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B钻机打通后几分钟，大家不断轮流敲打着钢管，除了理查德·比亚罗埃尔的合金扳手，他们还用上了石头和锤子，完全不在乎松动的石头会掉落砸在他们头上。“我们就像小孩子一个劲儿地敲打皮纳塔（pinata）[1]一样。”奥马尔·里伊加达回忆说。这些戴着红黄蓝色安全帽、光着膀子的小家伙们起劲儿地敲着，直到一名工人开来叉式铲车，将乔尼·博瑞斯和卡洛斯·博瑞斯举到顶子上，用钢条加固了钻通区域。他们疯了般地忙乱，彼此大呼小叫着。最重要的是，他们得打消救援人员的任何疑虑，必须让他们完全肯定，下面确实有人活着。制造噪音、留下记号、绑上便条。有人说，别敲了，听听上面的人有没有回应。乔尼把耳朵贴在钢管上，说，是的，他听到有人回应。一个工人扔给乔尼一罐红色喷漆，他要在上面留个记号，可是管子内不断流下泥浆，红漆一会儿就被冲刷干净了。“我们得把钢管弄干，可是手头没有干燥的东西啊。”终于，有些红漆似乎粘住了。他们又绑上了之前准备的信和字条，用塑料、电线胶皮和橡胶管包得严严实实，就怕纸条无法成功通过泥泞到达几百米的地上。接下来，他们还是使劲敲打着钢管。
钻工尼尔森·弗洛雷斯还没听就感觉到了下面传来的振动。起初他认为这是那一百一十五节二十二吨重的钢管在通道内相互碰撞、归位发出的振动。可把耳朵贴在最上面的钢管上，他听到了快而乱的敲击声，后来声音慢了下来，“好像那帮老家伙们累得没劲儿了”。消息传出了，其他钻机都停止了工作，又有几个人过来听钢管里传出的声音。“是他们！”钻探队快速行动，又在钻杆内小心翼翼地加了一节钢管，他们降下钻杆直到触底，这样就可以测量钻进空间的深度。弗洛雷斯看到，钻杆深入四米就停下了，这恰好是目标通道的高度。他们又听了下，节奏变化了起来：好像在发送莫尔斯电码信号，又像是在创作音乐，停顿或长或短。“那刻，我们确认无疑，”钻探负责人爱德华多·赫塔多奥说，“下面还有人生还。”
电话打给了各级智利官员。苏格雷特，救援行动总指挥、工程师，却对此深表怀疑。他给钻探队下达了一项命令：“我跟他们说，先不要把消息告诉别人，因为我还记得上次钻通的情况。我不想跟家属们再起一次冲突。”但没人听从这个命令。戈尔本部长也很谨慎，因为还不到早上六点钟，皮涅拉总统很可能还在睡觉。戈尔本给总指挥发了一条信息：“打通了。”矿工家属和其他人还没有收到任何官方消息，但是经历了这么多天的挫败之后，钻工们根本无法抑制兴奋的情绪，消息早就在救援人员和矿场工作人员中传开了。巴勃罗·拉米雷兹，就是跟皮尼利亚进入矿井找人的矿工、弗洛仁科·阿瓦洛斯的朋友，听到了这一消息，快速冲到了10B钻机的现场。现在，很多救援人员都认识他了，因为之前一直向他咨询矿里的情况，他们知道他的很多朋友都在地下。所以，他过来后，大家也让他自己去听。地下传来的声音更大了：即使通过两千两百英尺的钢筋传来，这声音也毫无疑问是人为敲击。受困地点很远，可如果他们朝着钻杆大声喊叫，声音也只需两秒多就能传到地面。但是，声音在金属中的传播速度还要快二十多倍，所以，每次下面有人敲击，拉米雷兹一下子就能听到。
现在，在政府的赞助下，矿场里已经覆盖了手机信号。于是，拉米雷兹第一时间给弗洛仁科的儿子阿莱打去了电话。今天是周日，所以阿莱并没有在学校和矿场间来回奔波。
“阿莱，你爸爸安全了，”拉米雷兹说，“别担心。他们还都活着。你听。”拉米雷兹把电话放在了钢管上。
远在科皮亚波的家中，阿莱听到了父亲被埋之处传来的声响。
“就像铃声一样，”阿莱回忆说，“像学校的上课铃声。”
阿莱给“希望营地”打去了电话。他妈妈正在帐篷里，刚睡着一个多小时。
“妈妈，巴勃罗叔叔说，他们都还活着。”
莫妮卡感谢了上帝。“只感谢上帝。”她说这话时，语气里满是轻蔑，因为她意识到，自8月5日矿难发生起，她就备受冷落，完全是孤身一人。“好像，我的心又活了起来。”弗洛仁科还活着，我的人生又有了意义。整整十七天，几乎不吃不喝，失眠、夜游，有时甚至都忘记了子女的存在。可现在，莫妮卡又能恢复正常的生活了。她走出帐篷，看到公婆在他们自己的帐篷里。本想跟他们分享这个好消息，可显然他们早就知道了。在她睡觉时，有几个救援人员从山上跑下来大吼：“找到他们了！”公婆他们也听到了，却没想过要喊醒她、告诉她。自从儿子弗洛仁科被埋，他们一直和儿媳妇保持着距离，眼睁睁地看着她崩溃，也没有或没能来帮她。他们似乎很生气，或许，他们害怕自己的好儿子已经被塌方砸死了：他来矿里工作就是为了自己的小家庭，十五岁起就跟怀孕的莫妮卡成立的小家庭。莫妮卡很受伤，也很困惑。此刻，她的喜悦也混合着伤痛，她完全没想到家人会如此对她。
莫妮卡和公婆尴尬地看着彼此。
“没关系。”她说道。
自8月5日开始，不管是科皮亚波还是“希望营地”，或是地下，围绕这三十三名矿工命运所展开的戏剧与渴望都与复杂、混乱的家庭生活脱不了干系。8月22日，这一充满希望的清晨也不例外。苏珊娜·巴伦苏埃拉跟乔尼的妻子玛尔塔分享了这个好消息。其他家庭里，那些多年不见的兄弟姐妹们又都聚到了一起，因为此刻，他们所爱、所祈祷的那个男人或许真的还活在世上。做一名矿工的妻子、女友、儿女或前妻并不简单。事故发生前，达瑞欧·塞戈维亚跟前妻生的那些孩子从没跟杰西卡说过话，她是达瑞欧现在的爱人、是他小女儿的妈妈。塌方被埋后，杰西卡第一次见到了这两个大孩子。过去的十七天，出于担心抑或痛失亲人的可能，达瑞欧的这两半家人聚到了一起。但是，两家的恩怨并没有就此消除。“我跟他们的父亲一直没领证，”杰西卡说，“有时我觉得，他们压根就不希望我在帐篷里。”她对达瑞欧的爱就跟他们的家庭一样真实，从上次他俩那个深情的长拥就可见一斑。或许，就在杰西卡和女儿的焦急等待中，达瑞欧的两个大孩子也看到了这种爱。又或许，他们觉得，她“只是达瑞欧征服的又一个女人而已”。可就在这喜悦的一刻，一切都不重要了——尽管问题还会出现。这三十三个人还活着——虽然还未证实，但是，这就是“希望营地”里人们的信念——他们上了十七天的班，如今他们就要回家了，回到那一如往常般复杂混乱的家庭生活。
莫妮卡·阿瓦洛斯就在营地里走动着，满眼净是互相拥抱的兄妹、夫妻和孩子，耳边全是各种各样的祈祷。今天，在这被人称为“耶路撒冷”的营地中，满满的都是虔诚与感恩。曾经，莫妮卡在睡梦中走遍了这干枯灰暗的矿山。这天早晨，十七天来的头一次，她觉得自己终于清醒地活了过来。虽饱含热泪，她依然睁大双眼，看着这帐篷营地，看着说话的妻女、兄妹们，听着晨光中人们呼吸的气息。
碳化钨钻珠的钻头在避难所上面的通道里待了四个小时，然后就开始上升，回到了那个四点五英寸的孔道中。三十三个人站在安全之地，眼睁睁看着它消失在孔道里，带着他们绑上的信息：几封私人信件、一些关于钻机准确打通之处的细节，还有乔斯·奥捷达写的一个言简意赅的便条，浓缩了最关键的信息（存活人数、身体状况以及被困地点等，仅仅七字，用红笔书写）。他把便条绑到了钻头的后面，因为有人说，那里最安全。三十三人聚在一起庆祝，塞普尔维达把大家喊到了避难所旁。“弗洛仁科，伊利亚内斯，快过来！”他们开始合唱，“智利，智利，智利，智利的矿工们。”牧师乔斯·安立奎打开了手机摄像头，记录下了这一刻。一半多的人都脱得只剩内裤，看起来就像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们决定上演荒岛落难男孩《蝇王》（Lord of the Flies）[2]中的一幕，他们大笑欢呼着，传递畅饮着一塑料瓶脏水，仿佛这真是香槟一般。几小时前，大家脸上那种迷惑、集中营囚犯般的表情一扫而空。塞普尔维达举起了双手，做出了挑衅、祈求的姿势，这是球迷在看比赛时常做的动作。阿莱克斯·维加伸出双臂拥抱了他，很快，大家齐声唱起了国歌。开始几句都是高声喊叫出来的，尤其那句，智利是“繁荣幸福的伊甸园”。第三遍时，唱到最后两句，“生活在没有压迫的地方”，大家都觉得体力不支，声音也逐渐弱了下来。合唱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戈尔本部长到达矿场时，并没有直接到钻探现场，而是先去了“希望营地”。他正式跟大家宣布了这一众所周知的消息：他们已经打通，并听到下面传来声音。他找到了玛利亚，还有其他人，对他们承诺说，一旦救援人员确认矿工们还活着，他们会第一时间得到消息。不管怎样，过去几天，戈尔本一直在努力赢取家属们的信赖。几天前，他们还送给了他一顶签字的矿工帽，这将会成为他参与这段非凡救援的珍贵纪念。帽子上写着：前进吧，部长，倾尽全力。我们相信你。然后，部长就赶到了山上的钻探现场，赫塔多奥等人给了他一个听诊器。当然，他听到的也是人为敲打钢管的声音。可是，在给总统打电话时，他还是非常谨慎：“我不能完全肯定。可能还是心理暗示。”
当时，总统正在圣地亚哥，他也跟内务部的克里斯蒂安·巴拉通过了电话。“我需要去吗？”总统问。巴拉告诉总统最好先待在圣地亚哥，因为很可能会有人员伤亡，而政府必须沉痛地宣布遇难人数。但是，总统的那个问题只是个设问句，因为他人已在车上朝机场赶去，即将坐一小时的飞机赶往科皮亚波。
在总统北上之时，钻探队正缓缓升起钻探装置，拆除那单节重四百磅的一百一十五节钢管。一次拆一节，这需要整个上午，还有下午的一些时候。皮涅拉总统还在路上。特拉的钻探人员正准备拆除最后一节钢管，并要卸下钻头。现场，只有少数几名工人和政府官员，还有十几个人在钻孔周围巴拉划出的安全警戒线附近徘徊。巴拉下令，任何人都不许离开现场，政府正式宣布结果之前，不许泄露任何坏消息。我们必须对“希望营地”里那好几百人负责。目前为止，天气晴朗、寒冷，戈尔本和其他政府官员都戴着遮阳镜、穿着红色公务夹克。最终，最后一节钢管出来了，满是泥巴。钻工们用水冲掉了污泥，上面露出了清晰的红色印记：矿工们涂了好几英尺长的红漆，但都被泥巴、石块磨蹭没了，只剩手掌大小一块红印。“之前就有吗？”部长问。“没有！”钻工们兴奋地回答。这完全可以证实，下面至少有一人存活。钻机旁很多人静静地拥抱了起来。戈尔本看到，钻头周围绑着东西，他准备去拿，好像是根橡胶管掉到了地上。他并没在意，因为它下面还能清楚地看到一张纸条。矿工们绑了十几张字条，可只有三张留了下来。戈尔本刚才发现了第一张。他特别小心翼翼地取出了字条，纸全湿了，并且一拿就要碎。“别，先别打开，部长先生，”有人说，“等它干了再打开。”“要是现在不看，就永远也看不到了。”又有人说。最终，戈尔本还是打开了第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什么？”
矿业部长大声读了出来：“钻机在海拔九十四米打通，离前方三米远。在靠近右面墙壁的顶子上有水流下。我们在避难所里。之前，有钻机打通到我们下方……”字条断了一部分。“愿上帝指引你们。致克莱拉和我的家人。马里奥·戈麦斯。”
巴拉接着读第二张字条：“亲爱的莉莉娅。我很好。希望能很快见到你……”
“也是一封私信，”有人说，“应该保存起来。”
就在这两位智利高官试着解读这些信息之时，一名晒得黝黑的工人正用脚把戈尔本扔在地上的橡胶管划拉到自己旁边。这名钻工觉得可以把它留下来当纪念品。可当仔细看了看这准备私自带回家的东西后，他发现里面还藏着别的东西。“又一张字条。”他旁边的人喊道。很快，部长本人就拿到了这第三张字条，一张卷起来的方格纸。
ESTAMOS BIEN EN EL REFUGIO. LOS 33.
WE ARE WELL IN THE REFUGE.THE 33.
我们都 在 避 难 所，三十三人。
还没等戈尔本宣布，那些在他身后瞅到字条内容的家伙们就高兴地大喊了起来。都活着！下面那帮笨蛋们全部都活着。那帮笨蛋！突然间，所有的工人们都开始欢呼、开始拥抱，其中一名矿工还跪倒在地上。有人再三拥抱，也有几个人放声大哭起来，就像母亲去世或儿子出生之时那样。这些粗犷的大男人们一直在钻孔，打凿着脚底下这块巨石，此刻，他们周围全是碎石块和石灰土。之前，他们钻孔打洞寻找铜金矿石，如今他们钻探了一生中最伟大的孔道，找到了那三十三个“笨蛋”，就在这看似坚不可摧、无可动摇的大山之下。
“谢谢，兄弟们，谢谢。”
“我们成功了！”
胜利的喜悦让大家都忘记了内务部长制定的安全“协议”。几个钻工从雪姆T685钻机处向山下跑去，跑向了将矿场与“希望营”分隔的栅栏，跑到了帐篷、神龛和厨房那里，到了电视天线接收器和木柴所在处。那刚熄的篝火上冉冉升起的白烟处，就是阿莱克斯·维加的家人和朋友熬夜守候、为他颂唱歌谣的地方。这些违规的钻工们大声喊叫着，连上面10B钻探现场的人都能听见，因为现在所有的钻探都停止了，所有轰鸣的机器也停了下来。大山里，到处都是人们的欢呼声，其中最大的呼喊就来自钻工们。
“那些笨蛋们都还活着！活着！全部活着！”
一会儿，载着总统的直升机从科皮亚波机场抵达矿场。家属和媒体都聚集在周围，想再听一遍官方宣告。总统荣幸地向公众首次展示乔斯·奥捷达写下的字条，这些大写的红色字母向那些质疑者们证实，不可能的奇迹出现了。这一字条的播出引发了全智利的庆贺，从智利北部边境的阿里卡（那里是从小忍饥挨饿、寄留在收容所的维克多·扎莫拉的故乡），到前往南极途中的巴塔哥尼亚城镇（那是当兵的胡安·伊利亚内尼斯度过那个难忘圣诞的地方），从南到北，从城市到村镇，人们跑到街上、广场上喊叫着、欢呼着。在科皮亚波，为了庆祝发现三十三人的喜讯，人们长时间地敲打着教堂的钟，每一次金属碰撞的敲击声都穿过这个周日寒冷的空气，一直到很远很远。
[1]彩饰陶罐。墨西哥人过圣诞节或生日时，将玩具、糖果等礼物盛在此种罐内，悬于天花板上，由蒙住眼的儿童用棒击破。——译者
[2]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的代表作，一部重要的哲理小说，借小孩的天真来探讨人性的恶这一严肃主题，亦被拍成同名电影。——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