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一个多云的9月天，萨巴尔一家人和几个朋友从两辆借来的货车后车斗里走下来，在机场跑道附近一块草地上铺起毯子。米里亚姆打开一袋葡萄叶饭卷，拉哈明忙着将两颗大哈密瓜剖片。柏油路的另一边是低矮的航空站，飞机在它的后方冲向天空。再过不到两个小时，约拿·萨巴尔——从前的萨巴戈，再更久以前的贝赫·萨巴嘎——就要搭上其中一架，飞往纽约。
在昨晚的道别晚会中，一位教授训了他一顿，问他为什么要离开家人，大老远跑去美国，况且波洛斯基这位全世界最棒的闪米语言学者就在耶路撒冷。他的朋友们也揶揄他才到以色列圣地没几年就要走人。以色列人会用一个词描述约拿的行径：“耶利打”（yerida）——沉沦。在某些人眼里，约拿的举动等于叛国。“两千年来，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无不祈求上帝让他们重返故土，”约拿的朋友摩西说，“他们要有自己的国家，要能独立自主。现在上帝听到我们的恳求了，你却只待了十几年就要远走高飞。你是有什么毛病？”
“轻松点，摩西，”约拿有点受伤地说，“我又不是抛弃祖国，我会回来的。”
但即使是在离别前夕，他也感觉自己正和周遭疏离。他看母亲戴着头巾、穿着家居连身裙在草地上忙上忙下，他看着父亲戴着黑色圆帽，有点儿过度严肃地皱着眉头，把切好的哈密瓜分给大家。他看着哈达莎，这个仙子般的女孩来自一个破碎家庭，过去几个星期一直紧紧黏着他。
这些人现在看起来都像是电影中的人物，而他则坐在戏院后方瞧着他们不真实的存在。他听着他们的声音，看着他们的动作，但银幕似乎逐渐失去亮度，没了生气，影像也早已失焦。
约拿原本已经开始帮哈达莎填移民申请书，她说她在耶路撒冷再读一年师范学院后就会到美国和他一起生活。但约拿的父亲阻止了他，那是他多年来首次斩钉截铁地介入大儿子的生活。“她会变成你的拖油瓶。”拉哈明告诉他，口吻中带着一股让约拿讶异的激动，“到新地方时，最好别将老地方的东西带过去。”
又一架飞机从头顶轰然冲向云霄，留下一道长长的白烟。“吃吧，库巴诺赫。”米里亚姆又递给他一个她最拿手的葡萄叶饭卷。她的手颤抖起来。她再从一个袋子里多拿出几个饭卷，放在他的行李包旁边。
“把这些拿到路上吃，我的小布罗尼。”她说。
“在飞机上会坏掉，还是留给小朋友吃吧。”
“你在美国会饿肚子的，”她的声音开始失控，“有谁会照顾你？”
“别担心，依妈，大学里有学生餐厅。”
米里亚姆的眼泪淌了下来。她显得不知所措，几乎就要瘫痪，仿佛一个母亲刚被人抢走怀里抱着的小孩。
“为什么你非去不可？拜托你告诉我，布罗尼。”
“去读书啊，依妈，学习更多知识，这样以后我就有机会在以色列当教授。”
“读什么书嘛！”她的目光在说这话时避了开，像是害羞得不敢看约拿——她几乎都认不得自己这个儿子了。“如果札胡真的那么特别，为什么我们都走了呢？但愿上帝把札胡从这世上抹掉！”
“依妈，拜托你。”约拿紧紧握住她的手，他觉得妈妈的手忽然变得如同玩偶般瘫软无力。
“我们再也见不到你了。”她说。
约拿握着她的手好长一段时间。除了她静静的啜泣和远处的引擎声外，周围几乎鸦雀无声。
“我把饭卷带去吃，这样可以吧，依妈？”约拿说。
她点点头，扬起连身长裙的袖口抹去脸上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