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瓶梅》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明代社会经济运行中“同心圆”的存在。这个“同心圆”，以南京、无锡、苏州至杭嘉湖的江南地区为中心，渐次扩展至长江流域，然后是两淮流域，并波及到山东至河北的北方地区。而《金瓶梅》中的临清，实为江南经济向北方辐射的襟喉要津。当然，这个“同心圆”的辐射过程，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从文化和时尚来说，南方同样具有主导作用。永乐后，政治中心迁往北京，南京成为陪都。但至明代晚期，南京的人口大约是一百万，而北京仍只有六十万，且北京城中流行的官话仍然是南京话。由此可见，南京仍然享有文化、经济中心的特殊地位。在《金瓶梅》中，文化上的“南京崇拜”十分明显。
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勾画1400——1800年间的世界经济地图时，看到了另外一个“同心圆”。它是以中国长江流域或中国南方作为最核心的一圈——中心位于苏淞地区的太仓（郑和下西洋的起锚地）一带，然后辐射至东亚朝鲜半岛和日本、中亚以及东南亚的更为广袤的地区。它的外围，甚至扩散到欧洲和南美洲。
很显然，弗兰克的这个“同心圆”，与我们在《金瓶梅》中看到的“同心圆”，有一部分是重合的。区别仅仅在于：金瓶梅所反映的，是以运河经济为依托的国内经济贸易，作者的视野受到很大的限制；而弗兰克则着眼于以海洋为贸易通道的全球经济运行，他看到了《金瓶梅》的作者所没有看到的部分。元代大运河的开通，使得明朝的统治者可以更多地依赖内河大动脉，源源不断地将南方的物产（特别是稻米和纺织品）运往北方，而用不着经由成本高昂且常有海盗攻击的海上运输线。弗兰克也认为，明代统治者在所谓海上航运和运河航运（南方海上利益集团与北方大陆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冲突中，明显地偏重于后者。[25]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军事方面的考虑——中国历朝历代，受到匈奴、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的攻击压力，远远高于东南沿海。
但问题是，有明一代，海上运输和海上贸易，实际上从来没有停止过。到了十六世纪中期以后，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发展加速，明显活跃。明代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之先进，由于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的存在，是不用怀疑的。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也提醒我们，在明代的海洋贸易中，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被滨下武志称之为“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国——日本——东南亚贸易通道和网络。也就是说，所谓“纳贡”，不过是名目而已，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商业贸易体系。
合法的纳贡贸易，被称为“勘合贸易”——由明政府向日本足利义满幕府发给“勘合”，而没有取得“勘合”的商船则为海盗。顺便说一句，据《明史》记载，日本的“朝贡使团”在从宁波前往北京的途中，经过《金瓶梅》所描述的临清，曾对这样一个富庶之地大肆劫掠。[26]
“纳贡”作为一种政治上的怀柔政策，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对于明代统治者来说，接受纳贡，在经济上其实是很不利的——宗主国向朝贡国偿付数倍于贡品的物品和金钱，给朝廷财政带来相当大的压力。正因为如此，明朝政府从现实考虑，尽量控制、压缩朝贡的规模，也在情理之中。到了后来，朝廷甚至不得已而采取了闭关绝贡的极端政策。当然，这一政策的政治后果非常严重。对北方瓦剌的马市的限制或冷淡，是导致“土木之变”的重要原因；而对日本采取闭关绝贡，则与十六世纪的倭乱有明显的内在关联。“绝贡”直接导致了海盗的猖獗，这一点，并不难以理解。《明史》中说，真正的日本人在所谓的“倭寇之乱”中，其实只占到人数的十分之三；而《洋防辑要》则认为，“真倭”只占到“倭寇”的十分之一，大量的中国沿海不法商徒混迹并聚啸其间。因此，严令禁海的明代官员朱纨在自尽前给朝廷的疏文中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27]
从朱纨的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中沉痛的所指——即中国南方海洋贸易集团（比如新安商人）走私贸易的规模以及他们在所谓的“倭乱”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虽然一般来说，“倭乱”之平息可以看成是戚继光、俞大猷在军事上的胜利，但明朝统治者重新恢复了航海贸易，也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勘合贸易”也好，海盗走私也好，从日本输入中国的不仅有小刀和扇子一类的工艺品，还有大量的白银。在弗兰克看来，中国与日本及周边国家的纳贡贸易体系，年代久远，不仅辐射至东亚和南亚，实际上也是一个更大的非洲——欧洲——亚洲贸易网的组成部分。而到了明清之际，欧洲人开始把盛产白银的美洲纳入该体系。因此，“美洲的白银或者通过欧洲、西亚、印度、东南亚输入中国，或者用从阿卡普尔科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往中国。” [28]由于中国的白银短缺（特别是由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采用的白银税制，中国工商业的繁荣对金银的要求成倍增加），它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附着世界各地的白银。通过所谓的中国——马尼拉——墨西哥的贸易航道，美洲的白银被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使中国成为一个天然的“秘窖”和白银最终的“天然中心”。[29]
在《金瓶梅》写作的那个年代，在以中国南方为中心而波及北方、东南亚乃至于南美洲和欧洲的经济贸易“同心圆”中，海外白银大量输入中国，显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当时日本出口到中国的白银，比从太平洋上运来的美洲白银要多六到七倍。[30]因此，我们如果据此判断，《金瓶梅》里那些虚构人物（如西门庆）所使用的白银中，有相当部分来自日本，也许并不完全是一种玩笑性的推测。
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着眼于经济全球化的东方，确立了中国在1400——1800年间世界贸易体系中首屈一指的中心地位，这或许是一个事实。但问题是，欧洲何以后来居上？弗兰克的解释是：欧洲仅仅通过美洲白银的输入，就轻易地平衡了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从而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换言之，既然中国的白银输入使得大量资源或财富外流，那么在元代已经开始有效发行纸币的情况下，明代的“白银崇拜”是如何出现的呢？另外，就算是中国一度取得了世界中心的地位，可是这种中心的地位为何又突然丧失了？
明代的经济繁荣，随着李自成攻入北京以及北方女真人的南下而崩解，这当然不是弗兰克所关心的问题，却是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在明亡之后所要面对的现实。正如《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家资钜万，富甲一方，可一旦去世，所有的财富便灰飞烟灭，代之以《金瓶梅》后二十回刺心蚀骨的荒凉。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始终不出“一治一乱”的传统循环。
因此，明代的白银短缺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或金融问题。从根本上说，它也涉及到明代的政治、思想、法律以及社会管理体系。全球格局的重大变化，特别是经济格局的变化，迫使中国自明代开始，出现了微妙而深刻的社会转型。传统道德、法律及社会管理模式与经济发展的惯性和动能之间，产生出极大的冲突和矛盾。而所有这些方面的冲突和矛盾，在《金瓶梅》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