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同我本人毫无关系，但我还是要用第一人称来写，因为我不想在读者面前假装我什么都了解。我只是如实写下发生过的事情，至于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只能猜测，日后可能会有读者认为我的猜测有误，但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猜测总是正确的。不过，倘若有读者对人性感兴趣，那么思考一下造成某些事件发生的背后动机，应当是最有趣的。我也只是偶然听说了这件不幸的事。那时我只打算在婆罗洲北部海岸的一个小岛上住上两三天，承蒙地区行政长官好心留宿，而且我四处奔波也真的累了，有个地方歇歇脚自然很乐意。那座小岛以前一直是个重要的地方，有自己的总督，但是如今早已风光不再，除了总督当年住过的那栋气派的石头官邸还在，岛上已看不到多少昔日的辉煌了。现在的行政长官就住在那栋气派的总督官邸里，他常常抱怨这房子没必要造得这么大。可是住在这栋大房子里确实很舒适。看看客厅多宽敞，餐厅容纳得下四十个宾客，每一间卧室都又大又高。虽然这栋官邸现在已经有些破败，因为新加坡政府精打细算，尽量在这上面少花钱，但我还是很喜欢这栋房子。屋里摆着清一色的厚实办公家具，给人一种好笑的庄重感。花园太大了，行政长官根本无暇打理，园子里乱糟糟的，长满了热带植物。行政长官名叫亚瑟·洛，是个性格沉静的人，个头矮小，不到四十岁，已婚，有两个孩子。这对夫妇从没想过要在这栋大房子里安家，他们像从灾区逃出来的难民一样，只想在这里临时扎营，盼着尽早调到其他地方去任职，希望能在一个他们更熟悉的生活环境中安顿下来。
我同他们夫妇一见如故。行政长官待人随和，也挺幽默的。我相信他是个尽心尽责的官员。他竭力不摆出一丝官架子，说话也多用乡言俗语，有时也会善意地开几句尖刻的玩笑。他同两个孩子一起玩的情景让人感觉很温馨。显然，他对自己的婚姻十分满意。洛太太是个极贤惠的女人，身材娇小而丰腴，眼睛乌黑，眉毛很好看，她不算很漂亮，但无疑颇有魅力。她看上去很健康，性情开朗。夫妻俩不时地互相打趣，似乎都觉得对方特别好玩。他们说的笑话并不特别好笑，也不新奇，可是他们自己觉得简直好笑死了，你也会禁不住同他们一起哈哈大笑。
我觉得他们也很乐意同我交往，特别是洛太太，她除了照看房子和孩子，没有别的什么事可做，所以只能自己想办法打发时间。岛上的白人寥寥无几，社交生活很快就没意思了。我同他们见面不到二十四小时，她就一再挽留我住上一个星期，一个月，甚至一年。我到达的当天晚上，他们就举办晚宴为我接风，邀请了当地的所有政府人员出席，有测绘师、医生、小学校长和警长，不过第二天晚上就只有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在那天的晚宴上，所有客人都带了自己家的男仆过来帮忙，而侍候我们用餐的只有行政长官家的一名男仆和我的一个随行仆人。餐后，仆人端来咖啡，然后就都离开了。我和洛先生点上了雪茄。
“你知道吗，我以前见过你。”洛太太说。
“在哪里？”我问。
“伦敦，在一次舞会上。我听到有人将你介绍给另一个人。在卡尔顿府的卡斯特伦夫人家。”
“噢？什么时候的事？”
“我们上次回国休假的时候。那天还有俄罗斯人跳舞。”
“我想起来了。是两三年前的事。没想到你也在！”
“那天我跟我太太说的也是这句话。”洛先生说，脸上缓缓地绽开了迷人的笑容，“我们这辈子头一回参加那样的舞会。”
“那次舞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你知道的，”我说，“是那个季节最大的舞会。你们喜欢吗？”
“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洛太太说。
“可别忘了，是你坚持要去的，碧。”洛先生说，“我早就知道，我们在那些时尚人物中间会显得很落伍。我穿的礼服还是在剑桥读书时穿的，根本不合身了。”
“我特意去彼得·鲁滨孙商店买了一套裙衫。衣服挂在商店里很好看，但是到了舞会现场，我马上就后悔了，觉得不该浪费那么多钱。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竟然那么土气。”
“也没多大关系啦。反正谁也没介绍我们认识任何人。”
那次舞会我记忆犹新。卡尔顿府的房子气派极了，到处挂着很大的黄色玫瑰花环，巨大的客厅一端搭起了一个舞台。跳舞的人都穿着专门设计的摄政王时代的服装，一位现代作曲家专门为当晚的两场精彩芭蕾舞表演谱了曲。看着舞会的排场，任何一个人的脑子里都很难不闪过一个庸俗的念头：举办这样的社交活动开销一定大得惊人。卡斯特伦夫人很漂亮，也很会张罗这样的聚会，但我想没有谁会觉得她特别热情。她认识的人太多了，没法特别关注到某个人。我不禁纳闷：在这么高贵的聚会上，她为何要邀请两个来自遥远殖民地的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呢？
“你们认识卡斯特伦夫人很久了吗？”我问。
“我们根本不认识她。她寄来了一张邀请卡，我们就去了，我的目的就是想看看她长什么样。”洛太太说。
“她特别能干。”我说。
“我也这么觉得。管家通报我们到达时，她其实根本不知道我们是谁，但是她很快就想起来了。‘哦，对的，’她说，‘你们是杰克的朋友，哦，可怜的杰克。看到哪儿有座位就赶紧坐下吧，你们一定会喜欢利法尔的，他跳舞跳得太棒了！’说罢，她马上转身去问候其他宾客了。不过，她看了我一眼，她想知道我对她的底细究竟了解多少，她一眼就看得出我什么都知道。”
“别胡说了，亲爱的。”洛先生说，“她怎么可能看了你一眼就能看出你的想法呢，你又怎么能看出她在想什么呢？”
“是真的，我可没胡说。就那么看了一眼，我们其实什么话都说了。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毁了她那天聚会上的兴致。”
洛先生哈哈大笑，我也微微一笑。洛太太的语气中有着成功报复后的扬扬自得。
“你太任性了，碧。”
“她是你的至交吗？”洛太太问我。
“算不上。十五年来，我总会在这里那里见到她，我也应邀去她家参加过很多聚会。她特别会办聚会，她也总能让你见到你想要结识的人。”
“你觉得她怎样？”
“她在伦敦算得上是个风云人物。同她聊天挺开心的，她长得也很好看。她为艺术和音乐做了很多事。你觉得她怎样呢？”
“我觉得她是个婊子。”洛太太毫不犹豫地坦言，满脸乐呵呵的样子。
“我们别再说她了吧。”我说。
“告诉他吧，亚瑟。”
洛先生迟疑不定。
“我觉得不应该说吧。”
“如果你不想说，那就我说吧。”
“碧跟她过不去是有道理的，”他微笑着说，“这事情真的很糟糕。”
他吐了个完美的烟圈儿，专注地看着烟雾袅袅上升。
“快说，亚瑟。”洛太太催促道。
“好的，我说吧。那是我们上次回国之前的事。当时我担任驻马来亚雪兰莪州的行政长官。有一天，一群当地人来向我报告，说在河流上游两三个小时航程远的一个小镇上死了个白人。我并不知道有白人住在那里，但是我想我应该过去看看，所以就坐上小艇过去了。到那儿后，我做了一番调查。警察只知道这个人同一个女子一起在市场那里住了两三年，此外一无所知。那个市场景致很美，两侧都是高耸的房子，中间有一条木板通道，建在河岸的木桩上，顶上有遮阳篷。我带了几个警察，跟着当地人走进了那栋房子：一楼是卖铜制品的商店，楼上的房间都是出租屋。店主领着我登上两段吱嘎作响的木楼梯，楼道里一片昏暗，弥漫着一种难闻的气味。走到楼梯顶上时，店主喊了一嗓子。一位中年女子打开门，我看到她的脸都哭肿了。她一言未发，只是一闪身让我们进去。这间屋子就像有个屋顶的小笼子，有一扇临街的小窗，但是屋顶上的遮阳篷挡住了光线。屋里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一张松木桌子和一把断了背的餐椅。靠墙的席子上躺着一个死人。我首先叫他们把窗户打开，屋里简直乌烟瘴气，还有刺鼻的味道。桌上点着一盏小油灯，旁边摆着一支长长的烟枪针，我当然知道这些是做什么用的。烟枪被藏起来了。死者仰躺着，身上只穿着一条纱笼和一件很脏的汗衫。头发很长，已经花白，留着短须。他确实是个白人。我尽量细致地检查了他的身体，我要判断他是否自然死亡。他身上没有伤痕，瘦得皮包骨头。我觉得他很可能是饿死的。我问了店主和那个女人几个问题，警察证实了他们的供述。供述说，这个男人死前咳嗽得很厉害，还时不时地咳血，从他的外表来看，他八成是患了肺结核。事情明摆着：这是一个白人自甘堕落，渐渐走向绝路的故事。幸运的是这样的事并不多，但也不是闻所未闻。看来那个女子挺喜欢他的，她靠自己微薄的收入养了他两年。我交代了一些必须做的事。当然，我要知道死者是什么人。我想他是某家英国公司在新加坡或吉隆坡的职员，要不就是哪家英国商店的店员。我问这个女人死者有没有留下什么财物。看看他们窘迫的生活境况，我问这个问题似乎挺多余的，可没想到她走到放在屋角的一只破旧的手提箱边，打开了箱子，拿出一个方形包裹交给我。这个包裹大概有两本小说叠起来那么大，用一张旧报纸包着。我看了一眼那只手提箱，里面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物品。我接过了包裹。”
洛先生的雪茄已经熄灭，他凑到桌上的蜡烛前，再次点燃了雪茄。
“我打开了包裹。里面还包着一层纸，纸上写着：地区行政长官敬启（那时的地区行政长官就是我）。下面还有这样几行字：烦请亲手转交给卡斯特伦子爵夫人，地址：伦敦西南区卡尔顿府53号。字迹工整，显然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写的，这让我有些惊讶。当然啦，我得查看一下那里面到底包着什么东西。我割断了包裹上的绳子，我看到的第一件物品是一只铂金烟盒。你一定能想象到我当时完全惊呆了。据我所了解到的情况，这两个人，也就是死者和一个女子，穷得连肚子都吃不饱，而这只烟盒看上去价值不菲。除了烟盒，包裹里只有一沓信，没有信封。写信的字迹也一样工整，落款的签名是一个首字母——J。一共有四五十封信，我没时间当场细读这些信，只是粗略扫了几眼，看起来都是一个男人写给一个女人的情书。我派人叫来了那个女子，问她死者叫什么名字。她要么是真的不知道，要么是不肯告诉我。我吩咐将死者埋葬，便坐汽艇回家了。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碧。”
他朝妻子温柔地笑了笑。
“我可没少跟亚瑟较劲儿，”她说，“一开始他不让我看那些信，但我哪里受得了他这么胡闹？”
“这与我们无关。”
“你总得想办法查出他的名字啊。”
“这件事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
“噢，别傻了！”她哈哈大笑，“你要是不让我读这些信，我会憋疯的。”
“那你查出他的名字了吗？”我问。
“没有。”
“信上没有地址吗？”
“有的，只是那个地址让人意想不到，大多数信是用外交部的信笺写的。”
“这倒有些怪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本想写信给子爵夫人说明情况，但我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惹出什么麻烦。包裹上说的是要亲手转交给她，所以我把包裹重新包好，放到了保险箱里。那时我们即将回英国度假，我想还是等到回国再说吧。那些信写得多少不太体面。”
“说得委婉一点儿，”洛太太咯咯笑了一声，“事实是，他们的那些事全暴露了。”
“我想这就没必要细说了。”洛先生说。
夫妻俩为此争了几句，不过我看得出，洛先生这样做是为了顾全脸面。因为他一定知道，如果他的妻子执意要告诉我所有细节的话，他想维持官员审慎姿态的希望就很难不落空。他的妻子讨厌卡斯特伦夫人，她说起这个女人就口无遮拦，她很同情那个男人。洛先生尽力打圆场，叫她不要信口开河。他不时纠正她说得太夸张的话，还提醒她不要凭空想象，不要添油加醋说一些信里根本没有写的内容。她或许真的添油加醋了。但是显然，这些信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根据她生动的描述和洛先生的插话，我对这些信的内容大致有了一个连贯的理解。有一点看得出来，这些信写得很感人。
“你不知道我有多反感碧津津有味看那些信的样子。”洛先生说。
“我从没读到过写得这么精彩的情书，你可没有给我写过那样的信。”
“我要是写那样的信，你早把我看作该死的大傻瓜了。”他咧嘴一笑。
妻子给了他一个妩媚而深情的笑脸。
“我或许会的，可是那时我已经迷上你了，天知道是怎么回事。”
故事线索越来越清晰了。写信的人，也就是那个神秘的J，可能是外交部的工作人员。他爱上了卡斯特伦夫人，这位贵夫人也爱上了他。两人坠入情网，开始的一些信写得情深意切，两人都感到很幸福，憧憬着他们的爱会天长地久。从她身边离开后，他会马上写信告诉她，自己对她如何朝思暮想，她对自己有多么重要。他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她，她也一样迷恋着这个男人。这可以从其中的一封信里看出来：他在信中竭力为自己没有去两人约定的地方见面而开脱，显然是她为此责备他了。他还向她倾诉自己多么盼望同她见面，可是临时公务缠身，无法赴约，他感到痛苦极了。
接着就出事了。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或者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就只能自己猜测了。总之，卡斯特伦子爵知道了真相。他不只是怀疑妻子出轨，还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夫妻俩大闹了一场，她离开丈夫住到她父亲家去了。子爵宣称要同她离婚。这时，他们写信的调子变了。J当即写信要求同卡斯特伦夫人见面，但她请求他不要去找她，因为她的父亲坚决反对他们两人见面。J为她的不幸遭遇感到难过，也为自己给她带来的麻烦感到愧疚，他还深深地同情她在娘家遭受的苦难——总要面对她父母的震怒。不过，从他的信里也明显可以看出，他同时又感觉如释重负——终于到摊牌的时候了。只要他们彼此相爱，其他的事都算不得什么。他直言说他恨卡斯特伦，他要离婚就尽管离好了，他巴不得自己可以尽快同卡斯特伦夫人结婚呢。只是我们看到的信都是他写给卡斯特伦夫人的，没有卡斯特伦夫人的回信，我们只能从他写的回信中猜测她在前一封信里说了什么。卡斯特伦夫人显然吓坏了，无论他说什么都无法让她安心。当然，他在外交部的工作保不住了。他叫她放心，这对他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可以另找工作，到殖民地去，在那里还能挣更多钱，他相信自己能够让她过得幸福。流言蜚语自然是免不了的，不过早晚都会烟消云散的，只要离开英国，就没有人会当一回事了。他恳求她要鼓起勇气来。之后，卡斯特伦夫人好像写了些气话。她不喜欢丈夫提出要同她离婚的诉讼，而卡斯特伦又不肯承担责任，不愿意做被告；她也不想离开伦敦，因为她的全部生活都在这里，她不想客死他乡，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他郁郁不乐地写了回信。他说他愿意为她去做任何事情，他恳求她一定要像以前一样爱他。他说自己想到这件不幸的事会改变她对自己的感情，他心如刀绞。卡斯特伦夫人指责他，说他们陷入这么大的麻烦都是他的错。他没有为自己辩解，他承认一切过错都在他身上。后来，卡斯特伦似乎受到了来自高层的压力，事情似乎出现了转机。不知她后来在信中写了什么，让这个身份不明的J绝望了。他此后写的信变得语无伦次。他再次恳求同她见面，恳求她勇敢面对。他反复诉说她是他在世间的一切，说他很怕她受人影响。他要卡斯特伦夫人破釜沉舟，干脆同他一起到巴黎去。他完全丧失了理智。接下去，好像有几天卡斯特伦夫人没有给他写信。他无法理解，他不知道卡斯特伦夫人是否收到了他写给她的信。他万分痛苦。终于，他遭到了致命打击。卡斯特伦夫人一定是在信中说，只要他愿意从外交部辞职并离开英国，她的丈夫愿意既往不咎，继续同她过下去。他的回信写得心碎肠断。
“他从来就没有看清过这个女人的真面目。”洛太太说。
“看清什么真面目？”我问。
“你不知道那女人信上是怎么写的吧？我知道。”
“别傻了，碧。你不可能知道的。”
“你才傻呢。我当然知道啦。那女人跟他摊牌了。她利用对方的仁慈大做文章：她把自己的父母拉了进来；她又拿自己的孩子做借口。我敢肯定从她的孩子出生到现在，这是她第一次想到了他们。她知道他迷恋自己，愿意为她付出一切，甚至可以失去她。她知道这个男人为了她愿意牺牲自己的爱情、生命、事业，乃至自己的一切。她不但要让他做出这些牺牲，还要让他主动提出来，并且说服她接受。”
我面露微笑，专注地听着洛太太的分析。她是女人，出于女性的本能，知道女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怎么做。她觉得这样做很不像话，但是她内心又知道，换作她自己也一定会这么做。当然，这些也只是无根据的想象，唯一的根据就是J写的情书，不过我凭印象感觉很可能实情就是这样的。
那捆信里说的就是这些了。
我大为吃惊。我认识卡斯特伦夫人好多年了，但是同她交往并不多，同她的丈夫交往更少。他热衷于政治，在我和洛夫妇应邀参加那场盛大舞会时，他担任内政部副部长。我只在他自己的家里见到过他。卡斯特伦夫人是个有名的美人儿。她个儿高大，身材非常丰满，皮肤很好，有一双大大的蓝眼睛，眼距很宽，脸庞宽大，所以她的长相看上去有点儿像牛。她有一头漂亮的浅棕色头发，总是梳理得一丝不乱。她的性格非常沉稳，从这些信件透露的情况来看，像她这样一个女人竟然也会如此深陷恋情之中，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她是有野心的，毫无疑问，她对卡斯特伦的政治生涯大有用处。我原本认为她这个人是不可能轻率行事的。我在记忆中仔细搜索，似乎想起来自好几年前听说过卡斯特伦夫妇关系不是那么和睦，但我从没听说过任何细节，每次见到他们时总感觉这两口子好像是亲密无间的。卡斯特伦身材高大，面色红润，头发乌黑发亮，生性乐呵呵的，他说话声音洪亮，眼睛不大，但是很精明，时时在关注着什么。他很勤快，口才也好，只是有些浮夸。他总是认为自己是个重要人物，从不肯让人忘记他是有钱有势的。他喜欢用一副屈尊纡贵的姿态面对他认为不如自己重要的人。
我完全可以想象，当他发现自己的妻子同外交部一个小职员有私情时，一定闹得不可开交。卡斯特伦夫人的父亲在外交部当了多年的副部长，知道自己的女儿同自己的下属私通而被丈夫离弃，那会使他陷入超乎寻常的难堪。据我所知，卡斯特伦深爱他的妻子，自然会嫉妒得难以忍受。可是他自尊心强，缺少幽默感。他害怕被人嘲弄。戴绿帽子的丈夫这个角色是不可能有尊严的。我想他也不愿陷入丑闻，那会影响他的政治前途。或许是因为卡斯特伦夫人的法律顾问宣称要为她出庭辩护，也许是因为他害怕家丑外扬，同时也完全有可能是因为他受到了压力，他觉得只要他妻子同她的情人彻底了断，最好还是对妻子既往不咎，叫她回来的好。我毫不怀疑卡斯特伦夫人答应了丈夫提出的所有要求。
想必卡斯特伦夫人当时也很害怕。我并不赞同洛太太一味谴责她的行为不端。她还很年轻，现在也不到三十五岁。谁知道她是怎么阴错阳差地成了J的情妇。我猜想她是在不知不觉中坠入了爱河，还没闹明白自己做了什么就卷入了一场婚外恋。她无疑是一贯沉着冷静的，只是老天往往就爱捉弄这种人。我宁愿相信她只是一时失去了理智，至于卡斯特伦是如何发现他们的私情的，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她还保留着情人的信件，这说明她应该是深爱这个男人的，因此不免有些轻率了。亚瑟·洛先生还提到了一个蹊跷之处，为什么在死者那里找到的只有他自己写的信，却没有卡斯特伦夫人写的信？但是我倒觉得这是不难解释的，这些信应该就是在事情败露后她还给他的，换回了她的信。他自然就把这些信保存下来了，重读自己写的这些情书可以重温这段恋情，这对他来说是世上最值得珍惜的东西。
我猜想被激情冲昏了头脑的卡斯特伦夫人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过一旦事情败露会有什么后果。不难想象，直到大祸临头时她才惊慌失措。尽管同大多数像她这样养尊处优的女人一样，她并不怎么关心自己的孩子，但她应该也不想失去孩子。我不知道她是否爱她的丈夫，不过据我所知，她对丈夫的名声和财富还是很在乎的。当时她一定感到前景一片黯淡，她将失去一切——失去卡尔顿府的房子，失去优越的社会地位和安全感。父亲不会再给她钱，情人还没有找到工作。屈从于家庭的要求虽然算不上英勇之举，但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在沉思着这些事情，亚瑟·洛则继续讲他的故事。
“我不知道怎样联系到卡斯特伦夫人。”他继续说道，“麻烦的是大家都不知道死者叫什么名字。不过我们回到英国后，我给卡斯特伦夫人写过一封信。我在信中解释了我是谁，最近在我管辖的地区有一个人死了，他死前留下话托付我转交一些信件给她，还有一个铂金烟盒。我还说，死者要求我当面转交给她。我以为她或许根本不会理我，或者只会通过律师同我联系。没想到她很快给我写了回信，约我某一天中午十二点在卡尔顿府同她见面。当然，我就那样傻傻地去见她了。当我站在她家门口按响门铃时，我紧张极了。管家来开了门。我说卡斯特伦夫人约我来见她。一个男仆接过我的帽子和外套，领我上了楼，走进了一间很大的客厅。
“‘我去禀报夫人，先生。’管家说。
“管家走后，我紧张地坐在椅子边上，在屋里四下看了看。墙上挂着很大的画作，你知道，都是肖像画，我说不清是谁的作品，我猜想是雷诺兹的吧，还有罗姆尼的。客厅里还摆了很多东方瓷器，镀金的储物柜和镜子。所有的摆设都气派得不行，让我感到自己是多么渺小，多么寒碜。我的衣服散发出樟脑丸的气味，裤子膝盖处皱巴巴的，领带颜色太艳。管家回到客厅，叫我跟他走。他带着我走到刚才我进来时走的那道门边，又打开了另一道门，我走进了内室。这个房间比客厅略小一些，但也一样宽敞气派。一位夫人站在壁炉前，她看到我走进去，微微颔首致意。我笨拙地在这大房间里一步一步朝她走去，生怕绊到什么家具。我心里感觉自己傻头傻脑的，只希望别让她看出来。她没有叫我坐下。
“‘我知道你有些东西要当面交给我，’她说，‘谢谢你为此费心。’
“她脸上没有笑容，看上去十分镇定，可我能感觉到她在打量我。说实话，这让我有些不快。我可不喜欢被人当成一个求职的司机那样对待。
“‘不足挂齿，’我僵硬地说，‘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东西带来了吗？’她问。
“我没有答话，只是打开随身携带的公文包，拿出那些信递给了她。她一句话没说，接过了信，随便扫了一眼。她化了浓妆，但我敢发誓她脸色煞白。她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我留意到她的手哆嗦了几下。随后，她又镇定下来。
“‘噢，对不起，’她说，‘请坐吧。’
“我坐了下来。她似乎一时不知道该做什么。她手里攥着那些信。我知道这些信的内容，所以暗暗在心里揣测她当时是什么心情。我看不出她心里的感受。壁炉旁有一张书桌，她拉开抽屉，将信放了进去。随即，她在我对面坐下，请我抽烟。我掏出放在上衣胸前口袋里的香烟盒递给她。
“‘他还要我把这个也交给你。’我说。
“她接过烟盒，看了一眼。她没有说话，我耐心等待。我不知道是否该告辞了。
“‘你跟杰克很熟吗？’她冷不丁问道。
“‘我根本不认识他。’我说，‘在他死前我从没见过他。’
“‘我收到你的信才知道他死了。’她说，‘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了。当然，他是我的老朋友。’
“我想，她是不是以为我没有读过那些信，要不就是她已经忘记了信里的内容。如果说她刚看到这些信时还有点儿惊讶的话，那么很快她又镇定下来了。她说话的口气几乎是漫不经心的。
“‘他究竟是怎么死的？’她问。
“‘肺结核，还有饥饿。’我答道。
“‘好可怕啊！’她说。
“不过她的语气很平常。不管她的心情如何，反正她不想让我看出来。她十分冷静，可是我感觉到——也许只是我的想象而已——她一直在观察我，绞尽脑汁在揣测我到底知道多少内情。我想她是千方百计想要弄清楚事实真相。
“‘这些东西是怎么到你手里的？’她问。
“‘我要处理他的遗物，’我解释说，‘这些东西被包成了一个包裹，上面指明要我转交给你。’
“‘当时有必要打开这个包裹吗？’
“但愿我能告诉你，她问这个问题时态度是多么冷漠和傲慢。我气得脸色发白，我也没有掩饰自己的怒气。我回答说，查明死者的身份是我的职责所在。我需要同他的亲属取得联系。
“‘我明白了。’她说。
“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好像是在说，会见到此结束。她期待我起身告辞。但我没有那样做。我想我也不能就这样随随便便被她打发了。我给她讲了事情经过：有人来向我报告了死讯，我怎样找到了他。我说完了全部细节后还告诉她，据我所知，他死的时候孤苦伶仃，只有一个女人在料理他的后事。就在这时，房门突然开了，我们不约而同地转过头去。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一见到我，他立刻停下了脚步。
“‘抱歉，’他说，‘我不知道你在会客。’
“‘过来吧。’她说，然后等那个男人走到她跟前，她接着说道：‘这位是洛先生，这位是我的丈夫。’
“卡斯特伦子爵朝我点了点头。
“‘我只是想要来问问你。’他刚开口说了半句，就打住了。
“他一眼看到了卡斯特伦夫人还拿在手里的烟盒。我不知道她是否看出了她丈夫眼神里的疑问。她朝丈夫亲切地微微一笑。这个女人的我行我素真是令人称奇。
“‘洛先生刚从马来联邦回来。可怜的杰克·埃尔蒙德死了，他给我留下了这个烟盒。’
“‘真的？’卡斯特伦子爵问，‘他什么时候死的？’
“‘大约六个月前。’我说。
“卡斯特伦夫人站起身。
“‘好吧，我就不留你啦，我想你肯定也很忙。谢谢你帮杰克实现了他的遗愿。’
“‘我好像听说马来联邦的局势不太好啊。’卡斯特伦子爵说。
“我同他们夫妇握了手，卡斯特伦夫人摇了铃。
“‘你会待在伦敦吧？’我离开时，卡斯特伦夫人突然问道，‘不知道你是否可以光临我下周举办的一个小聚会。’
“‘我是同我妻子一起回国的。’我说。
“‘噢，那太好啦。我会给你们寄邀请函。’
“几分钟后，我走到了大街上。我很庆幸终于离开了他们。刚才我着实大吃一惊。卡斯特伦夫人刚提到杰克·埃尔蒙德的名字时，我马上想起来了。死在房子里的就是那个倒霉的流浪汉杰克·埃尔蒙德，他是饿死的。这个人我曾经很了解。可我一刻都没有想到死者竟会是他。嘿，我同他一起吃过饭、打过牌，还打过网球。想到他就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一命呜呼，而我却一无所知，就感到很不好受。他肯定知道只要给我捎个信，我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我走进圣詹姆斯公园，坐了下来。我要好好想想。”
亚瑟·洛得知这个死去的流浪汉的真实身份后感到震惊，这是我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也为此感到震惊。说来也是够奇怪的，原来我也认识他。虽然关系不算密切，但是我在各种聚会上见到过他，偶尔也在乡间的周末度假屋里见过他。不过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想起过这个人了，否则我也不可能会这么迟钝，居然没有想到原来死者就是他。现在我想起了这个名字，随即就回想起了他的往事。原来他突然放弃了自己热爱的外交生涯，原因就在这里！那时战争刚刚结束，我碰巧在外交部有几个熟人，他们都认为杰克·埃尔蒙德是在外交部工作的所有年轻人中最聪明的，很有希望升迁到外交官的最高职位。当然，他需要等待机会。不过令人费解的是，后来他突然放弃了这样的机会，跑到远东去做生意了。他的朋友都竭力劝他不要离职，他却说自己手头拮据，靠薪水日子不好过。大家都认为他应该忍一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还记得他的长相，个子高高的，身材很好，衣着有些花哨，不过他毕竟很年轻，穿得花哨些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他有一头整洁光亮的深棕色头发，一双蓝眼睛，睫毛很长，颜色清新，亮闪闪的。他浑身散发着健康的气息。他幽默风趣，头脑机敏，整天乐呵呵的。我从没见过比他更有魅力的年轻人。一个人有这么好的天然条件不免危险，这种人难免会以此为资本。他们往往认为靠这个资本就可以一生不用费力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遇上这样的人大家还是小心提防为好。但是杰克·埃尔蒙德天性温和，为人慷慨。他快乐是因为他给别人带来了快乐。他没有半点儿骄矜之气；他有语言天赋，法语和德语都可以说得不带一丝口音；他的举止也十分得体——你会觉得他总有一天可以出色地担任驻某个大国的大使。没有人会不喜欢他。卡斯特伦夫人会疯狂地爱上他本来就是不足为奇的。我浮想联翩。世上还有什么比年轻人的恋情更令人感动的呢？这对漂亮的恋人，在初夏和煦的夜晚并肩漫步，在舞会上相拥起舞，在餐桌上按捺不住内心的深情，心领神会地眉目传情，一旦能找到某个隐秘的地方匆匆幽会，满足自己的欲望，哪怕风险再大也不惜一试。他们犹如升入了天堂。
这件事的结局竟会如此悲惨，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现在轮到我问洛先生了。
“他在德克斯特与法米罗公司上班。你知道的，就是那家航运公司。他工作出色，身上带有写给总督等官员的推荐信。那时我在新加坡。我想，我第一次是在俱乐部里见到他的。他精通各种运动和游戏，擅长马球，网球也打得很好，谁都喜欢他。”
“他有喝酒之类的嗜好吗？”
“没有！”亚瑟·洛用强调的语气说，“他非常优秀。女人都被他迷得神魂颠倒，这也不能怪她们。他是我见过的最体面的年轻人。”
我扭头问洛太太：
“你认识他吗？”
“算认识吧。我和亚瑟结婚后去了霹雳州。他很可爱，我记得很清楚。我从没有见过有哪个男人长着那么长的眼睫毛。”
“他出国后很长时间没有回来。我想有五年吧。我不想用陈词滥调来形容他，可是我没法用别的话来说他。他口碑很好，有那么一些人认为他只是靠关系得到了这么好的一份职业，所以对他颇有微词，但是这些人都无法否认他干得很出色。我们知道他在外交部任职，可他从不张扬炫耀。”
“我觉得他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洛太太插话说，“他总是那么生气勃勃，同他聊会儿天都会让你觉得有精气神儿。”
“在他坐船出发之前，他举办了一个热闹的欢送会。我碰巧去新加坡办事，要在那里待两天，所以我也去参加了在欧罗巴酒店举办的晚宴。我们都开怀畅饮，席间一片欢声笑语。有很多人来给他饯行。他只是要去六个月。我想大家都盼着他早日归来。他要是没走就好了。”
“为什么？后来出什么事了？”
“我说不清楚。后来我离开那里，去了北部。”
太扫兴了！说真的，自己瞎编一个故事也要比讲述真人真事更容易。讲真人真事难就难在，你不仅只能猜测他们的行为动机，甚至对他们在关键时刻做了什么也一无所知。
“他是个很好的小伙子，但不算是我们的好朋友。你也知道，新加坡有很多小圈子，他结交的是我们接触不到的上流圈子。我们去了北部后，就把他忘到脑后了。可是有一天我在俱乐部里听到有两个人在聊天：沃尔顿和肯宁。沃尔顿刚从新加坡回来。那儿举办了一场大型马球比赛。
“‘埃尔蒙德参加了吗？’肯宁问。
“‘他肯定没有参加，’沃尔顿说，‘上个赛季他就被踢出了球队。’
“我插嘴问了一句。
“‘你们在说什么？’
“‘你不知道吗？’沃尔顿说，‘他完啦，这个倒霉鬼。’
“‘怎么回事？’我问。
“‘酗酒。’
“‘是的，我也听说了。’沃尔顿说，‘反正他好景不长啦！’
“‘他可得小心了，这样下去早晚会丢掉工作的。’肯宁说。
“‘我闹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洛先生继续说，‘我觉得他是最不可能干那种事的人。他是个十分典型的英国人，怎么说都是个正人君子。据我所知，杰克度假后返回新加坡时跟沃尔顿同坐一艘船，他是在马赛上的船。他好像情绪很低落，不过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很多人离开家回去上班都不会感觉好受的；他不停地喝酒——这也是很多人都会做的事。可是沃尔顿说他的表现特别怪异，好像丢了魂儿似的。他是个一向兴致勃勃的人，所以这个变化很容易看出来。在那之前大家都知道他同一个英国姑娘订了婚，所以船上的人想当然地认为是那姑娘把他抛弃了。’”
“亚瑟告诉我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说的。”洛太太说，“毕竟离开一个姑娘五年时间还是太长了。”
“不管怎么说，大家觉得他回去工作后就会走出阴影的。可是很不幸，他的心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很多人都喜欢他，他们竭力劝他振作起来。但是无济于事。他只是叫他们别多管闲事。他变得气急败坏，态度很粗暴。这样的表现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一向对每个人都是和和气气的。沃尔顿说简直难以相信这还是同一个人。政府部门不再看好他，很多其他人也都开始疏离他。奥尔蒙德夫人，也就是总督的太太，是个势利眼。她知道这个年轻人是有背景的，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她不会对他冷眼相待。他是个好小伙子，我是说杰克·埃尔蒙德，他落到这个境地不免令人惋惜。我也为他感到遗憾，你知道吧。不过当然啦，这倒也没有让我吃不下睡不好。几个月后，我有机会到了新加坡，我去俱乐部时，向那里的人打听了他的下落。他果然已经丢掉了工作，我听说他经常连着两三天都不去办公室，我还听说有人请他到苏门答腊去管理一个橡胶园，希望他离开新加坡的种种诱惑，这样也许可以重新振作起来。明摆着大家都那么喜欢他，不忍心看着他从此一蹶不振。可是什么都没用。他在苏门答腊没干多久又回到了新加坡。后来我听说他的模样都变得认不出来了。以前他总是衣着整洁，精神抖擞的，现在却变得衣衫褴褛，邋里邋遢，眼露凶光。俱乐部里有些熟悉他的人凑在一起商量怎么帮他一把。他们觉得应该给他一个机会，所以做了一番安排，把他送到沙捞越州去了。可还是没有用。依我看，他其实根本不想别人帮他。我认为他只想一死了之，越快越好。在那以后他就消失了，有人说他回国了，反正他被人遗忘了。你也知道，在马来联邦死人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所以，当我发现一个身披纱笼、满脸胡须的人死在三十英里外一所臭烘烘的房子里时，我觉得没什么可奇怪的。我根本没有想到会是杰克·埃尔蒙德，我好几年没有听到他的音讯了。”
“想想他那些年一定受了很多苦吧。”洛太太说，她眼里闪着泪花——她毕竟有一颗温柔善良的心。
“这件事完全难以解释。”洛先生说。
“为什么？”我问。
“这么说吧，如果他是对生活绝望了的话，为什么他刚出国时没有绝望呢？在头五年里他什么问题也没有，干得非常出色。如果他因为这件风流事而精神崩溃，那么按常理说，他更可能在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就崩溃。可是在那些年里他一直快活得很，谁都相信他是无忧无虑的。我听说的是，他休假回来后变了个人。”
“肯定是在伦敦的六个月里发生了什么，”洛太太说，“这是很明显的。”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啦。”洛先生叹息道。
“可是我们可以猜测啊。”我笑着说，“这就是小说家派得上用场的地方了。要我说说我的想法吗？”
“说吧。”
“嗯，我想在开头的五年里，他是因自己做出的牺牲而鼓着劲儿。他有骑士般的侠义心肠。为了救赎一个他最爱的女人，他甘愿放弃自己生活中的一切。我觉得他自始至终有一种精神升华的感觉：他依然爱这个女人，是一心一意的爱。我们大多数人会在爱情上朝三暮四，可是有些人却一生只能爱一次，我想他就是后面那种人。他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幸福感，因为他能为一个值得自己做出牺牲的人去牺牲自己的幸福。我想这个女人一定是他魂牵梦萦的。后来他回国了。我想他仍一如既往地爱着对方，而且完全相信对方也一样坚贞不渝地深爱着自己。我不知道他在期待什么，他可能认为对方终究会看清没有必要再压抑自己的情感，决定同他一起私奔。也可能是他知道对方依旧爱着自己就感到心满意足了。由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圈子，两人免不了会见面。他终于发现这个女人再也不爱他了，他看到这个曾经热情奔放的姑娘变成了举止拘谨、深谙世故的女人；他还看到，这个女人从来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深爱自己。他甚至可能怀疑，她是处心积虑引诱自己做出牺牲来拯救她自己。他在各种聚会上见到她，沉着镇定、得意扬扬。他终于明白，他原本认为这个女人所具备的一切美好品行其实只不过都是自己的想象，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因一时鬼迷心窍而误入歧途，如今时过境迁，她已回到自己的真实生活中。显赫的家族名望、财富、社会地位、成功的事业：这些才是她真正在意的东西。他牺牲了一切：他的朋友，他熟悉的生活环境，他的职业，他在这个世界有用武之地的才能，他的一切立身处世的优越条件——结果却是一场空。他被欺骗了，这是让他崩溃的原因。你的朋友沃尔顿说到了点子上，而你自己其实也留意到了，他说杰克好像丢了魂儿似的。事实就是这样。从此他不再有任何牵挂，或许更糟糕的是，尽管发生了这一切，虽然他认清了卡斯特伦夫人的真面目，但他依旧爱她。我知道，如果你一心一意爱上了一个人，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摆脱，而且你心里又知道这个人不值得爱，那就没有什么事情会比这更具有摧毁力。或许这就是他自暴自弃的原因。为了忘记，又为了记住。”
我长篇大论地一口气讲完了。
“这都只是你的猜想。”洛先生说。
“我知道这是猜想，”我答道，“但是我的猜想符合实际情况。”
“他一定有性格上的弱点。否则他完全可以去抗争，去战胜。”
“或许吧。或许像他这样有魅力的人身上总会有某些弱点的。或许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爱得刻骨铭心、爱得忘我。或许他根本不想去抗争，不想去战胜。我觉得我没法责备他。”
我没有再说下去，因为我怕他们夫妻俩会觉得我这样说未免有些刻薄。我心里想说，如果杰克·埃尔蒙德没有那么迷人的长睫毛，他也许现在还活得好好的，也许已经出任驻某个大国的外交使节，很有可能升为驻法国的大使呢。
“我们去客厅吧，”洛太太说，“仆人要收拾餐桌了。”
这就是杰克·埃尔蒙德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