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称诗国，诗是我国文学遗产中最光辉灿烂的部分，而唐诗又是其中最为通俗的一分子。
然而时至今日，即使是非常通俗的唐诗，也非一般社会公众所愿一顾者，更不必说不那么通俗的宋诗了。古今教育殊科导致今人对唐宋诗的典故、语辞不甚了了，固是原因之一，而其根本原因却在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距离古典精神渐行渐远。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人被宣布进入了“现代社会”，现代性成了知识人鼓吹的终极理想。学者通人对于何谓现代社会，何谓现代性，当然有各式各样的解释，我的看法则是，所谓的现代社会，即是以科学主义及平民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所谓现代性，即是对古典精神的反动。
古典精神意味着重精神，轻物质；重传统，轻时俗；重精英，轻大众，而现代性恰恰要对这一切进行“除魅”。七百年的风流儒雅在现代社会里，科学成了唯一的宗教，古人对于人格内在完善的追求，对于道德伦理的崇尚，在今人的眼中，都成了难以理喻的行为。古人对于传统永远心存敬畏，而今人则代之以激烈的破坏，而且美其名曰与时俱进。在现代社会，偶尔也会有披着古典外衣的艺术出现，比如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上海京剧院的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然而这些只不过是一种更加浅俗无聊的时尚。在崇尚精英的古人看来，高古、浑成之美至高无上，而倡导大众品格的现当代文学，百分之九十五关注的都是些人性的猥琐。一句话，古典精神是向上的，而现代性则是向下的。
近年来，已对现代性生厌的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这很正常。当现代性不能满足人性对于高贵和高雅的追求时，人们自然会呼唤古典的复归。坊间流传着各种版本的唐诗、宋诗，乃至明清诗的选本、注析本、鉴赏辞典，学者的高头讲章也是一本又一本地虚糜着纳税人的金钱，然而它们当中哪怕是比较好的著作，也无法回答下面的这些问题：何谓之诗？何谓之诗人？诗之优劣，该如何辨别？更不必说更多的作者己之昏昏，又如何能令人昭昭？
一般而言，对诗的欣赏有着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仅能感受到诗的音节铿锵、声韵流美，这是读诗的童蒙阶段。第二个层次，能稍知诗句文辞之美，会为一句两句警策的诗句而感动，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之类，大多数人的欣赏水平，便停留在这个层次。第三个层次，于寻章摘句之外，更能知人论世，明白一首诗的前世今生，它在艺术上的优长，这是学者的境界。而最高的层次，则为古人之哀乐，即我之哀乐，古人所处之境，所遇之事，所历之情，固不必为我所处之境，所遇之事，所历之情，而觉古人之所言，皆我之所欲言，只是被古人先一步道出。这时候，他认为好的诗都是篇不可句摘，章不可字求，他追求的是在生命层面上与古人神契。这种境界，是诗人的境界，一旦到了这种境界，读古人诗便成了一种至高的精神享受。
本书作者是一位真正的诗人，诗品人品，真醇罕匹，他对唐宋诗人诗心的剖析，自然非一般学者所能望其项背者。但是，他从未打算与今之学者争高竞长。他的用心，不止在于解诗传诗，更在于厚人伦美教化成风俗。他坚信诗教之功，如春雨之润，春阳之和，读诗学诗，都是为了拥有更加美好、更加高雅的人性。老杜诗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风化流行曰风流。儒雅，则是儒家给中国人最好的精神馈赠。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像本书作者那样，有足够厚的性情和足够好的天分，能写出淳雅深挚的诗句，但唐五代两宋七百年间诗人的风流儒雅，却是每一个敬畏传统、向往高贵高雅的中国人都应该勉力追慕的人文胜境。斯著之成，盖兴于诗而止于诗教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