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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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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述,是传旧。作,是创始。窃字,解作私字。比,是仿效。老彭是商时的贤大夫。

昔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传先王之道,以教万世。然犹不敢以作者之圣自居,乃谦逊说道:“大凡天下之事,有前人已为,而后人传之者,谓之述;有前人未为,而自我创始者,谓之作。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也。我今虽有所修为,只是传述先王之旧,或考之方册而重加发明,或闻之故老而更为裁定,实未尝重新创造而有所作也。盖天地间的道理,哪一件不是古人说过的?就中讲求,自有无穷的妙处。我则深信而笃好之,惟日孜孜不能自已,故但见其可述,而无容于复作也。然此岂我之独见哉?比先商时贤大夫有老彭者,他能信古而传述,我尝慕其为人,今我所为不过私自仿效我老彭耳!”夫孔子于古之贤人,犹不敢显然自附如此!其德愈盛而心愈下,盖可见矣!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默,是不言。识,是记。诲人,是教人。

孔子说:“人之求道,如徒务口语而不能存之于心,则闻见虽多,终非实得。必须沉静简默,只在心上去理会,凡所闻所见的都不费辞说,而自无所遗忘,然后能深造而自得也。人之为学,若只是始初奋发,到后来便厌烦了,则工夫间断,岂能有成?必须深信义理之无穷,而实用其力,自始至终都只是这等勤学,无一毫厌怠之意,然后谓之好学也。人之设教,若不能尽心开导,到费力去处,便都倦了,则私意未忘,岂能成物?必须真知物我之无闻,而有教无隐,随人问难,都因材而造就之,无一毫倦怠之心,然后谓之善教也。这三件都是成德之事,而我之尝所致力者。然反而求之,何者能有于我哉?”夫圣人会道全体而曲成不遗,乃犹自以为不能,其谦己诲人之意至深切矣。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义,是理之所当为者。徙字,解作迁字。

孔子说:“德必修而后成,学必讲而后明。闻义能徙而后善可积,不善能改而后恶可去。这四件是切实紧要的功夫,凡欲为圣贤者皆当用力于此也。今我之于德,未能省察克治,以涵养其本源;我之于学,未能讲习讨论而研究其精奥;义有当为的,未能闻斯行之而迁徙以从其新;不善当改的,未能务于决去而惩创以革其旧。则是德有不成,学有不明,善不能积,恶不能去,将日流于污下,而不可进于高明矣。岂非吾之深忧者乎?”夫以夫子之圣,非真有所不能也,亦非自知其能而故为是言也。盖其好学无已之心,自视常若有不能耳。然此四者,在人君尤为切要。古之帝王或懋敬厥德,终始典学,或取人为善,改过不吝,皆是道也。欲法古帝王者,宜三复孔子之言。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是闲居无事之时。申申,是舒畅的意思。夭夭,是和悦的意思。

门人记说:“凡人在闲暇之时,有怠惰放肆的,便自亵其威仪;有矜持矫饰的,或反过于严厉,皆非盛德之气象也。惟吾夫子,在闲居无事之日,以四体则从容舒展而略无拘迫,何其申申如也;以颜色则融和润泽而自然愉悦,何其夭夭如也。盖德性极其纯粹,故容貌合于中和者如此。”门人此言,可谓善形容有道气象者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衰,是血气既衰。

孔子发叹说:“凡人年有老少,则血气有盛衰。甚矣,我血气之衰也!如何见得?盖我当强壮之年,常常梦见周公,恍然若与之相遇。到如今来,许久不复梦见周公矣,则吾之衰岂不甚乎?”盖孔子生于周时,一心要做周公的事业。方其精力壮盛,寤寐不忘,故常形之于梦。及其既老,则自谅其力不能为,无复是心,而亦无复是梦矣,故其发叹如此。可见贤才之生于世,其可以有为者,每在其强壮之时;而人君之用贤,亦当趁其强壮而任之。若精力既衰,则事功所就,已不能副其初心矣,况于终不用乎?然则孔子之自叹其衰,固为可惜,而当时之君不能及时用之,以再见周公之化,而使之卒老于下位,则尤为可惜也。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这一章是孔子示人为学之全功。志,是心之所向。据,是执守。依,是依止。游,是游衍玩习的意思。

孔子说:“学莫先于立志,而道乃人伦事物当然之理,志不于是,则趋向差矣。故必以道为终身之准的,而专心致志以求之,则所适者正,而无他歧之惑矣。行此道而有得于心,叫作德。德而不据,则持守之功不继,能保得者之不失乎?必拳拳服膺,务使此德常有诸己,而日积月累,不至于若存若亡而后可。体此道而心德纯全,叫作仁。仁而不依,则私欲有时复萌,能保全者之不亏乎?必念兹在兹,务使此仁存养愈熟而周流贯彻,无一毫间断错杂而后可。夫志道、据德、依仁,是本之在内者,无不尽矣。至于礼、乐、射、御、书、数之事,虽艺文之末,非德行之本,然亦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缺者,亦必游息于藏修之余,从容而玩味其理,用以收敛身心,调养性情,而成其道德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而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学之全功,何以加此?然此章之旨,不但是学者所当知,在人君尤为切要。盖道、德、仁,乃人君修身治天下之本,必当深造其极,方可无歉,而凡游心于艺文者,又须务求实用,始为有益。古之帝王所以学古有获,道积厥躬,德修罔觉者,正是如此。善学者当以圣言为法程可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脩,是脯,乃干肉也。十脡为一束。古人初相见,必执贽以为礼,一束之脩乃其至薄者。自行束脩以上,言随其厚薄之不同也。诲,是教诲。

孔子说:“无不善者,人之性;而无不欲其入于善者,吾之心。但人不知来学,吾固无往教之理。苟知求教,自行束脩以上之礼而来者,即是可与为学之人,吾则未尝不教诲之焉。”盖天生圣人,非徒使自圣而已,正欲其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而为时人之耳目也。所以圣人教人之心,倦倦无已如此。使其得君师之位,则必能大行其政教,使人人皆为君子而后已。惜乎不得其位,但能成就后学,以传道于来世也。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愤,是心求通而未得的意思。启,是开其意。悱,是口欲言而未能的模样。发,是达其词。隅,是四方转角处。反,是反复问难。复,是再告。

孔子说:“君子之教人,固当尽言而无隐,然必其人有受教之地,而后可以施吾造就之方。且如人之求道,有用心思索而未能即通者,谓之愤。愤则有可通之机,吾因而为之开其意,彼将豁然而无疑矣。若未至于愤,则在彼本无求通之心,我何从而开之乎?此所以不启也。有心知其意而口未能言者,谓之悱。悱则有可达之势,吾因而为之达其词,彼将沛然而莫御矣。若未至于悱,则在彼本无欲言之心,我何从而达之乎?此所以不发也。至于我之所启发者,又看他了悟如何。若能于我所言,触类旁通,因此识破,我举其一隅,而彼即能以三隅反。譬如,提起东方一角的事,他就并西、南、北方的道理都晓得了,提起西方一角的事,他就并东、南、北方的道理都晓得了,一一回答将来,相与质证。这等的人是其机圆而不滞,其心通而无碍,然后详以告之,则彼此相契,而其言易入矣。若示之以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复问难,则是资禀庸下而不能推测,意见凝滞而未能旁通,虽谆谆而语之,亦终茫然而无得耳。我何为而强聒乎?此吾所以不复告也。”夫以孔子之诲人不倦,犹必因人而施如此。然则学者可不勉于用力,以为受教之地哉?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侧,是边傍。哭,是吊丧而哭。歌,是咏歌,盖古人以歌咏养性情,遇心有所乐则歌也。

门人记说:“夫子哀死之心真切而不能自已。如人有死丧之事,而夫子食于其侧,则未尝饱。盖临丧哀,故食之而不能甘也。又如夫子于是日吊丧而哭,则其一日之间不复咏歌。盖余哀未忘,而自不能为乐也。”然此乃是不忍之心。古之帝王见百姓之饥寒困苦、流离死亡,则必为之减膳、撤乐,急急救恤,即是此心。有天下者能推此心以仁民,则无一夫不得其所,而仁覆天下矣。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行,是出而行道。舍,是不用。藏,是隐而不出。

昔颜子深潜纯粹,学已几于圣人。故孔子称许他说:“吾人出处进退,只看时之所遇何如。或以仕为通,而至于枉己徇人固不可;或以隐为高,而务于绝人逃世亦不可。惟是人能用我,时可以有为,则出而行道,以图济世之功;人舍我而不用,时不可以有为,则隐而不出,以全高尚之志。或出或处,无一毫意必于其间,这才是随时处中的道理。此惟我与尔为能有之,在他人则不敢以轻许也。”盖孔子为时中之圣,自然合乎仕止久速之宜。颜子具圣人之体,能不失乎出处进退之正。观孔子有东周之志,而疏食饮水,乐在其中;颜子有为邦之向,而箪瓢陋巷,不改其乐,盖可见矣。然以大圣大贤而皆不遇于春秋之世,则岂非世道之不幸哉!

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一万二千五百人叫作一军;大国则有三军。暴虎,是不用兵器而徒手搏虎。冯河,是不用舟楫而徒步涉河。

子路见孔子独美颜渊,乃就问说:“用舍行藏,夫子固与颜回共之矣。设使夫子统领三军,而行战伐之事,则将与谁共事乎?”盖自负其勇,意夫子行军必与己同也。孔子答说:“君子之所贵者,在乎义理之勇,而不在乎血气之刚。若是徒手搏虎,徒步涉河,甘心必死而无怨悔,这是轻举妄动、有勇无谋的人。使之用兵,必然取败,吾不与之行三军也。必是平昔为人不敢轻忽以误事,亦不敢苟且以成事,但事到面前常有兢兢业业、凛然危惧的意思。又好用计谋,预先斟酌停当,然后果决以成之,这才是持重详审、智勇兼备的人。使之用兵,必能全胜,吾方与之行三军耳!亦何取于徒勇哉?”子路好勇而无所取材,故孔子以是抑而教之。其实行军之道,亦不外此。故赵括好谈兵而致长平之败,充国善持重而收金城之功。任将者当知所择矣。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这是孔子设词以警人的说话。

执鞭,是贱者之事。

孔子说:“人之所以役役焉以求富者,意以富为可求也。若使富而可以人力求之,则虽执鞭之事,吾亦为之。盖执鞭虽贱者之役,而苟足以致富,则亦无不可为者。但人之富贵贫贱,莫不有命存焉,决非人力所能强求者。如其不可强求,则在我自有义理可好,吾惟从吾所好而安于命耳。何必终日营营,为是无益之求,以徒取辱哉?”夫孔子之圣,非真屑为执鞭之士也,特见当世之人,多自决其礼义之防,而甘心于苟贱之羞,故甚言以警人之妄求耳。所以他日又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观此,则自修者固不当愿乎其外,而取人者尤必先观其所守可也。

子之所慎:齐,战,疾。

齐,是将祭时斋戒。战,是统兵而行战阵之事。疾,是疾病。

门人记说:“夫子之所最谨慎者有三件事。其一曰齐。盖齐以交神,苟有不慎,则志意涣散,神必不享。所以夫子之于斋也,内秉寅恭,外敦俨恪,务致其精诚,而后承祭以交于神焉。其一曰战。盖战者众之死生,国之存亡系焉,苟有不慎,则机宜不审,何以能胜?所以夫子之于战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务出于万全,而不敢轻率以取败焉。其一曰疾。盖疾乃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苟有不慎,能无伤乎?所以夫子于无疾之时,则薄滋味,寡嗜欲,时节其起居,而不敢宴游无度;和平其性气,而不敢喜怒过当。不幸有疾,则加意调养,审择医药,而不敢有一毫之忽略焉。”盖圣人无所不慎,而此三者关系尤大,故谨之又谨如此。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韶》,是舜乐名。不图,是不意。

古者圣王作乐以象德。帝舜以至圣之德,当极治之时,故所作《韶》乐最为美盛。舜之后封于陈,犹传其乐。至陈敬仲奔齐,而《韶》乐遂在齐矣。夫子周流至齐,得闻其音,乃从而学之,至于三月之久,一心只在乐上,虽当食之时,有不知肉味之为甘者。盖不特习其声容节奏之末,而其契合之深,就如亲见虞舜之圣,身在雍熙之时者矣。遂不觉发叹说道:“吾向也但知《韶》乐之美,犹未能得于亲闻;今也始得闻而学之,不意其所作之乐至于如此之美也。”盖夫子中和之蕴本自与舜合德,故一闻《韶》乐而叹息之深如此。他日又称其“尽善尽美”,而颜渊问为邦,则以《韶》《舞》告之,其上嘉于虞舜者至矣。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

为字,解作助字。卫君,名辄,是灵公之孙、世子蒯聩之子。诺,是应答之词。

昔卫灵公时,世子蒯聩得罪出奔。灵公薨,国人遂立蒯聩之子辄。及晋人送蒯聩归国,辄拒之不受。当时卫国之人都说道:“蒯聩得罪于父,于义当绝。辄以嫡孙嗣立,于礼为宜。未有明言拒父争国之非者。”那时孔子在卫,冉有疑孔子亦以为宜,乃私问子贡说:“卫君之立,国人固皆助之矣,不知夫子亦以为当然而助之否乎?”子贡即诺而应之说:“吾将入见夫子而问之。”盖未能深谅孔子之心,而不敢遽答冉有之问也。

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之二子,长子叫作伯夷,第三子叫作叔齐。

孤竹君曾有遗命,要立叔齐为君。及卒,叔齐又逊伯夷而不肯立。伯夷说父命不可违,叔齐说伦序不可乱,两人互相推让,都逃去了。这是兄弟逊国的事,正与卫君父子争国的相反。子贡不敢直斥卫君,乃入而问孔子说:“伯夷、叔齐是何等人也?”子贡之问,是要看孔子之取舍何如。若以争国为是,则必以让国为非;若以让国为当然,则必以争国为不可矣。孔子答说:“二子逊国而逃,制行高洁,是乃古之贤人也。”子贡又问说:“二子固是贤人,不知让国之后,其心亦有所怨悔否乎?”子贡之意,盖以让国之事,人所难能,若贤如二子者,尤出于一时之矫激,而未免于他日之怨悔。则不可概责之他人,而卫君犹或可恕也。孔子答说:“凡人有所求而不得则怨。今伯夷以父命为尊,叔齐以天伦为重,只要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所以求尽乎人也。今既不违父命,不悖天伦,是求仁而得仁矣。求之而得,则其心已遂,又何怨悔之有乎?”夫孔子之于夷、齐,既许其贤而又谅其心如此,则让国之事乃孔子之所深取也。以让国为是,则必以争国为非,而其不为卫君之意不问可知矣。故子贡出而谓冉有说:“夫子不助卫君也。”盖惟孔子为能谅夷、齐之心,惟子贡为能谅孔子之心。一问答之间,而父子兄弟之伦,昭然于天下矣。为国者可不以正名为先乎?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饭,是吃。疏食,是粗饭。肱,是手臂。

孔子自叙其安贫乐道之事,说道:“人生日用之间,无不欲饮食充足,居处安逸者。我所食的不过是粗饭,所饮的不过是水,其奉养之菲薄如此;夜卧无枕,但曲其肱而枕之,其寝处之荒凉如此:贫困可谓极矣!只是我心中的真乐,初不因是而有所损,亦自在其中焉。若彼不义而富且贵,苟且侥幸以得之,虽胜于疏食饮水,以我视之,漠然如浮云之无有,何尝以此而动其心耶!”盖圣人之心,浑然天理,故不以贫贱而有慕乎外,不以富贵而有动于中如此。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加字,当作假字。五十字,当作卒字。假是借,卒是终。《易》,即是如今《易经》所载的道理。

孔子说:“《易》之为书,广大悉备。凡天道之吉凶消长,人事之进退存亡,都具载于其中,学者所当深察而玩味也。但其理深奥精微,我尝欲学之而尽其妙,然今则老矣。天若假借我数年,使我得终其学《易》之功,或观其象而玩其辞,或观其变而玩其占,凡道理精微的去处一一都讲究得明白,则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我皆能融会于一心。由是见诸行事,必能审动静之时,得趋避之正。虽未必全然无过,而亦可以无大过矣。”夫圣人全体易道,行不逾矩,岂待假以数年而学《易》,亦岂待学《易》而后能免过?正谓易理无穷,欲人当及时以勉学耳。欲寡过者,当以讲学穷理为先也。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雅字,解作常字。执,是执持。人能事事循礼,才有执持,所以叫作执礼。

门人记说:“夫子之设教,固必因人而施。然平日所常言者,则有三件:一是《诗》。盖《诗》之为言有美有刺,美者可以劝人为善,刺者可以戒人为恶。吾人所以养性情者,莫切于此。一是《书》。盖《书》之所载有治有乱,与治同道则无有不兴,与乱同事则无有不亡。吾人所以考政事者,莫切于此。一是执礼。盖礼主恭敬而有节文,既可以防闲其心志,又可检饬其威仪。吾人欲养其德性,使有所执持者,莫切于此。这三件都是切实的道理,紧要的功夫,故夫子常以为言,欲人念念在此而不忘,时时用力而不懈也。”夫以孔子之圣,犹汲汲于学《易》,而于《诗》、《书》、执礼则雅言之,可见圣人之道具在六经。学者必讨论讲习,乃可以明理;人君必体验推行,乃可以致治。读者宜致思焉。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叶公,是叶县的令尹,僭称公。奚字,解作何字。愤,是急于求通之意。

昔者叶公问孔子之为人于子路,子路不对。盖圣人之德未易名言,故子路不敢轻对也。孔子闻而教之说:“叶公之问,盖欲知我也。而汝之不对,何也?汝何不说:‘其为人也,惟知好学而已。方其理之未得,则发愤以求之,虽终日不食,有不知者。愤而至于忘食,是其愤至极也。及其既得,则欣然自乐,虽事之可忧,有不知者。乐而至于忘忧,是其乐之至也。然天下之义理无穷,未得而求之以至于得,则愤者又未尝不乐也;有得而尚有所未得,则乐者又未尝不愤也。二者循还,日有孜孜,而无所止息,虽老年将至,有不自知焉者。是乃我之为人也。’汝何不以告叶公乎?”这是孔子自言其好学之笃如此。然其全体至极,纯一不已之心,于此亦可见矣。欲学圣人者,其可不以勤励不息自勉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古,是古人的典籍。敏,是急速的意思。

孔子说:“天地间的道理,凡精粗小大,哪一件不是吾人之所当知。但人之气禀不同,有天生上智,自然知此道理者。我今虽有所知,岂是聪明睿智,生来自然能知而不待学习者乎?只是见得这个道理,都具于古人之典籍,若非心里喜好,则志向不专,非上紧讲求,则功夫有间,所以笃信好古,汲汲焉勉力以求之。将古人的言语,字字去体认,将古人的行事,件件去思索,就似饥之求食,渴之求饮一般,惟日孜孜,不敢有一毫之懈怠。是以学力至到,义理固然贯通,而能有所知耳,岂真生而知之者哉!”此虽孔子自谦之辞,其实学问之功,虽圣人亦不能废。故尧、舜舍己从人,大禹不自满假,成汤之得师,武王之访道,皆不敢自恃其聪明,而必从事于学问也。傅说说学,以古训“逊志,务时敏”,正与“好古敏求”之言相合,为人君者不可不知。

子不语怪、力、乱、神。

语,是言语。怪,是怪异。力,是勇力。乱,是悖乱。神,是鬼神。

门人记说:“夫子教人,固无所隐,然亦有所不语者,怪、力、乱、神是也。”夫怪者,诡异无据,虚诞不经,最能骇人之听闻,惑人之心志者也。力者,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专用血气而不顾义理者也。乱者,臣子叛君父,妻妾弃其夫,乃人伦之大变,天理所不容者也。鬼神者,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其应感之理幽远而难测者也。前三件非理之正,后一件非理之常,言之则有以启人好奇不道之心,渺昧荒唐之想,故夫子绝不以为言。其所雅言者,不过《诗》、《书》、执礼;其所立教者,不过文、行、忠、信而已。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师,是师范。

孔子说:“学无常师,道在有益。人能存心于为己,斯无往而非进德之地,便是三人同行,亦必有我之师范存焉。盖人之所为非善则恶,而师也者,所以引人为善,教人去恶者也。今三人虽寡,而观其所行,岂无合于义理而为善者乎?亦岂无悖于义理而为不善者乎?善者我则景仰欣慕,取法其善而从之;不善者我则反观内省,恐己亦有是恶而改之。”夫择善而从,则足以长吾之善,是善固我之师也。见不善而改,则足以救我之失,是不善亦我之师也。所以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人且如此,则天下之人无往而非师矣。人能随处而自考,触类以求益,进善岂有穷乎?即此推之,可见人君之学,尤须广求博采。凡臣下之忠言嘉谟,古今之治乱得失,盖无非身心治理之助者。诚能以圣哲为芳规而思与之齐,狂愚为覆辙而深用为戒,是谓能自得师而德修于罔觉矣。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桓魋,是宋之司马。如予何,是说没奈我何,言不能害己也。

昔孔子周流四方,行到宋国,那时宋国的司马有桓魋者,忌孔子而欲杀之,门人都惧其不免。孔子晓之说:“人之死生祸福皆系于天。若天无意于我,必不生我以如是之德。天既生我以如是之德,则我之命,天实主之,必将佑我于冥冥之中矣。桓魋亦人耳,其将奈我何哉?盖必不能违天而害我也。”然孔子虽知天意之有在,而犹必微服过宋以避之,则可见天命固不可以不安,而人事亦不可以不尽。故知祸而避,则为保身之哲;以义安命,则为乐天之仁。观圣人者,于此求之可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二三子,指众弟子说。隐,是隐讳而不言。与字,解作示字。

昔孔门弟子专以言语求圣人,以为夫子之道本自高深,而其教人则甚平易,必有秘而不传者,故以有隐为疑。孔子乃教之说:“二三子之学于吾门久矣,其将以我为吝教,有所隐讳而不言乎?不知吾之于尔初未尝有所隐也。盖道理在人,本自明白简易,固不待言而显,亦不可执一而求。我今一动一静、一语一默,凡身之所行都依着道理,这是二三子所共见共闻的,则是以身立教,无一事不以昭示于二三子者。此乃丘之为人也,何尝有隐于尔哉?二三子不能随处体认,而徒以言语求之,非惟不知我,抑亦不善学矣。”然孔子之道,不但晓然昭示于门人,而亦灿然大明于万世。善学圣人者,若能反之身心之间,而不徒泥于言语之末,则何圣道之不可及哉?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文,是《诗》《书》六艺之文。行,是体道于身。尽己之心叫作忠。待物以实叫作信。

门人记说:“夫子以成就后学为心,其为教虽无所隐,然大要不过四件。四者何?文、行、忠、信是也。”盖天下之义理无穷,皆载于《诗》《书》六艺之文,使不有以讲明之,则无以为闻见之资,而广聪明之益,故夫子每教人以学文也。然道本于身,使徒讲明,而不一一见之于躬行,则所学者不过口耳之虚,而非践履之实,故夫子每教人以修行也。然道原于心,使发乎己者有不忠,应乎物者有不信,则所知所行皆为虚伪,而卒无所得矣。故夫子每教人以忠,使其发于心者肫肫恳至,而无一念之欺;教人以信,使其应乎物者,慥慥笃实,而无一事之诈。苟能此四者,则知行并尽,表里如一,而德无不成矣。为学之道,岂有加于此哉?此夫子所以为善教也。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圣人,是神明不测之号。君子,是才德出众之名。善人,是志仁无恶的人。有恒,是存心有常的人。亡字,即是有无的无字。虚,是空虚。盈,是充满。约,是寡少。泰,是侈泰。

孔子说:“天下之人品等第,每有不同,而随其才器造诣,皆可上进。彼神明不测、大而化之的圣人,乃人之至者,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才德出众而为君子者,斯亦可矣。然君子去圣人不远,岂易得哉?不惟君子不可得而见,至于天资粹美、志仁无恶的善人,吾亦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存心之有常者,斯亦可矣。夫有恒者之与圣人,高下固为悬绝,而实为入德之门,然谓之有恒,不过质实无伪耳。盖天下之事,必有其实,乃能常久,若是存心虚伪,本无也,却做个有的模样;本空虚也,却做出个盈满的模样;本寡少也,却做个侈泰的模样,似这等虚夸无实,虽一时伪为以欺人,而本之则无,自将不继于后,欲其终始如一,守常而不变,岂可得乎?所以说‘难乎有恒矣’。夫无恒者如此,则所谓有恒者可知。人若能纯实无伪而充之以学,则固可由善人而为君子,由君子而为圣人,不止于有恒而已。此吾所以思见其人也。”然《中庸》言:达道、达德,九经而归本于一诚。先儒说:诚者,圣人之本。孔子此言,岂徒以引进学者哉?要其极则参赞位育之化,亦不过自有恒之实心以充之耳。欲学二帝三王者,宜体验于此。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钓,是钓鱼。以大绳系网,截水取鱼叫作纲。弋,是以丝系矢而射。宿,是鸟之栖者。

门人记说:“吾夫子在贫贱时,为奉养、祭祀亦尝取鱼、鸟以为用矣。但常人都有贪得之念,而夫子每存好生之心。其取鱼也,只用钓饵以钓之而已,不曾以大绳系纲拦截水中而尽取之也;其射鸟也,只以丝系矢,射其飞者而已,如鸟之宿者,则未尝出其不意而射取之也。”盖于取物之中,而寓爱物之意,圣人之仁如此。古之圣王,网罟之目必以四寸,田猎之法止于三驱,皆以养其不忍之心,而使万物各得其所也。人君能举斯心以加诸民,则人人各遂其生而天下治矣。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不知而作,是不知其理而妄有作为。识字,解作记字。

孔子说:“天下之事,莫不有理,必先知得此理明白,然后处事停当而无有过差。今天下之人,盖有不知其理而妄有所作为者,若我则无是也。然吾所以无不知而作者,岂是生来便晓得许多道理?盖我以天下之义理无穷,非闻见广博,则无以开聪明而扩智虑。于是多闻天下之理,择其善者而体之于身,务使有得而不敢不勉;又多见天下之事,不论善恶皆记之于心,以备参考而不敢遗忘。夫闻见既多,而又有所抉择参考,则得于人者无穷,而裁于己者有据。虽是闻见之知与生而知之者不同,然自此进之,则智虑日广,义理日明,亦可次于知之者矣。知之既明,则处之自当,又何妄作之有哉?”夫圣人本生知安行,而其自谦之词如此。则知学为圣人者,必先造其理,而后可以履其事。此讲学穷理之功,不可一日而不勉也。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

互乡,是地名。

昔孔子时,有地名互乡者,其人都习于不善,难于言善。那时有道之君子皆恶而绝之。一日,有个童子慕孔子而求见。孔子许其进见,不加拒绝。门人都疑惑说道:“君子持身贵正,疾恶贵严。今互乡童子乃不善之人,夫子何为见之?”此所以疑而未解也。

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与字,解作取字。洁,是舍旧从新的意思。往,是前日。

孔子因门人之惑而晓之,说道:“君子之处己固当谨严,至于待人也要宽恕。今互乡虽不善之俗,而童子之求见,是乃向善之初。我今特取其进而求见耳,非取其退而为不善也。若因其习俗而峻拒之,则太甚矣。我何为而绝人于己甚乎?盖凡天下之人,不患其旧习之污染,而患其终身之迷惑。若能幡然悔悟,舍旧从新,而洁己以求进,这就是改过迁善。可与入道的人,但取其能自洁耳,不能保其前日所为之善恶也。盖来者不拒,往者不追,君子待人之道固当如此。今互乡童子正洁己以进者,我又何为而拒之?二三子亦可以无疑矣。”当时教化陵夷,风俗颓败,孔子欲化导天下之人,以挽回天下之风俗,故其不轻绝人,不为已甚如此!惜乎有志未遂,非惟时君莫能用,而门人亦莫能尽知也。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是本心之全德。

孔子因人不肯用力于求仁,故言此以勉之,说道:“世之惮于求仁者,盖将以仁为远于人也。自我观之,仁之为德也,果远于人乎哉?不远也。何以见其不远?盖凡物之远者,求之或未必得,得之或未必速。若夫仁者乃心之德,有此人即有此心,有此心即具此仁,本非在外之物也。人但迷于私欲而不知反求,故遂流于不仁,而视以为远耳。我若欲仁,反而自思曰:仁在吾心,不可失也,而求以得之,则一念方动,本体具见,仁固即此而在矣,何远之有?”夫以仁本不远如此,则人而不仁者,岂非自离其仁也哉?然仁具于心,至之虽甚易,而失之亦不难,必须于既至之后常加操存之功,则心德渐以纯全,而可造于中心安仁之地矣。此又求仁者所当知。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

陈,是国名。司败,是官名,即司寇也。昭公,是鲁君。

昔者鲁昭公习于威仪之节,当时以为知礼。陈司败以昭公娶同姓为夫人是失礼之大者,而乃负知礼之名,有所不足于心。故问于孔子,说:“人皆以鲁君为知礼,果知礼乎?”孔子答说:“知礼。”盖人臣于君,称美不称恶,而陈司败亦未显言所以不知礼之事,故夫子直以知礼答之。

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

巫马期,是孔子弟子,姓巫马,名施,字子期。党,是庇护的意思。孟,是长。子,是宋国的姓。

陈司败因孔子以昭公为知礼,心中不以为然。及孔子既退,适遇其弟子巫马期在前,乃迎揖而进之,与他说道:“吾闻君子之为人,平心直道而公其是非贤否于人,不私其人而为之党也。由今观之,君子亦阿党于人乎?何以言之?盖周家礼制,同姓不得为婚姻。吴,泰伯之后;鲁,周公之后,同是姬姓,而鲁君乃娶吴国之女为夫人,正犯此礼,却乃假辞遮饰,不称之曰吴孟姬,而称之曰吴孟子。夫子是宋姓也,娶吴国之女而冒宋国之姓,其能掩乎?是其任情越礼,明知故为,鲁君之不知礼甚矣!若君而可谓之知礼,则人人皆可谓之知礼矣!谁为不知礼者乎?”夫君不知礼,而夫子以知礼与之,是私之而为掩其过也,非党而何?司败品评昭公,固为确论。但疑孔子为党,则圣人用意之忠厚,彼盖有所不知也。

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巫马期述司败之言,以告孔子。孔子既不可自谓讳君之恶,又不可以娶同姓为知礼,乃自引以为己之过失,说道:“这委实是我说差了。然凡人有过不得闻,则过无由改,此不幸之大者也。丘也可谓幸矣,苟有过失,人必知之。既知于人,则得闻于己,而可以改图于后日矣,岂非幸乎?”夫善则称君,过则归己,本理之当然。然孔子既自任以为过,则昭公之不知礼亦自有不可讳者。一则不昧天下是非之公,一则不失臣子忠厚之至。圣人问答之间,真可以为万世法矣。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歌,是歌咏。善,是歌得好。反,是反复再歌。自歌以应人之歌,叫作和。

门人记说:“夫子好善之心无穷,不惟取人之善,而又以助人之善。如与人同歌,而其人之所歌,或辞意相协,音律相和,是歌之善者也。此时夫子之心,与之契合,要与之相和而歌,然不遽和也。必使之反复再歌,凡其辞意、音律所以为善处,皆审察而详味之。既得其善矣,然后自歌以和之,使彼此迭奏,而同声相应焉。盖不但取彼之善为我之善,而又以我之善助彼之善矣。”夫孔子一咏歌之间,而气象从容,诚意恳至如此。其心与舜之取人为善,汤之用人惟己一般。此其所以为至圣也。

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言语成章叫作文。莫,是疑词。犹人,是说犹可以及人。

孔子说:“人之所以为君子者,不在于言,而在于行。世间有能言的人,或讲论道理,或敷陈政事,焕然有文采之可观,这不过在言语上求工而已。我虽未能过人,而犹或可以及人也。惟是身体力行,事事都实有诸己,而不为空言,这乃是成德之君子。我反而求之,则全未有得,虽欲勉焉以求至,而力有所不及矣。”观孔子此言,可见言易而行难,文在所缓,而行在所急。进德者固当先行而后言,用人者尤当听言而观行也。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大而化之叫作圣。心德浑全叫作仁。抑,是反语辞。公西华,是孔子弟子。

昔孔子至圣至仁,当时必有以是称之者。故孔子谦说:“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是那道德浑化的圣人与那心德纯全的仁人,则吾岂敢当乎?只是以仁圣之道而为之于己,则孜孜焉以求之,未尝以少有所得而遂生厌足之心;以仁圣之道而教诲乎人,则谆谆焉以语之,未尝以劳于开导而或萌倦怠之意,这便是我之所能,不过如此而已矣。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乎?”门人中有公西华者,闻夫子之言,乃仰而叹之说:“夫子辞仁圣之名,而自任夫不厌不倦者,岂以不厌不倦为易能乎?殊不知这正是弟子不能学处。”盖为之可能也,使非全体仁圣,而至诚无息者,孰能无厌乎?诲人可能也,使非全体仁圣,而善与人同者,孰能无倦乎?然则夫子虽欲辞仁圣之名,而其实自有不容掩者矣。昔祇德如大禹,而不自满假;缉熙如文王,而望道未见。孔子之心即禹、文之心也。圣人且然,况其他乎?欲学为圣人者,诚不可以自足矣。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

祷,是祈祷。诔,是哀词。上下神祇,是天神地祇。

昔孔子曾有疾病,门弟子都以为忧。于是子路请命于孔子,欲祷祀鬼神以祈福佑。盖疾病行祷虽弟子事师迫切之至情,然不达于人鬼之理,而溺于祸福之说,惑亦甚矣。孔子不直斥其非,乃先问说:“疾病行祷,果有此理否乎?”子路对说:“于理有之。吾闻诔词中有云:‘祷尔于上下神祇。’是说人有疾时曾祷告于天地神祇,欲以转祸而为福,则是古人有行之者矣。今以病请祷,于理何妨?”于是孔子晓之说:“夫所谓祷者,是说平日所为不善,如今告于鬼神,忏悔前非,以求解灾降福耳。若我平生,一言一动不敢得罪于鬼神,有善则迁,有过即改,则我之祷于鬼神者,盖已久矣。其在今日,又何以祷为哉?”盖圣人德于天合,虽鬼神不能违,岂待于祷?至于死生修短,则有命存焉。虽圣人亦惟安之而已,祷祀亦奚益乎?观孔子晓子路之言,可见当修德以事天,不必祷祀以求福;当用力于人道之所当务,不必谄渎于鬼神之不可知矣。

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奢,是奢侈。孙字,与逊顺的逊字同。不孙,是僭越不循理的意思。俭,是省约。固,是鄙陋。

孔子说:“先王制礼,自有个中道,不可加损。若专尚侈靡而过乎中者,谓之奢。奢则意志骄盈,纵肆无节。虽理之所不当为者,亦将僭越而为之,其弊必至于不孙。若专务省约,而不及乎中者,谓之俭。俭则悭吝鄙啬,规模狭小。虽理之所当为者,亦将惜费而不为,其弊必至于固。这不逊与固,皆不免于失中。但就这两样较来,则与其为不逊也,宁可为固。”盖奢而不逊,则越礼犯分,将至于乱国家之纪纲,坏天下之风俗,为害甚大。若俭而固,则不过鄙陋朴野而已。原其意犹有尚质之风,究其弊亦无僭越之罪,不犹愈于不孙者乎?盖周末文胜,孔子欲救时之弊,故其言如此。然俭乃德之共,奢乃恶之大,二者之相去岂特过与不及之间而已哉?帝尧茅茨土阶、大禹恶衣菲食,而万世称圣;汉之文帝、宋之仁宗皆以恭俭化民,号为贤主。至如骄奢纵欲,横征暴敛,以败坏国家者,往往有之。然则去奢崇俭乃帝王为治之先务,有国家者所当深念也。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坦,是平坦。荡荡,是宽广貌。戚戚,是忧愁不宁的意思。

孔子说:“欲知君子、小人之分,但观其心术气象,自然不同。盖君子心循乎天理,素位而行,不愿乎外,故仰焉不愧于天,俯焉不怍于人,利害不能为之惊,毁誉不能为之惑,但见其坦然荡荡,无适而不宽舒自得也。小人心役于物欲,行险侥幸,惟日不足,故非切切以谋利禄,则汲汲以干名誉,其未得也患得之,其既得也患失之,但见其长是戚戚,无时而不忧虑愁苦也。”夫坦荡荡者,作德心逸日休也;长戚戚者,作伪心劳日拙也。一念既差,而人品遂顿殊矣。可不慎辨之哉!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温,是和厚。厉,是严肃。威,是有威可畏。猛,是暴戾。恭,是庄敬。安,是安舒。

门人记说:“容貌乃德之符。人惟气质各有所偏,故其见于容貌者亦偏。惟夫子则容貌随时不同,而无有不出于中和者。如人之温者,难于厉也。夫子和厚可亲,是固温矣。然和厚之中自有严肃者在,可亲也,而不可犯也,又何其厉乎?温而厉,是温之得其中也。人之威者,易于猛也。夫子尊严可畏,是固威矣。然尊严之内自无暴戾者存,可畏也,亦可近也,何至于猛乎?威而不猛,是威之得其中也。人之恭者,难于安也。夫子庄敬自恃,是固恭矣。然舒泰而不拘迫,自然而非勉强,盖周旋中礼而有忘其恭者焉,又何其安乎?恭而安,是恭之得其中也。”盖圣人全体浑然,阴阳合德,故其中和之气见于容貌之间者如此。欲取法其盛德之容者,当先涵养其中和之蕴可也。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泰伯,是周太王之子。昔周太王古公生三子,长的即泰伯,次的是仲雍,少的是季历。季历生子昌,乃文王也。太王因见昌有盛德,欲传位季历以及昌。泰伯知之,遂与其弟仲雍,托名采药,逃去于荆、蛮地方,断发文身,自毁其形,从夷之俗,以示不可用。于是太王乃立季历,传国至文、武而有天下焉。三让,是固让。

孔子追原周家王业之所由起,因见泰伯之事历世久远,几于泯灭,故特表而出之,说道:“人但知我周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勤劳王家,至于文、武,遂成王业,都是周家贤圣之君。不知太王之长子泰伯者,其德可谓极至而无以复加也已矣。何以言之?周家王业之兴,实始于太王,而泰伯嫡长当立,则后来的天下乃泰伯之所宜有者也。泰伯因见太王意在贤子圣孙,即与仲雍逃去不返。因此,王季、文王承其统绪,遂开八百年之周。是名虽让国,实以天下固让其弟侄而不居也。然却托为采药,毁体自废,其让隐微泯然,无迹可见,故人莫得以窥其心事而称颂之焉。夫以天下让,其让大矣。三以天下让,其让诚矣。而又隐晦其迹,使民无得而称,是能曲全于父子兄弟之间,而绝无一毫为名之累,其德岂非至极而不可加者乎?”然要之太王之欲立贤子圣孙,为其道足以济天下,非有爱憎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不为狷,王季受之不为贪,亲终不赴、毁伤肢体,不为不孝。盖处君臣父子之变,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为至德也。夫子叹息而赞美之,宜哉!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礼,是节文。劳,是烦劳。葸,是畏惧的模样。乱,是悖乱。直,是径直。绞,是急切的意思。

孔子说:“人之立身行事,必合乎天理之节文,而后可以无太过不及之弊。如待人固以恭敬为贵,然亦有中正之准则,若恭敬而无礼以为限制,则仪节烦多,奉承过当,而不免于劳矣。处事固以谨慎为贵,然亦有事理之当然,若谨慎而无礼以为裁度,则逡逡畏缩,小心太过,而不免于葸矣。勇敢而不可屈挠,固是美德,然不能以礼自守,则不顾名分,而逞其血气之刚,必将至于悖乱矣。径直而无所私曲,固是善行,然不能以礼自防,则任情喜怒,而略无含容之意,必将至于急切矣。”夫恭、慎、勇、直,四者皆人之所难,而无礼则各有其弊如此。可见君子当动必以礼,而不可须臾离也。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君子,是在上位的人。笃,是厚。兴,是起。故旧,是平日相与或有功劳的旧人。遗,是弃。偷字,解作薄字。

孔子说:“在上位的君子,凡有举动,百姓每都瞻仰而仿效之,不可不慎也。若能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宗族,笃厚于一家之亲,则自己能尽乎仁矣。将见百姓每都感发兴起,而各亲其亲,自然伦理正而恩义笃,岂不兴于仁矣乎?若能信用老成,尊礼耆旧,凡平时相与的旧人,皆不以其迹之疏远,年之衰迈而遗弃之,则自己能处于厚矣。将见百姓们都欢欣联属,而各厚于故旧,自然教化行而风俗美,又岂有偷薄者乎?”夫一处亲故之间,而上行下效,其应如响如此。为人君者可不正心修身,以为化导斯民之本哉?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召,是呼喊。门弟子,是曾子的门人。启,是开。《诗》,是《诗经•小是》之篇。小子,就指门弟子说。

曾子在圣门素以孝称,平日所以守身事亲者,不但正心修德为圣贤之学,以求显亲扬名,虽至于身体发肤之微,亦以其受之父母加以谨守,不敢毁伤。至于有疾将终,追思平生守身之道,至此可以无愧。故呼其在门弟子而教之,说:“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不亏体、不辱亲才叫作孝。汝辈试开衣衾而视吾之足,视吾之手,曾有一之伤毁不全者乎?然所以得全此身者,亦非容易!盖我平日所以保守之者,就是《诗经》上所谓战战然恐惧,兢兢然戒谨,如临在深渊之上,常恐坠下去一般;如行于薄冰之上,常恐陷下去的一般。我惟是这等谨慎,所以得保其全也。夫使吾生尚存,则犹未敢必他日之何如。今则已矣,自今以后,吾始知其得终免于污玷,而可以无恐矣。汝小子其念之哉?”语毕而又呼小子者,盖所以致丁宁之意,亦欲其如己之戒谨恐惧,一举足而不敢忘亲也。夫以曾子之保身如此,则凡纵欲以伤其本,亏行以辱其亲者,固在所必无矣。为人子者,宜以曾子为法,庶可以体亲心而尽子道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孟敬子,是鲁大夫仲孙捷。

昔曾子有疾,孟敬子往问其疾。曾子将有言以告之,恐其忽略而不加之意,故先发言说道:“大凡鸟之将死,恐惧迫切,故其鸣叫必哀;人之将死,本然之良心发见,故其言语必善。今我即将死矣,有言则善言也,子其听而念之哉!”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贵,是贵重。道,是道理。暴,是粗厉。慢,是放肆。信,是信实。辞,是言词。气,是声气。鄙,是凡陋。倍字,与违背的背字同。笾,是竹器;豆,是木器:都是祭祀所用的。有司,是执事之人。

曾子因孟敬子平日好琐屑于细务,而忽略了大体,故告之说:“道虽无所不在,然有紧要的,有可缓的,不可以泛求也。吾观君子于日用之间,所贵重的道理,只有三件。三者何?盖人之容貌彰于一身,易至于粗暴放肆,此所以多失容也。惟君子不动容貌则已,才动容貌便雅饬恭谨,而远于暴慢。人之颜色形于面,对人多勉为端正,而中心不然,此所以多失色也。惟君子不正颜色则已,才正颜色便表里如一,而近于信实。辞气宣于口,易至于凡陋背理,此所以多失言也。惟君子不出辞气则已,才出辞气便成章顺理,而远于鄙背。此三者乃修身之要、为政之本,所当操存省察,而不可顷刻违者,故君子所重在此而已。若夫用笾豆以供祭祀之事,如此类者,不过器数仪文之末,则自有执事者司之,君子亦何用屑屑留心于此哉?”盖人之为学,贵识其大。大行既无不善,而小节亦无所遗,固为全德。若舍其大而务其小,则大本既失,小者亦不足观矣。况于帝王之学,又与士庶人不同,则凡正心修身以立天下之极者,又岂在于仪文度数之末哉?有志于圣贤者,当知所务矣。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犯,是触犯。校,是计校。吾友,指颜渊说。从事,是用功。

昔颜子既殁,曾子追思其贤而称之,说道:“凡人志意盈满的少有所得,便说自己有余,他人不足,谁肯下问?度量狭小的,遇有触犯,便说自己的是,他人的不是,谁肯容忍?若是自己学力至到,本是能的,乃问于不能的人;自己学问充足,本是多的,乃问于寡少的人,其心歉然自视,虽有也,却似无的一般;虽充实也,却似空虚的一般,略无一毫自满之意,其谦虚如此。人有触犯于我,我则以情恕人,以理自遣,初未尝发露于颜色、藏蓄于胸中而有一毫计较之心,其宽恕如此。这等的人不可多见,惟旧日我友颜渊,乃尝用力于此。盖其真知义理之无穷,而有善不伐;不见物我之有间,而有怒不迁。其所以潜心好学,拳拳服膺者,惟此而已。今也则亡,岂不重可惜哉!”夫孔门传授心法,颜子独得其宗,而其平日用功,不过如此。盖谦虚以受人,则闻见多而学问日广;宽恕以容物,则私意泯而德性益纯。凡为贤为圣,皆不出此二者。善学者当致力于斯。

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托,是付托。六尺之孤,是幼君。寄,也是付托的意思。百里,是侯国。命,是政令。大节,是大关系处。与,是疑词,也是决词。

曾子说:“天下之言成德者,期于君子。然才者德之用,节者德之守,二者兼备,而后为德之成也。若有人于此,不但可辅长君而已,虽亲受顾命,把六尺幼冲之君付托与他,亦可以承受而辅佐之,既能保卫其国家,而又能养成其令德,不但可共国政而已;虽侯国无君,把一国之政令委寄与他,亦可以担当而总摄之,既能安定其社稷,而又能抚辑其人民,其才之过人如此。至于事变之来,国势仓皇,人心摇动,其从违趋避,乃大节之所关也。其人临此时,而所以辅幼君、摄国政者,卓乎见理之精明,确乎持志之坚定,惟以义所当然为主,虽议论纷沓,终不能摇;虽死生在前,亦不能夺,其节之过人又如此。若此人者,果可谓之君子人乎?吾知既有其才,又有其节,信非君子不能也。”然是人也,自学者言,则为君子;自国家言,则所谓社稷之臣者也。盖有才无节,则平居虽有干济之能,而一遇有事,将诡随而不能振;有节无才,则虽有所执持,而识见不远,经济无方,亦何益于国家之事哉?所以人君用人,于有才而未必有节者,则止用之以理繁治剧;于有节而未必有才者,则止用之以安常守法;至于重大艰难之任,则非才、节兼备之君子,不可以轻授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弘,是宽广。毅,是强忍。任,是责任。道字,解作路字。

曾子说:“士立身于天地间,要为圣为贤,必须有大涵养,方才做得。故规模广大,心不安于自足,叫作弘;不弘则隘矣。执守坚定,事必期于有终,叫作毅;不毅则馁矣。士岂可以隘焉而不弘,馁焉而不毅哉?所以然者为何?盖以士所负之任甚重,而其所行之路又甚远也。惟其任之重,必弘而后能胜其重;惟其道之远,必毅而后能致其远,此所以不可不弘毅也。然果何以见其任之重而道之远?盖仁者,人心之全德,兼众理,备万善者也。士乃以之为己任,必欲身体而力行之,则是举天下之善,尽万物之理,皆在于我之一身,其任不亦重乎?且其任是仁也,直至没身而后已,若一息尚存,此志亦有不容少懈者,则是向前策励,再无可驻足之时,其道不亦远乎?”夫其任重而道远如此,此士之所以贵弘毅也。大抵孔门为学,莫要于求仁。而仁之为道,则非全体不息者,不足以当之。惟其全体也,则无一理之不该,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则无一念之间断,所以不可不毅。这正是曾子平生所学得力处,故其示人亲切如此。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兴,是兴起。立,是卓立。成,是成就。

昔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以教学者,正欲其实体于身而有所得,故特举以示人说道:“君子立教,不过要人为善去恶而已。然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良心者,每得之于《诗》。”盖《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言词明白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于此学之,则其好善恶恶之心,有油然感发而不能自已者,所以说“兴于《诗》”。此可见《诗》之当学也。“善念既兴,又必卓然有以自立,然后善在所必为,恶在所必去。而其立也,则得之于礼。”盖礼以恭敬辞让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可以敛束人之身心,坚定人之德性。于此学之,则自能卓立持守,而不为外物之所摇夺,所以说“立于礼”。此可见礼之当学也。“既能自立,又必达到那纯粹至善的地位,乃为成就。而其成也,则得之于乐。”盖乐以和为主,其声容节奏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于此学之,则自然义精仁熟,而和顺于道德矣,所以说“成于乐”。此可见乐之当学也。然古人《诗》、礼、乐之教,皆发于性情之正,本于中和之德,故能成就人才如此。若后世以吟咏声韵为诗,而无关于性情;以虚饰仪文为礼,而不本于恭敬;以嬉戏淫哇为乐,而反乖于中和,则于《诗》、礼、乐之本然者失之远矣,亦何足务哉?善学者辨之。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是凡民。由,是身行其事。知,是心悟其理。

孔子说:“道理在天地间,件件都是人所当知的。然为人上者之于凡民,但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盖所当然者,如父当慈、子当孝之类,皆民生日用之事,就是寻常庸众的人也都行得,故能使由之。若其所以当然之故,则皆出于天命人心之本然,其理精微奥妙,必须资质高明,学力至到者,乃能脱然有悟。其在凡民,如何便会晓得?所以不能使之知也。然知之之理,亦不外于所由之中。圣人在上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至于渐摩既久,天下自然化成矣,亦何不可知之有哉!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勇,是勇敢。两个疾字,都是疾恶的意思。乱,是悖乱。已甚,是过甚。

孔子说:“柔懦之人虽恶贫,无能为也;安贫之人虽好勇,固无害人。惟是那好勇尚气的人,身处穷困,乃疾恶其贫,而不肯安分守己,则必以其血气之强而济其苟得之念,虽为盗贼、从悖逆皆不顾矣,岂不至于为乱乎?至若不仁的人,本心已失,如其恶未著,尚可容恕,则化之以善可也。若其罪当诛,而吾又得以诛之,则遂诛之可也。不然而徒疾恶过甚,使之无所容其身,则事穷势迫,必将求泄其忿恨,而逞凶肆暴,无所不至矣,岂不足以致乱乎?”夫好勇疾贫者,是身自为乱,固为天下之首恶;至于恶不仁者,本为正理,特以处之不善,乃亦足以致乱,而徒为祸阶。则君子之待小人,岂可以轻发而不审处哉?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矣。”

骄,是以人皆不能,而夸己独能的意思。吝,是但欲己有是能,而不欲人之皆能的意思。

孔子说:“人之处世,固贵于有才,而不可自恃其才。自古言才能技艺之美者,莫如周公。如或真有周公之才之美,固是难及,然须持之以谦虚可也。设使以己有是才也,而忲然自骄,谓人皆不如己,又忌人有是才也,而执吝自私,不欲善于人同,则无其德而大本失矣,其余才艺之美,亦何足观哉?”夫有周公之才之美,而一涉骄吝,尚不足观,况无周公之才而骄吝者乎?人当常加自省而存抑畏之心可也。故圣如帝舜,而舍己从人;功如大禹,而不自满假。诚知谦虚之受益,而骄吝之丧德也。然则孔子之言,岂徒在下位者所当知哉?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至字,当作心志的志字。谷,是俸禄。

孔子说:“古人之学将以明善诚身,求尽其为人之理而已。然学既成矣,则君必见用,而养之以禄。此乃理之自然,而其本心则不为此也。后世人心不古,见学之可以得禄,乃遂有为干禄而后学者;亦有学问之功始加,而利禄之念随之者。此不惟失学之本意,而心逐于利,其学亦无所得,乃天下之通患也。若有人焉专精为学,至于三年之久,而其心不志于谷禄,则是谋道而不谋食,为己而不为人,志高识大,超出乎时俗之表者也。这等的人岂易得哉?”所以人君用人,于那有实学的必录用而尊显之,使得以展尽底蕴;若夫假学以沽名干进者,则摈抑而不用。庶乎贪位慕禄之徒,不至于滥窃名器,而无补于国家也。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笃,是深厚牢固的意思。

孔子说:“君子之修身处世,必须学问、操守兼造其极,乃为尽善,甚不可苟也。若有人焉于道理的确有见,则信之极其诚笃,虽议论纷纭,一毫都动移他不得。其志向之专如此,而又能孜孜务学,格物穷理,以求其是非之真,而尽其精微之奥,则讲究明而辨别审,所信者一出于正矣。遇事心里主定在此,则守之极其坚固,虽死生利害,一切都摇夺他不得。其执持之果如此,而又能事必由理,行必合义,初未尝劝匹夫之小信,而乖中庸之大道,则关天常而扶人纪,所守者允得其当矣。夫笃信好学是有学也,守死善道是有守也。为君子而有学有守,则知之必明,行之必勇,出处去就焉往而不善哉?故其遇危邦也,则避之而不入;其在乱邦也,则去之而不居。当天下之有道也,则显身而仕;天下无道也,则退藏而隐。”此其去就之义洁,出处之分明,非有学有守者,何足以与此?然这样人,不但可以善一己之行藏而已,使人君得而用之,则有大涵养,自有大设施。平时必能尊主庇民,建功立业;有事必能砥砺名节,匡扶世运,所补殆非浅浅矣。学问、操守之系于人也,大矣哉!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耻,是愧耻。

孔子说:“士之处世,既贵有可用之才,又贵有能守之节。若乃邦国有道,有明君以出治于上,有贤臣以辅治于下,贤者必使之在位,能者必使之在职,正君子向用之时也。当此时而乃为世所弃,困处于贫贱之中,则其无善可称,无才可录可知矣,岂不可愧耻乎?至若邦国无道,上无明君,下无贤臣,非贿赂不可得官,非谄佞不能固宠,正小人向用之时也。当此时而乃与世相合,致身于富贵之地,则其贪位慕禄,卑污苟贱可知矣,岂不可愧耻乎?”盖惟其不能“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故世治而无可行之道,世乱而无能守之节,乃碌碌庸人而已,何足取哉?士之不可以无养也如是夫!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谋,是图议。政,是政事。

孔子说:“凡人有是职位,则有是责任;有是责任,则有是谋为。如任公卿大夫之职,则当谋公卿大夫之政。若不在其位,则其政事本与我无与者,而乃商度其可否之宜,条陈其利害之故,是为思出其位,犯非其分矣,奚可乎?故凡不在其位,则当介然自守,虽知识见得到,才力干得来,亦不可图谋其政事。”盖所以安本然之分,而远侵越之嫌,人之自处当如是也。然士人之学,期于用世,则匹夫而怀天下之忧,穷居而抱当世之虑,亦有所不容已者。要之,潜心讲究,则为豫养;非分干涉,则为出位。豫养者待用于不穷,出位者轻冒以取咎。此又不可不辨也。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师,是太师,掌乐之官。挚,是太师之名。《关雎》,是《诗经•国风》首篇。乱,是乐之卒章。洋洋,是美盛的意思。盈,是满。

孔子说:“昔吾自卫反鲁之时,既曾正乐,适遇师挚在官之始,又能审音,故其时乐之残缺者已为之补,失次者已为之序。但见大乐之作,自其始奏之时,直至于《关雎》之卒章,一皆清浊相济,高下相宜,洋洋乎极其美盛,满耳而可听也。惜乎!今也不得而复闻矣。”盖以孔子之圣而正乐,以师挚之贤而掌乐,故一时音节美盛如此。自师挚适齐,继者皆不能及,圣人所以追思而叹美之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狂,是疏狂。侗,是昏昧无知的模样。愿,是谨愿。悾悾,是愚拙无能的模样。信,是诚实。“吾不知之”者,是甚绝之之词。

孔子说:“赋性疏狂的人,宜乎行事直率方好,今却只好高夸大,及至到那有利害处,自家要讨便宜,外面却以道理责人,这等样奸狡不直。赋性昏昧的人,凡事既不知道,宜乎谨厚方好,今却轻举妄动,又不谨慎重厚。赋性愚拙的人,凡事既不能干办,宜乎诚实方好,今却诡谲虚诈,又不诚信笃实。这三样人,我也不知道他是何等的人。”盖狂而直,侗而愿,悾悾而信,虽是气质有偏,然犹不失其本然之真,尚可以陶镕。若不直、不愿、不信,则本真已失,而习染愈蔽,终不可以化诲者也,故孔子绝之。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如不及,是如有所追而不能及的意思。

孔子说:“人之为学,将以致知力行,而求进乎圣人之道也。然使无勤敏之功,则其心徒劳而无益;使无警醒之心,则其功终怠而不前。所以君子之为学也,研究以求进其知,体验以求进其行,孜孜汲汲,惟日不足,常如有所追而不能及的一般。其用功之勤如此,而其心犹不敢有一时之或惰:当日进之时,怀日退之惧,惟恐失其所学,而果有所不及也。”夫以君子之学,其勤励警惕有如此者,此所以能成其学也。不然,则心不在焉,或作或辍,终亦岂能有成也哉?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私有焉。”

巍巍,是高大的模样。不与,是不相关的意思。

孔子说:“圣人之识见度量,迥与常人不同。常人之情,即有一命一爵之荣,未免自视侈然,志得意满,何其卑小也!若乃巍巍乎识量高大而不可及者,其惟舜、禹乎?盖舜、禹二圣人,本以匹夫之微,一旦有天下为天子,其崇高富贵可谓极矣,乃舜、禹则视之漠然,不以为乐,全似与己不相干涉的一般。此其心直超乎万物之上,而众人以为可欲而不可得者,举无一足以动其中,其胸襟气象视寻常真不啻万倍矣,是何其巍巍矣乎!”盖舜、禹之心只知天位之难居,虑四海之不治,日惟兢业万机,忧劳百姓而已。若夫有天下之可乐,奚暇计哉?此万世颂圣明者,必归之也。后世人君诚能以其不与天下之心,而尽其忧勤天下之实,则二圣人之巍巍不难及矣。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则字,解作准字。荡荡,是广远之称。名,是名状。成功,指勋业说。焕,是光明。文章,是礼乐法度之类。

孔子说:“自古帝王多矣,然莫有过于尧者。大矣哉,尧之为君乎!何以见其大?盖巍巍乎极其高大而无不覆冒者,唯天而已,谁能并之?独有帝尧之德高不可及,大而无外,能与之准。其包涵遍覆,就与天一般,故其德之广远,荡荡无涯,而形迹俱泯。当时之民一皆涵咏盛德而不识其功,鼓舞神化而莫测其妙,无有能指而名之者。其与天之不可以言语形容,又何异哉?惟其不可名,此所以为大也。然亦岂无可见者乎?就其治功之成就处观之,则黎民吾见其时雍,万邦吾见其协和,巍巍乎功业之隆盛,有莫可得而尚者焉。又就其治功之有文采处观之,以礼乐则极其明备,以法度则极其修明,焕乎文章之光显,有不可得而掩者焉。尧之所可见者如此。若其德之不显者,则终不可名也。大哉尧之为君,非冠古今而独盛者乎?”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

乱字,解作治字。际,是交会之时。妇人,指武王之妃邑姜。

昔门人将述孔子评论人才之言,先记说:“自昔君天下者,治莫胜于虞舜。其时有圣哲之臣五人,如禹平水土,稷播百谷,契敷五教,皋陶明刑,益掌山泽。凡虞舜所欲为的,五人都代为之,故能使四方风动从欲以治焉。是虞舜得人之盛如此。继夏、商而王者,治莫胜于周武王。武王尝自言曰:‘予有致治之臣十人。在外有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公适为之辅理,在内有贤妃邑姜为之赞助,故能使四海永清,垂拱而治焉。’是有周得人之盛如此。”孔子有感而叹之说道:“吾闻古语说:‘人才之生,最为难得。’以今观之,岂不信然矣乎?盖自古圣贤相承,如唐虞交会之际,其时气运方隆,人才辈出,固极盛而无以加矣;自此以后,则惟我周为盛焉。唐虞固有五人,以赞成风动之功;我周亦有十人,以夹辅永清之烈。是我周真与唐虞比隆,而非夏、商之所能及也。然数止十人,已为少矣,而中间有妇人焉,其实奔走御侮之臣不过九人而已。以我周之盛而贤臣止于九人,岂不为难得哉?然则,才难之一言,信乎其不诬矣。”大抵得人固难,而知人与用人尤难,虞舜、武王惟其知之明而用之当,故能成天下之治如此。若知有未真,则取舍犹有所眩惑;用之未尽,则底蕴无由以展布,何以收得人之效乎?故知人善任,尤人君治天下之本,不可不慎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服事,是臣服敬事。

孔子说:“人臣事君,固有一定之分,然使国家全盛,君德休明而为之臣者,能敬顺守职乃是常事,不足称也。惟殷纣暴虐无道,国祚日益衰微,文王发政施仁,人心日益归向,以天下大势计之,三分之内,二分都归于文王,盖有天下之大半矣。当是时以仁伐暴,以周代殷,特一反掌之间耳。乃文王则坚守臣节,以服事殷纣,初不以盛衰强弱二其心。则是时可为而不为,势可取而不取,非盛德之极,能如是乎?然则我周文王之德,其可谓至极而无以加者矣。”夫孔子之称“至德”者二,于泰伯则以其让天下,于文王则以其服事殷,皆所以明君臣之义,立万世之防,而惧乱臣贼子之心也。读者宜致思焉。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间,是有罅隙可非议处。菲,是薄。鬼神,是天神、地祇、人鬼。恶字,解作粗字。沟洫,是田间水道,旱时蓄水,涝时泄水,以便百姓每耕种的。

孔子说:“帝王之治天下,事无大小,莫不各有至当不易的道理。少有未合,人即得指其罅隙而议之。我观大禹所行的事,件件合宜,无一些罅隙可以非议。如饮食所以养生,禹之时,九州作贡,玉食非不足也,乃却珍馐而进粗粝,其自用之淡薄如此。至于奉祀郊庙鬼神,则牺牲粢盛务极丰洁,又致其诚孝而无敢简焉。衣服所以蔽体,禹之时,玉帛万国,文绣非不足也,乃舍华绮而衣粗恶,其被服之朴素如此。至于临朝承祭所尚的黻冕,则服物采章务求尽制,又极其华美而无所吝惜焉。宫室所以居身,禹之时,四海为家,非不可备壮丽之观也,乃安卑隘而戒峻宇,其自处之简陋如此。至于百姓每备水旱的沟洫,则又胼手胝足以经理之,而竭尽其力,不以为劳焉。夫礼有所当丰,事有所宜俭。当丰而俭则过于陋,宜俭而丰则失之奢,皆未免于可议也。今观大禹,他自己身上一些不肯享用,至于事神勤民,却又这等周悉。丰所当丰,而不可谓之奢;俭所当俭,而不可谓之陋。虽欲议之,曾何罅隙之可窥哉?”所以又说:“禹,吾无间然矣!”盖深赞其美,以示万世为君之法也。

然孔子之称赞大禹,固以其丰、俭适宜,其实还重在俭德上。盖人之常情,奉身之念每厚于事神为民,而人君富有四海,其势又得以自遂其欲,故致孝鬼神可能也,菲饮食不可能也;致美黻冕可能也,恶衣服不可能也;尽力沟洫可能也,卑宫室不可能也。《书》称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盖必俭而后能勤。若一有奉身之念,则虽以天下奉一人而犹恐不足,又焉能勤民而致力于神哉?欲法大禹者,尤当师其俭德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