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在一八九几年十一月一个星期天到我们家的……
我现在仍旧说“我们家”，其实这个家早就不是我们的了。我们“离乡背井”已经一十五载，而且肯定永远也不会再回去了。
当时我们住在圣·阿加特完全小学的校舍里。学校的高级班的培养目标是小学师资[法国小学为六年制：两年预备班，两年初级班，两年中级班。高级班实际上是初中，十九世纪时某些小学附设高级班，可以培养小学师资。]。这个高级班以及中级班都由我父亲执掌教鞭；我和所有其他学生一样，都管他叫索雷尔先生。低级班则由我母亲负责。
学校坐落在集镇的边缘。五叶地锦树下现出一座长长的红房子，五扇房门全都镶有玻璃；宽阔的院子附设风雨操场和洗濯间。前面的大门向村子洞开；朝北的方向有一扇小栅栏，外边就是公路，一直通到三公里外的车站；南面以及校舍背后全是田野、花园和草地，它们的边缘和集镇的郊区相连……以上就是我的住所的简略的草图。
我一生中最动荡不安的、最可珍惜的日子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我们的种种奇遇也是从这里开始，又退回到这里，就像海浪拍礁，去而复返。
偶然的“工作调动”，学监或省长的一道命令，使我们到了这个家。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假期快结束时，我和母亲坐在前面一辆大车上，后面随着行囊家具，来到了这里。我们在生锈的小铁栅栏门前下了车。一些正在园中偷摘桃子的小孩悄悄地从篱笆的窟窿里溜走了。
我母亲—我们大家都管她叫米莉，她也是我所知道的治家最有方的主妇—马上走进堆满尘草的屋子。如同前几次搬家一样，她一眼就明白我们的家具在这所破烂的房屋里是怎么也放不下的，心中不免十分失望。她返身出来向我诉苦；她一边诉说，一边用手绢在我风尘仆仆的稚嫩的脸蛋上轻轻地拭擦，然后又回到屋里去，计算着要使房屋能重新住人，需要堵塞多少窟窿……我留在外边，头上戴着系有绸带的大草帽，站在这个陌生的院子的沙砾地上等着，或者到敞棚下、井台边慢吞吞地转悠。
我今天想起来，我们初到时的情景至少就是如此。因为每当我要追忆我在圣·阿加特的院子里第一个晚上是如何等候人的，我记起来的往往是其他等候人时的情景：我往往想起，我两只手拽住大门的铁条，焦急地等着某个人从大路上下来；每当我要追忆起我在顶楼里—二层楼好些谷仓间的居中的一间—是如何度过第一个夜晚的，我往往记起另外几个夜晚；我记得我在房间里不是孤独一人，另有一个高大的身影沿着墙壁踱来踱去，他忧心忡忡，但热情友好。学校、马丁大爷的田地、他的三棵核桃树，还有每天下午四点钟开始来找老师的妇女们占满了院子……
可是在我的脑海之中，所有这一切升平世界又被别的景象所搅乱，所改变。这些景象，当时激荡着我们少年的心灵，今天虽然事隔多年，仍使我们无法平静。
其实，当莫纳来到的时候，我们在当地已经整整住了十个年头了。
我当时已有十五岁。那天是十一月份的一个寒冷的星期天。秋天乍冷，使人感到冬日的来临。整整一天，米莉等着火车站发来的马车，因为人家要替她捎来一顶御寒的帽子。早晨，她没有去做弥撒。我和唱诗班的孩子们坐在一起，焦虑不安地朝钟楼方向张望，想要看到她戴着新帽子进来。可一直等到讲道开始[讲道开始前赶到教堂做弥撒，不算迟到。讲道一开始，很少有人再进教堂，而宁可做下一场弥撒。]，也没有见到她的踪影。
下午，我还得独自一人去做晚祷。
为了宽慰我，母亲一边用刷子替我刷童装，一边对我说：“这顶帽子即使已经送来了，我也许还得花整个星期天的时间来改制它。”
我们的星期天经常是这样过的：一清早，我父亲就走得远远的，到某处迷雾笼罩的池塘边，坐在小船上钓白斑鱼去了；我母亲则退居到光线暗淡的卧室里缝补旧衣裳，直到天黑。她设法躲开别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主要是害怕她的某位朋友会看到她的寒碜相，尽管这位太太可能和她一样清贫，但却和她同样高傲。所以我每每做完晚祷回来，还得在冷冰冰的餐厅里看书，直到她打开房门，把缝好的衣服穿给我看。
但是这个星期天的晚祷后，教室外边颇为热闹，致使我迟迟不肯回去。门厅下举行的洗礼仪式吸引了许多孩子[孩子在接受洗礼前还不是教徒，不能进教堂，所以仪式要在教堂外的门厅里举行。洗礼仪式后要发糖，所以孩子们等着。]；教堂外边的广场上，有好些镇上的人穿着消防队员的上衣，他们架起枪支，因冻得发抖而不断地跺脚，正在聆听队长布雅东的训话，在军事理论上他是越讲越糊涂，使人不知所云……
洗礼的钟声，就像是节假日的铃声因为搞错了日期和地点，戛然停止了。布雅东和他手下的人，斜背着武器，带着水泵，小跑步地走开，跑到第一个拐弯处，就看不见了，只是后边跟着四个默不作声的孩子，他们宽大的鞋底踩着铺霜大路上面的小细枝。我没敢跟着他们跑。
这时，整个集镇只剩下达尼埃勒咖啡店还有点生气，我隐约听到里边顾客时高时低的谈论声。于是，我挨着把我们家和村庄隔开的大院子的矮墙，回到了铁栅栏。时间已经很晚，我的心中有点忐忑不安。
小铁栅栏门半掩半开着，我一眼就看出有桩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果然，餐厅的房门口—朝院子开的五扇嵌玻璃的门中最近的一扇—一个灰头发的妇女正侧着身子，想透过帘子向里张望。她个儿不高，戴着一顶老式的黑绒风帽，面庞痩削而秀气，但忧心忡忡，若有所失。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什么好怕的，反正我一瞧见她，就在铁栅栏前第一级台阶上停住了脚步。
“他会到什么地方去呢？我的天哪！”她压着嗓门说，“他刚才还在我身边。他已经围着房屋转过一圈了。他大概溜走了……”
她每说一句话，就在方玻璃上轻叩三下，轻得几乎听不到声音。
谁也没有跑来给这位陌生的女客开门。米莉大约已经收到火车站送来的帽子，正在红房子的最里端，什么也没有听见。她大概待在撒满了旧绸带和变直了的羽毛的床前，把这顶值不了几个钱的帽子拆了又缝，反复摆弄……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当来客紧跟着我走进餐厅，我母亲就出现了，双手还扶着头上帽子上那些尚没有摆合适的铜色线、绸带和羽毛……她向我微笑着，蓝色的眼睛因为在黄昏时刻还在干活而显得疲乏。她叫道：
“瞧！我正等着给你看……”
但是当她一瞧见这位妇女坐在餐厅靠里的大椅子上，便马上住口，神情很是尴尬。她赶紧脱掉帽子，把它翻转过来，弯起右胳膊，一直把它像只鸟窝似的贴在胸口。
那个头戴风帽的妇女，两膝之间夹着一把雨伞和一只皮拎包，开始讲述她的来意。她微微地摇晃头脑，鼓动舌簧，俨然像个来做客的女宾。她已经恢复了常态。当她一讲到她儿子，样子就显得高贵而神秘，使我们颇为好奇。
他们俩都是从圣·阿加特十四公里以外的拉费泰·当齐荣坐车来的。她是个寡妇，按她自己的说法还挺有钱；她的小儿子安托尼一天晚上从学校回来后死了，因为他和他哥哥在一个肮脏的池塘里游了泳。她决定让她大儿子奥古斯丁到我们这里来寄宿，以便学完高级班的课程。
接着，她马上把她带来的寄宿生大加称赞。我一分钟前在门口看到这位灰头发妇女时，她还弯着身子，失魂落魄，像只丢了野雏的母鸡哀求怜悯，而现在已经完全变成另一种人了。她对儿子大加赞赏的一切，真令人吃惊：儿子喜欢讨她好，有时光着脚丫子，沿着河边走好几公里，把丢在水草里的水鸡蛋和野鸭蛋捡来给她……他也撒鸟网……有一天夜里，他还在林子里一把抓住了一只野鸡的颈子……
我这个人胆小得连外套上被钩个小洞都不敢回家，不禁惊奇地望着米莉。
但我妈妈已经什么都听不进，还让那位太太也别吱声；她把手里的“鸟窝”放在桌上，轻手轻脚地站起来，仿佛要走出去看看究竟有什么人……
果然，我们听见上面有陌生人的脚步声，在堆放去年七月十四日[七月十四日是法国国庆日。]放烟火用具的小间里踱来踱去，震得天花板咚咚作响，脚步声还穿过楼上几间阴暗宽敞的谷仓间，最后朝无人居住的、用来晾干木板和放熟土豆的配间的方向消失。
米莉低声说：“刚才我就在底层的房间里听到过这个声音，我以为是弗朗索瓦你回来了……”
谁也没有答话。我们三个人都站着，心里怦怦地跳；突然顶楼通到厨房楼梯的门打开了，有一个人走下梯级，穿过厨房，来到餐厅阴暗的进口处。
“是你，奥古斯丁？”太太说。
来的人是个十七岁模样的大男孩。黄昏来临，我第一眼看到的只是他那顶戴在后脑勺的农式毡帽，黑色的上衣，腰部束着一根小学生常用的皮带。我也依稀辨出他在微笑……
他一眼瞧见我，还没有等到别人问他干什么来着，就先开了口：“你到院子里来一下好吗？”
我迟疑了一秒钟。米莉没有拦我，我就拿起帽子，朝他走去。我们从厨房出去，走到风雨操场，那里夜幕也已降临。在落日的余晖中，我一边走，一边看到他鼻正脸方，唇带茸毛。
“我在你的顶楼里找到了这些玩意儿，”他说，“你从来没有在那儿瞧过？”
他手里拿着一只已经发了黑的木轮子，周围绕着一根破碎了的烟火导线：这也许是七月十四日放的太阳或月亮烟火。
他说：“有两支烟火没有放出去，我们现在还可以点。”他说这话时很平静，他的样子似乎希望下面能有场好戏可看。
他把帽子往地上一扔，我看到他像农民一样头发剃得平平的。他给我看两支烟火，上面还带着一截纸做的引火线；它是被火烧断后发黑，并被扔掉的。他把木轮的轮毂埋在沙子里，从口袋里拿出一盒火柴—这一点我十分吃惊，因为我们这儿是绝对禁止的—小心翼翼地蹲下去，把导火线点着，然后拽着我的手，使劲把我往后拉。
一会儿以后，房门开处，莫纳的妈妈跟着我的妈妈，两人一齐走了出来；她们已经商量好寄宿的费用；随着“嗤”的一声，只看见两束红白相间的火星，从风雨操场凌空而起；妈妈在一刹那间，看见我在奇光异彩中踮着脚，拉着新来孩子的手，一动也不动……
这次，她还是没说什么。
晚上，吃晚饭时，我们家的饭桌上多了一个闷声不响的伙伴。他光是低着脑袋吃饭，也不管我们三双眼睛正一齐盯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