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纽约州卡茨基尔山北边的科布尔斯基尔（Cobleskill）度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驱车赶到奥齐戈湖的一个小度假胜地库柏斯敦（Cooperstown）。库柏斯敦是詹姆斯·芬尼莫尔·库柏的家乡，小镇因库柏家族而得名。这是一个美丽的小镇，跟我在新英格兰见到的其他小镇一样美，且秋色更丰富多彩。主街两旁是方顶的砖砌房屋、古老的银行、一家电影院和几家家族式商店。我吃早饭的库柏斯敦餐馆，生意兴隆，店员亲切有礼，食物价格低廉，总之，餐馆该有的它都应有尽有。饭后，我决定到住宅区的街道上散散步，于是双手插兜，优哉游哉地踏着干枯的落叶走向湖边。镇上的房子看起来既古朴又可爱，很多大房子被改建成了客栈或高档的家庭式旅馆。清晨的阳光穿过树枝、树叶，在草坪和人行道上洒下点点光影。这个小镇和我在旅途中路遇的其他漂亮小镇一样，差不多可以说是理想镇典型。
库柏斯敦的唯一缺憾就是人太多了，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游人。把这些游人吸引到这个地方的是该镇最著名的机构——棒球名人纪念馆，纪念馆就坐落在小镇主街尽头那座浓荫匝地的公园旁边。我现在也到了这里，付了8.5美元的门票钱，得以进入大教堂般的大厅。对诸如我这样的棒球迷和不可知论者来说，踏进名人纪念馆，可能是我们最接近宗教经验的经历了。我静静地走过它那安静的、光线柔和的大厅，欣赏着那些神圣的球衣和在全美联赛中获得的纪念品。这里，完美地保存在玻璃柜中的，是“沃伦·斯班第305次获胜时穿的汗衫，当时他与埃迪·普兰克同为最杰出的左投手”。走廊对面则是“萨尔·马格利在1958年9月25日使用的手套，对阵菲利斯队缔造无安打纪录”。每个展柜前都有人在虔诚地注视或低声交谈。
有间屋子是画廊，里面陈列着纪念棒球史上每个重大时刻的画作。其中一幅作品画的是第一场在人造光源照明下进行的夜间职业赛，这场比赛于1930年5月2日在艾奥瓦的得梅因举行。这让我大为振奋，我还不知道得梅因在棒球史和光学史上曾经扮演过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呢。我在画上细细搜寻，看那位艺术家是否把坐在新闻记者席上的爸爸画了进去，但我立刻意识到，那时父亲只有15岁，正待在温菲尔德呢。这可有些遗憾。
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我差点儿抑制不住要大声欢呼：竟然有整整一柜子的棒球卡片！我和哥哥曾经很用心地搜集过这类卡片，还仔细地做过卡片目录。而爸妈在刚萌芽的阿尔茨海默病作祟下，在1981年进行阁楼大扫除时把这些卡片都给扫进了垃圾堆。我们曾经有保存得崭新的1959年发行的全套卡片（它现在大概值1500美元），我们有米奇·曼特尔和尤吉·贝拉还是新人时的卡片，泰德·威廉斯最后一年打击率达四成的卡片，还有纽约洋基队1956年至1962年历年的卡片。全部收藏品现在绝对能值8000美元——够了，不管怎样，这些钱足够让爸妈到阿尔茨海默病治疗所接受短期治疗了。但是没关系！我们都会犯错。正是因为每个人都把这些卡片给扔了，所以它们才会变得这么值钱。毕竟只有少数幸运儿，他们的爸妈没有把退休时间花在扔掉整个工作生涯中积累的东西。不管怎么说，再次看到这些旧卡片都是种幸福，恍如到医院看望老朋友一般。
名人纪念馆大得出奇，比在外面路上看起来大得多，显得极为壮观。我心满意足地漫步在这座纪念馆里，仔细阅读每一块解说牌，在每项展品前流连忘返，追忆着我的青春岁月，沉浸在幸福的怀旧中。等到重新回到主街时，我看了看表，惊异地发现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
名人纪念馆隔壁有家商店，出售极棒的棒球纪念品。我们那个时代，能得到的只有锦旗和棒球卡片，以及球棒形状的劣质原子笔——通常用它第二次签下自己名字的时候，它就坏掉了。但是现在，孩子们能够得到带球队标志的任何东西——灯、毛巾、钟表、围毯、杯子、床单，甚至还有圣诞树装饰品，当然还得加上锦旗、棒球卡片以及第二次使用时就坏掉的钢笔。看到这些，我想我还从来没有为渴望重返少年而如此悲痛过呢。别的先不说，那意味着我能重新拿回棒球卡片，把它们藏到一个父母找不到的安全地方，等到了现在这个年纪，就能买一辆保时捷了。
这些纪念品把我迷得七荤八素，弄得我开始一件件往怀里塞，但接着就注意到商店里到处都有“请勿触摸”的标志，收银台上还贴着一张告示：“不要靠在玻璃上—— 一旦打破，赔偿50美元。”在告示上写这种东西真是愚蠢，怎么可能指望孩子们来到这样一个到处都是好东西的地方，而不去碰碰它们？这让我大为光火，就把本来要买的东西都放到柜台上，跟那个女孩说我根本就不想要。没准儿这也挺好，我还真不能确定老婆是否会想要圣路易斯红雀队的枕头套呢。
名人纪念馆门票还包括位于小镇旁边的“农夫博物馆”的入门费，那里有几打老房子（一间校舍、一家酒馆、一座教堂以及类似的其他东西）伫立在一大片空地上。有趣的程度大概跟听起来一样吧，但既然已经买了票，我觉得就有义务去看看。不为其他，徜徉在下午的阳光中也是一种享受嘛。后来嘛，我得说能够开上车再次起程那可真是如释重负啊。我离开小镇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花了好几个小时才穿越纽约州，穿过风景迷人的萨斯奎汉那山谷。山谷非常迷人，尤其是在一年中这一天的这个时候，西瓜形状的小山，金黄色的树林，宁静的小镇，都沐浴在这秋日下午柔和的光线之下。为了补偿我在库柏斯敦度过的漫漫长日，我便比平时停车更晚。在埃尔迈拉郊区一家旅馆停下来过夜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
我直接出去吃晚饭，但几乎每个地方都关门了，最后只能在一家保龄球馆的附属餐厅解决。这明显违背了“布莱森陌生城镇吃饭守则”第三条，虽然一般来说，我并不主张事事遵循原则（这也是我的一种原则），但是我确实给自己定下了公共场所就餐六大守则，而且力图贯彻始终，它们是：
1. 绝不在展示食物照片的饭店吃饭。（但如果你非要去，就绝不要相信那些照片。）
2. 绝不在贴厚墙纸的饭店吃饭。
3. 绝不在保龄球场的附属餐厅吃饭。
4. 绝不在能听到厨房谈话声的饭店吃饭。
5. 绝不在有现场表演且名字中有汉克、节奏、摇摆、三人组、爵士乐团、夏威夷及波尔卡等字眼的饭店吃饭。
6. 绝不在墙上有血迹的饭店吃饭。
不管怎样，这个保龄球馆餐厅还算可以接受。隔着墙壁，我能听到保龄球瓶倒地的辘辘碰撞声，以及本镇美发师和一群油头小子的晚间嬉闹声。我是这家饭店唯一的顾客，事实上，我显然也是阻隔女服务员们回家的唯一路障。我还在等着上菜时，她们就清理了其余的桌子，拿走了烟灰缸、糖碗和桌布。于是过了一会儿，我发现自己竟独自一人待在一个大房间里进餐，独自一人对着一块白色的桌布和一支在小红碗里摇曳的蜡烛，周围则是一大片单调的塑料桌面。
女服务员们都靠墙站着，盯着我咀嚼。过了一会儿，她们开始窃窃私语，并开始偷笑，而且仍旧盯着我。坦白说，我真觉得浑身不自在。也许只是我的想象，但我确实感觉有人正一点点转动关灯旋钮，以至于房间里最后几乎没了亮光。吃到最后的时候，我几乎只能靠触觉和把头低得差不多挨着盘子才能发挥作用的嗅觉找到饭菜了。最后，用餐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想喝点儿水，但就在我只是停下来去摸摇曳的蜡烛旁边的冰水杯时，女服务员把盘子一把抽走，迅速把账单放在了我面前。
“还要点儿别的吗？”那语气暗示我最好别要。“不了，谢谢。”我礼貌地回答，用桌布擦了擦嘴——餐巾早不知道掉到什么昏暗的地方了，于是我的守则上又加上了第七条：绝不在饭店只剩10分钟就要打烊时去吃饭。其实，我从来不会真正介意饭店服务太差，服务差才好啊，不给小费就不会于心不安了。
早上我醒得很早，情绪很是消沉。当你一睁开眼就意识到眼前不会有琐屑简单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心满意足，而是得面对没有丝毫喜悦感的一天——驾车越过俄亥俄州，低沉的情绪立刻就会压倒你。
我叹口气起床了，像老头儿似的在房间里蹒跚挪步，收拾东西、洗漱、穿衣，然后毫无热情地上了路。向西穿越了阿勒格尼山脉，然后进入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古怪小角落。在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之间，有200多英里的边界呈直线，但在西北角，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却突然向北凸出，好像绘图人的胳膊被撞了一下似的。这点儿小小的不规则起初是为了让宾夕法尼亚州有通伊利湖的出口，这样它就不必经由纽约州了。200年后的今天，它成了一种遗迹，提醒我们那时候各州对联邦发挥职能是多么不信任，其实联邦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只是如今通常不为人所认可罢了。
在宾夕法尼亚州边界内，我车轮下的公路与第90号州际公路合而为一，成为横穿美国北部的主干道。从波士顿到西雅图共有3016英里，一路上碰到很多长途旅客。你永远可以一眼认出长途旅客，因为他们看起来像是好几个星期都没下过汽车似的。只需要在他们经过时瞟上一眼，就足以看见他们已经开始把车厢当家了——车厢后面挂着几件洗过的衣物，窗户上残留着外卖饭菜的痕迹，到处散落着书、杂志和枕头。前面车座上总会有个胖女人大张着嘴酣睡，后面则有一群发着狂的孩子。两车交错时，你可以和那当爸爸的交换下沉闷中不乏同情的眼神，互相看看车牌照，比较一下各自离家的远近，感受下羡慕或同情。我甚至看到了一辆挂着阿拉斯加牌照的汽车，简直难以置信。以前我从没看到过来自阿拉斯加的车，那人肯定开了4500英里以上，相当于从伦敦开到了赞比亚。这辆车的司机是我平生所见模样最为孤苦之人，车子内外不见一丝一毫妻子儿女的痕迹。现在想来，没准是他把她们都给杀了，然后把尸体藏在了后备厢里。
半空中飘着蒙蒙细雨，在州际公路上开车经常会精神恍惚，而我，现在就正处于这种状态。过了一会儿，伊利湖在车身右边出现了。像所有的大湖一样，它的面积巨大，与其说是湖，不如说更像一个内陆海。从西到东长达200英里，宽约40英里，25年前就已宣称是个死湖了。沿着湖南岸行驶，看着眼前浩瀚无边的灰白色，这景象也实在是非同寻常。人这么渺小的东西，居然能毁掉大湖这样的庞然大物，似乎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我们确实把它毁掉了，仅仅花了差不多100年的时间。这得感谢那些漏洞百出的企业法，以及克利夫兰、野牛城、托莱多、桑达斯基之类的煤灰、沙尘中心，它们对自然的过度贪婪，使伊利湖仅仅历经三代就从一汪碧水变成了一个大便池。克利夫兰是罪魁祸首，它有一条河叫凯霍加河，其实可以说是由化学物质和半分解的固体构成的缓慢流动的稠浆。看起来简直就像燃料，有一次果真着了火，大火一发不可收拾，足足烧了四天。我想这也称得上是非同寻常的成就了。据说现在情况有所改善，根据《克利夫兰自由报》的一则新闻特写（我在阿什特比拉附近停下来喝咖啡时看到了它），说是一个叫作“五大湖水质管理委员会国际联合调查组”的官方组织（名字可够长的），刚刚发布了关于伊利湖水质的检查报告，宣称与上一次检测时的1000多种化学物质相比，这次在湖水中仅仅发现了362种。但在我看来，这个数字仍然大得可怕。太令人诧异了，我看到竟然有一对垂钓者站在岸边，他们在细雨中弯下腰，用长长的钓竿将钓鱼线甩到绿色的墨黑湖面，可能他们是在钓化学物质吧！
在令人心烦的雨丝中，我开车穿过了克利夫兰的远郊，沿途看到许多城镇的牌子，名字都叫什么什么高地：里士满高地、梅普尔高地、加菲尔德高地、夏克尔高地、尤尼弗西蒂高地、瓦伦斯韦尔高地和帕尔马高地。令人好奇的是，周围地形的显著特征却正是缺乏高度。显然，克利弗兰认为的高，在其他地方看来根本不值一提。不知为什么，我对此丝毫不觉得奇怪。再往前走一会儿，90号州际公路变成了克利弗兰纪念海滨公路，路线随弯曲的海湾而蜿蜒起伏。雪佛兰的雨刷催眠似的摆动着，其他汽车嗖嗖经过时溅起了水花，车窗外面，伊利湖变得大而模糊，渐渐隐没在远方朦胧之中。前方渐渐出现了克利夫兰市区高大的建筑，就像被超市里自动传送带传送那样，这些建筑向着我徐徐而来。
克利夫兰一向有外观丑陋、脏乱无趣的名声，虽然他们说现在已经好多了。我说的“他们”，是指像《华尔街期刊》《财富》《纽约时代周刊》等严肃刊物的记者。“他们”每五年到这里一次，然后刊出长篇报道，标题就像《克利夫兰卷土重来》《克利夫兰的新生》之类。没人读这些文章，我更不读，因此无法判断克利夫兰比过去好的说法是对还是错。这些说法不太可信，而且结论主要来源于今昔对比。我能说的是沿高速公路越过凯霍加河时看到的景象，那里到处是冒着黑烟的工厂，看起来怎么也说不上干净或者漂亮。我也不能说该市别的地方也同样是这样引人注目。克利夫兰的境况可能有所改观，但所谓“新生”云云，则显然是夸大其词。不知为什么，我不禁猜想，如果德·乌比诺公爵活过来，被丢到克利夫兰闹区，他没准会说：“天啊，我被抛进了15世纪佛罗伦萨的梦里了，这里有好多财宝啊。”
接着，很突然地，我就出了克利夫兰，开上了詹姆斯·W.肖克尼西俄亥俄收税公路，四周是克利夫兰和托莱多之间绵延起伏的空旷乡村荒野，此时公路恍惚症又悄悄侵入，为了缓解沉闷，我打开了收音机。其实我整天都在把它开了关，关了开，听一小会儿，又绝望地放弃。除非你曾亲身感受，否则你很难想象那种在三小时内第14次听到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所带来的绝望感觉，你能感觉到脑细胞正一个个哔波哔波地死去，而那些DJ更让人难以忍受，还有比他们更愚蠢、更招人厌恶的人种吗？南美洲有种叫雅那玛诺斯的印第安部落，他们落后得甚至不能数到三，其计数方法是：“一、二……噢，天哪，一大堆。”显而易见，DJ们有更高的穿衣打扮能力，有更多的社交技巧，但我想就智力水平来说，二者真是半斤八两。
我再三地在电波中搜寻，希望找到点儿可听的东西，可什么也找不到。并非我要求太高，我只是想找一个电台，里面不会一直播放快乐的还不到青春期的女孩演唱的歌曲，不会雇每六秒钟就得“嘿——”一次以上的DJ，也不会一直告诉我耶稣有多爱我。但是这样的电台根本就不存在，即便是找到了些凑合能听的，开出10到12英里之后声音就渐渐微弱了，我正愉悦地静听的披头士老歌也就逐渐被一个半疯狂男人的声音所取代，那声音正大谈《圣经》，告诉我主是我的朋友。
美国有很多广播电台，特别是在穷乡僻壤之地的，简直又小又简陋得可笑。之所以知道这个，是因为我十几岁时曾在得梅因的KCBC电台帮过忙。KCBC电台拿到了转播艾奥瓦橡树队职业棒球联赛的合约，但吝啬得不肯派体育解说员（一个叫作史蒂夫·夏农的可爱小伙子）随队采访。所以，每次橡树队职业棒球联赛在丹佛或俄克拉何马市或不管哪里比赛，我和夏农就得赶到KCBC的播音室（其实只是一个简陋的锡皮屋，在得梅因东南部某块农田里的一座高耸的发射塔旁边）。就是在那里，夏农假装正在奥马哈现场向听众播报赛事。古怪透顶。每两三个回合，球场上就会有人给我打电话，对比赛的概况简单描述一下，我就把它潦草地写在记分簿上，然后递给夏农，以这个作底，他就能说上两小时。
那可真是非同寻常的经历，在热得冒烟的8月的夜晚，坐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里，听着外面蟋蟀的叫声，看着一个男人对着麦克风侃大山，吹嘘着类似这样的话：“噢，这是奥马哈的一个凉爽的夜晚，从密苏里河那头吹来了阵阵清风。今天晚上有一位特别来宾——沃伦·特·莱格雷斯州长，我看见他和他年轻漂亮的妻子——博比·雷坐在一起，就在我们记者席下面的一个包厢里。”夏农在这方面是个天才。我记得，有一次球场那边没有打来电话（那家伙被锁在厕所里或是出了别的什么意外），夏农没有东西可以提供给听众，所以他便用一场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推迟了比赛，尽管上一刻他还在说那是一个美好无云的夜晚。接着他一边播放音乐，一边打电话给球场，哀求某人告诉他赛场情况。还真是有趣，我后来从什么地方看到，说是罗纳德·里根年轻时也在得梅因当过体育播报员，也发生过一模一样的情况。里根当时的处理，是让打击手一个劲儿干些非常难以置信的蠢事——在超过半小时的时间里一再击球犯规——还假装这没有什么难以置信的。根据这些，你可以联想一下，作为总统他是如何治理国家的。
傍晚，我碰巧听到了一则俄亥俄州的克鲁巴基特或某个类似电台播报的新闻。美国电台的新闻通常长约30秒，内容与此类似：“克鲁巴基特的一对年轻夫妇——德韦恩及旺达·德雷里——和他们的七个孩子——罗尼、朗尼、康妮、唐尼、邦妮、约翰尼和塔米，在一场大火中丧生，起因是一架轻型飞机在他们的房子里坠毁并爆炸起火。消防队长沃尔特·恩伯斯称，还不能排除纵火的可能性。在华尔街，股市出现了有史以来的单日最大跌幅，下跌了508点。克鲁巴基特地区天气预测：晴天，降水概率为2%。你正在收听的是KRUD广播电台。更多摇滚，更少废话。”接着就响起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
我盯着收音机，怀疑刚才的第二条消息是否听错了。股票有史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美国经济的崩溃？我调了调收音机，找到了另一段新闻：“……但参议员蓬坦否认他使用四辆凯迪拉克和到夏威夷旅游与建设新机场的1.2亿美元合约有任何关联。在华尔街，股市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仅在短短三个小时内就下跌了508点。克鲁巴基特地区的气象预测是阴天，降水概率为98%。接下来是来自老鹰乐队的更多音乐。”
美国经济正在土崩瓦解，我能得到的却只有老鹰乐队的歌曲。我把旋钮转了又转，心想什么地方一定会有人对这新一轮大萧条的序曲进行专题报道，而不只是顺口一提，确实有人，谢天谢地，是CBC（加拿大电台，它有一个发人深思的好节目叫《时事追踪》），整个晚上都在谈论华尔街的崩溃。我要让你们——读者们——想想这对美国公民是多大的讽刺：在自己国家旅行，却得转到一个外国电台，才能听得到国内年度最重要新闻的细节。为公平起见，我还得说，我后来被告知，美国公共广播网（可能是发达国家中经费最短缺的广播机构）也对该崩溃作了长时间的专题报道。我猜测很可能是坐在农田里的锡皮屋内的某人，照潦草地记在纸上的记录念出来的吧。
在托莱多，我上了75号州际公路，向北驶进密歇根州，朝迪尔伯恩（Dearborn）驶去。它是底特律市的一个郊区小镇，我准备在那儿过夜。刚做好决定，几乎同一时间，我就发现自己陷进了一团杂乱，到处是仓库、铁路线和通向远处汽车工厂的巨型停车场。这些停车场面积巨大，挤满了车，我几乎认为那些工厂生产汽车的目的没准就只是要把停车场装满呢，这样也就顾不上顾客的需要了。巨大的停车场之间，交错其中的是高耸的高压电力塔。如果你看到世界各国的电力塔像外星人的入侵军队一样向地平线进军，于是很想知道它们结局如何的话，答案就是它们全都聚集在托莱多北方的平原上了，在这里把装载的电流都装进了一大群电力变压器、二极管和其他装置里，这些东西看起来都像是电视机的内部机件，只不过规模当然要大得多。开车经过的时候我感觉地面在颤抖，觉得简直像有静电扫过汽车，搞得我脖颈后面的毛发都在轻轻颤动，接着在我的腋窝里留下一种奇怪的满足感。我几乎想在下一个十字路口掉转车头，返回去再嗑一次药。可是天色已晚，只能继续赶路。有那么几分钟，我觉着似乎闻到了肉的焦煳味，于是一个劲儿地摸自己的头，这可能是一个人在车里面待得太久的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