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伦娜决定了，她要驱逐阿琳。丧礼费用跟后续社会福利救济金的缩减让阿琳的房租越欠越多，总共累积了870美元。谢伦娜觉得是时候“对阿琳放手，好迎接下一位房客了”。当月早些时候，她整理好了必备的文件。等着接开庭通知，已是12月23日，算是赶上了驱逐法庭在圣诞节前的“末班车”。谢伦娜知道这个时节法庭的“生意”会非常好——不少做爸妈的租房者都宁可跟房东赌一把，也不愿在圣诞节的早上两手空空的面对孩子。1一名新来的房客已经问过谢伦娜能否先把一部分的房租还她，好让她可以给孩子买礼物。谢伦娜回了她一句：“房子都没了你礼物要放哪儿……十一个月前你就该知道现在会是圣诞节吧。”
谢伦娜跟阿琳出庭的前一晚，外头下雪。第二天一早迎接所有人的，是一座埋在雪中的密尔沃基城。身穿厚重羽绒外套，头戴针织帽的路人在人行道上步履蹒跚。裹得严严实实的孩子依偎在母亲身上，一起在公交车站的顶棚下等着，重心时而压在左脚，时而切换到右脚。城市里的烟囱吐着烟雾，在苍白的天空中有如厚实的棉花。节日的装饰品：黑人版的耶稣、在一块废弃土地上微笑着的雪人等，点缀着密尔沃基的北部。
谢伦娜在密尔沃基县法庭（Milwaukee County Courthouse）前停下车。法庭建于1931年，从外型设计来看，它好像矗立在这里很久了。环绕法庭的是比橡树更高、更粗的古希腊科林斯式圆柱，撑起的高耸屋顶足以睥睨市区。这无疑是座壮观的作品，气势慑人的石灰岩立面上刻有建筑师题的拉丁铭言：VOX POPULI VOX DEI——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
谢伦娜在想阿琳会不会来。大部分时刻房客不会来，而那就正中谢伦娜的下怀。她的经验是，都到了这个份上，你之前对房客有多好都不重要了。在法庭上，“那些事情就跟没发生过一样”。谢伦娜带过牛奶跟生活用品给阿琳，甚至还让工人从空房搬了一个没人用的炉子给她。但她知道只要来到法庭，阿琳会讲的只有坏掉的热水器或窗户上那个昆汀至今未修的洞。尽管如此，谢伦娜那天早上还是打电话给阿琳，提醒她今天记得出庭。她本没有义务这么做，但说到阿琳，她总是会有一点心软。此外更让谢伦娜担心的是那些委员，她总觉得这些委员内心比较同情租户，所以老是用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来为难房东。谢伦娜有过一两件申请案被驳回的记录，原因都是书面资料上出了差错。一旦遇到这种状况，谢伦娜的驱逐工作就得全部从头来过，而时间就是金钱，谢伦娜因此又会少收一个月的房租。但若是顺利，谢伦娜也有可能在十天之内就让治安官的驱逐队集结在房客门前。
通过安检之后，谢伦娜的目标是位于400号房的密尔沃基县小额索偿法庭（Milwaukee County Small Claims Court），堪称威斯康星州最忙碌的法庭。2她的步伐在大理石地板上咔嗒作响，回荡于圆拱屋顶。一路上她与律师们擦身而过，他们身穿大衣，眼睛盯着地板的同时也不忘对着手机说上两句。年轻的父母带着小孩，一副目瞪口呆的观光客傻样。法庭里挤得水泄不通，男男女女不是被挤到长长的排椅上，就是沿着墙壁站成一列，体热让法庭内的温度都升高了。谢伦娜找好位子坐下，然后跟熟识的房东同行挥挥手。
在法庭的后方，不少房东正在跟租户“沟通”，希望他们能在最后一刻签约和解，也就是只要租户能把房租给补上，他们愿意既往不咎，把驱逐的事一笔勾销。这当中有一位穿着皮外套的白人房东，刚在几个月前上过地方报，原因是他违反建筑法规的件数累计有好几百笔。一名房客朝他走去的同时，他正跟自己的年轻女助理聊天。租户是名黑人女性，看上去大约五十来岁，穿着一件又破又旧的大衣，肩膀很高，不知是否塞了垫肩。
她将手伸进皮包里，掏出要拿给房东的700美元，全部是现金。
“我是在想……”她开口说，但房东打断她。
“想没有用，写支票比较实在。”
“再给我两周，我可以补你600美元。”
房东要她签下和解的协议，当中载明，迟缴房租要多罚她55美元的滞纳金。她没有异议，接过了笔。3
在法庭前一个特定的区域里，摆着几张桌子跟一堆空椅子，里头坐的是身穿浅细条纹西装、打着“权力领带”[1]的大律师。这些人是房东请的。他们面前放着一大叠文件夹，有些人为了打发时间，不是看报纸，就是在玩填字游戏。还有些律师跟法警有说有笑，但聊着聊着，有些法警会停下来要求房客们在室内脱帽或小声一点。专区的律师与法警全都是白人。律师面前摆着一张大木桌，对着人群，木桌的两端各坐着一名女性，负责当日的案件传唤并做成出席记录。只不过大部分的名字念了也是白念，大约70%的房客即便被传唤，也不会大费周章地前来驱逐法庭。在其他的大城市，情况也几乎相同。在某些城区的法庭，租户的出席率低到只有1/10。4至于租户不来的理由：有些是因为工作不能请假，有些是小孩找不到地方照看，有些是根本搞不清楚状况，甚至有些人觉得烂命一条无所谓了，当然也有人是因为觉得丢脸不愿意来。5遇到租户不见人影而出庭的只有房东本人或代理时，传唤人员就会在档案上连盖三个章——意思是缺席的租户已经默认接受驱逐。一旁的档案文件像盖房子般，越叠越高。驱逐法庭里常有几十个人在同时叹气、咳嗽、低语、跟孩子说悄悄话，当中穿插着高低跌宕的点名、停顿与三次重重的盖章声，最后合奏出一曲柔和的嗡嗡声响。
法庭前台后侧，两根雄伟的木质圆柱之间挂着一大幅画。画上摩西带着还未损坏的十诫石板走下西奈山，俯视沙漠中的以色列人围着金牛犊跳舞。传唤人员的木桌两侧各有一条门廊，分别通往专员的办公室，也就是实际召开听证会的地方。当自己的案件被传唤时，房东跟租户就会走这两条门廊去见法官，一般只在里头待几分钟而已。
一名聆讯刚结束的黑人女性牵着孩子的手，重新回到房间。她包着头巾，一直没脱下身上厚重的蓝色冬衣。她一路从400号房的中央走道穿过，与貌似贫血、带着文身的白人男性、坐轮椅且穿着睡裤跟Crocs洞洞鞋的白人女性、还有一名膝盖上搁着顶软帽子的盲眼黑人男性、一名身穿“为我们祷告”，脚踩工作鞋的拉美裔男子擦身而过——他们全都为了驱逐案件在这里等候传唤。一般而言，租房的都是穷人，而且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因为没有按时交租而遭法庭传唤。他们大部分人把半数的家庭收入花在房租上，其中1/3的人更得把收入的80%以上缴给房东。6每六名出庭后遭到驱逐的房客中，只有一名马上可以入住收容所或亲友的公寓，不至于落得前途渺茫。剩下的会在大马路上安家落户。绝大多数人无法找到一个容身之处。7
身穿蓝色冬衣的那名女性发现某排椅子的末端，坐着另外一名黑人女子，二人四目交汇。于是经过的时候，她弯下腰来对这位非裔同胞小声说：“别紧张，亲爱的，几分钟就结束了。”一如往常，法庭内是黑人女性的“天下”。通常，在一个月里，出席密尔沃基驱逐法庭的黑人占总人数的3/4，而黑人中，女性又占3/4。黑人女性在驱逐法庭的数量超过其他群体的人数总和。8她们的孩子各个年龄段都有，一个头上仿佛用了整盒发夹的小女孩安静地坐着，够不着地板的双腿在椅子下方荡啊荡；一个皮肤黝黑的男孩身穿大两号的有领上衣，坐得直挺挺的，表情一本正经；旁边可能是他妹妹的小女孩正在打瞌睡，一只手臂弯着盖住眼睛，一只手抓着小狗造型的毛绒玩具。
在密尔沃基最贫困的黑人社区，驱逐已经是家常便饭，女性遭到驱逐更是见怪不怪。在这些社区，每十七名女性租房者中就有一名会被法院判定驱逐，这一比例是同一社区中男性的两倍，更是密尔沃基底层白人社区中女性的九倍。来自黑人社区的女性仅占密尔沃基人口的9%，但在所有被驱逐的租房者中，她们所占的比例却高达30%。9如果说贫困黑人社区里男性的日常生活是进出监狱，那黑人女性过的就是被驱逐的日子。黑人男性照例被关，黑人女性习惯被赶。10一名委员从侧边的门廊走出来，从传唤人员那里拿走一个档案。谢伦娜一只脚不停点着地板，等待自己被点名。月初时，她就已经为了八件驱逐案出庭，当中也包括帕特里斯的案子。只有一名租户出庭，那就是独腿里基（Ricky One Leg）。他一瘸一拐地走到谢伦娜面前抱怨：“把我拖来这里干吗？”里基讲话声音有点尖，又有点沙哑。在他一呼一吸间闻得到啤酒的味道，木头义肢是他二十二岁的“生日礼物”，那天他的腿上中了四枪。
“怎么？要我揍你另一条腿？”谢伦娜回击。她双手握拳举起，里基则作势要用拐杖去刺她的脚。
打闹一番后，谢伦娜说：“爱你呦，里基。”
“我也爱你啊，宝贝。”
“你知道的嘛，形式上还是要跑一下。你总不能到杂货店里白拿东西，然后说：‘嗯，这些东西我要了，但我没钱付你喔。’”
“我懂的，宝贝。今天要是我当老板，我也会在商言商……我老爸也跟我说做人不能忘本，不能恩将仇报。”
终于轮到他们，谢伦娜跟里基朝着排椅前的木桌走过去。因为驱逐的案子是按照原告（房东）来分的，所以传唤人员要先点名，看谢伦娜所有要驱逐的房客是不是都到齐了。
“西塞尔·克莱门特？”咚、咚、咚（盖章声）。
“帕特里斯·辛克斯顿？”咚、咚、咚。
没有出庭的帕特里斯人在Cousins Subs端盘送碗，因为她既不想失去这份工作，又找不到人换班。要知道Cousins Subs的店长已经对她的A级轻罪[2]（开空头支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对她来说，在Cousins Subs工作只有通勤这点好处：她可以安安静静地坐一个小时的公车，道路两旁尽是砖房跟斜挂的美国国旗。
“去她的（谢伦娜），去她的法庭，”帕特里斯后来说，“我妈有去出过庭，结果那个法官特别粗鲁。”开庭未到，意味着帕特里斯的“租房生涯”将以一次驱逐记录开场。但对此她没想太多。“我发誓，一堆我认识的人，扣掉白人朋友不算，几乎人人都有驱逐记录。”帕特里斯知道，倘若真要跑去出庭，那可不只是损失工时跟惹毛店长那么简单，她还得在那些学历比她高、法律懂得比她多、在法院比在家里还自在的人面前一争高下。当然有些房客可能更惨，他们得跟房东的律师大眼瞪小眼。
而且帕特里斯还得再踏进那栋古老而雄伟的法院，但她并不想。帕特里斯这辈子待过最讲究的建筑是丰迪拉克大道上的莉娜食品超市（Lena’s Food Market）：那里有购物推车，耀眼的日光灯，还有打过蜡、磨得锃亮的亚麻地板。在她白人朋友的口中，莉娜超市就像贫民窟的杂货店，但这在密尔沃基北部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在莉娜超市里，帕特里斯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来错了地方。大凡密尔沃基市里会让她觉得格格不入的地方，她都尽量不去。帕特里斯的住处离密歇根湖岸有四英里：去那儿走路需要一小时，公交车半小时，开车十五分钟。但她一次都没有去过。
“谢伦娜。”有人轻轻叫了一声。谢伦娜转过身，看到阿琳把头探进400号房。
谢伦娜走出房间，来到外头的走廊，接着走向将脸藏在红色帽T里的阿琳。“亲爱的，”谢伦娜说，“我要么得让你搬走，要么得把钱要回来。我说的是实话……我也有账单要付。我现在就可以拿账单给你看，你看了一定会吓到眼珠子要掉出来。”
谢伦娜把手伸向她的档案，抽出一张市政府已经宣告为危楼的房地产税单递给阿琳，上头列出了逾期未付的雨水费与疏通下水道的费用、封房的费用，还有一些杂项，加起来是11465.67美元。阿琳茫然地盯着账单，她一年也赚不到这么多钱。
谢伦娜抬起头问：“你看到了吗？我的状况……这或许不能怪到你的头上，但……”她挥了挥夹在食指跟拇指间的账单，“我也不好过。”
讲完这些，谢伦娜回到400号房坐下。她还记得第一桩驱逐案，紧张又不知所措的她事先把书面资料来回看了几十次，所有的流程也都很顺利。一回生二回熟，没过多久，她就申请了第二次、第三次。在填写法院表格时，谢伦娜学到了几招：要在租户的姓名后头加上“等人”的字眼，这样驱逐判决的效力才会覆盖到租房处的所有人，包括她不见得认识的那些人。文件上问估计的损失金额时，要回答“不超过5000美元”，也就是法定上限；经验告诉她，委员们不认同超过55美元的滞纳金；并且花89.5美元的手续费把拖欠房租的租户拉到法庭上是划得来的，因为一旦这么做，很多租户就会努力把钱生出来，再说这手续费只是垫付的，之后她还是可以把这一条列到租户的账单上。
阿琳对驱逐法庭也不陌生。十六年前她才二十二岁的时候，就走过一遍驱逐的程序。从满十八岁起，阿琳粗算了一下，她租过不下二十个地方，意思是她跟孩子差不多每年都得搬次家——要是次数多了就意味着她们那年曾被驱逐。但话又说回来，阿琳的驱逐记录并不如想象中那般“满江红”。这些年下来，她在跟房东交手时用过不少化名。她没有取什么乱七八糟的假名，只是把真名稍微动点手脚，改一两个字母让“阿琳·贝尔”变成“阿琳·毕尔”或“厄琳·贝尔”，而这些名字也真吃下了不少驱逐记录。主要是忙到一个程度，法院的职员跟不少房东一样，不会那么认真地要求出示证件。阿琳记得早年在密尔沃基，驱逐会在圣诞节前后喊停，那是一种惯例。但那是1991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名房东状告非营利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该组织便开始主张这种暂停驱逐的做法是有违公平正义的宗教庆祝活动。11老一辈的有些人不知道是人太好、习惯了，还是没人告诉他们，总之有些人会因为圣诞节暂时不赶人，但这不包括谢伦娜就是了。
时间继续向前推进。律师一个个都已经回家了——因为他们的案子会优先叫号处理，于是400号房门前只剩下法警跟传唤人员在场。这天的法警是一名娇小而有点暴牙的白人女性，闲得发慌又没人讲话的她开始找那些租户的碴。“手机不想被没收的话，就给我关静音！”早在一个小时前，两位传唤人员就哈欠连天，连遮都懒得遮。“别堵在走廊上！”女法警喝令一声。小孩子的鞋底在座椅上踩啊踩的。“要讨论案子的到外头去讲。”女法警又补了这句。
最后，阿琳抬起头来，看到谢伦娜走进门廊，手握着半开的门把说：“轮到我们了。”
等了两个小时才被叫到。谢伦娜抽到的特聘法官是劳拉·格拉姆林·佩雷斯（Laura Gramling Perez），这名白人女士有着军人般挺拔、端正的身姿，穿着深色西装，戴着珍珠项链，露出线条轮廓。格拉姆林·佩雷斯法官一开口便先请阿琳在她办公室前候着，她另外有件事情要先跟谢伦娜处理。谢伦娜于是跟着特聘法官来到办公室内。这是间颇为大气的木质办公室，四壁点缀着法律著作、裱框证书，还有家族合照。这名特聘法官在偌大的硬木桌前坐下，并问：“发票有着落了吗？”
谢伦娜已经连续两天来这间办公室了，昨天她来是希望特聘法官能核准她向另一名从危楼中驱逐的房客索讨5000美元。拿民事诉讼来说，每笔驱逐申请都可拆成两部分来看，其中“第一请求”（first cause of action）专门处理“租户是否应该被驱逐”的判定，再来的“第二、三请求”（second and third causes of action）则处理应当付给房东的款项，包括：欠缴的房租、开庭费用、其他损失赔偿项目。12换句话说，多数租户在驱逐法庭上会被起诉两次：第一次要求归还房子，第二次要求上缴欠款。这也意味着他们得出庭两次。前面说过很少人来的是第一个出庭日，至于第二个出庭日，可以想见会来的就更少了。也正因为第二次出庭的租户少之又少，在庭上就容易演变为房东说多少就是多少，没有人跟他们唱反调。通过起诉房客来讨回欠租跟法庭费用，一点都不麻烦。房东可以合法要求房客支付欠缴的租金、法庭核定的滞纳金，还有租约终止后滞留期每日两倍的租金。但要是说起房屋损坏赔偿款项，那可就是一笔烂账了。有时，谢伦娜在来法院的路上还在犹豫不决。“后门应该算多少钱呢？150元？200元？”有时，她会多算一笔除虫的钱，但其实这一条昆汀可以自己处理。总之只要金额别太夸张，传唤人员都会咚咚咚地让“第二、三条请求”快速通关。要是金额大到让传唤人员愣住，那他们就会把资料上呈给特聘法官把关，这就是格拉姆林·佩雷斯在做的事情了。她跟谢伦娜要发票，是希望她能提出凭据来证明前租户有必要赔到5000美元的上限。
“我跟她要这点钱根本是零头好吗？她把我的房子弄得乱七八糟。”谢伦娜一边回复法官，一边拿出了满目疮痍的房间照片和她刚刚给阿琳看过的账单来佐证。
格拉姆林·佩雷斯仔细看过照片跟账单，但她的结论仍是：“证据不够。”
谢伦娜尝试再争取一次，但依旧徒劳。“反正事情就是不能顺我的意。”她终于被激怒了。
“嗯，恐怕是吧，”专员说，“那么……”
“这样真的很不公平！都没人管管这些租户。每次都是房东咽苦水。这个制度真是有问题……随便，反正这些钱我横竖拿不回来了，这些人本来就是社会上的废渣！”
格拉姆林·佩雷斯把谢伦娜的索赔金额从5000砍到1285元，月初那八笔驱逐案一共判了10000多美元。谢伦娜当然知道判赔不等于钱进口袋。除了把租户的押金没收之外，房东其实没有太多渠道可以拿钱。谢伦娜可以尝试扣押租户的薪水，但那也得在前租户有工作、生活又不在贫穷线以下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她可以扣押银行账户，但是很多前租户根本没有账户可扣。就算有，房东也不能碰州政府发放的社会福利补助，而且永远要在账户里留1000美元，不可以扣得一干二净。13
即便如此，谢伦娜和许多其他的房东还是前仆后继地发动“第二、三请求”。这会对房客带来不良影响，因为金钱判决（money judgements）会登记在驱逐记录上。驱逐记录上积欠的租金是200美元或2000美元会让房东的感受天差地别。另外金钱判决也有可能事隔多年又重新落到遭驱逐者的头上，尤其当房东将这些判决结果纳入法庭正式记录的话。金钱判决一旦被法院正式记录，房客的信用记录里就会被烙上一个印记，十年内他／她只要在密尔沃基县境内置产，该笔金钱判决就会跳出来对这笔房产享有“优先权”，而这将大大限制新业主利用重贷或变卖房产进行理财的空间。14对房东来说，将金钱判决纳为正式记录是放长线钓大鱼，房东赌的是未来。毕竟谁都不知道或许某年某月，某个房客会突然想要振作起来恢复信用，会自己跑回来把账结清。到时候房东还可以要求“连本带利”还，因为金钱判决累积的年利率会让所有投资人艳羡不已：高达12%。对于大半辈子都穷到趴在地上、早就没什么信用可言的最底层人来说，金钱判决有没有登记在案，只是地狱十七层跟十八层的差别而已。但对于那些后来找到了不错的工作、遇到好对象走入婚姻、申请学贷想读书、或买了人生第一个家，总之希望能再拼一次看看的房客而言，这就像是原已崎岖不平的安定之路上出现了难以跨越的天险。
谢伦娜一直想着要请像“追回租”（Rent Recovery Service）这类的公司，来帮忙她把“第二、三请求”的钱给拿到手。这家自称是“全美最大也最有进取心”的追租服务公司，会向三家全国性的信用管理机构举报欠钱的房客，然后将房客资料输入到覆盖全美的追踪系统里。有了这个系统，追租公司便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掌握前房客在财务上的一举一动，从此前房客无论是想要借钱、求职，还是要去银行开户，都不可能瞒过追租公司。就像把金钱判决列入正式庭审记录的房东一样，这些追租公司的眼光也非常长远，他们等的是有一天房客能“通过赚钱自力更生”，到时候他们就可以开始收账。“追回租”公司自称“只要债务还在，档案就不会关”。15这当中有些档案里的债务金额经过合理的计算并且账目一目了然，但也有些档案里的“第二、三请求”被严重夸大，或者利率高得离谱。但既然法庭都认证过了，“追回租”公司也不会管这么多、分这么细。
终于轮到处理她的案子，阿琳在特聘法官的桌前坐下，她决定就坐在谢伦娜身旁。两个女人互相对视了一会儿，不知情的还以为她们是老朋友甚至是姐妹，只不过其中一个人的命比较好罢了。谢伦娜还在为刚刚的5000美元犯嘀咕，特聘法官阅读阿琳的档案，头也没抬地问：“房东太太说你欠缴房租要驱逐你，所以你没有按时交租吗？女士。”
“是。”阿琳答道。
才讲一个字，她这案子就已经输了。16
特聘法官看向谢伦娜：“你这边愿意和解吗？”
“不愿意，”谢伦娜回答，“主要是她欠得太多了。上次她的好姐妹过世时，我有给过她方便，她那个月的租金就没缴全，现在又过了一整个月，算起来她足足欠了我870元。”
“好，好，”特聘法官要她打住，然后将目光转向阿琳，“所以房东太太的意思就是要你搬走。”
“好。”
“你家里有未成年的小孩吗？”
“有。”
“几个？”
“两个。”
法庭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多一个孩子要抚养，就要多给被驱逐者两天的时间缓冲。法官们有时候会给这么一点点“优惠”，格拉姆林·佩雷斯也是其中一位。
“我跨年前会搬走，”阿琳说，“最晚新年当天。”
“等等，但这样就卡到下个月了，那又是新的租期了。”谢伦娜反应。
“那要是她可以在1月1日前搬走，你愿意提个和解方案吗？”特聘法官还没死心。
“可是，”谢伦娜连仅有的耐性也没了，“还有一票人在排队，想在1日搬进来。”
谢伦娜看似坚定，但特聘法官看到了突破口。她知道阿琳是走定了，她只是希望阿琳尽可能不要留下驱逐记录的“污点”。抱着这个想法的法官再试了一次：“如果她愿意在12月31日离开，我是说她自己乖乖走人，你能不能得饶人处且饶人？”
“我要饶她什么？”谢伦娜冷冷地问道。
“比方说你要不要把驱逐判决撤销？”
“那她欠我的钱怎么办？”驱逐判决撤销，就代表金钱判决也一并撤销。这么辛苦地透过法庭来驱逐房客，谢伦娜为的就是要取得金钱判决，即便对方是靠社福度日的单亲妈妈也在所不惜。
“嗯，我想说的是，你要是愿意少拿阿琳两三百美元，一月入住的房客就可以保住。”法官这么说是因为她知道谢伦娜可以没收阿琳的押金，这样她实际上少收的租金只有320元。“交换的条件是她不会挡着你……”
阿琳突然打断法官：“我并没有要挡她的财路。”她说得非常用力，脸上挂着受辱的表情。阿琳看出来了，眼前这位戴珍珠项链的白人女士说个不停，但她显然没有能力发号施令。
一直若有所思的谢伦娜挺起身。“我什么都不撤销。我就是不想……我真的受够了，不要每次都要我吞下去……”她一边说着每一个字，一边开始敲桌子。
阿琳看着特聘法官说：“我也没有想赖着不走。我知道她说的意思，那毕竟是她的房子。”
“我了解。”特聘法官说。
“我没有硬要待在那儿。”
“我了解。”
特聘法官没再继续说下去，只是自顾自地翻起了资料。在三人的静默之中，阿琳稍稍地转守为攻。她想起了破掉但没补的窗户，还有时灵时不灵的热水，以及肮脏的地毯，于是她说：“我也有理由可以责难她，只是我不愿意提，算了。”这就是她仅有的辩护词。17
特聘法官看着阿琳说：“女士，条件是这样，你要在1月1日前自行搬离……要是做不到，1月1日你人还在那儿，那房东太太就有权直接回来法院领驱逐令，不需要再另行通知你，然后治安官就会出动。”
谢伦娜跟阿琳走出法庭，轻柔的雪仍旧在下。谢伦娜依约要载阿琳回去。进到车里，谢伦娜马上先揉了揉脖子，阿琳则把脸整个埋进手掌里。她们都很头痛：谢伦娜是因为上法院，她还在为了格拉姆林·佩雷斯砍了她的金钱判决而耿耿于怀；阿琳则是饿到头痛，她一整天都没有吃饭。
“我也不想让你们母子天寒地冻时没地方住，”谢伦娜一边跟阿琳解释，一边开车在融雪的泥泞道路上缓缓前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些房东私底下乱来，跟土霸王一样想干吗就干吗；但也有像我这样照规矩来的房东，我们会去法院，让像刚刚那样的女法官说得天花乱坠，毕竟法律就是这样规定……她也知道这个烂体制有问题，但她就是偏袒。”18
隔着车窗，阿琳瞅见雪无声地落在黑铁灯柱上，落在公共图书馆（Public Library）的华美圆顶上，也落在耶稣教堂（Church of the Gesu）的哥特式双尖塔上。
“有些房客真的脏到一个境界，”谢伦娜自顾自地说着，“他们一来，蟑螂也跟着来，老鼠也跟着来。除虫的钱谁付？像那个多琳·辛克斯顿，她把吃剩的泡面都往洗碗槽倒，又一直打电话说水管堵住……结果变成我要打电话找管道工来。不然就是吃完炸鸡把油往洗碗槽里倒，他们倒得很开心，要叫管道工的还不是我。”
转进中央街（Center Street），车子行经教会，感恩节或圣诞节时阿琳会来此领礼物篮，篮子里装着食物，还会有御寒衣物。她一直希望有天她也能在教会里做这些事情，她想当发礼物的人。
“所以说啊，阿琳，”谢伦娜把车停到阿琳位于第十三街的家门口，“你可不要哪天想不开来当房东，这是一份难赚钱的苦差事，出了什么事永远是房东吃亏。”
阿琳下车，转身对谢伦娜说：“圣诞快乐。”
[1]Power ties，传统上以红蓝色为主的保守条纹领带。对打着权力领带的人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他们身穿西装、手戴俗气的劳力士表，身上古龙水味浓得呛鼻，握起手来出奇地用力。
[2]A misdemeanor，美国刑法中将重罪分成A到E五个等级，轻罪则分为A和B两级，其余则算是更轻微的违规。轻罪中A级轻罪的关押时间不超过一年，B级轻罪的关押时间则不超过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