,不止于闻一知二而已,岂非夫子激励造就之欤?然这弗如之一念,不但是学者上进的机栝,若使为人君者能以古之帝王为法,而自视以为不如,必欲仰慕思齐而后已,则其进于圣帝明王也不难矣。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 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

宰予,是孔子弟子,姓宰名予。昼寝是当昼而睡。朽木,是腐坏的木头。雕,是刻。墙壁上盖着泥粉,叫作杇。诛,是责。何诛,是说不足怪责。

昔孔门设教,只是要人好学。盖能好学,则志气精明,工夫勤密,然后可以入道。宰予学于孔子之门。一日当昼而寝,这便是昏昧怠惰,不肯好学的人。故孔子责之说:“凡木之坚者,然后可雕。若朽腐之木,虽欲雕刻成文,必然坏烂,岂可得而雕乎?凡墙之固者,然后可杇。若粪土之墙,虽欲饰以泥粉,必然剥落,岂可得而杇乎?譬如人必有志向学,然后可教,今予之昏惰如此,就似那朽腐之木、粪土之墙一般,虽欲教之,而无受教之地矣。然则我之于予,又何用于责备乎!”言不足责,乃所以深责之也。夫宰予以一昼寝之失,而孔子责之严切如此,可见人当以勤励不息自强,以怠惰荒宁为戒。故禹惜寸阴,成汤昧爽丕显,文王日昃不遑息,孔子发愤忘食,此皆生知之圣人,其勤如是,况未及圣人者乎?学者不可不深省也。

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宰予平日每自言其能学,今乃当昼而寝,志气昏惰,则行不及言甚矣!故孔子又警之说:“听言甚易,知人甚难。我始初与人相处,只道会说的便会行,故听人之言,就信其行,而不复疑其素履之何如。如今看来,凡人能言者多,躬行者少。若闻言便信,未免为人所欺,故自今以往,听人之言,必观其行,而不敢遽信其言行之相顾也。夫既听其言,又观其行,则虽善为词说者,无所用其欺,而可免于轻信之失矣。然我所以能改此失者,只为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我起初曾信其行,而今日始觉其非,故以此为戒,而改我之失耳。”

孔子此言,所以深警宰予,使之惕然而悔悟也。夫师弟子之间,朝夕相与,其为人贤否易见,而孔子犹谓以言取人,失之宰予。盖人之难知如此。况人君之于臣下,尊卑之分悬殊,接见之时甚少,欲尽知其心术之微,得其行事之实,岂不难哉?盖敷奏必以言,而明试必以功。此即听言观行之法,用人者所当加意也。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刚,是坚强不屈的意思。申枨,是孔子弟子,姓申名枨。欲,是贪欲。

孔子说:“凡人立身于天地间,须是有刚强之德,乃为可贵。然我看如今的人,都未见有刚强者。”孔子之所谓刚,不但是血气强勇而已,是说人得天地之正气,而又有理义以养成之,其中磊落光明,深沉果毅,凡富贵贫贱,祸福死生,件件都动他不得,然后能剖决大疑而无所眩惑,担当大事而不可屈挠。此乃大丈夫之所能,而非人之所易及者,故孔子叹其难见耳。或人不知其义,止见申枨血气强勇,就以为刚,乃对孔子说:“夫子之门人如申枨者,其为人岂不刚乎?”孔子答说:“凡刚强的人,必不屈于物欲。枨也多欲,不能以理义为主,则凡世间可欲之事,皆足以动其心。其心一动,则意见必为之眩惑,志气为之屈挠矣,焉得谓之刚乎?”观孔子此言,可见有欲则无刚,惟刚则能制欲。凡学为圣贤者,不可以不勉也。然先儒有言,君德以刚为主。盖人君若无刚德,则见声色必喜,闻谀佞必悦,虽知其为小人,或姑息而不能去,虽知其为弊政,或因循而不能革,至于优游不断,威福下移,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欲求致治,岂可得哉?然则寡欲养气之功,在人君当知所务矣。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子贡自言其志于夫子,说道:“天下之人,皆同此心。大凡非礼之事,我心固所不欲,度量他人的心也是不欲的。若以己所不欲者而加之于人,是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者之所为也。赐则视人犹己,视己犹人。凡我不欲人加于我之事,我亦不以此而加之于人。”夫观子贡此言,固是他志量高处,然此乃仁者之事,子贡之学尚未能到此地位。夫子恐其自许太过,而行不逮言也,故呼其名而抑之,说道:“最难克者己私,未易全者仁德。如汝所言,凡己之所不欲者,即不以加之于人,则是视天下为一人而略无形骸之间,以万物为一体而溥其兼利之仁,这非是心德纯全而己私克尽者不能。汝之所学,岂能遽及于此乎?”所以说“非尔所及也”。然孔子此言,不是言难以阻人之进,盖欲子贡知其难而加勉也。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文章,是德之见乎外者,指威仪文词说。性,是人所受于天之理。天道,是天理自然之本体。

子贡说:“凡人学力有浅深,故其闻道有难易。吾夫子平日,凡动作威仪都有法度,言词议论都有条理,这是德之著见乎外的,所谓文章也。夫子固常以教人,无所隐秘,故不待深造者而后闻之,凡浅学之士、从游门墙者,皆可得而闻也。若夫仁义礼智,禀于有生之初的,叫作性;元亨利贞,运于於穆之中的,叫作天道。夫子亦尝言之矣。但道理极其微妙,言语难以形容,若不是学力既深,可与上达的人,决不轻告。故不但浅学之士不得而闻,虽久于门墙者亦不可得而闻也。”盖子贡晚年进德,乃始得闻性与天道,故叹之如此。然圣门教人,循序渐进,于此亦可见矣。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这是门人记子路之勇于为善,说道:“人固贵于闻善,然闻而不行,与不闻同;行而不力,与不行同。惟子路之为人,有兼人之才,负刚果之气,每闻一善言,必即时行之而后已,若或未之能行,则此心惕然不宁,惟恐复有所闻,而前闻者或壅滞而不得行焉。”曰“唯恐有闻”者,非不欲后闻之至也,乃其惟日不足之心,欲急行其所已闻,而预待其所未闻耳。观未行而惟恐有闻,则既行而惟恐不闻可知矣。子路之勇于体道如此。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孔文子,是卫国的大夫,姓孔名圉,谥文子。敏,是聪敏。下问,是问于在下的人。

古时生有爵位者,没必有谥。人有贤否,则其谥有美恶。孔圉得谥为文,是个美谥。子贡疑其为人不足以当之,乃问于孔子说:“卫大夫孔文子者,不知何以得谥为文也?”孔子答说:“凡人资性明敏的,便恃着他的聪明,不肯向学。孔圉虽有明敏之资,他却不敢自是,凡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一一讲习讨论,而无有厌心。其勤学如此。爵位尊显的,便看得自己过高,耻于下问。孔圉虽居大夫之位,他却不敢自亢,凡事有未知的,一一访问于人,虽下僚之卑,小民之贱,也虚己问之,而不以为耻。其好问如此。盖谥法中有云:勤学好问曰‘文’。今孔圉之行正与之相合,此其所以得谥为‘文’也。”然勤学好问,不但是卿大夫之美行,虽古帝王之盛节亦不外此。盖人君有聪明睿智之资,尤易于自用;居崇高富贵之位,尤难于自谦。然不学,则义理无由而明;不问,则闻见无由而广。故虞舜好问好察,所以为圣;高宗逊志典学,所以为贤,真万世人君所当法也。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子产,是郑大夫公孙侨,字子产。恭,是谦逊。敬,是谨恪。惠,是恩惠。义,是裁制经画,事事都有条理的意思。

昔孔子尝称说:“郑大夫子产之为人,有君子之道四件,何以见之?彼恭以持己,君子之道也。子产之行己也,则有善不矜,有劳不伐,推贤让能,退然恭逊以自居,是有君子之道一也。敬以事君,君子之道也。子产之事上也,则内修国政,外睦诸侯,小心尽职,始终敬谨而无怠,是有君子之道二也。仁以育民,君子之道也。子产之养民也,则利必为之兴,害必为之去,件件都替百姓留心,而有厚下之深恩,是有君子之道三也。义以正民,君子之道也。子产之使民也,则辨上下之等,均彼此之利,事事都有个限制,而无姑息之弊政,是有君子之道四也。”子产备这四美于上下人己之间,是以能尊主庇民,而郑国赖之,岂非春秋之贤大夫欤?然郑以区区小国,能用子产,故虽介于晋、楚二强国之间,而竟能杜其侵陵之患,若人君以天下之大,任用得人,则其长治久安之效,又当何如哉?此用人者所当加意也。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是齐大夫,姓晏名婴,字平仲。善与人交,是说能尽交友之道。

孔子说:“朋友,五伦之一,人所必有者也。但交友者多,善交者少,惟晏平仲则善与人交,而能得其道焉。何也?人之交友,起初皆知相敬,至于既久,则习狎而怠忽矣。怠忽则必生嫌隙,嫌隙既生,交不能全矣。平仲之与人交也,始固相敬,至于久而亦然,不以其习狎而生怠忽之心,故交好之义始终无替,此平仲之所以为善与人交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

臧文仲,是鲁大夫,姓臧名辰,谥为文仲,素以智名者也。居,是藏。蔡,是大龟,用以为卜者,以其获之于蔡地,遂名为蔡。节,是柱头斗拱。藻,是水草。棁,是梁上短柱。

孔子说:“人都以臧文仲为智,然明智之人必然见理不惑,试举他一事言之。且鲁之有大龟,虽所以为占卜之用,然不过以决疑示兆而已,非能司其祸福之柄也。文仲乃为屋室以居之,又将那柱头斗拱上都刻为山形,梁上的短柱都画上水草,真若大龟居处于其中,而能降福于人者,斯不亦大惑矣乎?”盖人有人之理,神有神之理。人之理所当尽,而神之理,则幽昧而不可知。惟尽其所当务,而不取必于其所难知,斯可谓智矣。今文仲不务民义,而谄渎鬼神如此,则是不达幽明之理,而惑于祸福之说,其心之不明亦甚矣。何如谓之智乎?夫文仲之智,人皆称之,夫子独据实而断其不然。这正是“众好之,必察焉”者,所以为人物之权衡也。观人者宜取以为法。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是楚国执政的官。子文,是楚人。仕,是进用。已,是罢官。愠,是怒意。

子张问于孔子说:“楚国之令尹,有子文者,曾三次进用而为令尹,人都羡他尊荣,他却无喜悦之色。及至三次罢官,人都替他称屈,他也无愠怒之色。其喜怒不形如此。他既罢了令尹,又把旧日所行的政事,一一告与新任的令尹,略无猜嫌妒忌之心。其物我无间如此,这等为人,夫子以为何如?”孔子答说:“凡人患得患失、妒贤嫉能者,都是只顾自己,不为国家,此乃不忠者之所为也。子文这等行事,是不贪恋朝廷的名爵,只要干济国家的政事,是个实心为国的人,可以为忠矣。”子张又问说:“制行如此,人所难能,亦可谓之仁人矣乎?”孔子答说:“仁在于心,不在于事。子文之行虽忠,然未知他心里如何。若有一毫修名为人之意,便是私心,而非纯乎天理之公者矣。焉得便信其为仁矣乎?故不敢以轻许之也。”

“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是崔杼;陈文子,是陈须无,都是齐国的大夫。马四匹为一乘,十乘是四十匹。违,是去。犹,是相似。

子张又问说:“当初齐大夫崔子弑了齐君,那时也有同恶相济的,也有隐忍不去的。独有陈文子者,恶其为逆,不肯与之同列,虽以大夫之官,有马十乘之富,飘然弃而去之,略无贪恋顾惜之意。及到他国,见其臣皆不忠,便说道:‘这就与吾国大夫崔子一般,不可与之共事。’遂违而去之。又到一国,见其臣亦不忠,又说道:‘这也与吾国大夫崔子一般,亦不可与之共事。’又违而去之。其审于去就如此。夫子以为何如?”孔子答说:“凡人与恶人居,便要污坏了自己的名节,清者不为也。今陈文子不恋十乘之富,不居危乱之邦,是个洁白不污的人,可以为清矣。”子张又问说:“制行如此,人所难能,亦可谓之仁人矣乎?”孔子答说:“仁在于心,不在于事。文子之行虽清,未知他心里如何。若有一毫愤俗自高之意,而后来不免于怨悔,这也是私心,而非纯乎天理之公者矣。焉得遽信其为仁矣乎?故亦不敢轻许之也。”大抵人之行事易见,而心术难知。其念虑之纯与不纯,存主之实与不实,有非他人所能尽察者,故虽以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而夫子犹未肯以仁许之。观此,则仁之所以为仁,其义可知,而人之有志于仁者,当知所务矣。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是鲁大夫,名行父,谥为文子。三思,是思了又思,展转无已的意思。再,是两次思量。

昔鲁大夫季文子者,是个用心周密的人,每事必反复计虑,思了又思,展转数次,然后施行。孔子闻之,说道:“人之处事,固不可以不思,而亦不可以过思。故凡事到面前,造次未可轻动,从而仔细思量一番,及思之已得,犹恐见不的确,又平心易气再加斟酌一番。如此,则事理之可否从违,裁度已审,行出来自然停当,斯亦可矣。何必三思为哉!”盖天下之事,虽万变不齐,而其当然之理则一定不易,惟在义理上体察,则再思而已精,若用私意去揣摩,则多思而反惑。《中庸》教人以慎思者,意正如此。善应天下之事者,惟当以穷理为主,而济之以果断焉,则无所处而不当矣。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宁武子,是卫大夫宁俞,谥武子。知,是明知。愚,是昏愚。

盖世有明知之人,有昏愚之人。又有一等明知之深,韬光用晦,权以济变,反似昏愚的,则所谓大智若愚者也。宁武子能然,故孔子称之说:“宁武子之为卫大夫也,当国家有道,治平无事之时,则明目张胆,知无不为,直道而行,无少委曲。他的才能智识,都昭然可见,真是个明智的人。及至国家无道,危急存亡之日,则韬晦隐默,不露形迹,而卒以济艰难之业,成国家之事。他的才能智识都暗然内用,却似个昏愚的人。夫观人者,但据其迹而未窥其深,则必以愚不如智矣。自我而言,治平之世,公道昭明,君子可以行其志,但有才能的都会干济,有见识的都会主张,武子之智犹或可得而及也。至于昏乱之朝,则国势倾危,人心疑忌,忠君为国之深意既难以自明,扶危定乱之微权又难于先泄,最人之所难处者。武子之愚,乃能上济其君,下保其身,正是他善藏其用的妙处,非天性忠义而才足以运之者,不能如此,人岂可得而及哉?”盖处常易,处变难;用其力以立功者易,藏其智而成功者难。所以说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夫自人之分量而言,知固不如愚,然时乎无道,乃使君子不敢用知而用愚,则岂国家之幸哉?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陈,是陈国。党,是乡党。小子,指门人之在鲁者说。狂简,是志大而略于事的意思。斐,是有文采。裁,是裁正。

昔孔子周流四方,至于陈国,淹留既久,知道之终不能行,乃发叹说道:“吾之初心,本欲行其道于天下。今周流至此,而竟不一遇,是世终无用我者矣。我其归于鲁国欤!我其归于鲁国欤!然我之道虽不行于当时,犹当传于后世。今吾乡党后生中,尽有识见高明,志趣远大,不拘于小节的人,看他规模体段,已是斐然有文理之可观。但其志愿太高,学力未至,不知以中正之道自裁,而时出于规矩之外耳。若就其才性之所近者,因而抑其过,矫其偏,以归于中,则皆可以任斯道之重,而寄吾欲行之心,又何必栖栖遑遑以求用于世哉!此吾之所以欲归也。”是可见圣人为当时计,固欲其道之行;为后世计,又欲其道之传。其心真有视天下为一家,通古今为一息者。此所以继往圣、开来学,而教万世无穷也欤!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之二子,长曰伯夷,幼曰叔齐。念,是追念。怨,是恨。希字,解作少字。

孔子说:“伯夷、叔齐,古之至清介者也。大凡清介的人,疾恶太甚,其中多褊狭而不能容物,故人亦多有怨之者。惟伯夷、叔齐,持身虽介,处心甚平。人有不善,固尝恶而绝之矣,然只是恶其为恶,而非有心以绝其人也;若其人能改而从善,则止见其善,而不复追念其旧日之恶。其好恶之公,度量之广如此,所以人皆尊敬而悦服之。就是见恶的人,亦乐其后来之能恕,而谅其前日之无他,怨恨之心自然少矣。”此可见疾恶固不可以不严,而取善尤不可以不恕。古圣贤处己待人之道,莫善于此。若人君以此待下,尤为盛德。盖凡中材之人,孰能无过,惟事出故为,怙终不悛者,虽摈斥之,亦不足惜。然或一事偶失而大节无亏,初时有过而终能迁改,以至迹虽可议而情有可原,皆当舍短取长,优容爱惜,则人人乐于效用,而天下无弃才矣。虞舜宥过无大,成汤与人不求备,皆此道也。此可以为万世人君之法。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鲁人有微生高者,素以直见称于时。人但慕其名而不察其实,故孔子举一事以断之说:“人皆以微生高为直,如今看来,谁说他是直人?盖所谓直者,必诚心直道,有便说有,无便说无,无一毫矫饰,而后谓之直。今微生高者,人曾问他求醋,其家本是没有,却不肯直说,乃转问邻家求来与他,这是曲意徇物,掠人之美以市己之恩矣。即此一事推之,则其心之私曲、行之虚伪可知,焉得谓之直乎?”夫微生高之直,人皆信其行,而孔子独断其非,所谓“众好之,必察焉”者如此。然当时似是而非、虚名无实者,不止一事,利口之人乱信,乡愿之人乱德,孔子皆深恶而痛绝之,盖欲人致谨于名实之辨也。然则用人者岂可徒采虚名而不考其实行哉!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巧言,是言词工巧。令色,是颜色和柔。足恭,是过于恭敬而不中礼者。左丘明,是当时贤人。耻,是羞愧。丘,是孔子的名。匿,是藏。怨,是恨。

孔子说:“人莫善于诚心直道,莫不善于谄媚奸险。盖人之相接,词色体貌本自有个正礼,若乃巧好其言,务以悦人之听,令善其色,务以悦人之观,足过其恭,务以悦人之意,是谄媚之人也。左丘明为人方正,尝耻之而不为,我亦耻之而不为焉。人之相交,恩怨亲疏自有个真心,若心里本是怨恨其人,却深藏不露外面,佯与交好,是奸险之人也。左丘明存心诚笃,尝耻之而不为,我亦耻之而不为焉。”夫观此二者,为圣贤之所共耻,学者可不省察乎此,而立心以直哉!然此等人不止可耻,尤有害于国家。盖谄媚之人,阿谀逢迎,非道取悦,人情易为其所惑;奸险之人,内怀狡诈,外示恭谨,人情易为其所欺。若不识而误用之,则其流祸有不可胜言者。所以古之圣王,远佞防奸,如畏鸩毒而避蛇虺,盖为此也。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

盍,是何不。志,是心之所向。

昔颜渊、季路尝侍于孔子之侧。孔子向他们说道:“二子学于吾门,都各有个志向,何不各言尔之志于我乎?”

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

衣,是着衣。裘,是皮服。敝,是坏。憾,是恨。

子路因孔子问其志,遂对说道:“人不可以自私,且如乘的车马、着的轻裘,虽是我之所有,然天下之物当为天下用之,不得专之以为己私也。我若有此车马轻裘,则愿与朋友共之,虽至敝坏亦无所恨焉。”盖子路勇于为义,识见高明,不屑为鄙吝之事,故其言如此。

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

伐,是矜夸。善,是有德。施,是张大的意思。劳,是有功。

颜渊因孔子问其志,遂对说道:“人不可以自足,且如人能修德,虽有善可称,然亦不过复吾性分之所固有而已。我若有善,不欲矜夸于人,而自以为善焉。人能立功,虽有劳可录,然不过尽吾职,分之所当为而已。我若有劳,不欲张大于人,而自以为劳焉。”盖颜子几于无我,气象浑厚,无一毫满假之心,故其言如此。

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安,是安逸。怀,是抚恤的意思。

子路问于孔子说:“吾二人之志,已各言于夫子矣。但不知夫子之志何如?愿有闻焉。”孔子答说:“吾之志无他,只愿天下之人各得其所而已。盖天下之人不同,有老者焉,有朋友焉,有少者焉。老者当安,吾愿养之以安,而使之各享其逸。朋友当信,吾愿与之以信,而使之各全其交。少者当怀,吾愿抚恤之以恩,而使之各适其性。随其心之所欲得,而与之以理之所本然。此则吾之志也。”合而观之,子路公其物于人,而有难于兼济;颜子忘其善于己,而犹出于有心;惟夫子之志兼利万物而不知其功,仁覆天下而不见其迹,真与天地之量一般,又岂二子之所能及哉!使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则时雍风动之化,当与尧舜比隆,惜乎不得其位,徒有志而未遂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已矣乎,是绝望之辞。内自讼,是心里自家悔责。

孔子说:“人不能以无过,而能改则可为君子。然必自知其过,而内自讼责,则即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可必矣。我尝以此望于天下之人,自今看来,凡人有过,不是饰非以自文,便是委靡以自安,并未见有自家知所行的不是,而内自悔责者也。然则欲求其能改过,岂可得乎?昔之所望于人者,今则已矣。”这是孔子欲人悔过迁善,故为是绝望之辞,以激励天下人的意思。大抵悔之一字,乃为善之机。《易》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太甲悔过,自怨自艾,故终为有商之令主。然能居敬穷理以预养此心,则自然邪念不萌,动无过举。圣人所以能立无过之地者,其要在此。若待其有过而后悔之,不亦晚乎?孔子之言,盖为中人以下者发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十室之邑,是十家的小邑。忠信,是资质纯实,可进于道者。丘,是孔子的名。

孔子说:“人之造道,固在于天资,而尤须乎学力。我之得闻斯道,非徒以资质之美而已,实由好学以成之也。若但以资质言之,则岂必天下之广,就是那十家的小邑,也必有纯朴笃实,可进于道如我者焉。则天下之如我者,可胜言乎?但人皆恃其美质,不如我之勤敏好学以扩充其资,所以不能闻道,而有成者鲜也。”夫人乃不咎其学之不至,而徒诿于资之不美,岂不过哉?盖美质易得,至道难闻。故君如尧、舜,必孳孳于精一;圣如孔子,犹汲汲于敏求,况其他乎?欲法尧、舜、孔子者,当知所以自勉也。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雍,是孔子弟子冉雍。南面,是人君之位。

冉雍素以德行著名,故孔子称许他说:“吾门弟子如冉雍者,其器宇识量,恢恢乎有人君之度,就使之居南面之位,以总理众务,统驭庶民,亦无不可者。”盖仲弓为人宽洪简重,惟宽洪则不失之苛刻,而有容物之量,惟简重则不失之琐碎,而得临下之体,故孔子称之。昔皋陶称帝舜临下以简,御众以宽,文王罔兼知于庶狱庶慎,亦是此意。读者合而观之,可以知君德矣!

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

仲弓,是冉雍的字。子桑伯子,是鲁人。简,是不烦琐的意思。

仲弓知孔子许己南面之意,盖因其器度之简重而取之,而疑子桑伯子之为人,亦有与己近似者。故问说:“子桑伯子之为人如何?”孔子答说:“凡人立身行事,多有过于琐碎,自为烦扰者。伯子为人,简易不烦,盖亦有可取者焉。”

按《家语》记伯子不衣冠而处,是乃率意任情,轻世傲物之徒。而孔子以为可者,毋亦以其真率简略,独超于流俗而取之欤?斯仲弓之所以致疑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

仲弓因孔子许子桑伯子之简,而不能无疑于心,乃遂评论之说:“居上临下之道,固贵乎简,然有简当简,有苟简之简,不可不辨也。若能自处以敬,兢兢业业,无一怠惰放肆之心,则中有主而自治严矣。如是而行简以临其民,事事只举大纲,存大体,不至于琐屑纷更,则事有要而不烦,民相安而不扰,这才是简当之简,岂不为可贵乎?若先自处以简,恣意任情,无矜持收敛之意,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概从简略,不分缓急,不论重轻,一味只是纵弛,则事无可据之规,民无可守之法,是则苟简之简而已,岂不失之过甚而为太简乎?”仲弓此言,盖以伯子为太简,而疑孔子之过许也。

子曰:“雍之言然。”

然字,解作是字。

当时孔子许子桑伯子之简,特就其所可取者而许之,盖亦未暇深论。而仲弓之言则精确至当,诚居上临下不易之定论,故孔子深许之说:“雍也以居敬之简为可,以居简之简为过,其言岂不诚然乎!”此可见仲弓平日盖能居敬而行简者。孔子许其可居南面,其意正在于此。为人君者,若能详味仲弓之言,而知敬简之义,则所谓“笃恭而天下平”者,亦不外是矣。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迁,是移。本怒此人,而又移于他人,叫作迁怒。贰,是重复。已先差失了,后来重复差失,叫作贰过。

昔鲁哀公问于孔子说:“夫子之门人弟子甚众,不知谁是好学的人。”孔子答说:“人之为学,必是潜心克己,深造有得,然后谓之能好。吾门弟子中,独有颜回者,是个好学的人。何以见得他好学?夫人意有所拂,孰能无怒,但血气用事的,一有触发,便不能禁制,固有怒于此而移于彼者。颜回也有怒时,但心里养得和平,容易消释,不曾为着一人,连他人都嗔怪了,何迁怒之有乎?夫人气质有偏,不能无过,但私欲锢蔽的,虽有过差,不知悔改,固有过于前而复于后者。颜回也有过失,但心里养得虚明,随即省悟,不曾惮于更改,致后来重复差失,何贰过之有乎?回之潜心克己如此,岂不是真能好学的人?惜其寿数有限,不幸短命而死。如今弟子中,已无此人,求其着实好学如颜回者,吾未之闻矣。岂不深可惜哉!”

夫颜回之在圣门,未尝以辩博多闻称,而孔子乃独称之为好学;其所谓学者,又独举其不迁怒、不贰过言之。是可见圣贤之学不在词章记诵之末,而在身心性情之间矣。然是道也,在人君尤宜深省。盖人君之怒,譬如雷霆之震,谁不畏惧?若少有迁怒,岂不滥及于无辜?人君之过,譬如日月之食,谁不瞻睹?若惮于改过,岂不亏损乎大德?故惩忿窒欲之功,有不可一日而不谨者。惟能居敬穷理涵养此心,使方寸之内,如秤常平,自然轻重不差,如镜常明,自然尘垢不染,何有迁怒贰过之失哉!所以说,圣学以正心为要。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

这一章是门人记圣人用财的道理。

子华,是公西赤,字子华。冉子,是冉有。粟,粟谷。釜,是六斗四升。庾,是十六斗。秉,是十六斛。

门人记说:夫子用财,惟视义之可否。如子华为夫子出使于齐国,时有母在,冉有恐其缺于养赡,乃为之请粟于夫子。夫子说:“与他一釜。”与之甚少者,所以示不当与也。冉有未达,又请增益。夫子说:“与他一庾。”益亦不多者,所以示不当益也。冉有犹未达,而终以为少,遂自以其粟与之五秉。一秉十六斛,五秉共为八十斛,则与之过多而伤惠矣。

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济富。”

适,是往。裘,是皮服。周,是周济。急,是贫穷窘急。继,是续。

夫子因冉有之过与,乃教之说:“我非吝于财而不与之也。盖赤之往齐国也,所乘者肥壮之马,所衣者轻暖之裘,则其家之富足可知。吾尝闻之,君子但周济那贫难窘急之人,不继续那富足的人。今以赤之富足,而汝乃为之请粟,又多与之,是继富非周急也。夫岂用财之道哉?”这是不当与而与者,夫子教之以义如此。

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

原思,是原宪,字子思。宰,是邑长。粟,是宰的俸禄。

门人又记说:“夫子为鲁司寇时,弟子原思为属邑之宰。夫子与之粟九百,乃其常禄所当得者也,原思却乃辞而不受焉。”盖其素性狷介,故虽常禄亦辞而不受,则过于廉而非理之中矣。

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毋,是禁止之词。五家为邻,廿五家为里,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五百家为党。

夫子因原思之辞禄,乃教之说:“尔毋辞也,盖官有常禄,乃国家之定制,安得以私意辞之。若俸禄有余,则尔之邻里乡党有贫乏者,推以与之,不亦可乎?而何以辞为也!”这是不当辞而辞者,夫子教之以义如此。大抵人之取与辞受,都有个当然的道理。当与而不与,固失之吝;不当与而与,则失之滥;当辞而不辞,固失之贪;不当辞而辞,则失之矫。夫惟圣人,一酌之于义理之中,而自不致有四者之失。视世之私恩小惠、小廉曲谨者,只见其陋而已。善用财者,当一以圣人为准可也。

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仲弓,是孔子弟子冉雍,字仲弓。犁,是杂文。骍,是赤色。角,是头角周正。周人尚赤,故牛之赤色而又头角周正者,乃用于祭祀;若杂色之牛,则贱之而不用也。山川,是山川之神。

昔者仲弓之父贱而行恶,仲弓却为圣门高弟,以德行著名,当时有以其父病之者,故孔子取譬之说道:“牛之杂色者,固不可用为祭祀之牺牲。若其所生之子纯然赤色,而又头角周正,则正祭祀之所须者。人虽以其为犁牛所生,要不用它,然那山川之神岂能舍此而他享乎?今雍父之恶就如犁牛一般,雍之贤就如牛之骍且角的一般,人虽以其父恶而欲勿用,然有如此之德,自当见用于世,又岂能终废之哉!”是可见圣贤之生,不系乎世类;用人者但当取其才德,而不必问其世类之何如。古之帝王,立贤无方,盖为此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回,是孔子弟子颜回。离此至彼,叫作违,从彼来此叫作至。

孔子说:“仁乃吾心之全德,必纯乎天理而无私欲之累者,乃足以为仁。若有一私之杂,一息之间,皆非仁也。吾门弟子有志于仁者多矣,其中独有颜回,天资既高,学力又到,真能克去己私,复还天理,至于三月之久,而其心之所存所发,未尝有一毫私欲之间杂,盖庶几乎中心安仁者焉。其余众弟子,一般也去求仁,也有到得仁的时候,但已得而复失,暂明而复蔽;或一日之内能至于仁,不能日日如此;或一月之内能至于仁,不能月月如此,欲如回之三月不违,岂可得乎!”观孔子此言,不惟知圣门弟子之优劣,亦可以见仁道之难成矣。然孔子他日又言:“我欲仁,斯仁至矣。”则亦岂言难以沮人之进者哉?盖仁具于心,故欲之而即至;心惟易放,故舍之而即失。欲求仁者,先收放心可也。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季康子,是鲁大夫。从政,是为大夫而从事于政治。果,是有决断。达,是通事理。艺,是多才能。何有,是说不难的意思。

季康子问于孔子说:“夫子之门人若仲由者,可使为大夫而从政也与?”孔子答说:“凡人优柔不断者,不足以从政。由也,勇于为义,是刚强果毅的人,使为大夫,必能决大疑,定大计,当断即断,有振作而无废弛矣!其于从政,何难之有?”季康子又问说:“如端木赐者,可使为大夫而从政也与?”孔子答说:“凡人执滞不通者,不足以从政。赐也闻一知二,是明敏通达的人,使为大夫,必能审事机,通物理,斟酌处置,有变通而无窒碍矣!其于从政,何难之有?”季康子又问说:“如冉求者,可使为大夫而从政也与?”孔子答说:“凡人才力空疏者,不足以从政。求也长于政事,是多才多艺的人,使为大夫,必能理繁治剧,区画周详,随事泛应,绰乎其有余裕矣!其于从政,何难之有?”夫三子之才,各有所长,而皆适于用如此。使季康子能劝鲁君尊信孔子,委任群贤,则何东周之治不可复哉!惜乎其不能用也。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季氏,是鲁大夫。闵子骞,是孔子弟子闵损,字子骞。费,是季氏的属邑。辞,是言词。复是再来。汶,是水名,在鲁之北境上。

昔季氏为鲁大夫,专执国政。一日使人召闵子骞,着他做费邑之宰。闵子骞是个有德行的人,心恶季氏,不肯入于其党,而又不敢显言,乃对使者说:“大夫虽欲用我,然我之心,不愿仕进,汝其为我从容委曲,善为说词,以达吾不仕之心,而止其用我之意,必不可再来召我也。若不肯见信,而再来召我,则吾当逃避于汶水之上,而不复居于鲁国矣。大夫岂能强我之必仕乎!”夫闵子隐而不仕,既不失身于权臣,其言逊而不阿,又能免祸于乱世,真可以为贤矣。然以闵子之贤,鲁君不能用之以匡公室,而使季氏欲引之以为私人,此鲁之所以微而不振也。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是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牖,是窗。古之病者,卧于北窗下,若人君来视,则暂时移在南窗下,使人君得以南面视己,所以尊君也。亡,是丧亡。命,是天命。

昔者伯牛有疾,孔子往问之,伯牛乃迁于南牖下,使孔子南面视己。盖以尊君之礼尊之也。孔子不敢当,故不入其室,但自牖中执其手,而与之诀曰:“病势危笃如此,其丧亡必矣。然此乃天之所命,非由于人者也。何则?人而无德,或不能谨疾,或有以召灾,固不足言矣。今以如此之贤人,而何乃有如此之恶疾也!以如此之贤人,而何乃有如此之恶疾也!岂非莫之致而至者耶!信乎其为命也已!”盖夫子痛惜之深,故重言以叹之如此。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贤,是有德之称。箪,是竹器。食,是饭。不堪,是受不得的意思。

孔子称许颜回说:“凡人学道者多,得道者少。我看颜回是个有德的贤人。如何见得?盖人莫难于处贫,而回则贫之至者。他的饮食不过是一箪之饭、一瓢之饮,又居处于荒陋的巷中,其困穷一至于此。若使他人处之,有不胜其愁苦者。然颜回之心自有乐处,但见其优游自得,不以身之困穷而遂改其乐也。这是所见者大,故中心自无不足;所得者深,故外物自不能移。非贤而有德者能如是乎?所以说‘贤哉,回也’!”大抵处富贵而佚乐,居贫贱而忧戚,乃人情之常。圣贤之所乐,盖有超于贫富之外者。舜、禹有天下而不与;孔子饭蔬饮水,乐在其中;颜子箪瓢陋巷,不改其乐:其心一也。善学者当自得之。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画。”

说,是喜悦。中道,是半途。废,是止。画,是自家限量的意思。

冉求自言于孔子说道:“夫子之道高矣美矣,我非不欣慕而求以至之,但资禀昏弱,心虽欲进,而力有所不足,故不能至耳。”孔子教之说:“所谓力不足者,非不用其力也,乃是心诚向道,尽其力以求之,至于中道,气力竭了,莫能前进,而不得不废,这才叫作力之不足。今汝本安于怠惰,不肯用力向前,譬如画地以自限的一般,乃能进而不欲,非欲进而不能者也。奚可自诿于力之不足哉?”大抵人之勇往力行,生于真知笃好,盖志之所至,气必至焉。若冉有者,还是不曾真知道中之味而悦之。使其果悦之深,则必如颜子之欲罢不能矣,而岂以力不足为患哉!学者不可不勉也。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儒,是学者之称。

孔子尝教门人卜子夏说:“如今为学的人,都谓之儒,不知儒者亦有分辨。有一样君子之儒,有一样小人之儒。所谓君子儒者,其学道固犹夫人也,但其心则专务为己,不求人知。理有未明,便着实去讲求,德有未修,便着实去体验,都只在自己身心上用力,而略无干禄、为名之心,此君子之儒也。所谓小人儒者,其学道亦犹夫人也,但其心专是为人,不肯务实。知得一理,便要人称之以为知,行得一事,便要人誉之以为能,都只在外面矫饰,而无近里着己之学,此小人之儒也。汝今但学那君子之儒,而专务为己,不可学那小人之儒,而专务为人。能审乎此,则趋向正而心术端,自然日进于高明,而不流于污下矣。可不谨哉!”这君子、小人之儒,不但学术所关,亦世道之所系。人君若得君子之儒而用之,则必能守正奉公,实心为国,而社稷苍生皆受其赐;若用了小人之儒,则背公营私,附下罔上,而蠹国殃民之祸,有不可胜言者。故用人者,既观其行事,而又察其心术,斯得之矣。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子游,是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字子游。武城,是鲁国的邑名。宰,是邑长。人,指贤人。澹台,是姓;灭明,是名。径,是小路。公事,是官府中公举的事,如乡饮、乡射、读法之类。

昔者子游为武城宰。孔子问说:“为政以人才为先。武城一邑之中,必有德行道谊可以表正风俗者。汝今为宰,亦曾得这样人与之相处否乎?”子游对说:“有个澹台灭明者,乃武城之贤人也。其存心正直,制行端严,寻常行路,必由坦然之正途,而捷径之小路则不肯由;岁时谒见,必是为邑中的公事,而非公事则未尝轻至于偃之室。夫行不由径,则动必以正,而无欲速见小之心可知;非公事不见邑宰,则有以自守,而无枉己徇人之私可见。此灭明之所以为贤,而偃之所知者,唯斯人而已。”夫子游以一邑宰,其取人犹若是,等而上之,宰相为天子择百僚,人主为天下择宰相,必以此类观焉。则刚方正大之士进,而奔竞谄谀之风息矣。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孟之反,是鲁大夫。伐,是矜夸。奔,是败走。殿,是居后。策,是鞭。

孔子说:“凡人但有功劳未有不矜夸自足者。我看鲁大夫孟之反,是个谦退不伐的人。大凡进军,则以当先者为勇;军退,则以殿后者为功。当时齐与鲁战,鲁师败绩。众人都往前奔走,孟之反独在后面堵截敌人,保全士卒,可谓有功矣。他却不自以为功,及将入国门之时,正众人瞩目之地,乃鞭策其所乘之马,向众人说:‘我不是敢于拒敌,故意在后,只为马疲乏不能前进耳。’”盖归罪于马,正所以自掩其功,非有功而不伐者乎?此可以为贤大夫矣。大抵不伐二字最为美德,盖谦虚乃能受益,盈满必然招损。颜渊“无伐善、无施劳”,故孔子许之。大禹不矜不伐,故帝舜称之。读者所宜深玩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祝鮀,是鮀卫大夫。佞,是有口才。宋朝,是宋国的公子,名朝。美,是容色之美。难免,是说不免为人所恶。

孔子说:“方今世道不古,人情偷薄,不好直而好谀,不悦德而悦色。故必言词便佞如祝,容色美好如宋朝,然后可以取人之悦。若不有祝之佞口、宋朝之美色,则无以投时俗之好,人将厌而弃之,求免于今世之憎恶亦难矣。”夫巧言令色本尧、舜之世所深恶者,而春秋之时,乃以为好,则习俗之浇漓可知。圣人所以伤叹之也。有世道之责者,可不谨其所好尚哉!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户,是门户。道,是人伦事物日用之理,人所当共由者也。何莫,是怪叹之辞。

孔子说:“事必有道,譬如室必有户一般。人若能出不由户,则其行不由道可也。然天下之人,其谁有能出不由户者乎?何故乃不由此道也?”盖为人之道,各在当人之身,既非有所禁而不得由,又非有所难而不能由,则夫人独何为而不由乎?是诚可怪也已。圣人警人之意莫切于此,人能反而求之,道岂远乎哉!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质,是质实。文,是文采。野,是村鄙的人。掌管文书的,叫作史。彬彬,是匀称的意思。

孔子说:“凡人固要质实,也要文采。二者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胜。若专尚质实,胜过乎文,则诚朴有余,而华采不足,就似那村野的人一般,一味是粗鄙简略而已,岂君子之所贵乎?若专尚文采,胜过乎质,则外虽可观,而中无实意,就似那掌管文书的一般,不过是虚浮粉饰而已,亦岂君子之所贵乎?惟是内有忠信诚恪之心,外有威仪文词之饰,彬彬然文质相兼,本末相称,而无一毫太过不及之偏,这才是成德之君子。德至于君子,则岂有野与史之弊乎?”盖周末文胜,古道尽亡,孔子欲矫其偏而归之正,故其言如此。但当时之君,安于弊政而不能变更,公卿大夫习于流俗而不知救正,此周道之所以日衰也。有挽回世道之责者,其念之哉!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直,是真实公正的意思。罔,是虚罔不直。幸,是侥幸。

孔子说:“人得天地之正理以生,其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存之于中,发之于外者,都有个本然的公心,当然的正理,所谓直也。人能全此道理,则生于天地之间乃为无愧。若使存心虚妄,行事私邪,或作伪以沽名,或昧心而徇物,则是矫罔不直,而失其有生之理矣。生理既失,便不可以为人,就是生在世间,不过侥幸而得免于死耳。岂不深可愧哉!譬之草木,或夭或乔,畅茂条达者,乃其生理也。今乃矫揉造作,或扭直以为曲,或移此以接彼,则戕其有生之理,其不死者幸耳。人之不直,何以异于是哉!”孔子深恶不直之人如此。故圣王在上,举用正直之士,斥远邪之徒,则举措当而人心服矣。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知之,是知此道。好之,是好此道。乐之,是乐此道。

孔子说:“人之造道,有浅深之不同,然必到那至极的去处,乃为有得。彼不知道者,固不足言,若能识其为当然不易之理,而不可以不求,是固胜于不知者矣。然这只是心里晓得,未能实用其力也。不如好之者悦其义理而爱慕之深,玩其旨趣而求为之力,然后可以进于道也。岂徒知者之可比乎?所以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夫好固胜于知,然这才是用力进修,未能实有诸己也。不如乐之者融会于心而充然自得,全体于身而浩然自适,然后乃为学之成也。岂徒好者之可比乎?所以说‘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夫是三者,以地位言,则知不如好,好不如乐;以工夫言,则乐原于好,好原于知。盖非知则见道不明,非好则求道不切,非乐则体道不深。其节次亦有不可紊者。学者诚能逐渐用功,而又深造不已,则斯道之极,可驯至矣。此圣人勉人之意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中人,是中等的人。语,是告语。上,是上等精微的道理。

孔子说:“凡人资质有高下,学问有深浅。教人者,要看他力量如何。若是中等以上的人,其资禀既不凡,功夫又精熟,已是有上达之机了。然后告以精微的道理,则言者适当其可,而听者不苦其难,就似登山的一般,将到高处,才说与高处的景象,便理会得,所以说‘可以语上也’。若是中等以下的人,资质既是寻常,功夫又未积累,但当就其力之所及而引进之。若遽告以精微的道理,不惟强其所不能,亦终茫然而无得,就似行路的一般,才在近处,便说与远处的路途,如何知道?所以说‘不可以语上也’。”然则君子之教,但当因人而施,岂可躐等而进乎?然此为施教者言耳。若学者之学,又当自加勉励。盖奋发勇往,则下学皆可以上达;因循怠惰,则中人亦流于下愚。是在人立志何如耳。孔子他日告鲁君说,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此又进学者所当加意也。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樊迟,是孔子弟子。务,是专用其力的意思。民义,是人所当为的道理。难,是切己难尽的工夫。获字,解作得字。

樊迟问于孔子说:“如何叫作智?”孔子答说:“所谓智者,见理之明而已。盖人生日用,自有当为的道理,若鬼神之福善祸淫,虽与人事相为感通,然其事则幽昧而难知者也。不可知而谄事以求之,惑之甚矣。今惟用力于人道之所宜,凡伦理所当尽,职分所当为者,一一着实去做。至于鬼神,则惟敬以事之而已,却不去亵近,而谄渎祷祀以求福也。这是他心有定见,故祸福之说不足以动其念,幽远之事不足以眩其明,岂不可谓之智乎?”樊迟又问:“如何叫作仁?”孔子答说:“所谓仁者,存心之公而已。盖为人之道,本是难尽,若为之而有所得,虽功效相因,理之自然,然不可有心以预期之也。有心以期之,则涉于私矣。今惟先其事之所难,凡身心之所切,性分之所关者,只管上紧去做。至于后来的效验,则惟俟其自至而已,却不去计较,而有意以期必之也。这是他心有定守,故能纯乎正谊明道之公,而绝无计功谋利之念,岂不可谓之仁乎?”按夫子此言,虽是分言仁智,其实只是一理。盖媚神之念,即是望效之心;先难之功,即是务民之义。人能用力于人道之所难,而祸福得失,皆置之于不计,则仁智之道,兼体而不遗矣。此又学者之所当知。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知者,是明理的人。乐,是喜好。仁者,是全德的人。

孔子说:“天下有明智之人,有仁德的人,人品不同,则其性情亦异。大凡知者之所喜好,常在于水;仁者之所喜好,常在于山。盖知者于天下之理见得明白,其圆融活泼,无一些凝滞,就似水之流动一般,此其所以乐水也;仁者于吾心之德养得纯粹,其端凝厚重,不可摇夺,就似山之镇静一般,此其所以乐山也。夫人惟心有拘系,所以多忧。知者既流动不拘,则胸次宽弘,遇事便能摆脱,凡世间可忧之事皆不足以累之矣,岂不乐乎?人惟嗜欲无节,所以损寿。仁者既安静寡欲,则精神完固,足以养寿命之源,凡伐性丧生之事皆不足以挠之矣,岂不寿乎?”夫人情莫不欲乐,亦莫不欲寿,而惟有知仁之德者为能得之。则反身修德之功,人当知所以自勉矣。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齐、鲁,是二国名。变,是变易而作新之。道,是先王文武之治道。

孔子说:“我周初有天下,封太公于齐,封周公于鲁。二国皆被圣人之治,其政教风俗固纯然文、武之盛也。至于今日,则齐、鲁皆与旧时不同。然齐经桓公霸政之后,其习俗相传,遂急功利,喜夸诈,而太公之治已荡然无存。鲁则无所变更,至今犹知重礼教,崇信义,而周公之遗风尚在,但人亡政息,不能无废坠耳。若齐之君臣能变其政而作新之,则仅可如今日之鲁。盖功利既革,方可望于礼教,夸作既去,方可望于信义,而文武之盛固难以遽复也。若鲁之君臣能变其政而作新之,则便可至于先王之道。”盖礼教信义莫非先王之旧,但修举其废坠,则纪纲制度焕然维新,而文武之盛可复见于今日矣,所以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耶?此可见夫子经纶的次第。使二国能用之,则虽至道有难易,而一变再变之余,治功无不成者。惜乎其不能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是木简。古时未有纸札,唯削木为数方,书字其上,用以记事,以其器有棱角,故谓之觚。“觚哉!觚哉!”言不得为觚也。

孔子发叹说道:“天下的事物有其实,乃可以称其名。如器之所以名为觚者,本因其有棱角,故名为觚也。若为觚而去其棱角,则失其觚之本制矣。既失其制,则名虽存而实已废,尚得谓之觚哉!尚得谓之觚哉!”然圣人之意,非为一觚,盖见世之有名无实者多,因感于觚而发叹也。故君尽君道,而后可以为君,臣尽臣道,而后可以为臣,不然亦皆觚而不觚者也。若其所关系,则又岂特一器之小而已哉!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我,是孔子弟子宰予。井有仁的仁字,当作人物的人字。从,是随。逝,是往救。陷,是陷溺。欺,是欺诳。罔,是诬罔。

宰我有志于仁,而不知为仁之道,乃问于孔子说:“仁者既以爱人为心,则闻人有难便当往救,虽是人告他说,有人溺于井中,亦当随之入井而救之乎?不救,则无恻隐之心;救之,则有沉溺之患。然则为仁岂不难哉?”孔子答说:“仁者虽切于救人,然必己身得生而后可以救人之死。若从人入井,则无益于彼,而先丧其身,愚亦甚矣!仁者何为而若此乎?大凡仁人君子闻人有难,便有恻然哀怜之心,使之奔走而往救则可,若使之入井而自陷其身则不可。盖凡事自有个道理须要斟酌,若是理之所有的,人虽欺诳他,也要信了;若是理所必无的,人虽欲诬罔而使之轻信,岂可得乎?然则井中有人,理之所有也,故可使之往救;入井救人,理所必无也,故不可使之陷溺。子欲为仁,亦详审于轻重缓急之间而已。”盖利济兼爱者,仁之心也;揆度事理者,智之事也。有智以行仁,而后仁为无蔽。宰我忧为仁之陷害,其不智可知,故孔子晓之如此。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博,是广。文,是《诗》《书》六艺之文。约字,解作要字,是敛束的意思。礼,是天理之节文。畔字,解作背字。

孔子说:“君子之学,将以求道也。然道散于万变,而文则所以载之,使非博之以文,则闻见浅陋,而不能旁通。道本于身心,而礼则所以检之。若徒博而不能约之以礼,则工夫汗漫而无所归宿,便与这道理相背了。”所以君子之学,务要旁搜远览,凡天地民物之理,《诗》《书》六艺之文,一一去讲习讨论,以广吾之闻见。这是博学于文。然又不徒博而已,必收敛约束,于凡视听言动之间,都守着天理之节文,不敢少有放肆,这是约之以礼。夫博学于文,则闻见日多,既不病于孤陋;约之以礼,则身心有据,又不涉于支离。如此用工,虽未必便能与道为一,然由此进之,则亦可以至于道矣,何相背之有乎?圣人示人为学之方,莫切于此。若就君道上说,则凡亲贤纳谏,读书穷理,即是博文的工夫;以其所闻所见者而检束其身心,体验于政事,即是约礼的工夫。人主务此,则二帝三王之治可几而至矣。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无厌之!天厌之!”

南子,是卫灵公的夫人。矢字,解作誓字。否,是不合道理。厌,是弃绝。

昔孔子曾到卫国,卫君之夫人有南子者,素知尊敬孔子之道德,要与相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盖古人仕于其国,有见小君之礼,南子据礼以求见,故孔子不轻绝之。圣人所为,无一而非礼之所在也。子路不知此义,只说南子是个淫乱的人,不该见他,心里不悦。孔子也不明言其意,但出誓言以告之说:“凡人立身行事,须是依着道理,不愧于天,则天必佑之。若使我之所为不合于礼,不由于道,有一毫得罪于天,天必将弃绝我矣!天必将弃绝我矣!”重言之者,欲使子路笃信乎此,而深思以得之也。盖孔子道大德宏,不为已甚,故其待南子者如此。至于灵公问陈,则明日遂行,孔子岂屈己以徇人者哉?合而观之,可以知圣人之心矣。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中,是无过不及。庸,是平常。人所同得的道理,叫作德。至,是极致。鲜,是少。

孔子说:“天下之事但有一毫太过,便可减损;有一毫不及,便可增益,都不是至善的道理。惟是中庸之为德,本于天命人心之正,而不离乎民生日用之常,既不偏于太过,亦不偏于不及,而其理经久可行,乃是至精至粹,尽善尽美的道理,岂非极致而无以加者乎!然这道理是人人之所同得,亦人人之所当行,自古圣贤所以治世修身都不外此。但如今的人,或拘于气禀之偏,或安于习俗之敝,贤智的则失之太过,而不能裁抑以合乎中;愚不肖的则终于不及,而不能黾勉以求其至,少有此德者,亦已久矣。”孔子深有感于世道之衰,故叹之如此。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博,是广。施,是施恩于人。济众,是济度众人,使各得其所。何事,是说不止如此。病,是心里不足的意思。

子贡未得为仁之方,而徒志于高远,乃问于孔子说:“吾闻无所不爱之谓仁。如有人焉,广施恩惠于天下之民,能使万民之众各得其所,而无有不济,这等为人,夫子以为何如,亦可以谓之仁矣乎?”孔子答说:“仁者之心无穷,而分量亦有限。如必博施而济众,则岂止于仁而已?必是圣人全体仁道而造其极者,然后能之乎?然圣如尧、舜,可谓至矣,而尧、舜之治天下,犹有下民其咨之叹,黎民阻饥之忧,其心歉然常若有所不足也。况他人乎?”夫圣人且以为难,而子以是求仁,失之远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立,是成立。达,是通达。

孔子告子贡说:“汝以博施济众为仁,只为未识仁体故耳。夫所谓仁者,只是纯乎天理之公而无私欲之间,看得天下的人就如自己一般,疾痛疴痒都有相关的意思。如自己要成立,便不忍他人之颠危,必思以扶持调护,使之同归于成立而后已;自己要通达,便不忍他人之穷困,必思以开导引掖,使之同归于通达而后已。这等立心就是天下一家,万物一体的气象,虽不必遍物而爱之,而本体已具,则功用在其中矣。此乃所以为仁,而非博施济众之谓也。”

“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譬字,解作喻字,是比方较量的意思。方,是术。

承上文说:“仁之本体,只是一个公心,则为仁者亦不必求之于远矣。若能近取诸身,将自己的心比方他人的心,如自己欲立,便知人之欲立与我一般,即推之以立人;自己欲达,便知人之欲达与我一般,即推之以达人。这就是为仁的方法。所谓纯乎天理之公而无私欲之间者,不过如此。岂复有他术哉?”盖子贡之说,是在功用上求仁,故其效愈难而愈远。孔子之论,只在心体上求仁,故其术至简而至易。况能知为仁之方,则虽尧、舜之所以为圣,亦不外此。盖尧、舜之圣岂能遍物而爱之?只是其心常在安民而已。人君若能以安民为心,而推之以治天下,则仁圣之事一以贯之,而何尧、舜之不可及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