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第七十九回，西门庆染下沉疴，药石无效，名医束手。眼看着就要命归黄泉，西门庆对守在身边的潘金莲以及匆匆赶来的吴月娘简单嘱咐了几句，便把女婿陈敬济叫到了跟前，留下了他的最终遗言：
“姐夫，我养儿靠儿，无儿靠婿。姐夫就是我的亲儿一般。我若有些山高水低，你发送了我入土。好歹一家一计，帮扶着你娘儿每过日子，休要教人笑话。”又分付：“我死后，段子铺是五万银子本钱，有你乔亲家爹那边多少本利，都找与他。教傅伙计把货卖一宗交一宗，休要开了。贲四绒线铺，本银六千五百两；吴二舅绸绒铺是五千两，都卖尽了货物，收了来家。又李三讨了批来，也不消做了，教你应二叔拿了别人家做去罢。李三、黄四身上还欠五百两本钱，一百五十两利钱未算，讨来发送我。你只和傅伙计守着家门这两个铺子罢。印子铺占用银二万两，生药铺五千两，韩伙计、来保松江船上四千两。开了河，你早起身，往下边接船去。接了来家，卖了银子交进来，你娘儿每盘缠。前边刘学官还少我二百两，华主簿少我五十两，门外徐四铺内，还欠我本利三百四十两，都有合同见在，上紧使人催去。到日后，对门并狮子街两处房子都卖了罢，只怕你娘儿们顾揽不过来。”说毕，哽哽咽咽的哭了。
西门庆死到临头，于神思恍惚、时昏时睡之中，仍能一笔一笔、准确无误地向陈敬济报出如此详尽的账目表。这样一个为钱而生，也为钱而死的新型商人的形象，异常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读者也许会联想起《儒林外史》中的那个严监生。西门庆和严监生对于金钱的痴迷或崇拜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严监生在使用金钱的态度上，是守财奴般小心翼翼的积攒与存有，而西门庆的特点则在于大肆挥霍与资本流转。
按照张竹坡的估算，西门庆死后留下的财富不过十万余两，初一看，似乎并不算多。但明朝一个七品官员，一年的官俸也不过是区区四五百两——也就是说西门庆留下的财富，已达到七品官员年俸的两百余倍。我们不妨再做一番比较或换算：苗青在扬州替他购买的千户家貌若天仙的女孩儿，也只不过花了十两银子。这么一算，西门庆留下的钱财不可谓不巨。同时，我们还必须将西门庆日常挥霍的特性考虑在内。
通览整部作品，西门庆挥霍无度、撒泼使钱，自然是为了个人纵欲，但他对一般妓女出手也很阔绰——这也是众多妓女竞相与他交往示好并争风吃醋的主要原因；在对家人伙计乃至朋友、邻居的接济上，西门庆也很慷慨大方。举例来说，应伯爵手头拮据，来向西门庆借二十两银子，西门庆觉得二十两不好意思拿出手，便给了他五十两官银。第五十六回，常峙节（十兄弟之一）债台高筑，家无隔夜之炊，连皮袄都典在了当铺里，且又被房主催债，妻子整日责骂不歇，便约应伯爵来向西门庆借钱。西门庆因去东京给蔡太师家送礼，花了大笔的钱财，手头也不宽裕，但仍给了常峙节十二两碎银子救急，甚至还让常峙节先去看房，选中了以后，再由西门庆出钱替他买下。至五十九回，常峙节看中了一处价值三十五两银子的房子，便上门告知西门庆。可他来得不是时候，当时，西门庆的儿子官哥已奄奄一息，眼看着就要断气，家人、媳妇乱作一团。即便如此，西门庆还是强忍悲伤和焦躁，好言打发常峙节先回去：“我不送你罢，改日我使人拿银子和你看去。”等到第六十回埋葬了官哥之后，西门庆并未忘记他的承诺，主动向应伯爵问起常峙节买房之事，并让应伯爵将五十两银子转交常峙节，以毕买房之事。他多给的十五两，让常峙节再开个小店铺，夫妇俩每月赚些钱度日。
西门庆的生意伙伴黄四，因丈人陷入人命官司而焦头烂额，登门请西门庆从中设法搭救。西门庆“沉吟良久”后，答应请临清钞关钱老爹出面，转求雷兵备，以平息此事。黄四为此奉上一百石米帖外加两封银子，让西门庆转送钱老爹，作为打点之资。西门庆拒不接受，只是说，事成之后，他自己备礼答谢钱老爹。后经伯爵多方劝说，西门庆只收了他的礼帖，银两悉数退回。连绣像本的批评者，也禁不住赞叹西门庆，说他“临财往往有廉耻，有良心”。
在《金瓶梅》中，西门庆为朋友办事出头的地方甚多，但很少收礼。如韩道国、何九之类，往往如此。平常但有酒宴，西门庆总是将朋友、亲戚乃至下人伙计，不论贫贱富贵，一律叫来吃喝，一个不落。在过年过节时，西门庆还要给朋友、下人送礼，出手也很大方。比如在第七十八回，年关将近时，西门庆于腊月二十七日，打发家人去送年礼：应伯爵、谢希大、常峙节、傅伙计、甘伙计、韩道国、贲第传、崔本等人，每家半口猪、半腔羊、一坛酒、一包米、一两银子；给院中妓女、来往粉头如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之辈，也是每人一套衣服，三两银子；给寺庙送去香油、米面、银两；给家中伙计、小厮、丫头和媳妇派发礼物与赏钱。崇祯本的眉批曾这样评价西门庆：
西门庆不独交结乌纱帽、红绣鞋，而冷亲戚、穷朋友无不周济，亦可谓有钱而会使者矣。
在朋友家人面前，西门庆临财一掷千金的仁义与慷慨，与他在生意场上精于算计、锱铢必较的商人本色，以及他在官场上贪墨狠毒、不顾天伦人常的行事风格，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正是这种反差或内在矛盾，反映出西门庆在对待金钱的态度上不同于一般守财奴的特点——既不同于《儒林外史》中视钱如命、走火入魔的严监生，也不同于莫里哀笔下的阿巴贡，甚至也不同于巴尔扎克笔下那个渴望用尘世间积攒的金钱换取天国理想地位的葛朗台。西门庆作为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新型商人，他有着全新的金钱观，并试图构建一种迥异于传统伦常的金钱伦理。这是一种积攒与挥霍并举的伦理行为。从这个人物身上，也折射出明代中后期社会的商业经济伦理，以及在摆脱旧有的道德束缚的同时，尝试用一种新的“金钱秩序”来取代旧有的“宗法或道德秩序”的潜在冲动。
概而言之，西门庆对待金钱的复杂态度，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为金钱崇拜，二为货币崇拜。
若以金钱崇拜而论，金钱所具有的使用和交换价值，为他纵情声色、豪奢浮华的享乐生活提供了保证。可以说，西门庆这个形象的新颖之处，不在于他对金钱的积攒和占有，而恰恰在于挥霍。通过挥霍，他在社会、官场、朋友圈和家庭之中建立某种权威。官员、朋友、妻妾、妓女和下人与西门庆的关系，毫无疑问，构成了一种全新的经济依附关系，而非传统的宗族和道德关系。也就是说，依靠金钱的魔力，西门庆正在试图重塑他的“欲望乌托邦”。而他作为一个恶人的“乐善好施”，为自身的存在价值提供了有力的证明，为他带来了“大善人”的美誉。西门庆是一个窦婴式的沾沾自喜者，他不仅需要自己过上奢华的生活，某种意义上，更希望别人对他的这种生活产生羡慕，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在这样一种自适而满足的生活状态下，他刻意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慈善家，来虚伪地重建自己的人格。
简单来说，他的欲望不仅仅是声色之欲，更是一种集“慈善家”和“商业英雄”理想人格为一体的形而上欲望——这正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伦理的核心内容。西门庆人格的矛盾与伪善，毫无疑问，与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伪善如出一辙。
另外，西门庆的金钱观中，也有明显的货币崇拜的成分，这一点尤其值得重视。如果说金钱崇拜是以使用和交换价值为目的，那么货币崇拜则是一种对符号的崇拜。后者为投资者不顾一切地赚取利润和财富的行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非理性动力。在小说的第五十六回，西门庆在与应伯爵聊天时，说出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兀那东西（银子），是好动不喜静的，怎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
西门庆从不真正“积累”财富，他相当一部分的财富不过是账目表上的抽象数字而已。他的目的在于流通或流转——一方面将钱投入再生产的流通中以获取更大的利润，一方面则大肆挥霍、纵情声色，同时也接济亲友，甚至以乐善好施者自居。
这段话若出自洛克菲勒或卡内基之口，我们大概也不会感到奇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