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瓶梅》中，不论是朝廷的赋税与货币结算，还是民间的买卖和日常用度，基本上都以白银折算与流通。《金瓶梅》中的买卖和交易，在绝大部分场合都使用白银。作品写到以铜钱作为交易货币的地方极其罕见，更不用说纸币和“宝钞”了。西门庆一家经手之白银，按粗略估算，即可达十五至二十万两。小说所描述的以白银作为主要交换货币的情形，正符合明代中后期的经济与货币状况。
当然，虽说在买卖和流通过程中，《金瓶梅》中的人物大多使用白银，但银子的成色显然存在着等次差异。小说第一回，西门庆“热结十兄弟”之时，按约定，兄弟们每人都须交纳“分资”，以备结拜之日的花销。花子虚最大方，他送来了一两“分资”，而且是“一两无虚”，表明他的银子成色很好；而应伯爵只拿来了一钱二分的银子，且只有80%的成色，算起来还不足一钱。至于其他的那些个弟兄，有送三分的，也有送五分的，不仅吝啬小气，而且银子的成色极差。吴月娘当即嘲笑西门庆说，他的那些狐朋狗友送来的份子钱，“都是些红的，黄的，倒像金子一般”。想必只是一些含银量极低的铜罢了，与西门庆在正式和重要场合使用的官银、纹银或雪花银不可同日而语。这固然说明了当时白银开采、冶炼技术的高低以及来源渠道方面的差别，导致银子的成色不同；同时也反映出，不同成色的银子在市场或日常生活交易流通时，其实际价值和购买力有很大的差异。
《金瓶梅》中多次提到的钱铺和银行（指的是从事白银兑换的店铺），当为不同成色白银（包括钱币）之折算、估价和兑换的场所。但不管怎么说，在《金瓶梅》所描述的世界里，白银是首屈一指甚至唯一的流通货币，则是明显的事实。而在明代中后期的社会中，白银逐渐成为主导货币，也是史学界的普遍共识。
按照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财计》中的描述，中国古代征收赋税乃至商品交易，多用粟帛。三代以后，铸钱与粟帛互为补充，直至唐代，始终维持着钱、帛同时使用的局面。黄宗羲认为，唐以前的赋税和民间商业交易，与金银没有什么关涉。自宋代开始，出现了以金属（铜铁）铸钱为主、纸币为辅的局面，而绢、帛作为货币的功能则逐步丧失。白银虽然也开始少量进入流通，但仍以钱币为重。[16]
白银作为货币在市场上合法流通，始于元代。元代的货币政策，将统一发行的纸币与作为保证金的现银联系起来，纸币和白银同时进入流通，两者可以互相交易。明兴之后，朝廷一方面沿袭了元代的纸币制度，实行钱、钞兼行，大力推行所谓“宝钞”，并有意减少铜钱的供应量，与此同时，朝廷明令禁止金银在市面上流通。百姓可以用金银向政府兑换纸币，但不允许民间以金银私自交易。与元朝不同的是，明朝将纸币的发行与现银准备金脱钩，导致了纸币的滥发和贬值，整个金融系统很快崩溃，纸币的信誉更是一落千丈。
据《明史》记载，至明仁宗监国，货币体系的混乱局面已不可收拾。一方面朝廷禁止用银交易的法令越发严苛：交易用银一钱者，罚钞千贯；赃吏受银一两者，追钞万贯。但另一方面，禁令日益加剧了民间对于金银的崇拜，以至于民间实际上的私下交易“惟用金银”。到了正统元年（1436），英宗迫不得已，开用银之禁，禁令一开，一发而不可收。遂出现“朝野率皆用银”、“钞壅不行”的状况。[17]
问题是，朝廷一纸明文宣布白银可以合法地成为流通货币是一回事，而白银得以像《金瓶梅》中所描述的那样实际上成为唯一的货币则是另一回事。其中的关键，在于白银的实际供应量，是否能够满足将白银作为主导流通货币这一需求。这其中至少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中国的白银储量；
二、开采及冶炼技术；
三、银矿开采的成本、代价及其道德、政治后果。
关于明代白银储量以及勘探、开采及冶炼技术等方面的情况，文献记载不多，但当时的采矿及冶炼技术十分低下，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成化年间，朝廷开湖广金矿，二十一座金矿每年使用民夫五十五万人，死者无算，最后只炼得黄金三十五两，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另外，就银矿开采的政治后果而论，明代统治者屡申禁令、不敢轻言开矿的考虑是有道理的。在朱元璋开国之时，即屡有大臣请开银场，而太祖不为所动，仍严令禁止。他的理由是：
土地所产，有时而穷。岁课成额，征银无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贼也。 [18]
洪武十九年后，银矿开采禁令稍有松弛，但实际的开采量极少。浙江七县之银场，一年向朝廷上交的银两，不过区区两千余两。
明代经济的繁荣，特别是运河开通之后的商业繁盛，在纸币的信誉日渐低落的前提之下，使得朝野上下对于作为传统硬通货的金银的需求，出现了大幅度增加。
至宣德、弘治后，朝廷禁开银场之令几成一纸空文。“奸民”私开坑穴，互相杀伤；矿盗蜂起，屡禁不能止。贪吏趁机加紧向朝廷游说，索性由朝廷督开银场，利益归于中央。等到万历年间，朝廷大规模开采银矿之时，虽然“中使四出”，“无地不开”，因矿穴私采严重，矿脉久绝，所获甚微。更有贪官污吏借开采之名“横索民财，陵轹州县”。稍有德性的官员顾恤百姓，被以阻挠之罪，即行罢免。[19]
由此可见，万历后全国性的金银开采，不过是给了贪墨横暴官吏搜刮民财、凌辱百姓的机会而已，出现了“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20]的局面，乱象丛生，酷掠横行。为此，河南巡按姚思仁上疏极言开矿之弊：
一为矿盗哨聚，易于召乱；二为矿头累极，势成土崩；三为矿夫残害，逼迫流亡；四为雇民粮缺，饥饿噪呼；五为矿洞遍开，无益浪费；六为矿砂银少，强科民买；七为民皆开矿，农桑失业；八为奏官强横，淫刑激变。
他最后的结论有点危言耸听：“（如果不加以阻止，）虽倾府库之藏，竭天下之力，亦无济于存亡矣。”[21]
《明史》也认为，明朝最终之覆亡，实兆于此。
可以说，自明代肇兴直至灭亡，银币制所导致的问题，特别是银荒问题，自始至终困扰着统治者。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财计篇》中感慨说：“夫银力已竭，而赋税如故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银，将于何所？”[22]因而发出了“后之圣王而欲天下安富，其必废金银乎？”[23]这样的呼声。明代隆庆朝“应诏陈理财”的靳学颜甚至认为，天下之民，皇皇以匮乏为虑者，非布帛五谷不足，而是白银的供应量短缺。与黄宗羲一样，靳学颜对朝廷废钱而独用白银的国策，感到难以理解。[24]
明代社会经济的大规模发展，与作为统一货币的白银供应不足，构成了根本矛盾。从表面上看，明代经济的主要难题是“银荒”，但实际上，问题要复杂得多。关于这一点，我们后文还要加以讨论。
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在阅读《金瓶梅》的时候，不仅没有感受到白银供应短缺的问题，相反，小说中写到的清河或临清，就不啻是一个大银窖——白银的流通，动则百千巨万，所谓钱过北斗、金银遍地的盛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或者说，那些滚滚而来、滔滔而去的白银，又是从哪儿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