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在位于科皮亚波的智利社会保障局的会议厅里，胡安·伊利亚内斯带领着六名矿工同事经历了生命中第一次正式的新闻发布会。他们坐在一排麦克风后，因之前被困地下十周，他们的肤色还有些病态般的苍白。三十二名矿工已经出院——除了维克多·扎莫拉，他因牙齿腐烂还得留院医护——成群的记者守候在他们家门口。马里奥·塞普尔维达被秘密护送着离开医院，为避免记者的围攻，他头上还蒙了一条毯子。现在，伊利亚内斯请求记者们尊重他们的隐私。“请给我们留出足够的空间，这样我们才知道如何答复你们。”他说。他还要求媒体不要试图毁坏矿工的整体“形象”，尤其不要诋毁像乔尼·博瑞斯等人的形象，他已经成为很多低俗故事的主人公，人们戏谑取笑他的感情纠葛。“请考虑一下他的精神状态。”伊利亚内斯说。在拉丁美洲，跟其他地方一样，媒体总是先塑造英雄形象，然后再以摧毁这些形象为乐，尤其当英雄们选择不再跟明星体制合作时。伊利亚内斯能感到，面前这群提问的记者可能很快就会将矛头对准自己。他回答了一些极度质疑的问题，比如为什么竟会有人愿意在这危险的矿井中工作——“我需要钱”——他回答说。但是，他拒绝回答与地面取得联系前十七天的任何问题。他们签署了沉默协议，并同意共享任何书籍或电影的收益，所以他们不会讲述那十七天的经历，伊利亚内斯说。从发布会上以及在矿工家门口蹲点的记者的提问中，媒体都在暗示对方给出一些高尚或荒诞的素材。他们认为，这些故事就在面色苍白的矿工们的舌尖上，呼之欲出。你们之间是否发生过内讧？有没有想过性生活？有没有见过上帝？有没有想过吃人？其实，智利的媒体已经在暗示，圣何塞的这些英雄们可能并非如表面那般光鲜高大。显然，这些人是有分歧的。有报道说，当马里奥·塞普尔维达乘“凤凰号”救生舱升井离开时，救援人员无意中听到一些人说：“太好了，终于摆脱那个家伙了！”
记者们一直围在维克多·塞戈维亚的家周围，在以矿物命名街区的黄铜街上。一次，维克多穿过记者方阵的围攻走到前门处，他发现还有一些记者已经设法进到了家里，其中有智利较为出名的媒体人士圣地亚哥·帕夫洛维奇（Santiago Pavlovic），智利《特别报道》（Informe Especial）节目中戴着眼罩的主持人。还有记者正在厨房和他的母亲谈话，有的记者从亚洲远道而来。维克多想去后院喝杯啤酒，可那里也有记者。他的亲戚们都说：“快告诉他们，让他们离开吧。”与此同时，维克多还在尽力宽慰七十七岁的老父亲。老塞戈维亚生病了，记忆力越来越不行，可当第一眼看到十周未归的儿子时，他却哭了起来。“我以前从未见他哭过，”维克多说，“他一直很坚强。”最重要的是，维克多无法理解家人对待自己的方式，好像他成了名人、很有钱一样，他们看自己的目光都充满了敬畏与憎恨。他们对他没有耐心，总希望看他笑，一直在问他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毕竟现在他不用再工作了，因为智利所有人都知道，一个大富豪曾说过，他会让维克多和其他三十二名矿工都成为百万富翁。甚至多年前抛弃维克多的前妻也突然露面致歉，希望获得他的宽恕。这一切都很怪异，跟梦境一般，就像戴眼罩的主持人怎么会莫名其妙地从电视里来到自己的客厅中盯着他问：“我们能谈谈吗？”
媒体爱极了这三十三人——也开始憎恨他们。智利新诞生的民族英雄竟是一群平凡的劳工，他们竟敢蛮横地无视记者们提出的紧迫问题，因为他们计划自己斩获这些故事和经历的版权收益——不是在圣地亚哥，而是要搬上好莱坞的大银幕。有些矿工为了或大或小的金钱诱惑，讲述了一点点故事——“他要了五十美元，但总感觉他有所保留。”采访过一名矿工的日本记者说。如果不是智利媒体必须塑造英雄的话，他们可以轻易地诋毁、搞垮这群矿工，让他们成为平民主义嘲笑的对象。首先，有几家媒体报道指出，国家为实施救援耗费了巨大的财力：政府估计至少有两千万美元，包括接送现场技术专家的交通费用、海军建造“凤凰号”的成本费用六万九千美元、国家燃油公司为各种钻机和卡车所提供的接近一百万美元的燃油费用。10月19日，智利小报《第二日报》（La Segunda）的报道还加上了矿工们的礼物成本费用：每人“度假、服装、募捐等”的费用超过三万八千美元，包括每副价值四百美元的欧克利太阳镜（Oakley）、苹果公司捐赠的最新版触摸屏Ipod播放器，以及前往英国、牙买加、多米尼加、西班牙、以色列以及希腊等地的计划旅行（矿工们受各级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邀请前去拜访）。其实最后并非所有旅程都成行了，也只有少数几人参加了所有旅行。但是，路易斯·乌尔苏亚感觉得到，人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第二日报》的那篇报道后，人们开始觉得，我们是在捞钱。他们都戴上了有色眼镜。”不过短期来看，人们还是很热衷赠予他们礼物。《第二日报》的统计发表后几天，川崎重工（Kawasaki）智利分公司就给三十三人每人赠送了一台新摩托车。这是我们最昂贵的型号，公司总经理说（每台价值三百九十万比索）。“关键是，这些矿工们值得拥有这些摩托车，”公司执行总监跟电视台记者说，并设法将自己的品牌与矿工们联系在一起：“这些人代表着勤劳、奉献、坚韧以及克服险境的能力——这些也是日本最重要公司之一，我们川崎重工所体现的品质。”富兰克林·洛沃斯代表工友们接受了这份礼物，并且说了自回到地面就反复阐述的话：“我们不是人们所说的英雄。我们只是受害者。我们不是影星，不是好莱坞明星。”
几天后，艾瑞·泰特纳跟妻子和女儿“小希望”出现在马德里，接受西班牙某访谈节目主持人的提问。我们要送给你一份礼物，主持人说。这时，穿紧身连衣裙的年轻女孩从后台走了出来，推着一辆全新的折叠式婴儿车。艾瑞西班牙之行的下一站就是圣地亚哥伯纳乌球场（Santiago Bernabeu），世界足球的圣地、皇家马德里俱乐部的主场。跟其他三名矿工一起，艾瑞享受了一番VIP待遇的巡游，在电视台摄像机的全程跟踪下，去球场里走了一趟。“这是我迄今经历的最美好的事情。”艾瑞透过欧克利眼镜的镜片仰视着那八万五千个空座位说道。那时，艾瑞的笑容里有种奇妙的天真，当他转身看向这一切时，脸都笑开了花。
从圣何塞深暗山洞中出来后的头几周里，三十三名幸存者站到了公众媒体赞誉的闪光舞台上，可同时，他们的内心却充斥着那任凭大山摆布的凶险十周的回忆。埃迪森·佩纳也跟其他人一样沉浸在媒体的聚光灯和溢美之词里——这个在井下跑步锻炼、高唱《伤心旅馆》（Heartbreak Hotel）[1]的家伙，似乎成了力量和人类乐观精神的象征。在隆隆的大山内坚强存活下来后，埃迪森·佩纳看到，地上发生的现实依然残酷，太多人开始干涉他们的“正常”生活。埃迪森的思想是滞后于身体的：他的思想还在深暗的大山之内，还能看到塌方反复出现，还被困囿在绞刑架巨石之后。作为智利“大使”、采矿和慢跑文化的代表，他在世界各地巡游之时大山也如影随形，跟他前往东京、密西西比州图珀洛（Tupelo）[2]等很多地方。而回到圣地亚哥，这些痛苦的回忆更是经常萦绕于心头。“所有平淡的生活、轻松的经历，都会让我很吃惊。”埃迪森说。“看到人们正常的生活，我很震惊，我会忍不住说：‘嗨，我呆的地方可不这样。在我们那里，每天都要跟死亡决斗，挣扎着存活。’我出来后，发现了‘平和’这个怪物。这完全吓到了我，吓到了我们很多人。”井下，埃迪森用跑步来忘却所处的困境。而现在，在地上，他也跑步，想要摆脱平静的状态。10月24日，被救后十一天，埃迪森·佩纳参加了圣地亚哥举行的三项全能比赛中的一项，跑步十点五公里。“医生们，还有心理专家给我制订了严格的养生和体能计划，”埃迪森在竞赛前对某电视台记者说，“我觉得有点不正常。”埃迪森也私下或公开跟别人坦白说，觉得自己情绪不稳定，但他依然接受邀请去观看了纽约市举办的一场马拉松比赛。在纽约时，他在《大卫·莱特曼秀》（David Letterman show）[3]上唱了一首“猫王”的歌，比赛开始前又出席了记者招待会。为什么在井下跑步，有人问。“我在跟矿井示威，‘我肯定跑得过你，我要打败命运。’”埃迪森回答说。事故前，比起慢跑，埃迪森更喜欢骑自行车，但他不愿只做纽约马拉松比赛的观众，他也要参赛，并且会尽力跑完全程。医生和邀请他的当地跑步俱乐部的几个人都劝他说，未经训练就跑马拉松简直是鲁莽之举。但是，埃迪森执意如此。果然，大约一小时后，他的膝盖就开始酸疼，后来他还坚持步行了十英里，在两名墨西哥裔宾馆服务员和几名跑步俱乐部人员的全程扶护下，埃迪森最终跑完了全程（耗时五小时四十分钟五十一秒）。“我与自己斗争，也跟疼痛对抗。”后来，几名工友们都说，纽约之行对埃迪森·佩纳很不利：正是在那儿，他开始严重酗酒。“如果我们真正团结，就会照顾埃迪森，而不是眼睁睁看着他崩溃颓废。”年轻矿工佩德罗·孔蒂斯说。在纽约，埃迪森跟女友为是否应该旅行的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但每次有人邀请他都无法拒绝。“好像成了木偶。我们都成了任人摆布的木偶。被带去这儿、带到那儿。‘这样站。这边，那边。灯光下。’我们想从井下出来，想改变世界。我们经历了重生，啊啊啊……那第一年——我不知该怎么解释，反正很难捱。收拾好行李，排好队。做这个，做那个。做做做！我心想，真的——我们好像都没有了生命。”一月份到达孟菲斯“雅园”赶上“猫王”的诞辰纪念日后，埃迪森更是快速地堕落了。在另一场记者招待会上，埃迪森用带口音的迷人男中音唱起了《你的奇迹》（The Wonder of You）中的几句歌词。“我做什么都是错/你却给我希望和宽慰。”在“雅园”，他全身心地演绎了一个生活在布鲁斯音乐忧郁世界中的男人。在完全不知埃迪森所遭受折磨的情况下，还没等他唱完，好几个听众就发出了感同身受的尖叫。
最初的几周，矿工们向心理治疗师倾诉。“女友说，我会在半夜里惊叫着醒来。”卡洛斯·布古埃诺告诉心理治疗师，他之后要靠服药帮助睡眠。“整夜整夜，所有的回忆都在我脑海里盘旋不去。”佩德罗·孔蒂斯说。而在白天，周围虽是长久的沉寂无声，脑海里伴随的却是巨大的嘈杂。佩德罗和另外五名矿难幸存者登上一辆厢式货车，竟然全被引擎点火启动的声音吓得瘫坐在地。布古埃诺、孔蒂斯与为数不少的幸存者一起，在科皮亚波的智利社会保障局诊所里参加了一项群体治疗项目。每当治疗师出于保护隐私的考虑关上诊所门的时候，好几个人会应声站起准备逃离。“你把我们锁在这里面了！”其中一个喊道，“别把我们关起来！”封闭的空间，加上周围面孔都是当时一起被困的矿友，这让他们几个又重回被困地下时的情绪状态。“我们会走过去把所有窗户都打开，”孔蒂斯说，“因为压力实在太大，他们没办法把大家都聚在一起开展治疗。”他们以单个到访的形式继续心理治疗师的课程，但大多数人仅坚持了几个星期。
心理学家伊图拉非常不赞同以这种方式对幸存者开展灾后心理疏导。他认为，应该让他们先休假一到两周，然后回归到全新的中等强度工作环境中（当然，这些工作都应该是地上的）。然而，他的多数建议都未被采纳。与此同时，大多数人继续坐在家中，等着享用自己声名远播带来的果实。对于被邀约参加各种以他们的名义举办的官方或非官方活动，他们感到责无旁贷。“他们成了纪念品，成了某种代表。”伊图拉说。硬让一个人去代表能力或权限范围之外的东西，这无疑是将他推到无法认知真正自我的边缘。“最糟糕的莫过于所有人都称他们为英雄。”一位幸存矿工的妻子说。那个竭尽全力解决了这一史无前例技术性难题的政府，那个殚精竭虑营救出三十三条普通人性命的政府，同样应该意识到，这些普通人在被救之后将要面临的心路历程也是史无前例的。然而，他们所经受的那些显而易见的折磨，多数都展现在自己家庭的私人空间中，没有任何官方机构走上前来勇敢地承担起帮助他们重建正常心理的责任。
取而代之的是，10月下旬，三十三人被邀请参加在拉莫内达总统府邸举办的一个公众庆祝活动。这次活动之后，弗洛仁科·阿瓦洛斯还有其他几个人再也不想出现在这种场合了。“我去拉莫内达宫是因为之前从没去过那儿，而且一直以来总想去看看。但那次活动之后，我再也没有去参加类似活动了。”三十三人还被智利政府授予二百周年纪念勋章，表彰他们的英勇行为铸就了智利共和政府二百年来最引以为傲的成就之一。他们听了总统的演讲，那次营救活动被描述成皮涅拉在任期结束前希望达成的一个具有隐喻性质的活动。总统先生在讲到建设一个没有贫困的国家、让劳工们享受更好待遇的时候说，那个七百米深的营救通道是“由我们的工程师和技师们”精巧打造的，并成了“连接生命、信念、希望和自由的桥梁”，它不会是智利完成的最后一个杰作。
对圣何塞矿场的三十三人来说，他们应该像智利这个国家一样，对未来充满憧憬。12月，他们前往圣地亚哥拜访律师事务所，他们又被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一系列的推荐之后，矿工们选择了这个国家最大的法务公司，卡利（Carey）律师事务所，委托其将矿工们在地下达成的口头协议转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卡利的专家团队还将作为他们的代表，通过与在纽约和洛杉矶的人才机构、美国政府和阿伦特·福克斯（Arendt Fox）法律公司联系，谈判电影和书籍的出版权。卡利在提供一切的同时要求他们集体前往其公司的新办公地点参观，那是在当时智利最高建筑钛合金塔的第四十三层，坐落于圣地亚哥风头十足的街区——“圣哈顿”。
卡利委派了十名律师起草协议，他们都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律师，个个聪明能干、胸怀壮志，他们掌握多国语言，在智利、欧洲和美国的不同法律学校和机构接受过专业培训。当终于面对圣何塞的矿工们时，这些最优秀的人才也肃然起敬。“当你看到他们，你能感觉到一种势不可挡的爱国热情。”其中的一位律师说。看着这些智利普通人的眼睛，就像看着智利的国旗，就像看着安第斯山脉，然而这种敬畏感在他们一坐下来谈论正事的时候就消散无踪了。律师们准备了一份二十页的协议，还有一份幻灯片演示，而矿工们很快就对在智利和美国如何执行知识产权这些细节问题失去了兴趣——一名年轻矿工甚至坐在后面玩起了手机游戏，看上去十分幼稚，一位律师指出。
演示结束之后，律师们起身离开会议室，由矿工们自行讨论决定是否同意这份协议。那间谈判用的会议室位处四十三层，是整个拉丁美洲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房间之一，它因面对着安第斯山脉的“曼克胡阿峰”（Manquehue）而被称作“曼克胡阿房”。讨论简短而实际，但几位矿工对马里奥·塞普尔维达非常不满，因为他接受了BBC一名记者的访谈，而从这名记者写的书里矿工们拿不到一分钱。此外，马里奥还单独跟一名拉丁美洲的电影制作人谈判了电影版权，那名制作人承诺支付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与卡利公司的协议建议创建一个新的机构，名为“矿工知识产权股份有限公司”（Propiedad Intelectual Minera， S.A.），而这份协议只有在所有三十三名矿工都同意的前提下才能生效，这三十三人当然包括马里奥·塞普尔维达。马里奥，这个像狗一般的家伙，是智利时下最受欢迎的人之一，他完全可以说走就走自己去签协议。“马里奥非常清楚自己具有怎样的影响力。”一名律师说。他甚至跟律师吹牛说自己可以打个电话，“今天下午就跟总统一起喝茶”。
马里奥·塞普尔维达迫于同伴的压力，预想到他如果一意孤行可能会在媒体面前挨揍，最终也同意了这份协议。“矿工知识产权股份有限公司”就此诞生，而这些8月5日进入全智利最不堪的地下洞穴工作的人，由此可以在全智利最高塔里体会片刻身为公司“大咖”的感觉。这座摩天高楼的高度甚至不足圣何塞矿井深度的三分之一，然而从它的会议室窗口放眼望去，阻挡视线的只有圣地亚哥南半球夏季的轻雾。整座高楼光线充足，矿工们身处半空望去，可以看到马波丘河（Mapocho River）畔正在修建的一条高速公路，这是象征着智利跻身“一流世界”的巨大工程。一个新的智利正在诞生、前途无限，正如这些矿工们一样。就像总统先生说的，他们象征着这个国家不屈不挠的精神。国会还给他们每个人都颁发了勋章，铸就这些勋章的矿石，正是那些在智利山脉下吃苦卖力的人们开采得来的。
[1]美国摇滚乐史上影响力最大的歌手“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一首歌曲。——译者
[2]“猫王”出生之地。——译者
[3]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此前知名的晚间脱口秀节目。——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