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巴嘎家族在札胡度过的最后一年，刚好碰上公立学校开始教英语。“我们从一首歌开始学。”老师说。
约拿坐直了身子，暗自发誓绝对不会翘掉这堂课。英国人说英语。他非常确定，如果懂得说那些英国军人的语言中的几个字，一定能让他在以色列鹤立鸡群，就像他的运动外套和网球让他成为札胡的小酷弟一样。
“哦，我的达令，我的达令！”双腿胖嘟嘟的矮老师用男中音颤声一边唱，一边轻轻摆动身体。“哦，我的达令，克莉梦婷！”从我父亲唇间滑出的头几个英文字，是一首古老的美国西部乡村民谣的歌词，歌曲内容婉婉诉说1849年加州淘金热时，一名山中男子的女儿不幸丧生在水势汹涌的溪流中，男子满心懊悔，透过歌声道尽对爱女的无尽思念。
老师问班上同学，除了英国以外，哪些国家的人也说英语。
班上顿时鸦雀无声，许久后，约拿怯怯地举起手。
“美国。”他说。
“小教授，那你跟大家说说美国的事好吗？”老师继续问，他显然非常热衷挑战小朋友的知识极限。“你知道美国在哪里吗？”他促狭说道，同学们也跟着窃笑。“你真的知道美国的什么吗？”
忽然间，约拿心头掠过一件父亲告诉过他的事。“我知道，哈毕布·艾芬迪（Habib Effendi）老师，”他挺直腰杆，大无畏地直视矮子老师说道，“札胡天黑的时候，美国的天还是亮的。”
约拿就像班上其他犹太同学一样，在六年前从犹太会堂附设的基本学校毕业后，就不再学习希伯来文了。可是现在札胡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都把希伯来文视为一种联系工具，不只联系遥远的宗教历史，更联系着未来。它是以色列的语言，若是懂得这个语言，以后他们不只读起《妥拉》会更得心应手，光是出门找洗手间也会比较方便。因此拉哈明和其他六七位家长很快就决定聘请一位视障的小提琴师兼卡巴拉密宗老师教小朋友学习现代希伯来文。在那段住在札胡的最后时日里，希伯来文和英文是约拿真正乐于研读的科目。他那时早已明白，语言是通往伊拉克之后那个未知世界的桥梁。
时间日复一日、更迭复始地流逝。札胡原有的三百一十五户、一千八百五十名犹太人已有超过一半登记好准备离开了，可是一直没有消息说要送他们走的专车下次何时会来。根据伊拉克法律，犹太人登记完成后十五天内就必须离开，因此许多札胡犹太人目前等于已经是无国籍人士。一股隐约的恐惧感笼罩着穆斯林人口中的犹太区，各种阴谋论也开始流传起来。
关于什么时候能走，情况越来越不确定。犹太人大量贱价抛售住宅，房市严重供应过剩。萨巴嘎家的房子在承平时代能卖到三百第纳尔左右，但是1951年初他们终于把房子脱手给一对年轻的库尔德夫妻时，只拿到二十七第纳尔。而且比起其他人，他们的运气已经算是不错了。
犹太人最后决定派出一团人去找摩西·嘉贝说清楚。嘉贝拥有一座加油站、数十家商店、两座小型购物中心，在附近村庄还有大片土地。犹太人指责他为了个人利益，不惜压榨札胡一般百姓。他们指控嘉贝搞鬼，企图延后犹太人离开的时间，以便有足够时间处理掉自己手下的庞大财产。嘉贝向来就对穷困的犹太人有戒心，听到这种指控更是怒火中烧。
无论这些指控是否属实，无论他是否策划拖延或只是跟其他人一样被动地等待，他终究没有得到好处。1951年3月初，去除国籍法实施一年后，伊拉克国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让政府冻结去除国籍犹太人的全部资产。去除国籍的犹太人现在失去的不只是公民身份，还有财富——据估计总值相当于目前的二十亿至三十亿美元。摩西·嘉贝就跟许多札胡的犹太地主一样，几乎失去一切，一无所有。
根据历史学者摩西·加特搜集的数据显示，伊拉克总理努里·阿斯－赛义德（Nuri as-Said）在1951年初曾经质疑，“那些人享受了我国的财富，但却为祖国致力对抗的敌人提供财力支援，难道他们不应该受到相对的处罚与报复吗？”
仿佛《罗宾汉》中的情节，当初抢搭首班专车离开札胡的贫穷家庭至少在卖掉房子时还赚了一些钱，而身家丰厚的富裕阶层撑到最后才决定远走，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财产被充公。
要是札胡犹太人知道他们在10月份穷人走了以后那段漫长的日子里想走却走不了的真正原因，恐怕会央求伊拉克政府让他们再多留一段时日。实际情况是，以色列没有足够的住宅和建材可供同时吸纳从四面八方涌入的移民，而以欧裔犹太人为主体的执政阶级当然一切全以欧洲同胞为优先考虑。
早在1949年，以色列办事处移民主任伊札克·拉斐尔（Yitzhak Rafael）就表示，如果以色列希望拥有“较优质的人力资材”，就必须从阿拉伯世界以外的地区引入犹太人。同年，记者阿里耶·格尔布隆（Aryeh Gelblum）以更不留情的口吻，在以色列主要日报《国土报》（Haaretz）中撰文指出：
这股移民进来的人口属于我国全然陌生的种族。我们面对的是一群彻底原始的人，他们的知识程度不但几近绝对无知，更严重的是他们的大脑几乎完全无法理解任何知识性的东西。此外，这些犹太人缺乏犹太教的底子，因为他们完全受野蛮原始的本能主宰。如同非洲人，我们会看到他们赌博、酗酒、卖淫、懒惰成性，而且厌恶工作；该社会元素的一切都充满危险性。就算屯垦区(1)也不会希望吸收这些人。
截至1950年11月，在大约八万三千名登记移民的伊拉克犹太人中，以色列只载运了一万八千人到以色列。许多人离开故乡以后，被塞进巴格达各个犹太会堂中，使得这些神圣场所俨然成为临时候机楼，但飞机却迟迟不来。在巴士拉，犹太人与阿拉伯暴民之间发生的冲突成为媒体经常报道的家常便饭。人们害怕伤寒大规模流行。无国籍犹太人口大幅膨胀，引发政治上的不安。总理努里·阿斯－赛义德威胁停止空中载运行动，直接将犹太人驱逐到叙利亚、约旦或科威特，或把他们关进集中营。
然而以色列不但没有提高伊拉克移民的限额，反而想办法容纳来自波兰和罗马尼亚的移民。这项决定不是没有原因的：波兰设定了犹太人离开的最后期限，而罗马尼亚可能也准备这么做。几年前，这两国的犹太人都才遭受纳粹大屠杀的悲惨命运。
不过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微妙的原因：以色列正在盘算各地犹太移民的相对优点。锡安主义打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源自欧洲、以解决一个欧洲内部问题为宗旨的方案。锡安主义的滋长茁壮是因循一道非常清晰的欧洲历史地理脉络：1881年，俄国各地爆发暴民攻击犹太区的事件，随后出现了一连串统称为“五月法”的反犹太立法；1895年，法国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遭受莫须有的指控，说他向德国人泄露军机，结果被定罪判刑；1903年到1905年间，俄国又发生一波犹太人遭受集体迫害的事件，造成数以百计犹太人丧命；一九二〇年代中期，波兰犹太人成为经济管制的对象；最后则是德国纳粹主义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空前大屠杀。
犹太人融入欧洲主流的梦想一再遭到掣肘，使得欧洲犹太裔知识分子内心愤愤不平，因此他们会高举犹太建国旗帜完全不让人讶异。现代锡安主义之父、布达佩斯出生的西奥多·赫茨尔是在为一家维也纳报纸担任驻法特派员期间，在采访德雷福斯一案之后写成他的《犹太建国》（Der Judenstaat）宣言。在赫茨尔去世后接掌锡安派的哈伊姆·魏茨曼早年逃离了俄罗斯的穷困，在英国成为知名的生化教授，由于他对英国军火工业贡献卓著，因此得以打进英国政治层峰，促成1917年“贝尔福宣言”的颁布，英国皇室透过该宣言正式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立国。而魏茨曼后来也成为以色列的首任总统。戴维·本－古里安是波兰乡下一名锡安领导人之子，他在二十岁时怀抱着民族主义憧憬奔赴巴勒斯坦，并加入英军旗下的犹太兵团。他创立锡安劳工运动，1935年获派为世界锡安运动执行单位——犹太人办事处主任。后来则成为以色列首任总理。
在英国托管以色列的二十八年内，共有四十八万名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其中九成是欧裔犹太人。在赫茨尔的愿景中，未来的以色列应该像是一座约旦河上的维也纳城，里面有马戏团、剧场、音乐厅，以及咖啡馆鳞次栉比的林荫大道。这些早期领导人的观念虽然在东欧得到高度回响，但札胡的犹太人要是知道这些想法，必定会觉得荒诞不经。
巴勒斯坦比较愿意对欧裔犹太人敞开大门不只是源于同胞爱，此举背后潜藏着一个想法，他们认为米兹拉希（Mizrahi）犹太人——来自伊斯兰地区的犹太人——有损他们打造维也纳式犹太天堂的美梦。学界和政治界高层开始对如何处理这些人展开热烈讨论。
2005年，中东问题分析专家维尔姆塞（Meyrav Wurmser）在一篇刊登于《中东季刊》（Middle East Quarterly）的文章中，列举了一些当年普遍的观点：
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将米兹拉希犹太人描述成连“最基本的知识”或“任何犹太教育乃至人类教育的蛛丝马迹”都付之阙如。此外，他还表示，“我们不要以色列人变成阿拉伯人。我们有义务对抗黎凡特(2)的魑魅，避免个人及社会受到败坏。”同样地，以色列最雄辩滔滔的外交官之一——阿巴·埃班（Abba Eban）也指出，“我们的一大忧虑是源自东方伊斯兰地区的移民大举涌入，将以色列的文化水平下拉到周边世界的水平。”……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有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是否有能力将这些移民提升到合宜的文明程度？”
来自阿拉伯世界各地区的犹太人在以色列普遍受到歧视，有时甚至有人进一步对不同国籍背景的犹太人进行价值排序。立陶宛出生的出版商、一九五〇年代担任世界锡安组织及犹太办事处主席的纳胡姆·戈德曼（Nahum Goldman）曾经说：“来自东欧的犹太人身价是库尔德斯坦犹太人的两倍。”
眼看以色列政治圈蔑视伊斯兰地区的犹太人，派任在伊拉克的摩萨德特工开始恐慌。1950年底，他们忙乱地向上级发送电文，促请他们立即采取行动，协助伊拉克犹太人撤离，并警告如果继续拖延下去，将造成可怕的后果。“各位长官为何让我们欺骗这里的犹太人？”一名以色列驻伊拉克移民特工莫迪凯·本－波拉特（Mordechai Ben-Porat）向国内的上司写道。几个月后，他的愤慨达到沸点。“这种作业方式造成此地犹太人深信以色列不要他们……我们不能不让人吃面包，却妄想喂他们吃下锡安主义。”
以色列国内没有人特别关注这些特工的看法，直到1951年1月14日傍晚。当天，某人将一颗军用手榴弹投进拥挤的巴格达玛斯乌达薛姆托夫（Mas/'uda Shemtov）犹太会堂，造成三人死亡，二十多人受伤。以色列的伊拉克犹太人走上街头进行抗议。美国国务院终于决定介入，敦促以色列采取行动，因为数万名在伊拉克的除籍犹太人正陷入“敏感而危险的处境”。两个星期后，总理本－古里安终于克服犹太人办事处和劳工部长果尔达·梅厄的反对，放宽了伊拉克犹太人的移民限额。“我们别无选择。”他表示。
班机开始从伊拉克起飞，形成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载人空运任务之一，一年内有十二万伊拉克犹太人飞到以色列。这场代码定为“埃兹拉暨尼赫迈亚行动”（Operation Ezra and Nehemiah）——埃兹拉和尼赫迈亚是圣经中的人物，他们在公元前五世纪将数以百计流散在外的巴比伦犹太人送回耶路撒冷——的运输行动是后勤和外交作业史上的奇迹，同时也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大骗局。以色列大肆招摇地将载运任务委托给一家过去无人听说过的美国航空公司“近东运输公司”，这家公司台面上的老板是阿拉斯加航空总裁詹姆斯·伍藤（James Wooten），但以色列航空和摩萨德才是真正的幕后运营者。伍藤先前曾经协助也门犹太人撤离，但这次他只答应出个名字和形象，并没有实际投入运输作业。这个诡计的目的是要蒙骗伊拉克民众，因为他们如果知道是以色列官方负责载运犹太人到那个他们深恶痛绝的新国家，必然会举国愤慨。
伊拉克领导阶层当然知道事实真相，但他们当作没看到。他们一心只想赶快摆脱犹太人，唯一的要求就是飞机必须先在某个第三地点降落，然后才继续飞往以色列。而美国外交界成功说服了英国，允许飞机在其殖民地塞浦路斯短暂落地。一小撮伊拉克高层人士甚至设法从这次行动中大捞一笔。近东航空的秘密合作伙伴是“伊拉克旅游公司”，该公司董事会主席不是别人，正是伊拉克前总理塔伍菲克·阿尔—苏瓦伊迪（Tawfiq al-Suwa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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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屯垦区（kibbutz）是以色列建国后形成的一种特有集体小区，早期以开发国土、进行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形态，故曰“屯垦”，后来也转型发展工业、高科技等。
(2) 黎凡特（Levant）有时也称“东地中海地区”，狭义指土耳其到埃及间的地中海沿岸地带，广义则泛指西亚、南欧及北非间的伊斯兰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