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眼看见弗吉尼亚沃特，是在1973年8月的最后一天，一个分外燠热的下午。彼时离我当初抵达多佛港，又过去了五个月光景。那年夏天我都在跟一位名叫斯蒂芬·卡兹的人结伴四处旅游，他是在4月跟我在巴黎接上头的，约莫十天前我终于在伊斯坦布尔满怀感激地将他送走。我很累，在公路上颠得烦不胜烦，不过好歹回到了英国，我还是很开心。我刚从一列自伦敦发出的列车上下来，立时就着了迷。弗吉尼亚沃特村看上去既整洁又诱人。村里布满了懒洋洋的将近黄昏时的阴影，外加一片青葱翠绿，绿得叫人受不了，只有那些刚刚从不毛之地来的人才懂得欣赏。火车站后面矗立着霍洛威疗养院的哥特式塔楼，它就在紧靠车站的一个貌似公园的广场上，由砖块和山墙组成，像块纪念碑似的。
两个我在故乡就认识的女孩在那家疗养院里工作，她们替我在她们那一层楼里找了个睡觉的地儿，还让我有机会敲打敲打她们那个积了五个月尘垢的浴缸。我本来打算第二天到希思罗机场赶一班飞机回家。我应该在两周以后恢复我那没精打采的大学学业。可是，在一家喜气洋洋的、名唤“玫瑰与皇冠”的酒吧里灌下几杯啤酒之后，她们给我提了个醒，说那个医院一直在找杂役工，而我的母语既然是英文，自然稳操胜券。第二天，我脑袋昏昏沉沉，也无从深思熟虑，就发觉自己已经在一边填表格、一边被告知要在早上七点到“图客”病房的护士长那边报到。第二天早上，有个面目和蔼、智商却只有孩童水准的小个子男人被派来带我到仓库里去拿一套沉甸甸的钥匙，还有一大摞叠得整整齐齐、摇摇欲坠的医院服装——两套灰衣服、衬衫，一条领带，几件实验室专用白大褂(他们琢磨着让我干什么呢？)——然后领着我到马路对面的男工寓所，那里有个白发苍苍的干瘪老太太将我带到一个如同斯巴达军营般简朴严苛的房间里。老太太的神情举止让我缅怀起我的老朋友古宾斯太太，她用同样的腔调冲着我连珠炮似的指手画脚，其命令包括：每周一次将脏床单换成干净的，哪些时段供应热水，取暖器该怎么操作。至于别的杂事儿，内容实在太多，她讲得又飞快，我记不住。不过我听到她提到了床罩，这一点让我挺骄傲。熟门熟路啦，我想。
我写了一封信给爸妈，告诉他们别等我吃晚饭了，然后又花了几个小时开开心心地试穿我的新衣裳，在镜子前面摆几款贝蒂·格雷伯[1]的造型，再在窗台上把我那少得可怜的平装书排成一溜，又蹿出门到邮局走一遭，在村子里东张西望，在一个名叫“都铎玫瑰”的小地方吃饭，最后跑进一家名叫“特洛特斯沃斯”的酒吧。那里的氛围是如此惬意，而别的娱乐方式又是如此匮乏，以至于我喝啤酒时——我得坦白——颇为放纵。我回新寓所时，沿路经过好几个灌木丛，还有一根叫人难忘的不依不饶的灯柱。
翌晨，我晚醒了十五分钟，睡眼惺忪地找到医院。在一场换班的混战中，我问到了去“图客”病房的路，然后顶着一头乱发，经过一番左躲右闪，抵达病房时迟到了十分钟。护士长刚到中年，是个挺友善的家伙，他热情相迎，跟我讲了讲茶和饼干在哪里便没了踪影。后来我几乎再没见过他。“图客”病房里都是些长期住院的男病人，个个精神错乱，不过状态都被控制住了。谢天谢地，他们似乎完全能照顾自己。他们自己从一辆带轮子的推车上拿早饭，自己剃胡子，自己勉勉强强地铺床叠被。当我暂时跑到员工厕所里忙着找抗酸剂却遍寻不见时，他们便静悄悄地离开。等我再出来，病房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弄得我既困惑又害怕。我迷惘地在休息室、厨房和寝室里转悠，打开病房门，只见一条空荡荡的走廊尽头，有一扇门开着，从那里出去就是外面的世界。恰在此时，病房办公室的电话响起来。
“你是谁啊？”有个声音在吼。
我积攒起足够开口的力气，一边自报家门，一边透过办公室的窗往外窥视，指望能看见图客病房的三十三个病人从一棵树冲到另一棵，不顾一切地追求他们的自由。
“我是史密森。”电话那头说。史密森是护理部主任，络腮胡子铁桶胸，是个叫人心惊胆战的人物，前天有人在我跟前提到过他。“你就是那个新来的小子，对吗？”
“对，先生。”
“那里俏丽吗？”
“哦，实际上那里很安静。”我眨了眨眼睛，好不困惑，心里琢磨这个英国人说话怎么转折得如此古怪。
“不是，我是说约翰·乔利，那个护士长——他在吗？”[2]
“哦。他走了。”
“他有没有说过几时回来？”
“没说过，先生。”
“一切都有条不紊吗？”
“呃，实际上……”我清清嗓子，“病人好像逃跑了，先生。”
“他们怎么了？”
“逃跑了，先生。我刚去过厕所，等我出来的时候……”
“他们应该是到病房外头去了，小子。他们会去干点零碎的园艺活，再不就是接受职业疗法[3]。反正他们每天早上都会走开的。”
“哦，这个真得感谢基督。”
“你说什么来着？”
“我说这个得感谢上帝，先生。”
“对，确实如此。”他挂上电话。
上午剩下的时间我都独自绕着病房闲逛，瞄瞄抽屉，看看衣柜，瞧瞧床底，翻翻储物柜，拼命琢磨该怎么用一堆松松散散的叶子和一只过滤网筛泡茶。等我拿得准自己的体力可以胜任时，便在连通病房之间的擦得锃亮的走廊上，展开一场只有我一个人参加的世界滑步锦标赛——场边还有人窃窃低语，发表满含敬意的评论。时间挨到一点半，还是没有人叫我去吃午饭，我只好自行解散，跑到员工餐厅里，一个人对付一盘豆子、薯片，外加一种神秘兮兮的玩意儿——后来我才认出那是斯潘牌罐头碎肉。我一边吃，一边注意到，史密森先生和他的几个同事坐在房间另一头的一张桌边热烈讨论，言谈甚欢。不晓得为什么，他时不时地朝我的方向投来乐滋滋的一瞥。
再回到病房时，我发觉有几个病人已经在我走开时回来了。他们一个上午费尽了力气，要么斜靠在一根耙子上，要么把“罗威套管”挨个数好放进箱子里，如今大半都颓然跌坐在休息室的椅子上。只有一个衣冠楚楚、伶牙俐齿的家伙除外，他一身斜纹软呢装，正在看电视上的一场板球比赛。他邀请我跟他一起看，等他发现我原来是个美国佬时，立马就跟我解释起这项体育界最最让人犯迷糊的运动来。我以为他也是一名员工——可能是午后替神秘的“俏丽”先生代班来的，也没准是一个来拜访的心理医师，直到他正在跟我详细解说旋转保龄球错综复杂的机理时，突然转过身来，亲热地随口说了句：“你知道，我有原子弹。”
“你说什么？”我答道，但思绪还纠缠在其他球类上。
“波顿高地。1947年。政府实验。统统是绝密。你一定得守口如瓶。”
“啊……当然。”
“苏联人在通缉我。”
“哦……啊？”
“所以我才会到这里来，隐姓埋名。”他意味深长地弹弹鼻子，朝我们周围那些打瞌睡的人挑剔地看了一眼，“其实这里也不是个糟糕的地方。到处都是疯子，这是理所当然的啦。肯定都是些神经错乱、可怜巴巴的人。不过他们每到礼拜三会做一种很好吃的果酱卷布丁。现在上场的是乔奥夫·伯伊考特。好漂亮的动作。本森传来的球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接，你就瞧好吧。”
一旦你跟“图客”病房里的大多数病人熟络了，就会发现他们都是这副样子——表面上头脑清楚，可是暗地里却疯得像一条热昏了头的狗。通过疯子的眼睛渐渐地熟悉一个国家，实在是一段好玩的经历。并且，恕我直言，这也为我在英国的生活打下了特别有用的基础。
我在英国的第一段长住时光，就是这样度过的。晚上我去酒吧，白天则主管一个空荡荡的病房。每天下午四点左右，会有一位穿着粉红色连身工作服的西班牙女人登场，手里推着一部咔嗒咔嗒响个不停的茶水车，病人们顿时闻风而动，去拿一杯茶和一片黄色的蛋糕。有时候那位神秘莫测的“俏丽”先生会顺便到这里来发点药，或者再订购一批饼干。不过除此之外总是鸦雀无声。渐渐地，我对板球也能算略知一二了，而我那滑步技术已经到了成就卓著的地步。
我渐渐发现，这家医院自成一方天地，实际上可以自给自足。它有自己的木工房，有自己的电工、管道工和油漆匠，还有自己的公共汽车和公车司机。它有一间台球室、一座羽毛球场、一座游泳池、一家专卖化妆品和糖果的小铺子、一家小教堂、一座板球场和一个社交俱乐部，一位脚病医师、一位发型师、几个厨房、一间缝纫室，还有一个洗衣房。每周一次在一个类似于舞厅的房间里放电影，它甚至还有自己的太平间。所有的园艺活儿都由病人完成，他们都不用尖锐的工具，照样把园子里整饬得完美无瑕。那里有点像替疯子开的乡村俱乐部。我很喜欢。
有一天，就在“俏丽”先生某次周期性来访时——我一直都不清楚他不在的时候到底在干吗——我被打发到邻近的一个名叫“佛罗伦萨夜莺”的病房里去借一瓶氯丙嗪药水，好让病人俯首帖耳。员工们都知道，“佛罗”是个既古怪又阴郁的地方，到处都是精神错乱程度要严重得多的病人，他们要么到处乱跑，要么坐在高背椅子上不停地摇晃。当班护士带着一串响得刺耳的钥匙跑开去找氯丙嗪时，我瞪大双眼盯着那群喋喋不休的人，暗自庆幸我早就戒了烈性毒品。房间另一头，有个年轻漂亮的护士，浑身洋溢澄澈而温暖的善意，以取之不竭的精力和怜惜照顾这些无依无靠的可怜虫——把他们领到一张椅子跟前，用温言软语点亮他们一天的时光，抹去他们下巴上滴滴答答的口水——于是我想，这正是我需要的那种人。
十六个月之后，我们在当地的教堂里结婚。此刻我走在基督堂路上，脚踩在薄如纸片的树叶上，头顶上是一排高大的树枝，嘴里哼着《妮尔·格温》的最后八小节，正好从那个教堂边经过。基督堂路两边的大房子一如往昔，只不过每家每户都添了一只安全箱和那种晚上无缘无故大放光明的泛光灯。
弗吉尼亚沃特是一个饶有趣味的所在。这里的大多数房子都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建成的，有两排短短的购物步行街，而步行街四周密布着私家街道，蜿蜒着穿过或绕过著名的温特沃思高尔夫球场。树林中零星散布的房子通常是名人宅邸，观其风格，或可称之为“卖弄英国本土风情”式：屋顶的线条热热闹闹，挤满了山形墙和烦琐的烟囱管帽，宽敞而多姿的游廊，尺寸古怪的窗户，至少有一个夺人视线的壁炉腔，还有绵延几英亩爬上一座整洁的小门廊的玫瑰花。初次相见，我觉得宛若走进了1937年的《家园》杂志。
然而，当年使得弗吉尼亚沃特别具风韵的原因——我说这话可是真心实意的——乃是那里到处都有疯子在漫步。因为大多数病人都在疗养院里住过好多年，常常一待就是几十个春秋。无论他们的思维有多么混乱，步态是多么犹疑，也不管他们如何频繁地嘟嘟囔囔、喃喃自语，突然摆出低声下气的姿态，或者表现出其他一百种征象，标榜自己可以舒舒服服地出门吃午餐——总之，这些人里头，大多数是可以放心地让他们到村里逛逛的，而且他们自己也能找到回来的路。每天你都能指望找到几个叫人眼前一亮的疯子，要么去买无花果或糖果，要么去喝一杯茶，要么只是安安静静地跟稀薄的空气较劲。如是，便造就了全英格兰最特别的社区之一——在这里，富翁和疯子融为一炉、和平共处。店主和当地人对此都甘之如饴，即便看到有个头发乱蓬蓬、穿着睡衣的人站在面包店角落里冲着墙壁上的某一点高谈阔论，或者坐在“都铎玫瑰”店角的一张桌前，眼珠子乱转，满脸堆笑，往杂菜通心粉汤里扔方糖，他们似乎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异样。这一幕——我这么说还是发自内心的——可真是叫人暖意上心头。
疗养院里的病人一共五百名左右，其中有个了不起的白痴智者名叫哈里。哈里的脑瓜也就相当于一个心不在焉的小孩子，可是只要你报个日子，甭管是以前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他立马就能告诉你那天是礼拜几。我们曾经对照着一本万年历考过他，他愣是一点儿错都没犯。你可以问他1935年12月的第三个礼拜六或者2017年7月的第二个礼拜三，他的反应比哪台电脑都快。更厉害的是——虽然这景象当时看来只觉得无聊——他每天有好几次会凑到员工跟前，用一种怪怪的、低低的声调问他们，这家医院是不是会在1980年关门。根据他那份洋洋大观的病历，他自从1950年左右(当时还是个小伙子)抵达此地以来，一直深受这个问题的困扰。问题是，霍洛威是个规模大、地位高的机构，压根儿就没有出台过什么要它关门的计划。事实上，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80年初那个狂风暴雨之夜。当时哈里被硬送上了床，因为他异乎寻常的狂躁不安——他已经一连好几个礼拜越来越顽固地追问那个问题了——一道闪电击中后面的山形墙，引起一场冲天大火，横扫阁楼和几个病房，使得整幢房子一下子就没法再住了。
如果可怜的哈里当时是被人用皮带绑在床上继而葬身火海，那么这故事就越发好看了。然而事实却被叙述的精彩程度打了折扣，所有的病人都得以安全撤离，被扔到了屋外的暴雨之夜里。不过我乐意想象哈里站在草坪上，肩上裹着一条毯子，翩翩起舞的火焰照亮了他的脸，他歪着嘴巴挤出一个诡异的、欢天喜地的微笑，观赏着这场他耐心等待了三十年的大火。
病人们都被转移到与这条马路相邻且位于切特西的一所常规医院里的一处专用侧楼，不过他们很快就被剥夺了自由，因为他们有个倒霉的习惯，弄得病房里劫难频生，让神志正常的病人惶惶不可终日。与此同时，那个疗养院也在悄无声息地分崩离析。那些窗户不是被钉上了木板，就是被砸碎，而直通马路的那个豪华的入口被一扇实墩墩的金属门堵住了，那扇门的顶上还镶着尖锐的金属丝。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伦敦工作时曾在弗吉尼亚沃特住过五年，间或路过此地时会停下脚步，窥视墙内庭院凄冷、满目苍凉的景象。一家家开发商怀抱着野心勃勃的计划先后接盘，想把这里改造成一个办公园区、会议中心或者行政官员和企业主管们云集的高级住宅区。他们造了几座活动房，竖起几块措辞严厉的牌子，警告路人，此地有警犬巡视。假如那牌子上的图示都可以相信的话，那么这些狗几乎是失控的，不过，那里再也没有采取过比这更积极的措施。十多年来，这座美妙而古老的医院——或许算得上是现存的十几座最优美的维多利亚建筑之一——就只是兀自盘踞在那里，坍塌湮灭，荒疏颓败，因而我以为如今的景象也差不多依然如故。事实上，我还一直在演练几句阿谀奉承的说辞，想求那看门人让我走上车道飞快地看一眼，因为从马路上是看不清建筑本身的。
所以你不妨想象一下，当我登上一道缓坡，发现一个崭新的引人注目的入口就嵌在围墙上，一块大招牌欢迎我进入弗吉尼亚公园，而且就在以前并不知晓的疗养院大楼侧通道的旁边，居然造起了一大窝新潮的高级住宅时，我是多么惊讶啊。我目瞪口呆，跌跌撞撞地走上一条新铺了沥青的路。沿路的房子都是那么簇新簇新的，窗子上还贴着标签，院子里还满是泥浆。其中有一幢房子被整饬成样板房，那天恰逢礼拜天，来看房的人络绎不绝。在屋里，我找到一本亮闪闪的手册，印满了建筑师画的图，画面上尽是些身材苗条、表情愉悦的人，或是绕着漂亮的房子散步，或是在我当年陪着一干浑身抽搐的疯子看电影的房间里聆听一支室内管弦乐队演奏，或是到嵌在哥特式大厅地面上的下沉式泳池里劈波斩浪——我以前曾在那里打过羽毛球，然后结结巴巴地向那个“佛罗伦萨夜莺”里的护士提出邀约——就长远考虑，你是否可能匀出时间来，嫁给我？按照配在图边的那篇辞藻华丽的散文的说法，“弗吉尼亚公园”的居民可以选择的范围包括几打独立式高级住宅、零星分布的市区新式住宅及公寓，外加疗养院大楼经修复后划出的二十三幢公寓房，后者如今取了个神秘兮兮的名字，叫“克罗斯兰屋”。此地的地图上随处可见稀奇古怪的名字——什么“克诺利马厩”啦，“小教堂广场”啦，“露天市场”啦，都跟它的昔日风貌扯不上多少关系。我寻思，但凡能管这些地方叫“前脑叶白质切除广场”或者“电休克庭院”，那该是多么妥帖啊!这些房子35万英镑起售。
我又走回到室外，想看看我花35万英镑能买到什么，答案是一块丁点大的地皮上一座虽然小家败气但装潢华丽的房子，屋外的风景饶有趣味，正对着一座19世纪的精神病院。我可没法说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所有的房子都用红砖砌成，有老式壁炉腔、艳俗不堪的饰边，还有些别的向维多利亚时代致敬的小花样。有一款房子有个俗气的名称叫“D形房”，竟然有个装饰塔。结果，它们看上去活像是疗养院下的小崽子。你几乎可以想象，如果时间给得充裕，它们个个都能长成疗养院。这么个玩意儿，就其所能发挥的作用而言，效果还真是出奇地好。新房子并未显得与老疗养院的背景格格不入，而且，至少——这种事儿当然不会发生在十多年前——那幢伟岸的老房子，连同它带给我和那一代代疯得有趣的人的欢乐记忆，都得以保存。我向那些开发商脱帽致敬，然后抽身离去。
我本来打算一路逛到我的老房子去，但还得走一英里才能到，我的脚又直发酸。于是，我直奔斯特劳德路，穿过昔日的医院社交俱乐部所在的地方——如今那里已经成了一幢奇丑无比的宅子，穿过那几幢零散分布的、曾经聚居过护理人员及院内职工的大楼。我跟自己赌一百英镑，下回要是再从这条路经过，这些房子肯定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拥有双层车库的大房子。
我徒步走两英里去埃格姆，到一位讨人喜欢的女士家里去做客。她名叫比兰太太，除了怀有一腔无私的善意，她还是我的丈母娘。她匆匆冲进厨房，那番迷人的忙忙乱乱的劲头是所有上了一定年纪的英国女士招待不速之客时都会有的。与此同时，我就一边靠着炉火暖暖脚指头，一边暗自思量(这些天我的思维一直都处在这种状态)，除了付钱借宿以外，这里可是我第一次拜访的英国住家。好多年前，某个周日下午，我太太把我作为她的情郎带到这里，当时我们就排排坐，紧绷绷地挤在这个暖烘烘的休闲室里，看《正中靶心》《两代游戏》之类的电视节目。在我看来，它们都饶有趣味地缺乏高级娱乐价值。当时，这可是我的一段崭新的经历。自从1958年左右，除了在圣诞节有那么尴尬的几个小时以外，我就没有在所谓社交场合上见过我的家人，所以当我发觉自己置身于如此暖意融融的家庭氛围时，实在是觉得惬意而新奇。时至今日，在这一点上我还是很欣赏英国人，虽然我得承认，当我后来听说《正中靶心》和《两代游戏》即将停播时，颇有一阵狂喜涌上心头。
我的丈母娘——我该叫“妈咪”的——出来时端了一托盘吃的。那阵势，让我好一阵疑惑，还以为她错把我当成了一队伐木工人。我先是狼吞虎咽了一堆可口的冒着热气的玩意儿——我觉得那东西像是用可以吃的材料打造的烟水晶山峦，然后一屁股瘫坐下来，手里端着咖啡，胃里撑得开开心心、满满登登。而这一路吃下来，我们还同时天南海北地无所不谈——比如孩子啦，我们即将迁往美国的计划啦，我的工作啦，她新近的寡居生活啦。时至深夜——所谓深夜，是指像我们这样时间观念落伍的人——她再度进入忙忙碌碌的状态，把屋子里每个角落都弄出好多听来颇为勤勉的声响，然后才宣告客房已准备妥帖。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张整洁漂亮的折叠床，还配好了热水瓶。我三下五除二洗漱完毕，就满怀感激地爬上了床，心里还直犯疑：怎么但凡是到了奶奶家、外婆家或者丈母娘家，床总是如此舒适可人？不一会儿，我就跌进了睡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