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房子。不断地盖房子。一九五〇年代中期的圣城耶路撒冷仿佛只有一个产业——建筑业。无论萨巴戈兄弟们走到哪里，举目所及只见推土机扬起一阵阵沙尘，将岩石遍布的山坡推平，造起购物中心、学校、道路、公寓大楼。政府的逻辑跟照映在色泽金黄的旧城城墙上的艳阳一样清晰透亮：大规模移民使得这个新国家的犹太人口在短短三年内暴增两倍，六十多万新移民需要地方居住、购物、工作、休闲；由于玛哈巴拉已经变成国家的耻辱，以色列政府全力鼓励人民投入营建业。比起别人，萨巴戈兄弟可以早早站稳在起跑线：他们有足够的资金成立公司。
在飞离伊拉克之前，拉哈明在巴格达的生意伙伴埃兹拉介绍他跟一些幽灵人物会面，这些人个个神通广大，有办法躲过机场警察的检查，将钱财偷渡出国。其中一名走私者说他挖空肥皂或鞋跟，把钞票塞进里面。另一人说他知道怎么把黄金熔化，巧妙地植入行李箱的外壳构造中。拉哈明最后挑中的是一位看起来老老实实的年轻人，他穿着做工细致的西装，拉哈明看一眼就知道那是昂贵的英国货。“我是个拉比，”年轻人说，“上帝是我的证人，我会到以色列的营区里找到你。”拉哈明听了这句话便决定买单。
他们住进塔尔皮欧移民营区几个星期后，年轻拉比提着布袋，出现在他们的棚屋门口。布袋里装了他们交给他的一万第纳尔。拉哈明在巴格达看的那套昂贵西装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短裤和遮阳帽。他盘腿坐在泥地上，像专家般娴熟地数着钞票，接着抓了一把塞进自己衬衫口袋。
“可是拉比——”拉哈明错愕道。
“我的服务费是两千，”年轻人说着起身准备离开，“怎么，难不成你以为我是免费工作？”
在札胡时，埃利亚胡已经提过家族底下各个商店变卖后，钱要怎么分的敏感话题。“拉哈明，我们在札胡是一起赚、一起花的，”他在他们离开伊拉克前那个星期告诉哥哥，“可是在以色列，我们连能不能住在附近都不知道。”跟许多其他人一样，埃利亚胡心里想象，到了以色列后，他就能摆脱札胡的社会秩序羁绊。如果自己口袋里有点钱，就可以不必再帮哥哥工作，他可以有自己的事业，或许开个公司当老板什么的。他提议，“我们在这里就把钱分成三份吧”，边说边拍打着摩擦双手，一副希望事情处理得干净利落的模样。
但拉哈明清楚地表态他无法接受这种做法。他认为三兄弟向来是一体的，没办法弄清楚谁赚了多少钱，因此要计算每个人的份有多少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当然，他相信由于自己是家族事业的掌舵者，如果要分财产，他自然有理由拿大份。他还有一个反对埃利亚胡提议的原因，但这个原因他不可能对别人承认：他料想，如果他失去对家族财富的控制，家人对他的尊敬也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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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以色列国民银行行员把八千第纳尔兑换成两万四千里拉（lirah）——相当于目前的十九万美元，存进一个特殊的小型企业账户时，拉哈明忍不住满面春风。离开银行时，他昂首阔步，仿佛自己忽然间长高了两英寸。他知道巴格达的商人都在银行开了账户，现在，他终于也能摆出大都市生意人的架势，煞有介事地谈论“控股”“资产”之类的事。对库尔德裔以色列人而言，那是一笔足以令人眼红的大钱，能在耶路撒冷的高级地段买下一幢好公寓。但砸这笔钱买公寓对谁都没好处，因此拉哈明的弟弟们请年纪较长、阅历也最丰富的他想办法打进以色列欣欣向荣的建筑业。才刚一打探，好运就来敲门了，至少起初看起来是这样的。
一九三〇年代时，有一小群经济状况不佳的库尔德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定居在玛哈内耶胡达（Mahane Yehuda）市集附近一带，其中一个是萨巴嘎家族的远亲，名叫萨利赫（Saleh）。当他听到久无联系的堂亲萨巴嘎一家人也来到以色列，他便前来拜访。他告诉拉哈明，他现在是一家大营建公司的经理，知道某人想低价脱手一台空气压缩机和一些轻型凿岩机。萨利赫从一个时髦的瓶子里倒出亚力酒，斟满拉哈明的杯子。他顺口说，如果拉哈明愿意出资，他们可以建立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关系：“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拉哈明在购买合约上签字时，埃利亚胡和伊斯拉埃尔就算对此有任何疑虑，也没说出口。“我没有反对是因为我们在库尔德斯坦时一直很听从你祖父的意思，”几年前，我拜访埃利亚胡时他告诉我，“可是或许我们当初应该更有主见一点才对。”
凿岩机隔周就故障了，修理费非常昂贵，萨巴戈兄弟们砸了数百里拉下去，但全成了冤枉钱。萨利赫中介卖给他们的机器，是名副其实的烂货一堆。结果工期拖延，营造商不高兴，陆续取消合约。但拉哈明越是亏钱，就越是废寝忘食地想要扭转乾坤。如同在札胡时，他依然深信只要有一件事做好，成功就会接踵而至。他以低于成本的价格为主顾们工作，希望借此赢回他们的心。他没有细看营造合约就签字，等到发现条文清楚写着工期只要落后一天就得付违约金时，已经来不及了。
两年下来，萨巴戈兄弟们亏损严重，公司只好关门大吉。他们以购入价十分之一的价格卖掉蹩脚的压缩机和凿岩机，自此之后，过去形影不离，有如哈布尔河支流般总能汇为一气的三兄弟分道扬镳，再也不曾一起工作。
埃利亚胡对兄弟关系的瓦解感受特别深刻。“但愿鸟粪掉在赫茨尔的大胡子上，谁叫他让我们来这个鬼地方。”他老爱这么说，仿佛那位原籍匈牙利的锡安主义创始人必须亲自为这个家族遭逢的不幸负责。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米里亚姆对小叔这般亵渎的言语感到羞耻，有一天忍不住抗议道。她在照片上看过这位锡安领袖，假定他的大胡子代表了他的拉比身份。“赫茨尔可是个非常虔诚的人。”
“让他带着他的虔诚下地狱去吧。”埃利亚胡说。
三兄弟分开后，埃利亚胡和伊斯拉埃尔走上与其他许多库尔德移民相同的生命轨迹：成为建筑工人。这是一份辛苦异常、几乎用不上大脑的工作，他们双手长茧，逐渐变得跟他们从前看不起的那些劳工阶级一样满脸风霜。小有名望的父亲死了，大哥则是漂泊不定，两个弟弟自知没本钱继续让优越感作祟，陶醉在不切实际的危险幻梦里。他们放下身段，努力让自己不在苍茫人海中沉沦，在三十年间领取稳定的薪水，而后拿着相当优渥的退休金安享天年。
但拉哈明不为所动，只认为两个弟弟是在作践自己。他坚信萨巴戈这家人能有更好的成就。
“阿爸，上学的事怎么办？”有一天，拉哈明要约拿出去找工作赚钱补贴家用时，约拿这么问道。他们来到以色列以后，从前叫的“巴爸”逐渐变成“阿爸”。
“晚上再去上课，工会有帮白天要工作的小孩子办夜间部学校。”
“可是阿爸，白天要工作的小孩子还有办法变成医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