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奥·塞普尔维达正在圣地亚哥家附近骑马，突然，那些帮他写书、拍电影的家伙们喊他过去开会。我们在圣地亚哥某宾馆的顶楼会议室等他。他姗姗来迟，一如既往的“奇异果”发型，牛仔裤、羊毛外套，满是泥巴的橡胶靴子。穿骑马装的他神情紧张，宾馆的门卫和服务员都对他投以奇怪的目光。获救后的马里奥一直很忙碌。圣何塞获救后一年，媒体的邀约纷至沓来。他被邀请参加智利电视台某真人秀节目，参与人员一半时间生活在“石器时代”，另一半时间在“数码时代”。他还发起了一项基金活动，为8月5日矿难前因地震和海啸而无家可归的人营建新家。女儿斯嘉丽被内华达大学录取，他也受邀去发表演讲，还到过很多其他地方演说。
在最初的访谈中，马里奥会哭着讲述他和矿友们是如何齐心协力共同度过被困最初的十七天的。但是，在最近的几次谈话中，我们谈起了他自称“绝对领导”一信被公开后的那复杂的八周时间。还有他回到地面后的经历，以及采访他的BBC记者竟然可以写成一本书这些敏感话题。很多矿工都觉得，马里奥背叛了大家，而他，反过来也很生大家的气，尤其是劳尔·巴斯塔斯。
“井下我就想狠踢那个家伙，但他们都制止了我，”他说，“我现在都没有机会了。在上面，等哪天，我发誓……我讨厌那个混蛋。”他的这些疯狂的独白让我们大开眼界，肯定跟他在避难所里所说的那些自白相似。他讲故事，还表演出来，站起身向我们讲述恶魔的呼吸吹到他脖子上时的反应，倒在地上跟我们演示他是怎么装死戏弄埃迪森的。最重要的是，他不时会抬高嗓门：大喊、请求、谴责或是开玩笑。他让我们忍俊不禁，也让人担心他的精神状态。谈起劳尔·巴斯塔斯跟其他“敌人”时，他不断重复那句粗鄙的、关于女人身体某部位的骂人话，完全不考虑在场的妻子、小儿子以及影片制作方的一名女员工的感受。大多数妻子看到丈夫如此暴怒肯定会很担心，但是埃尔韦拉却茫然、超脱地看着他，或许她知道，丈夫这会儿憎恨，可过会儿就好了。当所有矿工都被召集来参加集体会议时，这些“敌人”又都变成了朋友。马里奥又跟圣何塞的兄弟们同处一室，彼此拥抱、谈笑风生，好像从不曾恶言相向过一般。就这方面而言，六十九天的地下生活并没有改变他，而只是让他“上一秒爱/下一秒恨”的多变情绪浮出水面，现在不光身边的人知晓，全世界都知道了。他去过加州、德国、匈牙利、墨西哥以及其他地方，被称为“超级马里奥”，发表几句带有疯狂色彩的有关智利矿工乐观精神的演说。在家里，他收养的狗狗（流浪狗和小狗崽）多达十八条，又购置了一个新的冷藏间（总是装得满满的）。他妻子又生了一个孩子，足月生产，重八磅多的健康男婴。当智利某法官宣判矿场业主对塌方不负刑事责任时，马里奥跟一位当地记者说：“这简直让我想钻到地缝里去，永远不再出来。”他得知他的英雄，《勇敢的心》里的梅尔·吉布森并不会出演他的角色，一位西班牙“万人迷”演员已经同意参演这个“像狗一样的男人”角色。
在科皮亚波，玻利维亚移民卡洛斯·马玛尼可不是名人。他拒绝了祖国为他提供的一份体面的政府公职，而跟成千上万的移民一样，决定在他的第二故乡智利闯出一片天地。他在一家建筑公司谋得一份工作，操作铲车，型号和构造跟在圣何塞只操作过半天的机器相似。一天，他正用铲车把土铲到筛子里，一团巨大的灰尘云瞬间将他带回到8月5日的圣何塞井下。“我又看到了那次塌方，就跟事故刚发生那一刻一样。”他打开车门，发出一声尖叫。这恐慌的叫声将他惊醒，又把他带回了现实。事故发生已经一年多，卡洛斯也很奇怪，竟然会出现这些闪回的记忆，重新经历被困那段时间里的恐惧和孤独。“当时，最难的部分就是我不认识任何人。”他跟我说。今天，卡洛斯周围的人都认识他，但有些新同事却不愿看到这个有着异国五官、操着阿尔蒂普拉诺高原口音的玻利维亚人能得到这份好工作。“你不该在这儿啊，为什么不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会说。然后，他们就暗示他有钱——“一个有钱的玻利维亚人，很难想象。”——又戏谑说，他应该邀请大伙都去他家吃烧烤。卡洛斯曾遇到过很多次种族歧视，但从未像现在这般带着嫉妒的意味。这些话让他很生气，但他也只是默默地继续工作。我们见面时，他正开铲车赶往科皮亚波及其南部巴耶纳尔市之间的一片高速路建设场地。他很满足能靠这份工作挣钱养家，这份圣何塞塌方时他刚开始的工作，只不过现在他操作的是一台沃尔沃150铲车，更大一些，“更有名气点儿”，他说。工作结束时，他开着铲车离开，为自己能为连接智利的两座城市做贡献而感到自豪。在这个国家，他成了玻利维亚英雄，他也决定继续在这里奋斗生活。
跟卡洛斯·马玛尼一样，这六十九天带来的情感危机也在维克多·塞戈维亚身上出现了滞后反应。被救后一年多，他才感觉到孤单和寂寞。他还清了贷款，这让他感觉自己很有用，可也很渺小，尤其令他困扰的是，没有一位亲友关心他的感情世界。好像他们根本不在乎，他自己认为。他仿佛成了隐士，很少出门。内心的混乱开始体现为身体的病痛，例如，他开始出现手脚肿痛、呼吸困难等症状。医生为他开了药，但刚开始药量太大，他总感到恶心。后来，剂量终于对了，这让他感觉好了些。再后来，他又找到了排解内心伤痛的新方法：他重新开始写作、记日记。他称其为“我的救赎”。在里面，他详细描写了参加的旅行、遭受的抑郁情绪等，并插图阐明所述经历和故事。
被困之时，胡安·伊利亚内斯通过讲故事以及想象家庭工作来保持思维敏捷。回到镇上的家后，他完成了这些家务，包括在海拔一百零五米睡觉时头脑中修理了好几次的排水沟。在圣何塞的三十三名幸存者中，他是第一个重新开始工作的人，在“地质技术”公司效力，正是这家企业的员工和机器钻探了方案B孔道。“工作就是最好的创伤后压力缓解方法。”胡安说。研究表明，创伤后压力的严重性与人活在死亡威胁中的时间长度成正比。而胡安，每天去工作、修机器、回家，如此反复循环，就这样，被困隆隆大山六十九天的创伤正在慢慢消失。他的工作在科亚瓦西露天铜矿中，靠近伊基克港市，相比圣何塞离南部的家更远了，得有一千三百英里。他每次上下班几乎都得坐飞机。他会一直工作十二天，然后再歇十二天。每次轮班、每次往返都将这份伤痛削弱一分。“我学到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他提起这份新工作时如是说。
随着时间的流逝，圣何塞一班的矿工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那六十九天的教训与成长。劳尔·巴斯塔斯记起，自己和妻子总是在奔波，想找份待遇高点的工作；他半夜喝着威士忌和红牛，等妻子工作完回家，正在这时却发生了地震加海啸。他记起，几个月后，自己接受了圣何塞的危险工作，只是为了钱。现在，他问自己：我又在追求什么，为什么？六十九天的孤独让他从焦躁不安中解放出来。家人、家、后院的花园，还有那棵桃树——在他眼中都染上了一层明亮的光晕，时间流逝得也慢了，似乎也更丰富了。“我们不那么急于进步和成功了。”他说。年轻矿工佩德罗·孔蒂斯并不喜欢救援后所遭受的“明星待遇”，当这种成名带来的压力和期待开始消退时，他也感觉好多了。那些让他哭泣流泪的噩梦和白日梦都消失了。“你开始想其他的东西，”他说，女儿和自己的学业、以后的新工作，以及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等。“你不再一直抓着那次悲剧不放手。”
达瑞欧·塞戈维亚和妻子杰西卡做起了生意。他们加盟成为一家饮料公司的经销商。达瑞欧继续开卡车运送货物，杰西卡做会计，他们的家就是办公室，他们每天在这里与员工们吃早餐。夫妻俩晚睡早起。“不管有没有拍电影的钱，我们都会继续这份工作。”杰西卡说。她很喜欢这个叫法：“微企业家”，跟随着达瑞欧大姐玛利亚的步伐。
“没有什么比自己和面更美妙的事情了，”玛利亚说，“如果你所拥有的都是付出辛苦得来的，那你会更加珍视。”曾经的“希望营地市长”又回到了安托法加斯塔，继续在海滩兜售点心。突然一天，她的一个女儿打电话来说：“妈妈，你必须再坚强起来。”她三十六岁的女儿西米娜被诊断患有白血病，病情发展很快，需要转院到圣地亚哥的特护病房。又一次，玛利亚·塞戈维亚觉得，自然和命运之力将要夺走家人的生命。她坐上了南下的公车。玛利亚的女儿快要死了，跟任何母亲一样，她必须千方百计地救她。所以，到达圣地亚哥后，她把电话打给了自己认识的最有权力的人——戈尔本部长。部长在办公室接见了她，称呼她为朋友，拥抱了她，并认真倾听了她的诉说，也流下了伤心的泪水。他承诺说，会联系卫生部长，确保西米娜接受最好的治疗。后来，戈尔本不仅兑现了承诺，还带着鲜花和卫生部长一起出现在西米娜的病房里。西米娜的状况好了起来。
愤世嫉俗的人可能会说，戈尔本部长肯定要参与总统选举了吧，他去探望西米娜也是为了在媒体面前装模作样——这报道一定会让人想起戈尔本在圣何塞奇迹中的关键作用。他在搜索和救援中所表现出的怜悯之心和坚韧之志使他成为全智利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大多数智利人都对皮涅拉政府感到失望，但戈尔本却是冉冉升起的保守党新星，曾对三十三名矿工和亲属全心服务过。救援后两年，他对获得党内总统提名似乎稳操胜券。但他的竞选之旅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很多争议浮出水面，包括他在英属维京群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开设有一个未经申报的非法账户，这完全破坏了他作为人民公仆的形象。
圣地亚哥的一切似乎离胡安·卡洛斯·安吉拉都很遥远。这位机修组的前组长回到了智利南端湖大地区的家乡小城，过着低调的生活，给当地的学校做做讲座等。他声音温柔、舒缓，举止随和、自然，他跟小孩子和青少年讲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平凡之人也能克服不平凡的险境，以及信念可以在死亡面前赋予你力量。他也是地下三十三人的领导者之一，这并不广为人知，但同伴们都认可他的所作所为。对卡洛斯而言，这便足矣。一年有两三次，他会跋涉智利南北一半的距离，去科皮亚波参加集会，因为大家将他选为领导委员会的三位领导之一。他们商讨要为贫困矿工们建立一个基金。但是胡安·卡洛斯觉得这样还远远不够。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非凡的事情，这几乎夺去了他的性命，也给了他一次新生。他依然记得井下大家的脸庞，还有困住他们的石板色的“绞刑架”。在避难所写的信里，在那些饥饿的梦境中，他们跟家人道别，但接下来，整个国家都在努力，要救他们逃离深暗。胡安·卡洛斯想知道，在成千上百万的工人中，为什么单单选择他来经历这些事情。“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问上帝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做？’”
事故后两年半，在科皮亚波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卡洛斯·安吉拉和路易斯·乌尔苏亚宣布成立一个新的矿工非营利基金会：“阿塔卡马三十三人”（Thirty-Three of Atacama），旨在帮助该地区的穷人与矿工。事实上，采矿工人的文化影响了三十三人中好几个人的童年和家庭生活。当天，圣何塞矿难中的大多数幸存者都在场，有马里奥·塞普尔维达、劳尔·巴斯塔斯、埃迪森·佩纳，还有前矿业部长劳伦斯·戈尔本——他现在不会被指控有直接的政治动机了。这次发布会在纳特依赌场酒店召开，马路对面就是科皮亚波教堂，那里有矿工们心中最为神圣的天主教圣像。大家听路易斯·乌尔苏亚发表了一段备稿讲话。“为什么我们能在悲剧中幸存？”他问道，“我们每个人应该追寻的使命是什么？”自从获得救援后，路易斯就参加过公共演讲课程，在地上，他正努力肩负起地下未能履行的责任——三十三人中无可争议的领导者。他跟我说，他学会跟“大人物”讲话，他曾不止一次给圣地亚哥和旧金山的知名律师和制片方们发去言辞尖锐的信件。但是最终，矿友们还是质疑他的行为（就跟在地下一样），并投票将其开除出了领导委员会。
我最后一次跟路易斯交谈时，他对很多矿友都很生气。但对外人来说，他依然保持着自己在智利采矿历史中的特殊地位。路易斯能感觉到，矿井塌方和救援的一幕将自己和世界各地的陌生人连接到了一起。在智利，人们跟他说，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听到三十三人还好好活着的消息时自己正在做什么。那是个周日，家庭欢聚的日子，正是晚餐的时间。“我们刚坐下准备吃饭。”他们说，他们记得教堂敲响的钟声，人们狂奔到街上欢呼的声音。当全世界十二亿人在电视上看到救援成功的一幕时，那些当时身在异国的智利人告诉他，十月份的那些天，作为智利人，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帮助和鼓励我们。人们纷纷来祝贺我们智利人。
从这些陌生人的话语中，路易斯并没有感到他们觉得自己是个英雄，或者他们很敬畏自己。他理解了，他和这些陌生人只是共同经历了一件事情：在这共同的经历中，他在井里，而他们在外面。从这些陌生人身上，路易斯明白了，他们只是很感恩，感恩有这么一段真实、充满希望的故事，感恩这一永恒的奇迹出现在自己的时代，发生在安第斯山脚下自己谦卑的祖国。
第一次见到阿莱克斯·维加是在他科皮亚波的家中，大概获救后十一个月。他状态不好。我问到他的家族史，还有他为何去圣何塞打工。我注意到，他的手都在颤抖。我又跟他聊了会儿，颤抖似乎蔓延到他全身，在南半球春天的暖阳里，他竟然打起了冷战。“你看起来有点紧张。”我说。很快，阿莱克斯就说起了他的“伤痕”，如何跟情绪波动抗争，如何与噩梦作斗争。这些噩梦出现得越来越少，却依旧挥之不去。最让阿莱克斯困扰的是，他觉得自己就应该孤单，没了他，妻子、孩子会过得更好。对这个爱家的男人来说，这种感觉很痛苦，令人迷惑，尤其是经过六十九天日夜渴望归家的经历之后。
最终，阿莱克斯对这一感情危机的反应就是，更紧地抓住妻子杰西卡，更加依赖她。他意识到，他无法离开妻子进行长途旅行，所以每次去圣地亚哥与其他矿工会面，都是三十三人和杰西卡·维加。这并非因为杰西卡是好事之人，而是如果不带她，阿莱克斯都上不了飞机、住不了酒店。其他矿工对此并无成见，因为大家都清楚他目前的境况。
每次再见到阿莱克斯——七个月后、一年后——他都越来越好。在阿图罗普拉特街区的家中，我会见了他的父亲和姐弟，也采访了妻子杰西卡。不久，我就发现，阿莱克斯在井下的很多遭遇杰西卡都不知道。“我能告诉她吗？”我问。最终，她也会在书上读到，或许现在我亲口告诉她会更好。阿莱克斯同意了，于是，我就跟杰西卡讲述了阿莱克斯曾被塌方带来的一股爆炸波炸飞；在不顾一切想要回家的绝望中，他竟然冒着生命危险试图从巨石缝隙中爬出；第十六天，他主动提出大家少吃一顿，虽然其他矿工都说他看起来瘦得可怕，饥饿、虚弱。想到丈夫一直在背负着这些沉重、苦痛的回忆，杰西卡哭了，可很快就停了下来。或许，这让她更深层次地理解了丈夫，好像她一直身处其中的电影剧情突然之间明朗了起来。
圣何塞矿难让科皮亚波市短时间内成为全世界最有名的采矿城市。之后几年，那里的生活很快恢复了正常节奏，人们又回归了采矿的惯例，天气和地质也依旧如达尔文日志中所写那般异常莫测。八点二级大地震袭击了阿塔卡马沙漠。圣何塞三十三人获救后九个月，一场倾盆大雨洗刷了整座城市。十四年来，科皮亚波河里第一次涨满了雨水，河岸被冲垮了，托尔尼尼街区的居民不得不紧急撤离，就跟当年那场将还是孩子的玛利亚和达瑞欧·塞戈维亚冲出家的暴雨一样。后来，托尔尼尼的居民被市政府驱逐，沿通道赶往附近河岸的一座新商场内，这也是城市蓬勃发展的一处象征。这一街区被清空后，那些没被彻底毁坏的废墟里到处徘徊着流浪狗。
大概一百码远处，跨越科皮亚波河的高速桥的另一端，耸立着本市最显眼的雕像，一座铬金色、手拿和平鸽的女人的高大纪念像，以此纪念“阿塔卡马三十三人”的成功营救。该雕像由中国政府捐赠，面朝科皮亚波河干涸的河床，迎接着南部来的车水马龙和人来人往，包括那些来此地矿场打工的人们。城市外缘，圣何塞矿场，在矿工家属们聚集建起“希望营地”的地方，竖立着一座十字架纪念碑，很少有游客会从科皮亚波市区开车四十分钟来此游览。矿井入口被铁丝网围栏从头到脚盖了起来，门卫不留意的时候，你可以走到铁丝网处，瞥见那通往坍塌、空洞的山洞迷宫的阴暗斜坡隧道。
最后一次与阿莱克斯·维加和他的家人见面，不是去采访，而是共进晚餐。我步行出发，在暮色中走进了科皮亚波的一个工人聚居街区，低洼的地面上俯卧着成排的房子。道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我自己。天越来越黑，灯都陆续打开了。后来，我看到微弱的街灯下聚集着一群年轻人，他们莫名地看向一条空荡荡的沥青路。我从他们身边经过，又路过一片仓库建筑，走过高高水泥墙后堆积的那些木屋和铁皮房子。又只有我一人，可我感到，这些院墙后面忙碌着一群勤劳的人们，他们在所有土地上盖满了房子，堆满了家具和各色物品——但是，这群卑微的人好像只有无人可见时才能真正舒心地享受辛苦所得的成果与繁荣。我拐错了弯，遇见两个在斜坡上滚轮胎玩的男孩子，他们帮我找到了路。
找对地址后，我发现阿莱克斯的家和以前并无二致：未完待建中。阿莱克斯还没有完成他的建筑规划，这也是当初他去圣何塞打工赚外快的原因。还是那间老房子，里面堆着炉子和桌子，还有一间新屋子，里面有一张长沙发和椅子。两座房子之间是一块等待建设的空地。他跟妻子共同修建的那堵墙变高了，快完工了。他跟我握手，我第一次感觉到，这才是操作工具的大男人的有力手掌。经历了两年多的情感折磨后，阿莱克斯采取了好几个步骤来自我恢复：包括重返职场，找了一份修车的工作。我们坐下聊天时，他告诉我，那些被活埋的噩梦依旧还会出现。“我无法入睡，就告诉自己，‘我得面对这些恐惧，得回到矿井里去工作。’”他问地下采矿的小舅子自己能否和他一起下井，然后整整一周，阿莱克斯每天都去井里，到地下三百米处。他开车进入下面的深暗之中，在石头通道里四处徘徊，然后再开车向上驶出这些阴暗的山洞，重回阳光之下。自那之后，他再也没做过那样的噩梦，半夜也不会突然醒来大哭。恢复的下一步，他告诉我，就是举办一个所有亲友的大聚会，跟大家分享被困地下六十九天的经历和遭遇。好几年来，他和周围的人都刻意逃避这一话题。“我想翻过这一页，将这些回忆抛之脑后，开始全新的生活。”
阿莱克斯的姐姐普里西拉和流浪歌手男友罗伯特·拉米雷兹到来后不久，阿莱克斯的弟弟乔纳森也来了，聚会的气氛轻松愉快，充满了欢笑。为阿莱和矿工们写书的作者也出席了聚会，杰西卡、罗伯特和普里西拉回忆起当时“希望营地”的情景，那熊熊的篝火、众多的亲属，还有各类奇怪的角色：有来逗孩子玩的小丑、专门前来拍照的明星、前来钻探找人的工人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那天晚上，天气很好，有一些人想要抽烟，于是我们就出去了。
外面的水泥院里，他的两个小孩跑来跑去、你追我赶，不时还围着他转圈儿。阿莱克斯脸上浮现出满足、平静的表情，有一种长途归家后的尘埃落定感。现在，他知道了，自己的归来让身边的亲人倍感宽慰，还传递着无穷的力量。在无尽的星空下，我听他家人讲起了更多圣何塞矿场那段时光的事情，尤其是有关8月22日黎明到来前那几个小时的故事。想想那天晚上，罗伯特说道，多么神奇啊。阿莱克斯说，他记不得了。大家都笑了起来：好吧，阿莱，当时感觉你就跟我们在一起，虽然你还被埋在七百米的地底下。那是八月寒冷的一个夜晚，但维加家人却满怀希望，因为据说方案B通道已经接近避难所，他们相信，它很快就能打通到阿莱克斯所在的地方。几天前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雨，矿场周围的沙漠里铺满了密密麻麻的小花儿。大家都记得那晚唱的那些歌，包括罗伯特专门写的那首有关“鸭仔”阿莱和七十岁老父进山寻子的歌曲。
那天晚上，在遍布鲜花的沙漠里，在地下满是霉菌的山洞内，阿莱克斯和家人共同见证了一个史诗般的传奇故事，它会永载智利史册，是属于全世界的奇迹。同时，这也是一个亲密的家族故事，仿若阿莱克斯和杰西卡共同营建的这个尚未完工的小家。对阿莱克斯而言，史诗般的奇幻经历结束了，生活又恢复了常规的节奏：每天早上浓雾涌入时，他离家去工作；下午，沙漠的阳光将雾气驱散；如今晚这般的夜间，习习凉风召唤他与家人到庭院里欢聚畅谈。我抬头仰望这南半球陌生的夜空，跟“希望营地”中阿莱家人那晚所见相似的夜。天空中挂着美丽的凤凰星座，还有五颗亮星所形成的十字，这些星群也被称为“南十字星座”。在南半球的星空之下，8月22日黎明之前，他们深信，奇迹很快就会出现。他们齐声高歌，坚信阿莱定会从深山牢狱之中解脱出来。今夜，他们又唱起了这首歌，为从异国他乡而来的我，也为了阿莱克斯。
“‘鸭仔’定会回来！”
“他会回来！”
歌曲结束时，阿莱克斯·维加看着这群深爱他的人们，看着这群微笑着沉浸在那夜第一次唱起这首歌的回忆中的家人。
他轻声地说：“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