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天我们出发前往吐桑尼。我们跳进苏莱曼的车，迅速驶入火炉般的热空气中。札胡消失在车后飞扬的沙尘里，很快地，缩成两线的狭窄公路上就只剩下我们一辆车。遍布点点绿树的高山耸立在公路左方，我透过另外一边的车窗，可以看到哈布尔河蜿蜒在山脚下。我想象将近七十年前，嘉姆拉乘着木筏顺流而下，小女婴莉芙嘉安静地睡在她的怀中。我心想，只要我们能顺着河流的方向走，我们也可以到达吐桑尼。但苏莱曼显然迷路了。我们来到一处军事检查哨，他向士兵问路。胸膛上斜挂着机关枪的士兵耸耸肩，随手比画了一下，从那模样看来，他大概只知道粗略的方向。我们经过一些小棚屋，看到妇女拍打羊毛，光着脚的小男孩在雅兹迪人（Yezidi）和基督徒的村庄里奔跑，羊群在满是岩石的土地上吃草，还有许多弃置的军用品堆在路边生锈。
苏莱曼看到一群路人，再度停车询问。
我父亲越来越烦躁，“你看，连苏莱曼这个本地人都不确定该怎么到那里。你想想，当年我爸爸走这趟路有多可怕？对他来说，这就像是要到世界的尽头。”
无论我们如今人在何方，我确定这里绝对不是札胡。这里没有地标，也没有路标，只有偶尔看到的几间破陋泥屋散落在道路两旁。我祖父是在严寒的冬天里骑着驴子来到这个化外之地，我终于能想象那种感觉会有多恐怖。
“好，”苏莱曼坐回驾驶座，“他们说就在附近，而且那一带很安全。这样很好，因为我把手枪留在家里了。”
苏莱曼往右转进一条没有标示的泥路，哈密瓜般大的石块遍布在路面上。小卡车朝底格里斯河的方向东歪西斜地行进，我们也跟着在座位上剧烈弹跳。车子经过起伏犹如波浪的田野，田中长满一片片野生谷物和向日葵。在旷野的酷热中，车子被烈日暴晒得犹如烤箱，冷气毫无用处。我顿时一阵晕眩，这时苏莱曼忽然在一个岔路口刹住车子，车子四周尘土飞扬，遮住了视线。
我们慢慢看到河岸上方的泥土平地上有一堆轮廓不太明显的物体。我以为那大概是海市蜃楼，从一定距离望去，那些东西有点像是干草堆。等我们再驶近一些，影像终于变得清晰，原来那是一个小聚落，低矮的房子都是用泥砖和煤渣砖砌出来的。
吐桑尼，我们很可能正接近我祖母向我父亲描述过的那些牧草地，也就是许多年前嘉姆拉说他们可以找到她的地方：“问一下吐桑尼在哪儿……一进村庄就到了，我就住在最前头那几家。就这么简单。”
一位身材高大、蓄着小胡子、相貌像电影明星的农夫在村庄入口附近的一栋房子后面工作，看到我们的车子驶来，他吓了一跳。看来吐桑尼不是一个习惯见到外来访客的地方。苏莱曼挥了挥手，问那人村长在哪里。名叫鲁拜得·吐桑尼（Lubayd Tusani）的农夫坐进我旁边的后座座椅，引导我们开往一个周边盖了几栋小屋的泥土院子。这个地方看起来很荒凉，生锈的铁丝网围住空空如也的栏舍，小屋的门窗看起来阴暗无比。
鲁拜得带我们走进院落中央的小屋。逐渐习惯了室内的黑暗以后，我们看到屋内坐着一名瘦弱的男子，他弯腰驼背，双手粗糙干瘪，脸上满是深深的皱纹。1927年出生的阿里姆·雅库布·吐桑尼（Alim Ya/'qub Tusani）就是这座村庄的耆老。苏莱曼用库尔德语跟他说了几句话，阿里姆笑了起来，咧开前齿早已掉光的嘴巴，指示妻子切一盘新鲜的西瓜出来招待客人。
“犹太人！”阿里姆欣喜若狂地叫道。他的眼睛发亮，仿佛小孩子看到一罐果冻软糖。他告诉我们，他们村庄过去经常跟犹太人做生意，他念出一串比较有名的犹太商贩的名字。那些人会搭木筏或骑驴来卖衣服、糖果、茶、纽扣等货品，离开时会带走一堆吐桑尼所产的羊毛。犹太人有时会待上两个星期，白天谈生意，夜里就跟着村民一起唱起库尔德民谣，欢乐到半夜。
阿里姆回想起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犹太人忽然一下子全走光的情形，他的声音随之变得柔和、低沉。伊拉克政府禁止犹太人带钱或黄金离开，不过对衣服和羊毛的管制没那么严格，所以有几个犹太人来到吐桑尼，把所有剩下的钱全买了羊毛。阿里姆说，村民当时非常同情一定得离开的犹太人，因此当所有羊毛都卖光之后，村民们甚至剪开枕头，取出里面的羊毛卖给他们。
他说吐桑尼从那时起就一路走下坡。一九五〇年代，河边有四十栋房子，后来只剩六栋。1963年，侯赛因派战机轰炸村庄，胡乱攻击库尔德的普通百姓，希望如此能遏阻库尔德民主党争取自治的行动。阿里姆的哥哥和家人因此不幸丧生，其他人家纷纷逃到城市。现在，许多年轻人都认为养羊没有前途，因此都跑到别的地方发展。
“我们和犹太人相亲相爱，”阿里姆最后透过苏莱曼的简单翻译说，“就像亲兄弟一样。”
我问他犹太人离开伊拉克之后，有没有人回来村子。“你们是第一个。”他说。
赤脚盘腿坐着的阿里姆边说边拿着折叠刀开开合合，还不断把手指滑过刀锋。他忽然把刀子举到脖子上，做出割喉的动作。我感觉全身一阵紧绷，后来父亲向我解释，那是他要邀请我们吃午餐的意思。“他打算现杀一只羊，烤羊肉给我们吃。”
父亲连声道谢地拒绝村长的邀请，此时我们才告诉他来访的目的。我们说到莉芙嘉时，阿里姆严肃地点头。这时已经是中午，砖屋被烈阳烤得像烧陶的土窑。一名我之前没见过的男子走了进来，拿了一块厚纸板为我扇风。我从门框望出去，看到一只鸡正在灼热的地面上啄食。
我转头，看到阿里姆的脸上露出不解的表情。“我不认识什么嘉姆拉或她老公，”他终于开口说，“很抱歉。”
我们在村庄入口处碰到的那位农夫鲁拜得忽然看着我父亲，“我认识那家人。”我望了我父亲一眼，看他有什么反应。
鲁拜得说，在吐桑尼工作的阿拉伯游牧民里有好几个人叫嘉姆拉或哈森，因为这是很普遍的名字。不过只有一对夫妻是太太叫嘉姆拉、先生叫哈森，他们属于萨阿匝部落，1976年侯赛因的部队轰炸北部的村庄之后，他们就离开吐桑尼了。游牧民往南迁到当时属于安全区域、居民多为逊尼派阿拉伯人的摩苏尔，其中大多数在内比约尼斯（Nebi Yunis）附近的区域安顿下来。内比约尼斯就是约拿神殿，莉芙嘉失踪以后，我祖母曾经到当地忏悔，祈求神明赐她一个健康的男宝宝，她会把孩子取名约拿。鲁拜得说他在一九七〇年代也移居到摩苏尔，在嘉姆拉和哈森家隔壁住了十年。据他所知，他们还住在那里。这几年来，他们会到我们在札胡住的旅馆附近一家奶酪店卖凯马赫酸奶酪。鲁拜得没听过犹太小女孩的事，他自己是1963年，也就是在莉芙嘉之后将近三十年才出生的。不过他知道他们夫妇养了七八个孩子，其中有些大约就是我父亲的年纪。
鲁拜得抽出一根密阿米斯（Miamis）牌的香烟叼在嘴角，用火柴点燃。“等摩苏尔那边比较安全的时候，说不定我可以到嘉姆拉家帮你们问问看。”他说。不过现在还不行，因为摩苏尔的居民大都是逊尼派阿拉伯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过去非常效忠侯赛因政权。他还说，就在前一天，他的一位库尔德族朋友才被叛乱分子割喉丧命。“摩苏尔把库尔德人和犹太人当成同样一群人，”鲁拜得吐出一大口烟圈，“他们说杀一个库尔德人跟杀一个犹太人没有区别。”
我在报纸上读过这类消息。摩苏尔是伊拉克第二大城，也是逊尼派发动叛乱的北部行动中心。稍早几个月，叛军占领一部分市区，攻击各处桥梁，当地五千名警员中有绝大多数都吓得弃守工作岗位。据信约旦出身的盖达组织伊拉克分部指挥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就是在那里策划恐怖攻击活动；他不久前才承认制造了一起杀害伊拉克军人和库尔德民兵的事件，当时城里各处陆续发现数十具头部有行刑式枪决弹孔的年轻男子尸体。我非常清楚此事的危险性，但如果我们真能找到莉芙嘉呢？如果她真的就在那里？
“我们到摩苏尔去一趟吧，阿爸，”我转头对他说，“我们得去。”
父亲以完全无法置信的眼神看着我，仿佛他对自己的孩子居然提出如此荒谬的点子大为震惊。“我不想去，也不必去，”他凶巴巴地说，“如果你再提起这件事，我会以为你真的疯了。”
“我知道有危险，可是身为一家人，我们对这件事有义务。这么做是为了奶奶，也是为了姑姑。要是她真的还活着呢？”
高温炎热让父亲元气受损，但他还是猛力摇着头。
“现在挖出那些东西有什么用？都那么久了，有时候不知道反而比较好。”
车子缓缓驶离吐桑尼山丘起伏的牧野，回到通往札胡的柏油路。我开始了解，我们正在进行的事和祖父及他堂兄在将近七十年前找寻莉芙嘉那时有多么类似：都是两名男性亲属冒着危险长途跋涉，就算没能找到她，至少也希望知道她是怎么消失的。我们都找到了强而有力的线索，但就像在一九三〇年代那时一样，一位村民警告犹太来者，继续找下去并不安全。就像祖父和他的堂兄，我们也是半途折返。我记得祖母在录音机里的声音，二十年前，她向我父亲说起莉芙嘉的故事：
那年应该是巴勒斯坦问题开始闹得大家都知道的时候。穆达赫跟你爸爸说，“我们再往上面走一些，到放牧区去找。”你爸爸心里想，“这么做恐怕会——上帝保佑不要——出乱子……某个地方可能会有人把我们给杀了。”人家会说，因为那个小拇指姑娘的关系——她还没长大以前，本来都会叫这个小名——因为她的关系，他们杀了一个大男人，甚至是两个大男人。所以你爸就想，“我还是坚决一点，在不幸发生以前，赶快带着这个好心的堂哥一起回去。”
穆达赫说：“亲爱的堂弟，我不希望在埃弗拉伊姆叔叔面前丢脸。我要尽我们的义务，把小女孩带回去，不管她现在人在哪里，不管我们是不是得翻遍每一块石头找她。”你爸告诉他：“穆达赫，我们回家吧。我的小女儿很不幸已经不见了，这是我们命中注定跟她无缘。”
回到我们下榻的观光旅馆后，我下定决心，这次这个家族不能再度背弃莉芙嘉。我父亲则清楚地表示，我不能指望他也加入寻人行动。如果我真要追查那些线索，直到得到具体结果，如果我真要为也许尸骨早已埋在方才那片牧地下的小拇指姑娘甘冒生命危险，那么我得自求多福。那天夜里，我们在旅馆餐厅一言不发地吃着库贝。我们的计划是隔天就要返回美国，但我希望既然高高兴兴地来，就要高高兴兴地回去，我希望这是一趟美好的父子之旅。
但莉芙嘉已经让我和父亲的关系出现了难以消弭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