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架带有美军标志的飞机在中国黄土沟壑的上空盘旋。
这是一九四四年七月里的一天。
在此之前，因为很少有飞机在延安降落，这个共产党中央所驻扎的偏僻小城内还没有称得上机场的设施。现在，那个被称为“机场”的地方只是一片较为平坦的空地。
正是盟军实施诺曼底登陆的那段日子，大半个欧洲都被战场上空的阴霾所笼罩。但是，在亚洲战场的中国战区，进入夏季以来却十分干燥。由于手中有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事先亲自起草的一封关于这块空地的规模、走向以及各种可以利用的地面标记的电报，驾驶飞机的美军飞行员很快就发现了那个“机场”，并且迅速地俯冲下去——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享受此刻奇异的感觉：当盟军飞行员在湿气浓重的欧洲云层中躲避德军密集的对空炮火时，他们身边的天空却出奇的湛蓝宁静。更重要的是，在机翼下这片充满神秘色彩的土地上等待他们的，是无论意识形态还是生活方式都被蒋介石政府描绘得千奇百怪的共产党人以及追随着他们的士兵与百姓。这一切，都使得美军飞行员此刻的行动如同一次氛围奇特的飞行表演——但是，还是出事了。飞机的轮子刚刚接触地面，左轮猛地撞上一个看似松软实际上异常坚硬的黄土堆，机身立即向左倾斜，瞬间变成一团带着尖厉呼啸的巨大的黄色烟尘，烟尘在接近那片空地尽头的时候戛然而止，机头戳在地上使整个飞机几乎竖立起来，机舱的左侧裂开一个大窟窿。驾驶和乘坐这架飞机的数名美国军人惊魂未定地从机舱里爬了出来，他们显然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他们立即感受到延安炙热耀眼的阳光和浓烈醇厚的黄土气味。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发生在中国的规模巨大的战争——战争的一方称之为“解放战争”，另一方称之为“戡乱战争”——毫无疑问是一场典型的内战。但是，自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发生在世界任何区域的所谓“内战”，仅仅是对交战对象和战场地理的界定而已，其影响毫无例外会超出战争发生国的国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际社会的各个方面——叙述二十世纪中叶发生在中国的那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必须从战争爆发前一年一架倒霉的美国飞机开始。因为，当那架飞机在跑道尽头变成一团跌跌撞撞的烟尘的时候，站在那片空地边的延安军民惊骇的叫声以及爬出飞机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迷茫的神色，无疑是中国即将进入的那段动荡岁月和即将爆发的那场战争的极具意味的开端。
那个夏天，美国人急于飞往延安的原因是：首先，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对日作战中一再失利，而蒋介石需求的对华援助越来越多，引起美国朝野的一片不满。其二，美军已经开始轰炸敌后日军目标，迫切需要共产党抗日武装提供有关情报和营救降落在敌后的美军飞行员。其三，或许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即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已经发展到令人无法忽视的程度，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并了解他们，是战后美国政府制定符合美国利益的对华政策所必需的。正是这一切，使得一九四四年夏季仍处在数十万国民党军封锁中的延安，突然间热闹起来。
延安，中国当代史上一个奇特的地方。延安的历史，已使它从一个普通的地名，变成一个含义复杂的政治词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片土地贫瘠、植被稀疏、被国民党政府称为“匪区”的地方，却被全中国的热血青年视为寻求民族解放和国家新生的神圣之地。在延安散落着泥屋和窑洞的数条干涸的河川之中，聚集着当时中国最富社会理想与政治抱负的精英，聚集着经过万里长征幸存下来的共产党官兵，聚集着因为向往一个崭新的国家远道而来的学者、作家、画家、作曲家。延安指挥的武装力量遍布整个中国，人数已达六十三万之众——在某种程度上讲，这里就是一个“国家”，尽管蒋介石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其合法性。
在美军观察组到来之前，无论蒋介石怎样阻挠，一个渴望踏上这块神秘土地的中外记者团，还是在盟军开始诺曼底登陆作战的第三天来到延安。中外记者们发现，共产党人在这片黄土地上所创造的一切，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意外和新奇纷至沓来。共产党军队总司令朱德宴请了他们，并和他们一起欣赏了艺术家们演唱的《同盟国进行曲》和《黄河大合唱》。被国民党报刊描绘成“匪首”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性情温和，除了不断地吸烟之外，这个高个子长头发的南方人举止从容不迫、神态安然自得。在回答记者们提出的“国共两党是选择战争还是和解”这个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共产党人和人民的选择不是内战，而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中外记者们从日常生活的层面上认识了毛泽东——“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我们在内的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美军观察组虽然被延安的一个黄土堆弄得心惊肉跳，但是《解放日报》刊发的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还是让美国人十分高兴。社论不但说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而且据说社论标题中的“战友们”三个字，是毛泽东亲自加上的。共产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一一向美军观察组介绍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介绍是极其详细的，仅彭德怀关于八路军在华北的抗战就整整讲了三天。毛泽东对随行的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表示，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国共两党的关系，共产党人深知内战对于国家经济和远东稳定的破坏。在目前情况下，因为国民党政府依靠美国的大量援助，所以在中国防止内战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美国的影响。由于担心一旦抗战结束，美军撤离后，国民党军会立即发动内战，毛泽东甚至向美军观察组提出：“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
受到友好接待的美军观察组吃上了延安生产的面包，而毛泽东和延安军民则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美军观察组带来的电影——汽油发电机轰轰作响，银幕上是一个永远走着鸭子步的落魄的美国流浪汉，在流浪汉的身后，是那个距离延安十分遥远的国度闪闪烁烁的摩登时代。
接着，美国总统特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到达延安。
赫尔利在延安
赫尔利曾经是胡佛总统时期的陆军部长，出任罗斯福总统特使之后不久，他便成为美国驻华大使。由于深陷中国内战开始时复杂的政治漩涡中，这个美国人很快就被共产党人视为一个出尔反尔的政客。但是，他第一次来延安的时候，受到了真诚的欢迎。毛泽东特别交代，要专门为赫尔利“开个欢迎会”，“再搞点音乐晚会”。延安方面期待的心境，源于重庆传来的情报。不久前，在重庆的共产党代表已与赫尔利见过面，赫尔利对林伯渠和董必武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已经缓和，并且同意他必要时与共产党人接触。蒋介石虽然是中国战区的抗日领袖，但是按照美国人的看法，他的国民政府不是一个民主的政府而是一个专制的政府。中国共产党应该得到合法的政治地位。他代表罗斯福总统来到中国，就是要促成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统一，以最终战胜同盟国共同的敌人。虽然美国支持由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但美国同时知道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很强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要因素。因此，他准备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撮合”以求得双方的合作。
在此之前，包括毛泽东在内，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都没有见过赫尔利。于是，与前些日子那架运载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出现意外一样，这位美国特使也令延安的共产党人感到了颇多的意外。赫尔利乘坐的飞机在延安降落时，周恩来正好在那片空地上，当他得知走下飞机的那个外国人是赫尔利时，立即招来一个步兵连作为临时仪仗队。六十一岁的赫尔利“伸直身子，挺起胸膛”接受步兵连的检阅，“像一个得意洋洋的小伙子那样高叫印第安人的战争口号”。这一情景令急忙赶来欢迎他的共产党领导人不禁“瞠目结舌”。
第一次会谈，面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基本上是赫尔利一个人在滔滔不绝。他再次强调自己到延安来是得到国民政府批准的，蒋委员长不但愿意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并且愿意承认中国其他一切政党的合法地位，同时正在考虑以某种形式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军事委员会——虽然这是美国人所期望的战后中国的政体样式，美国人正从各方面影响蒋介石迫使他接受这样的政体，虽然美国人或多或少地预感到如果国共无法合作这个国家将面临什么样的危险，但是，美国人既不了解国民党，也不了解共产党，更不了解中国。赫尔利拿出一份名为《为着协定的基础》的文件，亲自为共产党领导人朗读起来：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
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
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
毛泽东问赫尔利，这份文件究竟是什么人的意见？赫尔利解释说，这是两党谈判的基础，不带有任何强迫性。参加会谈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对赫尔利说，毛泽东想知道的是，您刚才说的是蒋介石的意见还是您自己的意见。赫尔利犹豫了一下说，原来是我自己的意见，后来蒋先生作了若干修改。
午饭之后，接着会谈。
毛泽东不再给赫尔利滔滔不绝的机会。在警告赫尔利“中国的事情很难办”之后，毛泽东着重谈了两个问题，即联合政府问题和改组军队问题——这两个问题，是解放战争爆发前，国共两党始终无法妥协的最主要的问题。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包括我们共产党人，首先希望“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有所改变，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政府，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点。“直到现在国民党还是一个大政党，拥有庞大的军队，这个军队在抗战头两年打仗打得比较好，现在总算还在打日本，国民党当局还没有最后破裂民族团结，这是蒋先生所领导的党和政府好的一方面”。但是这个政府必须改组，因为国民党政府危机四伏，危机的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是共产党的存在。毛泽东说，抗战以来，“我们从不妨碍国民党，而国民党却来妨碍我们”，一共一百九十五万军队，“有七十七万五千人来包围我们”。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拥护国民党，以打击日本侵略者。我们战斗在敌后的六十三万军队和九千万人民，拖住了日寇的尾巴，如果没有这个力量拖住日寇的尾巴，国民党军队早就被打垮了。军队是需要改组，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改组哪个，“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尽管感受到共产党人对蒋介石政府持有强硬的批评立场，但是赫尔利依旧认为，关于他带来的那份文件是有沟通的可能的，他请毛泽东亲自修改文件上的条款。毛泽东表示，赞成第一条，把第三条放在第二条之前，建议加上联合政府的条款：“现在的国民党政府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政治人士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同时，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军队代表的联合统帅部”。毛泽东强调增加的这一条款意味着：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国民党只是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中与其他党派平等的一员。
赫尔利以他对中国极其有限的了解，显然无法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在第二天的会谈中，赫尔利表示：“我将尽一切力量使蒋先生接受，我想这个方案是对的。”他甚至表示如果蒋介石愿意，他可以陪同毛泽东去见蒋介石，并以“美国的国格”担保毛泽东在与蒋介石见面后能“安全地回到延安”。毛泽东的回答是：“我很愿意和蒋先生见面，过去有困难，没有机会，今天有赫尔利将军帮助，在适当时机我愿意和蒋先生见面。”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对经过修改的方案是否能在蒋介石那里获得认可，持严重的怀疑态度。他问赫尔利：“今天把文件准备好，明天签字”，不知蒋先生是否会同意？包瑞德上校在一旁说，有赫尔利将军见证，如果蒋先生拒不签字，将军就可以明确地告诉罗斯福总统，我们认为很公平的协议，“毛同意了，蒋不同意”。这时，赫尔利提出一个看似十分尖锐的问题：“我要再证实一下，您是否愿意和蒋先生合作，由他当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回答是：“他当政府主席。”赫尔利变得十分乐观了。他问毛泽东，与蒋先生见面的地点如果不在重庆，那么应该选在别的什么地方？毛泽东说：“当然在重庆。”
毋庸讳言，美国政府的主动接近姿态，确实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某种希望，即希望美国可以成为中国对立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之间的调解人。无论如何，至少在那个时候，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使其在中国人的心中分量很重，尽管毛泽东终生都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强国抱有极大的警惕。
赫尔利带着美国式的天真回重庆去了。
毛泽东没有想到，给共产党人造成困难局面的，不是美国而是苏联。
一九四五年初春时节，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到达位于苏联克里米亚半岛南端的雅尔塔。当时，盟军对日作战的大势是：在由蒋介石指挥的中国战区，战局始终没有好转的迹象，罗斯福甚至接到过蒋介石表示中国可能不得不退出联盟战争的信函——而一旦日本从中国战场脱身，将上百万军队投入英美对日战场，那么，在美军以巨大代价征战的太平洋战区和仍让英军处在噩梦中的印缅战区，战局将会出现难以想象的困难。罗斯福和丘吉尔来到雅尔塔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劝说斯大林出兵，直接打击中国本土上的日军，以减轻盟军在亚洲其他战场上的压力，推进整个战争的迅速结束。为此，罗斯福和丘吉尔决定在战后利益分配上向斯大林作出让步。
果然，斯大林对苏联红军承担对日作战“开价”很高。除了从日本那里恢复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中苏联损失的各种权益之外，大部分的条件涉及中国。包括保证苏联在中国大连的权益，恢复租用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苏联和中国共同经营中东（满洲里至绥芬河）铁路和南满（哈尔滨经长春至旅顺）铁路。另外还有：维持外蒙古现状，库页岛南部及附近一切岛屿交还苏联，千岛群岛交与苏联。斯大林的理由是：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就很难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他们必须去同日本作战”；而“如果能满足必要的政治条件”，那便不难向苏联人民解释“他们与远东战争的攸关利益是什么”。
为了促使苏联尽快对日作战，以牺牲中国主权为前提的《雅尔塔协定》签字了——当时的白宫顾问舍伍德后来说：“在雅尔塔考虑远东的所有问题时，罗斯福最关心的根本问题是美国对日作战计划。”
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如此则我民族之大，凭借之厚，今日虽不能由余手而收复，深信将来后世之子孙亦必有完成其领土、行政、主权之一日。”
而在政治信仰上与苏联有着亲缘关系的中国共产党人心情更为复杂。
一九四五年春天，延安的山坡染上了一层斑驳的绿色，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
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的题目是《论联合政府》。
这个在解放战争爆发前公开发表的文件，明确表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即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用和平的而不是战争的手段，建设一个新的中国：
……中国人民在其对于日本侵略者作了将近八年的坚决的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自我牺牲之后，出现了这样的新局面——整个世界上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神圣的正义的战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但是中国现在仍然不团结，中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毫无疑义，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论联合政府》的小册子在重庆印发了三万册。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看完这本书只说了两个字：内战。陈布雷的意思是，共产党的政治攻势有颠覆政府的巨大力量，国民党根本没有招架之功，对付共产党只剩下战争这一种手段了。
毛泽东担心的是：一旦日本战败，内战全面爆发。
就在共产党人对未来提出设想的时候，一个巨大的事件突然降临，发生于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骤然拉开了序幕。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美国人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八月九日，苏军的重炮打破了中国东北边境的寂静。由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后贝加尔方面军六十个师的机械化作战部队，沿着四千多公里的边境线向中国境内大规模突进。同时，苏军轰炸机群对伪满洲国首都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长春开始了猛烈的轰炸。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没有证据表明，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之前预料到日本军队垮台在即。虽然五月初苏军攻克了柏林，德国在法国的兰斯向盟军无条件投降，美军也在太平洋诸岛经过一系列血腥战斗于七月在菲律宾登陆，但是，胜利的曙光还没有照耀到中国战区的上空。那时，在中国的北方，东北地区的日本移民在日本关东军的保护下，依旧犹如在自己的故乡一样享受着黑土地的肥沃；在弥漫着麦香的华北平原和飘荡着稻香的苏北河网地带，日本占领军虽然不断受到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游击队的攻击和袭扰，但并没有显露出明显的崩溃迹象。而在中国的南方，日军最精锐的部队，正向位居中国西南的国民党军发动代号为“一号攻势”的大规模攻击，其作战重点是：“占领并确保湘桂（衡阳至友谊关）铁路、粤汉（株洲至广州）及平汉（北平至武汉）铁路南部沿线的要地”，以实现贯通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运输线，同时摧毁设立在广西和湖南的盟军空军基地。
中国共产党的七大结束之后，举行了七届一中全会，各解放区的党政军负责人依旧集中在延安。毛泽东的预想是：“日本也许在明年就要倒下去。”于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那天，延安的杨家岭礼堂里还在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要发表一个声明，即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以表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准备“广泛发展进攻”配合苏军对日作战。
毛泽东和延安军民一样，是在广播中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的。
同样，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也是在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的，只不过比延安早了一天。
突然到来的胜利，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的惊喜和无比的自豪。抗战八年，重庆政府承担着政治和军事的双重压力。日本政府、汪精卫伪政府、盟军各国、中国自身的民族危亡和国家权益，种种的冲突与对抗、危机与艰难令重庆政府饱受折磨。同时，在对日作战的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以空前惨烈的血战抵御着日军对中国一个又一个城市的进攻，并以一百三十二万官兵的阵亡在战争中付出了沉重代价。因此，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以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了广播演说：“我们的抗战，在今天获得了胜利。正义战胜强权，终于得到了它最后的证明，这也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才得到了实现。我们对于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和平，要感谢我们全国抗战以来的军民先烈，要感谢我们为正义和平而共同作战的盟友……”
延安的毛泽东自然也十分兴奋，他把胜利归结于“我国全体军民共同努力的结果”：“由于日本的投降，我全民族八年来所坚持的神圣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地结束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地结束了！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这是一个举国欣喜的时刻。
这个时刻令中华民族喜泪纵横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近代以来，发生在中国的屈辱事件几乎麻木了这个民族欢乐的本能，此前这片国土上还未有过强大的入侵者缴械投降的记载。于是，陡然到来的巨大胜利，让国人来不及去想欢乐结束以后将是什么样的日子。
对于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政治家和军事家们充满焦虑。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这片土地上最主要的政治和军事争端，都来自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这两个从联合走向分裂的政治派别，由于政治信仰的巨大差异，多年来始终处在严酷的敌对之中。国民党无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一直处于强势地位，这就使得共产党的发展历经坎坷与磨难。十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和他们数量有限、装备简陋的武装，在国民党军的大举围攻下几乎面临绝境，不得不放弃一个又一个根据地，转战在这个国家的急流险山之间。最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落脚于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上。而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就是当日本入侵中国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国共两党必须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清楚这种联合与这种统一是暂时的，一旦共同对日这个大前提消失，两支力量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对立就会重新显现，那么随之而来的也许就是冲突或交战的再次爆发。
此刻，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同盟国对中国可能爆发大规模内战的焦虑，绝不是出自于对中国社会与民生的担忧。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冲突，这一冲突的性质决定其结局必然影响到世界主要强国的在华利益，影响到世界主要强国在国际事务中政治联盟的格局。另外，如果中国爆发内战，很可能演变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英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间的直接冲突，谁也无法预料到这一冲突是否会演变成新的世界大战，而已被旷日持久、代价巨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弄得精疲力竭的苏、美、英等国，谁也不希望在战争刚刚结束后不久再次卷入新的战争。
来自蒋介石政府和军队、国内各地军阀和地方势力、国际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各色情报，杂乱地集中在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毛泽东格外关注国民党军队日渐紧迫的大规模调动：新六军被运到南京，第九十四军被运到上海，第九十二军被运到北平……这种规模甚至超出了抗战时期的军事调动，显然是针对共产党人的。毛泽东担忧的是，五万美军准备在华北沿海港口城市登陆，名义上是配合中国政府对日本占领军受降，实际上既是等着蒋介石的军队前去接收，同时也不排除打算与苏联争夺控制中国的势力范围。而更让共产党人吃惊和困惑的消息，来自苏联。
苏军对日作战开始后，朱德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准备接受日军投降，但是蒋介石宣布日军只能向国民党军投降。就在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数小时之前，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与国民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签署外交文件当属正常，不正常的是这一“条约”签署的时机涉及中国共产党人未来的生存环境。条约的要点是，落实苏联在《雅尔塔协定》中取得的在华利益。国民政府以此换取了斯大林的承诺：上百万苏军已经开进中国东北，虽然此刻那里没有国民党军的一兵一卒，但是苏军只接受国民政府对东北的接管；并且，“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有外国记者评论说：“一切都已昭然若揭，如果内战爆发，中共将独立作战。”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起草了发至各战略区的电报：《关于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电报表明，日本投降后，面对国民党军准备向解放区“收复失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任务为分两个阶段：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一部分地区如江南、豫、鄂、晋、绥等地，第一阶段之时间可能甚短，对此应有充分估计”。
同一天，蒋介石发布了三道命令：
一、命令国民党军前线各部队“对敌放弃要点，应即派部队进驻”，“距敌较远之部队，应察状况可能向前推进”，“对于敌人遗留之武器弹药材料财物，必须派兵严为看管”，而共产党武装“如有争夺城镇，妨害我之行动，应断然剿办为要”；
二、命令各沦陷区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蒋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
三、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地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协议之规定，各部勿再擅自行动为要”。
蒋介石的第三条命令，涉及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冲突的核心，即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是否“合法”的问题——蒋介石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接管日军和伪军投降的行动称为“唐突和非法之行为”。
八月十三日，朱德、彭德怀回电蒋介石，电文充满了毛泽东的文风：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我们从重庆广播电台收到中央社两个消息，一个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一个是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此外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据中央社重庆十三日电是这样说的：“最高统帅部今日电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我们认为这两个命令是互相矛盾的。照前一个命令，“驻防待命”，不进攻了，不打仗了。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苏美英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打了呢？照后一个命令，我们认为是很好的，“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这才像个样子。可惜你只把这个命令发给你的嫡系军队，不是发给我们，而发给我们的另是一套。朱德在本月十日下了一个命令给中国各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正是“加紧作战”的意思。再有一点，叫他们“加紧作战”时，必须命令日本侵略者投降过来，将敌伪军的武装等件收缴过来，难道这样不是很好的吗？无疑这是很好的，无疑这是符合于中华民族的利益的。可是“驻防待命”一说，确与民族利益不符合。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朱德 副总司令 彭德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紧接着，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评论指出，蒋介石对八路军下的命令无异于“敌我倒置”，要求八路军“就原地驻防待命”，其目的是为了“他的大军能够从峨嵋山源源东下，及时地赶到目的地，然后协同伪军，向解放区人民及其军队举行一致的进攻”。
十四日，蒋介石的回电到了，电文竟是这样的：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这样的邀请出乎毛泽东的预料，尽管赫尔利曾与他谈到过与蒋介石见面的问题。
应该说，延安对于赫尔利的政治调解最初充满期待，期待的核心是：共产党人准备与国民党人在政治上再次合作。合作希望达到的最终目的不存在任何杂质，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来看，共产党人的要求甚至有些“简陋”：“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即是最大的让步，因为我们得到了合法地位，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赫尔利从延安带回重庆的那份由毛泽东修改过的协议，还是被蒋介石断然拒绝了。国民党方面的答复是：只有共产党军队接受改编，并且全部移交给国民政府统辖，国民政府才有可能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蒋介石提出了三点“反建议”：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共军队加以改编，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应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
于是，赫尔利又开始劝说延安接受国民党提出的条件。毛泽东明确表示：“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交换的条件是他给我们一个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席位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赫尔利则说，如果共产党人接受这个席位，就是“一只脚跨进大门”了。毛泽东的回答是：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大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
不久，赫尔利当上了美国驻华大使。
美国人的记述是：“从这天以后，他同共产党人谈判时就日益倾向于袒护国民政府了。”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给蒋介石回电：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
未（八月）铣（十六日）
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出的电报，向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包括：“你及你的政府与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我要求你事先和我们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因为你及你的政府为人民所不满，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及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及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及其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我们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财，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请求你制止内战。其办法：就是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这不但为一切战争的通例，尤其是为了避免内战……”
八月二十日，蒋介石发来第二封电报，除了陈述接受日本投降的办法是盟军总部规定的，要求共产党军队“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外，邀请共产党人“共定大计”的口吻更加热烈：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肯惠诺为感。
蒋中正哿（二十日）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说：现在的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共产党人如何进入这个阶段？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现在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帮助我们；二是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投降他。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对我们有利的是：在人民中的地位，广大解放区的存在；不利的是：没有大城市，没有机械化军队，没有合法地位。会议接着讨论毛泽东是否去重庆的问题。朱德同意，说要解决问题，去是有利的，对将来的选举也是有利的，“让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吧”。彭德怀也同意，但是建议暂时先不去，等和老蒋打一下，把他的气焰打下来一点再去。
就在政治局开会的时候，蒋介石的第三封邀请电到了：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梗（二十三日）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八月二十六日，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毛泽东明确表示：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他随后提出，在不损害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共产党武装可以让步的地域是：第一步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步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步江北的根据地。但是，“陇海路以北以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毛泽东的分析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虽然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已定，但是他面临的困难很多，国内反对内战的呼声他也无法忽视。更重要的是，此刻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都集中在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进入华南、华东、华北乃至东北需要时间。正如美国总统杜鲁门所说：“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
毛泽东起草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发至各中央局和各大战略区，电报将共产党人力争国内和平的态度表述得十分清晰：
……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行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
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共产党人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与国民党进行政治斗争的能力和资本——“现在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
……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绝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发出积极抗战的军令与民主主义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与实行我们的反攻，也才能实行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大会与实现民主选举的政府。有了这样的新政府，国家统一也就可能实现了。
蒋介石的评述是：“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
尽管在蒋介石看来组成联合政府是不可想象的事，但是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仍决心“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人民来制止内战”。
毛泽东决定去重庆与蒋介石见面。他说：“我们还要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中国有“洗心革面”的成语，意为通过改过面目一新。毛泽东接着又说：“年纪愈大愈不愿意洗脸。”
那一年，毛泽东五十二岁，蒋介石五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