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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里埃勒·萨巴尔对谈 A Conversation with Ariel Sa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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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曾经在一家知名报社拥有一份好工作,事业正起飞,但你忽然决定辞职,在缅因州的农场闭关好几年,重建家族历史。根据我的了解,你辞职的时候根本没有签下任何出书合约。这是相当冒险的举动。当时你为什么如此强烈感觉必须将这个故事流传于世?

A:那时我父亲已经六十多岁,将近七十,他那一代的库尔德犹太人——也就是最后一批对在伊拉克的生活仍保有鲜明记忆的犹太人——也都逐渐白发苍苍。我担心如果我不开始行动,他们的珍贵记忆将随着他们入土为安。我见过许多在库尔德地区出生的犹太人,他们的儿孙辈大多对自己的根源不但所知甚少,而且缺乏兴趣。随着我对父亲的过去越来越好奇,我开始体会到一种责任,希望在一切都太迟之前,记录下他们精彩万分的生命故事。那同时是一种身为人子和记者的使命感。我唯一的遗憾是开始得不够早。我有好多问题想问我的祖父母,但他们在我开始这趟探索旅程之前就已告别人世。

Q:童年时代的你是个淘气包,几乎每次参加犹太夏令营都被踢出来,你在西洛杉矶读希伯来日校时也常被留校监管。你把这些不良行为归因于你对父亲的尴尬感受,你觉得他这个讲话带着中东口音、穿着品位非常“独特”的移民让你丢脸。不过,所有的小孩应该都曾经觉得自己的父母很奇怪吧?这不就只是单纯的青少年叛逆而已吗?

A:在某个层面上确实如此。我的意思是,我也曾经觉得我母亲让我很尴尬,她还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呢!不过,我在一九八〇年代的洛杉矶努力让自己变成酷帅的洛城小子,洛杉矶不管在任何年代都非常注重人的外表形象,以至于我对父亲有一股特别的憎恨感。他在一个明星云集的时尚城市里穿得怪里怪气,他的粉彩格呢西装看起来就像一九六〇年代高尔夫球场上的打扮,不过他根本不打高尔夫球,甚至不参加任何体育活动。在奥迪和宝马满街跑的洛城,他开的是一辆破旧的丰田Tercel。车里的音响坏掉,还买手提式收音机挂在方向灯杆上。他的故乡所在的中东地区让很多人听到就怕,特别是在一九七〇年代末期伊朗人质危机之后那几年。如果要说我是青少年叛逆,那么我叛逆的对象非常特定,就是我父亲,还有那些我认为是他的替代者的东西,也就是犹太学校或夏令营之类的组织机构。

Q:你长大后终于有勇气要跟世人分享你所传承的一切。你得到的反应是什么?

A:数不清有多少次,我遇到受过高等教育的犹太人睁大眼睛望着我说:“你的意思是,世界上有犹太裔库尔德人?我完全没有概念,我甚至不知道以前伊拉克有犹太人。”伊拉克犹太人的故事竟然如此鲜为人知,这让我到现在还是非常惊讶,特别是当我们知道这些人在犹太教历史中扮演过多么核心的角色。他们就包括在最早从古以色列流散到异乡的犹太人之中,他们一直自视是“失落部族”的直系后代。中东犹太人在一九五〇年代初回归以色列时,伊拉克犹太人正是其中人数最多的一群。现在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巴格达的人口有三分之一是犹太人。

Q:巴格达或伊拉克中部地区的犹太人,也就是所谓“巴比伦犹太人”,跟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犹太人是否有许多共同点?

A:这两群人非常不同。巴比伦犹太人写了《塔木德经》,建造犹太高校,经营大公司,在政府里当高官,说阿拉伯语。相比之下,库尔德地区犹太人则是在偏远的山区城镇村庄以极弱势群体的形式存在,他们基本上跟犹太生活的核心完全脱节,更有甚者,库尔德犹太人本身之间也罕有机会互相往来。正因为他们这种孤悬在偏乡的处境,让他们一直得以保有耶稣说的古老语言——亚拉姆语。他们的故事对我而言之所以如此扣人心弦,是因为他们在经历将近三千年的历史狂澜之后,居然能成功地保有自己的信仰、语言和文化血脉。

Q:书里有一段故事令人非常心酸。你父亲的姐姐莉芙嘉在还是个婴儿时被人抱走,从此无影无踪。2005年你到伊拉克时曾经试着找她,你心想,也许她还活在人世上。在反恐战争之后的伊拉克向当地人打探七十年前一个犹太女婴被阿拉伯人掳走的事,这听起来是个相当危险的命题。你在搜寻过程中有时略显失去理智,甚至脱离现实。为什么要找到她的念头这么强烈?

A:回想起来,当时我确实如此。我变得有点儿疯狂,心理不太健康;当时我父亲跟我共处,他绝对很乐意证明这点。我想,在搜寻过程中,小时候那个捣蛋鬼依然在我体内作怪。我心想,只要我能靠这股蛮力不顾一切地在满目疮痍的伊拉克找回失散多年的姑姑,那就足以救赎所有我身为人子和犹太人的缺失。她就像萦绕在家族历史中的一缕幽魂,我越是抓不到她,就越想抓到她。

Q:你的父亲似乎相当谦逊,不是那种竭尽所能想站在聚光灯下的人。你告诉他想写一本关于他的书时,他有什么感觉?

A:我想他起初大概以为我只是随口说说。过去我鲜少对自己的根源表示兴趣,所以我认为他心里一定觉得那只是我的异想天开。可是当我辞掉工作,开始要拉他回到他在伊拉克的故乡,他终于明白我是认真的。我父亲的确很不喜欢出风头,他在大学教了三十多年书,但每学期开学第一堂课他还是会怯场。就许多方面而言,这跟他的文化背景有关。犹太人之所以能在库尔德斯坦生存两三千年,是因为他们一直压低身段,懂得保持缄默。他们自立自强,但不会自我膨胀。在某些层面上,我认为他对自己成为一本书的主角不太自在。但我认为他同时也觉得骄傲。他这辈子都在努力维系他那被遗忘的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后来他看到自己在美国长大的儿子决定继承衣钵,就算时间有点儿晚,我觉得他还是骄傲的。

Q:“天堂、乐园”是本书的一个主题,但乍看之下,读者可能会以为那只代表你父亲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的故乡——札胡。其实这个主题是不是更复杂些?

A:的确。事实上,书中所有的主要场景都代表了某种天堂乐园。札胡、犹太人和基督徒在那里和占多数的穆斯林和谐共处;以色列,这个犹太人千百年来魂牵梦萦的应许之地;洛杉矶,一个位于新世界边陲的梦工厂,人们从各地前往那里打造自己的伊甸园。我们对天堂乐园都有一些想法,但有些想法并不如表面所见。对我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而言,天堂确实是一种假象,他们迁居至梦寐以求的以色列故土,但在那里,库尔德人和其他塞法迪犹太人必须忍受贫穷和偏见,他们因而大失所望。相对来说,有些天堂乐园是我们自己打造出来的。我认为对我父亲而言,洛杉矶是如此,美国也是如此。我父亲和我到洛杉矶西区一家时髦的露天购物中心,在美食广场里喝咖啡。他喝着他的咖啡冰沙,手里抓着一本关于古代语言的书,感觉暖风拂过他的脸。他跟我说:“阿里埃勒,我觉得我们好像是在一个小札胡。”我当时没听懂他的意思,但我想我现在懂了。

Q:现在的人在报纸上看到关于伊拉克的新闻时,写的都是教派仇恨、暴力、混乱之类的内容。你的作品能让我们对今日的伊拉克有什么新体悟?

A:我主要是希望大家能看到,在一个并非那么久远的年代,伊拉克曾经是一个多元包容的典范,不同宗教和文化在当地兼容并蓄。千百年来,犹太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在那里实践各自的信仰,并肩生活工作,他们是邻居、生意伙伴或朋友。如果伊拉克的历史给了我们什么启示,那就是当地目前的状况绝非无法避免。

Q:关于现在的伊拉克,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正透露希望的曙光吗?

A:就是北部的库尔德地区。当然,如今当地的库尔德人都是穆斯林,但他们在学校里用很开放的方式教导孩子认识基督教和犹太教。我父亲和我造访当地时,当地库尔德人张开双臂欢迎我们。许多人充满怀念地说起当年和犹太人之间的友谊和生意买卖。让我惊奇的是,札胡的穆斯林库尔德人依然把我父亲成长的那个城区称为“犹太区”。侯赛因曾经企图把它改名为“解放区”,虽然犹太人离开已经不止五十年了,但札胡居民还是沿用旧名字。所以我认为希望是存在的。

Q:如果找寻你的姑姑并没有为你带来原本盼望的救赎,后来你是怎么找到救赎的?

A: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找到了救赎,但我觉得自己确实站得比较稳了。对我而言,救赎可能与我的儿子赛斯有关。我自己远远称不上是个完美的犹太人,我娶了异教妻子,没有每星期六上会堂祈祷,经常不吃符合教规的洁食。但我试着用一些小小的方式,教导赛斯他来自哪里,设法让他跟他的根源产生联结。我让他看我去札胡的照片,用电脑听库尔德音乐。我带他读安息日祈祷文,于是每星期五晚上他就会在烛光下、面对着面包朗诵那些古老文句。我带他上会堂,教他看希伯来文字母,他也慢慢学会一些基本词汇。我认为把文化传承给下一代有时并不容易,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美国让人可以当自己想当的人,这是美国的惊人之处。不过,自由和接受一切的结果就是你很容易忘记自己来自何方。我们每天都得设法取得平衡,那是一种日常的奋斗与自我协商的过程,而我需要努力的还很多。我们无法倒转时间,无法假装传统绝不会消失,无法保证每一代的人都会好好地将前人的东西传承下去。我父亲一生的志业都在保存他那逐渐消逝的语言和文化,如果说我从他身上学到什么,那就是我们绝对拥有足够力量,可以真正把握在过往里最珍惜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