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缅因州后，我不太敢打电话给父亲。我担心他会说，早就跟你说过了。我需要时间消化我经历的这一切。或许我可以告诉他哈尼的故事版本，借此假装事情有所进展。或许我该告诉他事实：除了皮肤晒黑、口袋变浅、内心既失望又羞耻之外，我的寻亲之旅几乎毫无所获。
当我最后终于鼓起勇气打电话过去时，我听到他在电话那头松了一口气。他说他一直为我祈祷、保佑我在札胡一切平安，但他无法理解我的决定。“我经常在想，你怎么有那么大的胆量去冒险，”他告诉我，“我完全没有那种胆子，从来没有。”
“可是阿爸，我不过是在札胡一家旅馆待了两个星期，然后就搭飞机回来了，我连到摩苏尔都没胆呢。”我告诉父亲，他才是那个十二岁就跨越国界求生存的人。他勇于放弃国籍，发奋学习新的语言，成功摆脱贫穷，成为美国的知名大学教授。他一生都在暴风雪中冒险攀越喜马拉雅山，而我不过是个被宠坏的郊区中产阶级小孩到迪斯尼搭云霄飞车。
“我很惊讶你是从这个角度看事情。”他强调，他甚至不曾主动寻求改变，更遑论冒险。他只是被迫成为离散者，而他向来只有在确定能平稳落地的前提下，才会愿意拔腿跃起。离开札胡的儿时，他梦想很快就能回去，而不是永远离开。萨巴嘎家到了以色列之后地位降低，更加深了他对儿时失乐园的憧憬。
“我有时听说有些犹太人身无分文就到美国来闯天下，这种事我做不到。如果不是因为我被大学录取、得到奖学金，当初也不可能来美国。除非事情是百分之九十九或百分之百确定，否则我绝对不敢贸然行事。有时候，冒险的代价太大了。”
我母亲拿起电话听了之后说：“我认为那都是因为他的生活里经历过太多动荡。”
但父亲只强调其中一件事：小时候被迫离开札胡。“到了以色列后，我所有的安全感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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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着手为撰写这本书进行研究时，原本倾向将父亲研究亚拉姆语的工作视为他发动的一场圣战：他竭力复兴一个濒亡的语言，就像一个世纪前，埃利泽·本－耶胡达（Eliezer Ben-Yehuda）奋力让口说希伯来语在犹太圣地上复苏。
但发动圣战的前提是对冲突有某种渴望，而那是我父亲向来没有的特质。父亲还缺少另一个发动圣战的必要条件：追随者。我在以色列见面聊过的库尔德犹太人虽然不少，但罕有人和我父亲有相同的执着。在他们眼中，亚拉姆语已是无用的语言，库尔德斯坦代表的则是贫困与匮乏。父亲那一辈移民到以色列的人几乎都已经脱离贫穷，他们的下一代也已融入以色列社会，大部分都有不错的发展。我回以色列时，老一辈的人会把我当成皇族小孩般地邀到家里坐坐，但他们之所以尊敬我父亲并不是因为他记录下他们的语言与文化——多数人对他的研究内容毫无概念——而是因为他是个“美国大教授”，他活生生地证明了库尔德人可以扬名立万，证明了库尔德人可以走出另一片天。
然而，事实却比这个要复杂得多。我父亲确实成功了，但他并没有真的“走出另一片天”。在许多方面，他是把思乡之情升华为一份事业。我后来明白，父亲的工作并非一场圣战，而是一种强烈的个人挣扎的外在表征；他的目的是在调解过去与现在。除了一面学校颁发的百米短跑优胜奖牌以及一根旧汤匙，亚拉姆语是他的童年生活留给他唯一的东西。我渐渐发现，在美国教授亚拉姆语是他在异乡礼赞天主的方式。
亚拉姆语跨越许多国界，渗透许多不同信仰，见证过许多帝国兴衰。难道它就无法再腾空跃起，走向历史的永恒？如今我不禁好奇，对我父亲而言，这是否正是亚拉姆语的魅力所在？在他的心目中，亚拉姆语是否不仅是一个语言，更是一种譬喻？它是否足以证明，一个普通语言——不只是它所传达的文字，还包括它所涵括的价值——也能用来缝合一个分裂的世界？它是否足以证明，尽管你我之间存有差异，我们其实都生活在同一座村庄、同一条河畔、同一座山巅？
如果亚拉姆语代表了这一切，它逐步迈向消亡又象征了什么？这个语言的口说形式在迈入第四个千年之际，骤然变得苟延残喘。目前有十五万名库尔德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一九五〇年代移民人口的下一代仍会说基本的亚拉姆语，但这些人的子女已经完全不会说了。信奉基督教的亚拉姆语使用者——迦勒底人、亚述人、雅各布派信徒（Jacobite）、聂斯脱里派信徒——人数也在急遽减少。两次世界大战、伊朗革命、宗教迫害、两次波斯湾战争……种种因素使得近东地区的基督教徒大举流向欧洲及北美的芝加哥、圣地亚哥、底特律等城市。硕果仅存的基督教亚拉姆语社群勉强生存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图尔阿卜丁（Tur Abdin）、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玛阿卢拉（Ma/'alula）等被周边为数众多的他族人口紧紧包围的小范围内。但在高速旅行与因特网的时代，他们是否能将语言传递给下一代，将是极大的挑战。目前亚拉姆语在全球大约还有五万名母语使用者，但当这些“最后的莫希干人”离开人世，他们的语言也将永远消失。
虽然亚拉姆语在历史上的长寿令人惊奇，它如今面临的命运却极为普遍。在目前全球大约七千种语言中，据估计有半数将在本世纪间消失。根据现存语言调查统计权威《民族语言数据库》（Ethnologue）的最新版本显示，已经有五百一十六种语言“濒临灭绝”。这个现象发生在全世界各大洲，例如：澳洲的古尼仰地语（Gooniyandi）只剩最后一百名使用者；喀麦隆的达玛语（Dama），五十名；台湾的噶玛兰语，二十四名；巴西的西帕雅语（Xipaya），两名；美国的平原米沃克语（Plains Miwok），一名。
飞机、电视和网络消弭了文化疆界。年轻人离开乡村前往城市，在城市里被广大的世界吞噬。新世代成员纷纷放弃母语，改用全球经济体系中市场应用价值高的语言，其中最主要的是英语。全世界百分之九十四的人口使用仅仅百分之五的现存语言。
每当一种语言死亡，一个文明的火炬就随之熄灭，一个文化的声音也跟着消失。当亚拉姆语、达玛语、平原米沃克语最后的喘息声被周遭的喧嚣淹没，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应该停下脚步默祷，但也应该将故事用另一种语言流传下去，让故事至少能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