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当然牵扯到白居易自己对文学的定位。他用很直接的表达方式去写民间受到赋税压迫活不下去的哀伤，当时的人们对白居易的乐府争议非常大。如果白居易认为他前面的诗没有意义，是不是我们今天应该不去读他前面的作品？我们会发现文学真的是两个矛盾同时在调整，文学本身绝对有对生命丰富的关怀。当我们读到白居易写的买花这件事，会觉得是不是我们在家里插花都应该愧疚？这一类所谓的乐府诗，比较倾向于社会道德层面的评价，很容易使我们最后下这样的结论。
可是我觉得必须把两部分结合起来，作为一个诗人的白居易才完整。我的意思是说，白居易的同情在《琵琶行》里也扩大了，在《长恨歌》里也扩大了。如果今天我有机会见到白居易，也许会跟他说我不赞成他的说法，我不赞成他把《长恨歌》、《琵琶行》都烧掉，我觉得里面有另外一种同情。他当时看到了这些卖炭翁的悲哀，折臂翁的悲哀，就觉得以前写的诗还是不要读了。可是文学关心的层面非常多，一个手臂折断的人的悲哀，一个从没有见到君王的白发宫女的悲哀，当然值得同情，可是悲哀还有其他不同层次，《琵琶行》里面年老嫁作商人妇的妓女，她弹着琵琶所叙述的生命里的悲哀，也是一种悲哀。
白居易的确是一个很优秀的文学家，他怀念一个朋友叫“刘十九”，两人很久没有见面了，就跟他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刚刚酿好的酒上面，有一层绿色的东西浮在上面，像绿色的蚂蚁一样。生上炉子热热酒吧，冬天很冷，要下雪了，你要不要过来喝一杯酒？只有二十个字，把对朋友的思念写得淋漓尽致。诗中的颜色非常美丽，绿蚁对红泥，新醅酒对小火炉，又有冷与暖之间的对照——这么有色彩感！文字用到这么完美，可是又这么简洁。
白居易会不会觉得这首诗对于百姓没有什么好处，也要删掉？我在读白居易的时候非常矛盾，替他矛盾，也替自己矛盾。在家里，也常常觉得有那么好的茶叶，不如泡一壶茶，找一个朋友来，看到白居易的文学理论，会觉得这样子是不是太贵族了，太文人气了。白居易自己也懂这是生活里面小小的品位和情调。我们不能因为读了《卖炭翁》、《新丰折臂翁》，就觉得这些部分应该完全从生活里面消失。也许我们会发现卖炭翁、折臂翁的生活里未尝没有这种情调，他们也会烧个小火炉，烤点鱿鱼，几个朋友一起来喝一点酒。读白居易的文学点评，可能会把文学理论变得僵化，我当然不希望大家了解完了古文运动，立刻走出去说：“好，我要革命了。”我觉得古文运动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对于自己的道德自觉，对自己在社会里的定位有多一重的思考，也会在专业领域，或者在生活当中对人有更多一点的同情。我想这是非常可贵的。
我故意把白居易某些大家很熟悉的绝句与他的乐府诗做对比。你可以看到两个白居易。有些诗句几乎不能想象是白居易写的。今天我们在任何时候读这样的诗，唱这样的歌，都觉得真是美好的东西。比如说这首《花非花》：“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他觉得生命不是那么清楚，也不是那么确定，对于生命有一种幻灭、一种怅然、一种对华丽不可把握的感觉。他可能在讲青春吧，因为他不是在讲花，不是在讲雾，也不是在讲梦。我觉得文学到了最精炼的时候是最好的。这有一点像象征派的诗，很像李商隐的风格。白居易很讨厌自己写这种诗，他觉得他应该去写折臂翁，不应该写这种诗。这种矛盾更突现了白居易的丰富，他两面都有，社会意识与道德主张这么强的诗人，竟然有如此浪漫的部分。
我很喜欢跟朋友讲白居易，我觉得白居易的矛盾是我们心里的矛盾，我爱美，爱美不见得与社会道德感冲突。也许正是因为爱美，刚好希望社会有正义与公理，因为美包含在公理与正义当中，公理与正义的推展，也包含着美的共同完成。一个人如果有性情上的美作为基础，在任何职位上，他要做的东西都是对的。柳宗元是世家子弟，他爱美，他觉得身为世家子弟，不要依靠父辈去做官，可以好好读书考试。等到做官了，他批判时政。被下放的时候，他也会考虑到身边有一个朋友，母亲很老，不应该贬到那么偏远的地区。这就是人性。有对于美的基础认同，每一步做起来都是人性的本质。
我特别希望大家可以同时读白居易的两类作品。把“花非花，雾非雾”放在《新丰折臂翁》旁边，真的像两个诗人写的东西。白居易内心中有一种痛苦，他觉得自己怎么会去写这样的诗。路上还有人被冻死、饿死，这是一种出于良知的惭愧；同时他又懂得美。他如果不懂美，不会把琵琶写到这么好。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写音乐写到这么好，他后来强迫自己不要去听那样的东西，他觉得如果卖炭翁遭遇如此悲惨，他应该到街头上去看这些人的生活。他有一点强迫自己进入一个令他痛苦的世界。
《慈乌夜啼》在我们的生活里有很大的影响力，它用各种象征，去诠释生命里的各种可能，我们今天的诗人未必能够写出这么好的生命感觉。“慈乌失其母，哑哑吐哀音。”这是写鸟失去母亲以后的悲哀。“昼夜不飞去，经年守故林。夜夜夜半啼，闻者为沾襟。声中如告诉，未尽反哺心。百鸟岂无母，尔独哀怨深。应是母慈重，使尔悲不任。昔有吴起者，母殁丧不临。嗟哉斯徒辈，其心不如禽。慈乌复慈乌，鸟中之曾参。”写得非常直白，我们看到白居易的诗越来越有一种道德意图，觉得一首诗应该清楚地传达意义，即使写鸟，也要写到鸟对于母亲的反哺没有完成的哀伤，如果是人，连这点都做不到，连禽兽都不如。读《慈乌夜啼》与读“花非花，雾非雾”，是非常不同的感觉。
白居易越来越觉得文学应该直接让人家知道，看完以后可以做什么，譬如说可以去孝顺。我不完全赞成他这样的说法。我觉得文学的功能在社会里是非常多重的。如果文学只有这个部分很危险，有可能真的变成教条。文学是人类很奇特的行为，必须真实，如果强迫大家读完这首诗以后必须孝顺母亲，这些人可能心里没有那个感觉，要做给人家看的时候，又变成假的。我觉得“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开启了另外一个美学领域，这个领域开了以后，人对于人的爱，对于生命的尊重，已经不是母亲不母亲的问题，而是对于一朵花都会尊重，都会疼惜，这是文学真正的力量。
在个人的生命当中，这两者之间怎么平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我敬佩白居易后来的极端，可是我并不完全赞成。如果要求文学艺术必须直接对社会有所改善，有可能带来不好的后果，尤其在穷困和没有人性的年代。这里面的一个关键，是白居易真正道德上有觉醒后才写《卖炭翁》，如果没有道德的觉醒，《卖炭翁》会变成样板戏。真正的道德自觉不应该是样板，应该是从每一个知识分子内心里面真正出来的自觉。一旦变成样板是蛮可怕的，因为会作假。讲清楚这一点，我才敢跟大家一起读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