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国民党军飞机分别从西安、太原和郑州机场起飞，对延安及其附近地区实施了猛烈轰炸。
国民党军出动的作战飞机数量惊人，其规模甚至超过了对日作战时期。包括从南京调来的八架B-24重型轰炸机、二十四架P-51战斗机，加上之前已部署在西北战场的C-46、C-47运输机，P-40、P-47战斗机以及B-25轰炸机，仅西安机场就聚集了各种作战飞机近百架。国民党空军军官们认为，从作战的角度上看，延安地区面积不大，且共产党军队没有防空能力，集中如此大的空军军力绝对是小题大做。
一颗炸弹落在了毛泽东的窑洞前面，爆炸掀起的气浪冲进窑洞，冲倒了桌子上的热水瓶，正在伏案批阅文件的毛泽东一动未动。
之前，国民党政府已发出通告，限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办事处的谈判代表和工作人员于三月五日前全部撤离。对此，中国共产党的表态是：“蒋方这一荒谬措施，无论是出于蒋介石本人的命令或是其他地方当局的胡作非为，都是表示蒋方已经决心最后破裂，放手大打下去，关死一切谈判之门……妄图内战到底，实现其武力消灭中共及全国民主势力的阴谋。”
蒋介石将胡宗南召至南京，详细商定了直捣延安的作战计划。
胡宗南意识到他建立“殊勋”的时刻到了。
自内战全面爆发以来，国民党军在各地战果不大，部队却损失不小，而共产党人的军事力量并没有明显削弱。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放弃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在东北和晋察冀转取守势，加强对陕北和山东的进攻——“我们在全国各剿匪区域中，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凡是匪军的老巢……及其发号施令的首脑部的所在地，必须犁庭扫穴，切实攻占……在主战场决战时期，其他支战场唯忍痛一时，缩小防区，集中兵力，以期固守。”——至少在一九四七年初，蒋介石心目中的“主战场”已经走火入魔地集中在了延安这一个点上。
“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国际地位”。胡宗南最终制定的作战计划是：右兵团由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指挥，率整编第一师三个旅、整编二十七师两个旅，整编九十师两个旅，由宜川北面的平陆堡至龙泉镇之间进入攻击位置，占领临真、金盆湾等地，然后沿着金延大道两侧向延安的东北方向攻击前进；左兵团由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指挥，率整编三十六师两个旅，整编十五师一个旅，整编十七师一个旅，由洛川北面的段仙子至旧县之间进入攻击位置，占领鄜县（富县）、茶坊、甘泉等地，然后沿着洛河东岸和咸榆公路向延安西南地区攻击前进。总预备队为整编第十师主力、整编七十六师的两个旅、整编十七师的两个旅等部队，集结在洛川、咸阳、平凉等地待命。另外，由整编七十六师的一个旅和陕西保安部队、甘肃保安部队组成陇东兵团，在攻击行动开始后，以营为单位伪装主力向保安、安塞、延安方向佯攻袭扰。整编十七师的两个旅负责保护后方交通线和前方的粮食与弹药补给。前进指挥所位于洛川，由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裴昌会中将任指挥所主任。
三月六日，胡宗南秘密登上了前往洛川的专列。
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机要秘书熊向晖。
踌躇满志的胡宗南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十分信任的这位年轻的军官，竟然是一名中共秘密党员。熊向晖的这一身份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五日才暴露出来。那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中的宴会上指着熊向晖向出席宴会的原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张治中说：“认识吧？”张治中说：“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张治中正茫然惊愕时，周恩来解释说：“他是一九三六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当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先看到了。”
就在熊向晖跟随胡宗南前往洛川之前不久，他刚刚经历了一次风险。负责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周恩来，在一次乘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南京时，把自己的笔记本丢在了专机上。笔记本中记有熊向晖的地址，在地址的旁边注有一个“熊”字。马歇尔的副官很快就以传递绝密文件的方式把笔记本送了回来，但是周恩来无法判断其内容是否被照相并送给蒋介石过目。周恩来立即设想了几个应急措施以保证熊向晖的安全，包括把他秘密转移到解放区去，或是让他申请结婚并出国留学。但是，观察了数天之后，熊向晖并没有发现胡宗南对他有任何怀疑的迹象。胡宗南还特意把熊向晖召去，对他说：“你的婚期推迟三个月。要打延安了。打完这一仗，你再走……你写信告诉新娘子，就说我有急事要你处理，对她不要提打延安。”然后，胡宗南给了他一个公文包，让他根据里面的文件准备一份作战草图，同时草拟一份占领延安后的“施政纲领”——公文包里放着经过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和一份陕北共军兵力配置表。此时，熊向晖才确定，他的身份并没有因为周恩来的一次严重疏忽而暴露。按照中国人的判断，马歇尔肯定会翻看周恩来的笔记本，但是此事呈现的结果却仿佛是马歇尔并没有看过其中的任何一个字——美国人的心理不好猜测。
熊向晖，这位后来成为新中国著名外交官的共产党人，一九四七年当胡宗南全面进攻延安时，他给延安方面不断提供的绝密情报，由于事件的极其特殊，无疑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潜在的巨大影响，尽管后来绝少有人提及那段往事。
毛泽东曾说，熊向晖顶几个师。
胡宗南要求“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进行”。他责成熊向晖起草“施政纲领”时“要比共产党还革命”，以“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为主旨，要点包括：“实行政治民主，穷人当家做主”；“豁免田赋三年，实行耕者有其田”；“普及教育，村办小学，乡办中学，县办大学”；“不吃民粮、不住民房、不拉民夫、不征民车”以及“拥护国民党”和“拥护蒋主席”等等。关于文件的名称，胡宗南说：“不要用‘收复’、‘光复’，那不是革命的字眼儿。要用‘解放’，这才是革命的字眼儿。”于是，纲领全名为“国军解放延安及陕北地区后施政纲领”。同时，根据胡宗南的要求，熊向晖还准备了一台可以随时收听延安广播的收音机，并带上了《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精忠说岳传》等长篇小说——胡宗南说，仗打起来，就是军长师长旅长们的事了，他只需要等着看捷报。于战火中阅读小说方能显出大将风度。
胡宗南在铜川下了专列，换乘吉普车继续前行，于三月九日到达洛川前进指挥所。第二天，胡宗南在洛川召开旅以上将领作战会议，会议最后确定的攻击时间是十四日拂晓。
“毛主席很想守住延安，粉碎蒋介石进犯延安的计划。”胡乔木后来回忆说。虽然毛泽东已做好放弃延安的最坏打算，但他仍对保住延安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当有外国记者问他国民党军是否有进攻延安的企图时，毛泽东的回答是：“进攻延安的计划早已定了，还要打，但有很大可能是我们把进犯的军队打垮。”毛泽东的乐观基于他对形势的如下分析：向延安进攻的国民党军虽然强大，但终究是在向全国解放区进攻失利之后，士气不免沮丧。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派系复杂，矛盾重重，各自为保存实力不会积极协同作战。而陕甘宁边区经过共产党人近十年的经营，民众有较高的战斗决心。西北部队虽兵力不多，装备也差，但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良好的军事素质和高昂的战斗士气，西北的地形也有利于我军的防御作战。只要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因素，采取积极防御、内外结合的方针，是可以粉碎胡宗南的进攻，胜利地保卫延安的。
三月六日，毛泽东电令陈赓率五个旅南渡黄河，袭击陇海铁路洛阳至潼关段胡宗南部侧后的重要据点，以调动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回援。为配合陈赓部作战，毛泽东又电令晋冀鲁豫野战军同时攻击平汉路：
刘（刘伯承）邓（邓小平）并告陈（陈赓）谢（谢富治），王（王新亭）孙（孙定国），韩（韩钧），滕（滕代远）薄（薄一波）王（王宏坤）：
鱼（六日）午电谅达。陈谢率五个旅寅（三月）皓（十九日）渡河袭占陇海潼洛线，为调动胡（胡宗南）军、保卫延安最好办法。你们休整务于寅删（十五日）前结束，期于寅皓与陈谢渡河同时攻击平汉线。第一个战斗结束后，应会合太行兵团连续举行第二个、第三个及更多战斗。你们应将后方移至太行一个时期，面向平汉、道清（河南道口镇至清化镇）作战，直接援助陈谢。此役关系重大，望速做准备。胡宗南指挥第一师三个旅、九十师两个旅、二十七师两个旅［一个团位于大宁］、三十六师两个旅、十七师两个旅、七十六师三个旅、十五师一个旅及一个保安旅、一个骑兵旅共十七个旅，除一部守备陇东、关中外，主力正向宜川、洛川、中部（今黄陵）之线急进，寅灰（十日）可集中完毕，寅删可能开始进攻［亦有可能延至寅删、寅号（二十日）之间］。我现布置内线纵深防御可能迟滞十天时间，主要依靠陈谢从外线解围。估计陈谢五个旅切断潼洛必能引起变化，即使突入延安亦难持久。而陈谢在潼洛之行动又需你们积极援助。此次胡军攻延带着慌张神情，山西仅留四个旅，西兰（西安至兰州）公路及陇海线均甚空虚，集中全力孤注一掷。判断系因山东及冀鲁豫两区失败，薛岳去职，顾祝同调徐，胡宗南实际上主持郑州军事。急欲抽兵进攻豫北，故先给延安一个打击。而我们则须保持延安及边区，以便钳制胡军。只要延安及边区存在，即能钳制大量胡军不敢东调。你们准备情形盼告。
军委
寅鱼亥（亥时）
保卫延安的防御部署全面展开了：以教导旅、警备七团在富县、临真以北地区进行运动防御；以第一纵队和新编第四旅于富县西南地域待命出击；以警备第一旅和警备第五团在关中及陇东地区寻机打小的歼灭战。后来临危受命指挥西北战场作战的彭德怀说：“中央命我负责西北。有的同志说，队伍只两万多人，是不是太少了呢？我在会上讲了，不是人少的问题，问题在于我能不能代表这两万多人的勇敢，做他们的表率。”
十日，局势发生了变化。当负责外线作战的刘邓部和陈谢部还没准备就绪的时候，胡宗南的近十五万大军已经集结完毕，国民党军对延安发起的攻击近在眼前，毛泽东设想的以“内线防御，外线解围”的战略保住延安的计划似乎已经没有了实施的时间——胡宗南调动部队的数量和速度显示出他占领延安的决心异常坚决。
春寒料峭，彭德怀奉毛泽东之命前往防御前沿金盆湾、三十里铺和富县视察。这一线是胡宗南部自南向北进攻的必经之路，距离延安仅有四十多公里。高高的黄土坡间夹着深深的沟壑，放眼望去，天高云淡。在金盆湾，彭德怀问教导旅旅长罗元发能坚持几天，罗旅长回答说能坚持五天。彭德怀知道这个回答已经很有勇气了，因为部队的兵力实在太少，且平均每支枪不足十发子弹。彭德怀命令罗元发尽量阻击，但不是死守，要在保存自己的同时尽力迟滞敌人，在这个前提下争取把敌人阻挡一个星期。
彭德怀预感到：放弃延安已经不可避免。
几天前，彭德怀曾提出放弃延安，诱敌深入，将胡宗南主力部队消灭在内线。但是，毛泽东对他的建议没有表态。
十一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是否放弃延安的问题被明确提出。在决定急调晋绥军区王震部的两个旅自吕梁地区西渡黄河加入延安防御作战之后，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放弃延安的设想，并表示同意彭德怀关于在内线打击胡宗南的建议。毛泽东说，战场可以选在延安以北的山区。
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对放弃延安忧心忡忡，他骑马从枣园赶到毛泽东的住处王家坪，问毛主席“可否设法保住延安”，毛泽东对师哲说的“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的一番话堪称经典：
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但是，对于陕甘宁解放区的百姓来讲，延安确实是让他们舍不得丢弃的无价之宝。一位农民给毛泽东送来了一担粮食，他说这些粮食够毛主席吃一年的，这样毛主席“就不必参加生产劳动了”。这位农民先在毛泽东的窑洞里住了一晚，毛泽东送给他一包糖；他又在朱德的窑洞里住了一晚，朱德送给他一些自己种的西红柿。毛泽东还收到一位农民的来信，这封被外国记者写成英文的原件再翻译成中文，读起来有点拗口，但内容是真实的。信件来自距延安不远的一个叫朱宁的村庄：
亲爱的毛主席：我们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我们清算了十一家地主和恶霸，夺回了所有我们祖先开垦的大好土地——肥沃平坦的河边土地——现在这些地又是我们自己的土地了。我们算清并夺回了地主夺走的血汗钱。我们买了牛，买了驴，还有取暖用的燃料。我们炕上都有了枕头。农历除夕那天，几乎家家都有人去赶集，买羊肉包饺子，买红纸写春联，买布娃娃送给孩子。我们还都买了您的画像！当我们想起往年春节藏在山洞里，爬进地道躲债的时候，再想到今天有肉馅饺子吃，我们打心眼里感到幸福。春节之后，我们一定按照您的教导，搞好生产。我们听说卖国贼蒋介石将要进攻您居住的地方——延安，他的企图绝不能得逞。我们即使掉脑袋，也要和他拼到底……
毛泽东在向百姓解释为什么要放弃延安时，他把延安比喻成一个装满金银财宝的大包袱，而把蒋介石和胡宗南比喻成半路打劫的强盗：
譬如有一个人，背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尽是金银财宝，碰见了个拦路打劫的强盗，要抢他的财宝。这个人该怎么办呢？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要是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就丢了。反过来，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跟强盗对拼，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共产党人早在几个月前就把重要的物资进行了转移和疏散，仅高级干部交上来的重要文件和机要处保存的机密电报就达五万多份，根据毛泽东下达的“片纸只字也不要落在敌人手里”的指示，除了集中烧毁的十几箱文件之外，不能销毁的重要档案在万分机密的情况下于保安县的一个农场里藏了十六箱，于清涧县的十家塬子村藏了十三箱。延安还展开了完全彻底的坚壁清野，包括搬不走的家具桌椅也要一根木条不留。最难藏的是粮食，在村干部的带领下，百姓一袋袋地往山上背，实在背不动了，想出个就地掩埋的办法，先挖个又大又深的坑，把粮食埋起来，再用秫秸伪装好。在延安方圆二十里的范围内，农民们连碾米磨面的石磨都藏了起来，他们决心把胡宗南饿死在延安。
十三日，胡宗南对延安的大规模轰炸开始了。之后，便是地面部队分多路以密集队形发起的攻击。战斗最激烈处在金盆湾一线，国民党军整编九十师以五十三旅和六十一旅分两路发动持续冲击，但始终进展缓慢，原因除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层层阻击之外，还有民兵埋设的大量地雷给国民党军官兵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恐慌：
金盆湾以南约有十里一段的地区，解放军到处埋设土造地雷，进攻部队在前进途中不时发生触雷事情，炸伤炸死人马不少。每前进一步，都要先派工兵进行搜雷扫雷工作，因之，行动甚为缓慢。占领金盆湾后，发生触雷事情更多，每一房舍或窑洞，门槛下、灶火里、坑洞里、水缸里、门背后、窗户上都有埋设或拴上地雷的可能，只要走进房内，谁要粗心大意，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就会被炸伤炸死。弄得人人精神紧张，谁也不敢进屋，谁都不敢动手。
十六日，胡宗南部全线突破保卫延安的第一道防御阵地。
同日，毛泽东命令陕甘宁边区所有部队统归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和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以张宗逊的第一纵队、王震的第二纵队、罗元发的教导旅、张贤约的新四旅共同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任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
为给党政机关和群众撤离尽量争取时间，彭德怀调整部署，白天以少量部队死守要点，夜晚出兵袭击敌人的主力，迫使胡宗南部每日推进不足五公里。此时，依然留在延安的几个外国记者，就放弃延安一事询问表情严峻的彭德怀和神态轻松的毛泽东。彭德怀说，蒋介石除了一点面子之外，什么也得不到，“如果他把他的军队全都消耗在面子上，他就完蛋了”。毛泽东则说：“延安当然能守住好，丢了它我们照样能过。”
十八日，延安城里已经可以听见清晰的枪声。胡宗南的主力部队逼近了延安南面的三十里铺。刚刚率部赶到延安的王震立即去看毛泽东，他充满担忧地问：“敌占领延安后，是不是想用重兵把我们击溃，消灭我们？”毛泽东说：“不会的。他是想把我们赶过黄河去。胡宗南可不是你王胡子，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下午，毛泽东、周恩来与西北野战兵团领导一起开会，研究撤出延安后的作战部署，毛泽东说：“敌人要来了，我们准备给他打扫房子。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敌人大军压境，枪炮声越来越近，延安的大规模撤离却没有发生任何混乱。外国记者感叹道：“延安的孩子们在撤离城市的时刻都懂得‘城市无关紧要’，主要任务在于‘消灭有生力量’。他们一边像美国孩子计算全国棒球决赛的场次一样热切地计算着被消灭的蒋介石军队的数目，一边若无其事地跟随着母亲转移到山里。”记者问一个没有跟随母亲转移的孩子“为什么不和妈妈一起走”，这个正在自己准备小行李的孩子安静地回答：“妈妈不在我们的组里。”
傍晚，延安城里响起了一连串的手榴弹爆炸声，彭德怀冲进毛泽东的窑洞大喊：“主席还不快走！一分钟也不能待了！”毛泽东说：“我说过，我是要最后一个撤离延安的。我还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呢！”
此时，胡宗南的先头部队距延安只有七公里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晚二十时，毛泽东离开了延安。
毛泽东撤离延安转战陕北
最后离开延安的是彭德怀。十九日拂晓，将执行阻击任务的各部队撤退路线部署完毕后，彭德怀率兵团指挥机关顺着王家坪后沟的一条小路上山了。
十八日，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命令部队全力攻击，黄昏时分，整编九十师推进到距延安七公里处。这时，师长陈武接到先头部队六十一旅旅长的报告，说刚刚窃听到共军的电话，延安正在命令部队迅速脱离战场。陈师长异常兴奋，立即命令参谋准确核实左翼整编第一师的位置。不一会儿，他得到报告，整编第一师在杨家坪的左后方，从距离延安的路程上算，比整编九十师落后了十五里。陈师长猛然醒悟到：如果按照既定速度推进，明天，等第一师到达自己现在的位置时，他的整编九十师早已进入延安了。陈武不禁庆幸自己的命运竟然如此之好，整个国军有多少个师长，而占领延安这个天大的功劳就这样神差鬼使地落在自己头上了！能得到的赏赐自不必说，胡宗南已经承诺，首先攻占延安的部队赏法币一千万元；更重要的是，自己很快就会名扬全国，然后直线晋升，高官厚禄，说不定还会永垂青史。
陈师长正兴奋得难以入眠，夜半时分，军长董钊的命令到了：明日上午九时，整编九十师由现位置出击，“攻击目标为宝塔山至清凉山之线及其以东地区”。——陈武顿感天塌地陷。军长的命令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不让整编九十师进入延安城，二是让整编第一师赶在自己前面占领延安。
陈师长的愤怒无以言表：“为将帅者要取信于人，最贵的是待下公平，其次是赏罚严明。如果存私心，图私利，必然招致上下不和、士不用命的恶果。我们九十师从十七日起连续两天担任强攻，牺牲很大，而第一师未遇激烈战斗，并且行动迟缓，落后十五里。这时眼看延安唾手可得，却来限制九十师的行动，偏袒第一师要它去立功，真他妈岂有此理！”
果然，第二天凌晨一时，整编第一师赶了上来，插到了整编九十师攻击的正面，强占了整编九十师前进的道路。陈武派出参谋前去阻挡，但却被整编第一师的人骂了回来。整编第一师的一个团长说：“我们奉命去占领延安，如果贻误军机，小心你们的脑袋！”陈师长知道占领延安不是个小事，不敢再轻举妄动。然而，紧跟在第一师后面，还有大量的行李和辎重，人马一齐上来壅塞了道路。这下陈武不干了，派出师警卫队挡住了整编第一师的行李和辎重。结果两个部队全部拥挤在一条小路上，乱成了一团。
让整编第一师首先进入延安，是胡宗南的命令。他的命令还包括：首先进入延安的部队只能是整编第一师的第一旅。胡宗南必须让自己起家的部队独占战功。
十九日上午十时，整编第一师和整编九十师拥挤着接近了延安城。整编第一师一六七旅首先占领了宝塔山，胡宗南的参谋人员请示说，是否向蒋介石报捷？胡宗南说等一等。等了一会儿，前线又传来报告说，陈武的整编九十师已进入延安城郊。胡宗南依旧没有向蒋介石报告。此刻，陈武已经站在宝塔山上，从这里可以看见延安城的全貌，听得见山沟里还有零星的枪声。陈武对身边的人说：“过去有人出胡宗南的洋相，说他只是个做连长的材料，今天我看董钊的才能只配当一个排长，不配作军长，更不配作兵团司令。今天如果敌方有一支强大部队进行反击，我看延安城下非闹出大笑话不可。”说话的时候，陈武看见第一师的部队猬集在西山的山腰处，胡乱打机枪就是不敢前进。当西山山顶上几个彭德怀部的官兵撤走后，所有的枪声终于停止了。
消息传来：整编第一师第一旅“经过血战”，已经首先占领延安。
胡宗南在洛川指挥所得到的前方报告是：延安是一座空城，没有人，也没可以缴获的东西，整个战斗“歼敌”大约千余。
胡宗南经反复推敲，向中央社发出两则电讯稿，同时向蒋介石报捷：
［中央社西安十九日下午四时急电］陕北共军自企图南犯以来，国军即予以猛烈反击，昨［十八日］下午进抵距延安十公里处，经一度激烈战事后，今［十九日］上午十时，已收复延安，同时占领该县东南郊之宝塔山，战果正在调查中。
［中央社西安十九日下午五时急电］共军为配合莫斯科会议向西安发动之大规模攻势，今已为国军完全摧毁。共军之老巢延安，于本日上午十时为国军完全收复……据初步统计，共军伤亡约一万余，投诚二千余。国军乃于本日上午十时，完全占领延安。
很快，胡宗南接到了蒋介石的嘉奖电：
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占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赏！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中正
胡宗南由中将晋升为上将。
享受荣耀的胡宗南很快就接到了蒋介石新的命令：十天后，中外记者团要来延安参观，必须做好一切接待准备，以让全中国人“领略中央实为其解放之救星也”。
三月二十四日中午，胡宗南进入延安城。
国防部组织的记者团就要来了，如何落实蒋介石的接待指示，让胡宗南费尽了脑汁。胡宗南命令工兵在延安近郊赶挖“坟墓”，以示战况之激烈；又把自己仓库里的旧武器和旧装备运到延安，以布置战利品展览。最头疼的问题是“俘虏”。当初占领延安时，对外编造了“生俘万余”的新闻，后来的宣传越来越走样，逐渐变成了“生俘两万余”。而共产党广播电台不断地声称，如果真是俘虏了两万人的话，你们敢不敢也像我们一样，把俘虏的姓名、职务在你们的电台上一一报告呢？经过研究，胡宗南命令整编二十七师完成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挑选一部分士兵充当共军的俘虏，还要挑选出三名军官，其中两个充当共军的团长，一个充当共军的旅长，并抓紧对这些“俘虏”进行对答问题的训练。胡宗南表示，他并不赞成弄虚作假，但是为了“革命”，不得已而为之。
几天之后，胡宗南亲自检查了“俘虏”的准备工作。在查问一个冒充共军被俘旅长的军官时，胡宗南火了。这个精心挑选出来的湖南人，见了胡宗南不停地点头哈腰，胡宗南厉声说，满口的国军腔，哪有一点像共军，真是统统不懂革命！共军要“骂娘”，就是骂蒋介石是卖国贼，骂国民党是刮民党。要用共军的语气，要表现出“被俘不屈”的样子。这个湖南籍的下层军官无论如何不敢骂蒋介石，也装不出大义凛然的样子。胡宗南板着脸说：“做得好，升官；如果说出这是谁布置的，砍头。”胡宗南走后，这位军官开始享受旅长的伙食，并被装上了胡子，安排在一间光线较暗的房间里等着记者们到来。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三日《中央日报》记者龚选舞报道：
屋子里住的是中共一个旅的副司令员，胖胖的，腮下黑黑的，是二十天来没有“清算”过的胡子。他不愿讲话，讲起话来却是一大堆硬派的名词：“斗争”、“消灭国民党军”、“你们阵地战，我们就运动战”，“你打进我们的延安，我们也可以打下你们的西安”。当记者向他透露瓦窑堡已被国军克服的消息时，仍是摇头喷鼻，表示不相信这是事实。
胡宗南想出了种种花样，在彰显他的功绩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彰显他的思想。为了迅速把延安“布置”起来，他下令动用大型军用车队把西安那些想趁机捞上一把的商家们拉到延安来开业，他甚至还派人从西安招来一些说评书和唱大鼓的艺人。延安的南关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市场，茶馆和饭馆开张的时候很是热闹，但是陆续回来的延安居民始终不过两千，有一条名为铁匠街的街道始终没有一个人回家——没有居民，市场再热闹有什么用？胡宗南派人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活动，强烈要求将延安改名为“宗南县”，而且决定把未来的“宗南县”开辟成一个著名的避暑胜地，把全中国的游客从庐山吸引到延安来。他指示有关部门赶快修建通往延安的铁路，还准备把西安的碑林搬到宝塔山来，然后让蒋介石题写“直捣黄龙”四个大字，刻在石碑上立于宝塔山山顶。胡宗南最得意的创举，就是在延安开设了一个“为人民服务处”。胡宗南曾派人到民众中调查“是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得到的回答大多是“谁让我们安居乐业谁就好”；而问到一群孩子的时候，孩子们竟然唱起了“东方红”。胡宗南还听说，自国民党军占领延安之后，有共产党人经常潜回延安，尽管他张贴了奖赏布告，但就是没有一个民众前来告密。为什么延安被共党“赤化”得如此之深？胡宗南思考的结果是：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很有煽动性。于是，他立即命令成立“为人民服务处”，服务内容包括发放赈济、免费治病、代写书信等等。“为人民服务处”挂牌那天很是热闹，因为张贴的通告说，延安城内不管男女老幼，只要来就发给救济金法币二十元，或者布二尺，或者米二升。“为人民服务处”门口拥挤了几天之后，胡宗南发现这样下去实在难以承担，更重要的是民众依旧不说国民党的好话，所有的服务内容只好停止。
接着，一个惊人的消息传遍了全中国：胡长官要结婚了。
新娘还是戴笠介绍的那个军统女成员叶霞翟。
《观察》周刊评论道：“胡宗南这个神秘的不娶将军，居然因为延安攻下，素志得偿而结婚了。他该是如何兴奋，以为从此西北可以稍定了，十年戍守自此可以稍松一口气了。”
对于五十一岁的胡宗南来说，他的结婚和他的“为人民服务处”一样，象征意义大于实际需求——“我和琴斋（胡宗南，别号琴斋）的婚恋，既是马拉松，又是闪电式。马拉松，光恋爱就谈了十年；闪电式，我头天在南京接到电报，第二天就飞西安结婚，第三天他又把我送回了南京。”叶霞翟说。
被莫大的荣耀、纷乱的幻想和无边的憧憬折磨得有些神经质的胡宗南，眼下最大的苦恼是：共产党在西北的主力军怎么说也有几万人，走到哪里也应该是浩浩荡荡的队伍，但是空军就是说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踪影，难道数万人马辎重能钻到地下去？中共首脑机关，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小电台，车辆随从，别说隐蔽不易，就是美国最新式、最灵敏的电台测向设备也没能找到他们的踪迹，难道中共首脑以及他们的机关散伙了不成？
胡宗南进入延安的第二天，他来到毛泽东住过的枣园窑洞，在窑洞里的桌子上他看见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
这张字条出自谁手？
走出窑洞，胡宗南举目望去，三月的陕北高原，乍暖还寒，草木萧疏，远方风沙弥漫。
毛泽东到底去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