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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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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杭州搜得《悱子读史记》二册,不佞绝不喜史论,而此书乃不惜高价远道以得之,则因其为乡人著作耳。书不分卷,而分本纪年表世家列传四目,共计书后百一十篇,山阴叶骥撰,有康熙丁丑自序,刻于乾隆己丑,用木活字,已在七十二年后矣。史论只是那么一回事,读去本无甚期待,如说汉高帝一生有两哭两泣,颇可解颐,但亦不过波峭而已,末一篇《书货殖列传后》,却很写得有意思。其大旨谓谋道不谋食,为三代以前言之也,学者必先治生,为三代以后言之也。结论云:

“要之自有生民以来即有衣食之忧,第其忧有上下之别耳。一民饥由己饥之也,一民寒由己寒之也,是时则忧在上矣,故下可不忧。君者所以役民也,民者所以奉君也,是时则忧在下矣,虽欲勿忧,其可得乎哉。”这一节话读了很有点喜欢,因为与我平日的意见相似。叶君在文中历叙他的理论的根据,有云:

“三代之时,仕有禄,农有田,百工技艺莫不有所,民间出入丰歉,皆君为之计,循其法而行之,无不得食。及井田废而王道坏,人无恒产,仕而得禄者十无一二,余皆藉其智力,以自食于农工商贾之途,谋之则得食,不谋则不得食,上之人不知也,饥寒饱暖,一惟己之智力是问矣。”又云:

“或曰,孔子弟子惟子贡货殖,其余皆忧道不忧贫,未闻有饥寒而死者。噫,是时先王遗制未泯,恒产犹在人间,至贫如颜子,犹有负郭田百亩,彼所谓不忧贫,特不作富贵想耳,岂至饥寒而死哉。”这些话都说得很有趣味,但是不免过于理想,不能作为确实的根据。井田等等三代的善政于史上多无可考,世界古史及民俗学里也难找得这种类例,所以如信为史实,以为民生衣食之忧有两个时期,即忧有上下之别,那是不对的,但假如当作儒者理想看,说儒家思想有两段落或分派,此即饥寒由己,民以奉君,忧在上与忧在下这两种,那么这道理不但说得过去而且也是很有意义的事了。老实说,我平常是颇喜欢儒家,却又同时不很喜欢儒家的。从前与老朋友谈天,讲到古来哲人诸子,总多恕周秦而非汉,或又恕汉而非宋,非敢开倒车而复古也,不知怎的总看出些儒家的矛盾,以为这大概是被后人弄坏的,世间常说孔孟是纯净的儒家,一误于汉而增加荒诞分子,再误于宋而转益严酷,我们也便是这样看法,虽然事实上并不很对,因为在孔孟书中那些矛盾也并不是没有。《孟子》卷四《离娄下》云: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这里的话有些有点儿不合事理。禹稷颜子如果同道,那么其形迹不同当由于地位之异,所谓易地则皆然也,说平世乱世似乎分得不对,禹时有洪水,虽非乱世,岂不是大灾祸之时乎。至于以同室与乡邻之斗分别作譬喻,更欠切贴,只要全篇通读一过,即可看出不能自圆其说。照这样看来,我们把一切都归咎后儒,未免很有点冤枉的。我想,这个毛病还是在于儒家本身里,他有前后两宗分子掺合在一起,其不能融和正是当然的了。所谓前后分子,最好便借用悱子的现成话,即是饥寒由己,民以奉君这两样不同的观念,换句话说,亦即是儒者自居的地位不同,前后有主奴之别也。这样看来,我们喜欢与不喜欢的原故也就可以明了,其理由也可以说是并没什么不合了。孟子书中于赞美禹稷之外又常提及仁政,最具体的如在《梁惠王上》所云: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对于梁惠王齐宣王都说过同样的话,在《尽心上》伯夷避纣章中又反覆的说,可见这在孟子是极重要的事,无论实行上效果如何,总之这还是古圣心法的留遗,至少是以禹稷为模范的,可以说是儒家的大乘一派。又《尽心下》云: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了这几句话,不但使得孟子坐不稳圣庙,而且还几乎受明太祖的箭射,此最显得出孟子的真精神,与其思想的真来源也。但《滕文公下》答公都子问中大骂杨墨,最言重的是这一段:

“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子姑且不论,墨子实在是禹之徒,摩顶放踵而利天下,或少事实可征,若守宋国一事,已尽足与子贡存鲁相比,孟子尊大禹而于墨子加以罗织,未免于理有乖,视上文论斗更差一步矣。《论语》记言甚简略,故孔子无具体的大段言论,惟对于禹之倾倒极为显著,至称之为无间然,又其所标举德目最要为仁与智与勇,此虽稍为抽象,但亦正与后来的小乘派截然不同。《庄子·天道篇》云:

“昔者舜问于尧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这虽是道家所说的话,却是很得要领,显得出儒家广大的精神,总是以利他为宗,与饥寒由己的思想一致。后来儒者便是另一条路,盖其思想转为君以役民,民以奉君了,故其言曰,臣罪当诛,天王圣明,曰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天地万物只以三纲统之,孔子所举示的仁智勇已被阁置,改易为忠孝贞节,此三者本亦不坏,但是人的道德只局限于对于君父与夫的服役,与前者利他的精神相比,其大小广狭显然大异,即使不说别的,其为小乘总是无可疑了。在奉者一方面做去,不无牺牲之美德,但在役者一方面这便容易有威福的倾向,故此种教条无论怎样说的巧妙圆到,总不能完全脱掉利己的气味,实是无可如何的事,盖由于事实然也。

以上所说本来只是外行人的考察,又说得很凌乱,难免有些错误,不过这都没有多大关系,我对于经学或哲学不曾有研究,说错看错无宁说是当然,这里我只是以中国人的关系对于本国的事来插一句嘴而已。上文尽管说的不对,我只想表明这一点意见,中国思想中有为人民与君父的两派,后者后来独占势力,统制了国民的道德观念,这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我平常读近代文人的文集,其中所记多是大官,孝子节妇等事,看笔记则大都讲雷击不孝,节妇子中举,展卷辄感不愉快,此皆所谓有益于风教之文字也,但其意思何其卑陋,影响何其下劣耶。在上者如务恫吓,不服事将有鬼责,在下者计利得,服事将获富贵,是使父子夫妇之亲不以天然的恩情相维系,反而责报偿论利害,岂非以凉薄为教,民德焉得而不日降哉。窃意中国道德标准宜加改正,应以爱人亲民为主,知己之外有人,而己亦即在人中,利他利己即是一事,空洞的一句话,在现今中国相信却是良药,只是如何吃下去,则不佞尚未想出方法耳。一杯药水到了肚里,怎样作用生出反应,身里的老病和旧毒怎样的变化增减,原有铁似的自然法则在焉,或愈或不愈,人力殆不能变动,俗语云,医生有割股之心,也只有是尽心开一方案,但如说得不敬一点,则又可谓之尽人事也。廿九年九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