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让自己变得“无家可归”，从而获得补助。参见Adrian Nicole LeBlanc，Random Family：Love，Drugs，Trouble，and Coming of Age in the South Bronx（New York：Scribner，2004）。
2.身在严酷的环境下，人们的所作所为也会跟着残酷起来。“没有长时间挨过饿的人往往会低估饥饿的影响力，”心理学者A.H.马斯洛（A.H.Maslow）说，“衣食无忧者被较高层次的需求控制。在他们眼中，这些需求才是最重要的。”很多思想家和所谓的大师们都没有意识到这点——他们想解释贫困社区的暴力问题，却从未设身处地地考虑，挣扎于匮乏和苦难的人身上，还会有多少的理智。
岁物丰成的年头，邻居全无龃龉。而若遇到饥荒，他们还是会为了从运粮卡车上扔出的面包互相撕咬、张牙舞爪。又或者按照马斯洛的说法：“一旦‘面包’没了，人就只有为‘面包’活了。”考虑低收入社区的暴力行径时，我们还要想到贫穷对人的压迫，以及严重剥夺带来的沉重情绪和认知负担。否则我们就无法真正掌握像阿琳和克里斯特尔这些人的生命经验。A.H.Maslow，“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Psychological Review 50（1943）：370-96，375，387.关于人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做出的反应，参见Elie Wiesel，Night（New York：Bantum Books，1982[1960]），95；Tim O’Brien，The Things They Carried（New York：First Mariner Books，2009[1990]），64-81。
人会对像是饥荒、极度贫穷这类的结构性问题做出回应。让‘贫穷文化’（culture of poverty）一词众所周知的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认为，一些思维定式、行为习惯会产生某种“意识”，反过来强化催生出它们的环境与条件。在“意识”的作用下，这些行为和思想构成了一种近乎于“文化”的东西。在某种文化模式下，人的言与行不断趋同；它不会稍纵即逝，或因势而动。但刘易斯的这个模型忽略了在人与结构性问题间占有一席之地，并决定了各族群的语言／习惯／信仰系统／行为举止孰强孰弱的各种社会与政治体系。
在穷乡僻壤那些教学资源匮乏的学校，学生的常用语言匮乏、批判思考能力往往较低下。就算他们以后搬迁到安全繁荣的社区，这些不足之处还是会如影随形。把这些因为教学资源匮乏产生的语言模式和思考体系视作“贫穷文化”的证据，认为它们是贫困家庭自身的发明，就等于在无视落后的公共文化设施（如学校）对低收入家庭造成的冲击。
我们不会觉得有钱人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们发明了某种“富裕文化”吧？他们有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精英的社会文化体系，这套体系形塑着他们的行为举止、习惯与世界观。由这些技巧和存在方式组成的“星丛”，反过来会让他们顺风顺水地进入其他精英体系分支。或许，被视为是“富裕文化”的东西，不过是富裕本身。卡罗尔·斯塔克（Carol Stack）在All Our Kin：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一书中有着非常精辟的见解：“许多据称可以代表贫穷文化的特质……其实仅仅是贫穷的定义而已。”关于贫穷文化，参见Oscar Lewis，Five Families：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New York：Basic Books，1959）；Michele Lamont and Mario Luis Small，“How Culture Matters：Enrich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Poverty，”in The Colors of Poverty：Why Racial and Ethnic Disparities Persist，eds.David Harris and Ann Lin（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8），76-102；Mustafa Emirbayer and Matthew Desmond，The Racial Ord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5），chapter 6；Matthew Desmond，“Relational Ethnography，”Theory and Society 43（2014）：547-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