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我父母在洛杉矶西木区买了一栋农庄风格的别墅——当时《洛杉矶时报》的广告写着：“角间大地坪别墅，环境优美”。这个城区的发展轨迹跟札胡可谓天壤之别。我们家位于威尔金斯大街（Wilkins Avenue），这条街道是以一位名叫“A．H．威尔金斯”的人物命名，他是詹斯（Janss）投资公司的资深业务主管。1929年，加州大学在洛杉矶成立占地辽阔的校区；大约与此同时，詹斯兄弟将一座广袤的墨西哥牧场划分成数百块建地，盖起一栋栋中产阶级别墅住宅，他们也因此成为房地产大亨。我在洛杉矶公共图书馆找到一份当年詹斯公司的宣传折页，上头写着，“我们保证，在洛杉矶大都会区甚至全美国西部，从来不曾有任何小区开发计划能为投资人或购屋族提供如此完善的安全保障和未来发展机会”。这一带的人行道上如今还嵌着那家开发商的名称和圆形标志。
札胡是一座古老城市，街头巷弄和生活节奏是由几千年的历史缓慢琢磨积累而成；西木区则是一个速成城市区，转瞬之间就在南加州史上最精明的一群商人谋划下拔地而起。札胡代表的是持久与共生，西木区则是随机与疏离的写照。
我们家虽然位于街角，不过这并没有让这栋住宅有任何特殊之处，依然淹没在一大片低矮的独栋别墅与快速建成的住宅大楼中。房子距离圣塔莫尼卡大道和威尔夏大道（Wilshire Boulvard）分别都是八百米左右，这两条八线道的大马路是洛杉矶西区最重要的东西向干道，许多西木区居民每天开车沿着这两条路开上十线道高速公路，前往遥远的地方上班。上午的居民外移大行动结束之后，这个小区就会忽然变得像是被弃置的剧场舞台。
我们家在那里住了二十年，对附近的邻居依然几乎一无所知。我们会看到他们开车出门，在车库上方加盖储藏室，在草坪上推割草机。但这座城市的某种特性使得居民永远都像是陌生人，邻居之间交往的热络程度跟开车发生擦撞后双方驾驶员交换保险单号码时差不多。在这个犯罪率低得不能再低的住宅区，几乎每一户人家的庭院里都立了告示牌，显示他们申请了当地的民间警卫巡逻服务。“贝莱尔保全，”牌子上写着，“武装回应”——小偷最好三思而行。
不住洛杉矶的朋友听我报出我们家的地址时都会笑出声来。威尔金斯大街1××××号——“好长的一条路啊。”他们会说。其实这条路并不长，就几块街区的范围而已。我觉得那个五位数门牌号码应该是历史上某个城市规划者恶搞的结果，目的是为了提醒所有居民，在洛杉矶这座有如沙漠般辽阔的城市里，任何一栋住宅都像是一颗沙粒那般微不足道。
我怀疑正是这种空洞无味的城市特质吸引了我父亲。与以色列甚至纽黑文不同，洛杉矶西区像是一块空白的画布，他可以在上面尽情挥洒自己的梦想。在这个距离校园不远、天堂鸟与九重葛四处绽放瑰丽色彩的住宅区，他描绘出一个新的札胡。他用心建构了一系列似乎可以替代札胡的生活细节，尽管其中的相似性有其局限。札胡市集的流动商贩以新的形式重现在洛杉矶——也就是在安全岛上叫卖的墨西哥小贩，父亲开车经过时经常喜欢向他们购买柳橙。过去札胡的长辈会在泥砖盖成的犹太会堂里催促小孩子们读诗篇，类似的光景如今则是复刻在UCLA明亮现代的讲堂中。开车穿越车水马龙的威尔夏大道前往校园的五分钟路途，就好比他当年从拱桥上跨过湍急的哈布尔河，到对岸公立学校上学的五分钟路程。札胡的河岸茶屋在洛杉矶则化身为世纪城购物中心的露天咖啡座。
对父亲而言，美国的文化大杂烩就好比库尔德斯坦的宗教多元性。不久前，我跟他到他的大学课堂上，他在开始上课时举起一个五颜六色的模压塑料儿童餐盘，那是我母亲买给我儿子赛斯的礼物。
“这是我孙子的盘子。”他告诉班上学生。
“哇，好可爱！”一位女同学说。
“你们看，”萨巴尔教授继续说，“这上面写了许多希伯来文字，有蛋、西芹、苦草等等。”
学生纷纷点头。
“现在我们把盘子翻过来，看看上头写了什么？”他停顿了一下，制造教学效果，“MADE IN CHINA。”
学生们笑了起来。
中国工人制造上面写了希伯来文字的犹太人逾越节家宴盘，而后出口到美国西岸的洛杉矶，让某位祖母买来送给东岸缅因州的小孙子。对我父亲来说，这就是美国。
课堂上的学生组成也是美国的写照。班上有黑人、白人、基督徒、穆斯林、韩国人、墨西哥人，他们跟犹太人一起上希伯来文课。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吸收他人的信仰与文化，这也是美国。
2005年，父亲到耶稣会兴办的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参加侄子的毕业典礼，还在学校举行的天主教弥撒仪式中领了圣餐。
我故意开他玩笑。“你也喝了基督的血吗？还是只吃了他的肉？”
“两个都有，大家都用同一个杯子喝酒，就跟在札胡一样。唯一的差别是，这里的人在前一个人喝过以后，会用布擦过杯缘再喝。”
当天毕业的人是凯丹姆（Kedem），他的母亲莎拉是我父亲的妹妹。莎拉对我父亲的举动非常震惊，但父亲丝毫不认为有何不妥。如果札胡的穆斯林人可以跟犹太人一起吃逾越节面包，也就是他们俗称的“假日面包”，为什么库尔德犹太人不能跟洛杉矶的天主教徒一起吃圣餐？
这些对照有时让我觉得有点儿荒唐，甚至可笑，但我逐渐了解，这种类比对父亲而言有多么真实，对他那样经历过颠沛流离的人又有多么必要。有一天，我们到世纪城购物中心的美食广场时，他把他点的摩卡冰沙摆在户外区的咖啡桌上，接着像坐进镶钻皇位般，一脸满足地在一把工厂大量生产的金属椅上坐下。他仿佛以某种方式隔绝掉在圣塔莫尼卡大道上来来往往的八线道车流发出的噪声，好像也成功地遮蔽掉对面汉堡店仿一九五〇年代风格的刺眼霓虹灯招牌，以及旁边十四厅影城的大片混凝土墙面。对他而言，世纪城的美食广场就是一个阳光灿烂、椰影婆娑的人间仙境。
“这里就像一个远离尘嚣的沙漠绿洲。”虽然我们正身处大都市的喧腾沸扬，他说这句话时却毫无反讽意味，“没有电话，没有人插嘴，什么干扰都没有。我喜欢这个景观，还有这种露天的感觉。”
“我觉得这里很像一个小札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