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的诞生追根究底是一项合作成果的展现，因此我想在此感谢许许多多人，他们慷慨贡献出他们的回忆、时间与见解。
我的妻子梅格，还有我的同事及友人Scott Calvert、Sam Loewenberg和Jonathan Rockoff都仔细读过我的早期文稿，并提出诸多宝贵建议。我的经纪人Andrew Blauner大胆为我这个首度出书的作者下了赌注，因为他对我的计划有信心。我在Algonquin出版社的编辑Amy Gash不辞辛劳地审视所有细节，提出犀利的批评，并在我写作遭遇困难的阶段为我加油打气。
多位教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热心地回答我在亚拉姆语和其他古代语言方面的各种菜鸟问题。他们包括：牛津大学的Sebastian Brock、希伯来大学的Eran Cohe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Jacco Dieleman、剑桥大学的Jeoffrey Khan、特拉维夫大学的Hezy Mutzafi、伦敦大学的Edward Ullendorff以及巴依兰（Bar Ilan）大学的Michael Sokoloff。
钻研库尔德斯坦犹太人的专家学者们以无比耐心花时间为我提供指导。我特别要感谢希伯来联合学院（Hebrew Union College）的Haya Gavish教授，她在关于札胡犹太人的议题上与我分享了她的丰硕知识，并让我有机会接触她所撰写的《我们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库尔德斯坦的札胡社群》（We Were Zionists：The Community of Zakho，Kurdistan）一书时使用的一些第一手数据。我也非常感谢Moti Zaken为我解答许多问题，他写过一篇关于犹太裔库尔德人和穆斯林领袖之间关系的优秀论文，已出版成书。目前任教于维拉诺瓦（Villanova）大学的Donna Shai与我分享了她对以色列境内库尔德族人问题的重要社会学研究成果。札胡出身、现于耶路撒冷进行私人研究的Mordechai Yona提供给我许多回忆、书籍和照片。
感谢Maureen Draicchio及William Hallo、Benjamin Foster两位教授，他们与我畅谈与我父亲有关的往事，使我每次造访耶鲁大学都充满喜悦。
数十位亲戚——其中有些是我初次见面——回答了我的无数问题，即使某些问题关系着家族历史中的伤痛。这些亲爱的亲人为数众多，在此无法一一详列，但我对他们都充满感恩的心情，特别是对我父亲的五位兄弟姐妹。
我特别要向叔叔沙洛姆和婶婶黎纳表示感激，他们在我多次赴以色列进行研究期间，热心地在自己位于耶路撒冷的小公寓里为我提供膳宿。他们和他们的年长儿女Noa和Nadav积极帮我安排访谈，义务充当翻译及文化向导，并且时时刻刻陪伴我，这些付出远远超过任何家族义务的概念。
竭诚感谢劳动青年中学、希伯来大学、班兹维学院、耶鲁大学、UCLA的朋友、同学、老师及父亲过去的同事。没有他们的鲜活记忆，我不可能成功重建出我父亲的生命故事。
巴克斯特（Baxter）纪念图书馆是位于缅因州乡村小镇果哈姆（Gorham）的一座公立图书馆，那里有一群足智多谋的馆员为我悉心追踪了全美各地有关语言与历史的珍稀文件。
非常感谢父亲故乡伊拉克札胡镇的居民们。2005年及2006年夏天，当我这个糊里糊涂的美国人来到他们的怀抱中，他们展现了无比的亲切和慷慨。有几位镇民把好几天的时间完全空出来，热心担任向导和翻译，努力让我父亲和我有返家的感觉。我尊重他们要求保密身份，因为伊拉克的安全状况确实依然令人忧虑。但在我的内心，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对于我这么晚才对家族历史产生兴趣，我父亲的感觉无疑是复杂的，但他充满耐心与爱心地响应我数以百计的电话及电子邮件。我希望他看到现在的成果时能感到欣慰。至于我母亲史蒂芬妮和弟弟伊兰，他们应该都知道，我爱他们同我爱父亲一样深。
我的妻子梅格是最严苛的批评者，也是最伟大的支持者。她同意回到职场，让我能安心辞去工作，完成这项冒险的计划。我离家远行进行研究时，她必须同时面对辛劳的工作与照顾小儿子的职责。我感谢她无怨无悔的牺牲和从不止息的鼓励。
为了撰写这本书，我们家儿子赛斯和新生女儿菲碧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受到相当大的剥夺，身为父亲的我着实不舍。如果他们日后读到这本书，希望他们能领会这本书是为他们而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