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社会关系一开始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历史关系，也就是一种时间关系。无论是携带工具也好，分音节的语言也好，都体现为一种在时间中不同要素之间关系的连续性。我们通常讲“社会历史”，社会是从空间上讲的，历史是从时间上讲的，好像这两者是可以分开的，但其实社会的就是历史的，历史上的也肯定是社会中的。所以我今天要讲第二个话题：人的历史。人类社会就是在历史中形成的。
（一）历史的双重含义
首先，我们看历史的概念。它有双重含义。通常来说，动物是没有历史的。当然人可以为动物写一部历史，如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写，但是动物自己没有历史，大自然安排它怎么样，它就怎么样。只有人才有历史。这个历史如何理解？首先要有一种传承，这种传承一方面是工具的携带、保存和传递；另一方面是语言的传承，比如小孩子一生出来所学的最重要的一门功课，就是说话。这样，我们所讲的历史就具有了双重含义：第一，是指过去实际发生的事实或者事件。过去发生过什么事情，我们就把那些事情叫历史，这是由过去的事件所组成的历史，这是历史的第一个含义。第二，是指对这些事实或者事件的描述，即历史的讲述。把某个过程写成历史，或者说，某件事历史上有记载，这个意义上的历史就是对历史的一种讲述，也就是“历史学”，我们也把它叫历史。但是“历史”（history）这个词在希腊文、拉丁文里是没有区别的，在英文和法文里也没有区别。唯独在德文里有所区别，Geschichte主要指历史事件，Historie主要指历史讲述或者历史学，当然也常常可以混用。这类似于中国人说的“故事”，故事本来的意思就是过去的事，但是同时又意味着我们所讲出来的故事。
历史的双重含义在人类的起点上已经都具备了。一重含义是历史事件，最基本的历史事件就是人可以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这就有了历史。单是制造和使用工具还不算历史，就像黑猩猩一样，用完就扔下了，就不用了，下一次要用再去制造，那就没有历史了。一扔下工具，历史就中断了，一切又要从头开始。历史不是间断的、断断续续的，而是积累性的。必须有一条线索把它保留下来、延续下来，前后照应，前面的影响后面的，后面的在前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前进，这才是历史事件。这个线索就是人能把自己的工具携带在身边，并且能够传承，不仅传承工具的实物，而且传承制造、使用工具的经验和知识。这就形成了一系列的历史事件，组成了一个连贯的历史。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讲历史的主要线索就是工具的发展，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为历史阶段命名也是这样，比如“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电子时代”等。再一重含义就是历史记述，作为历史记载的历史，那是有了语言之后了。有了语言以后，我们首先用它命名各种事物，对我们所经历过的感觉对象、事情、人物加以概括、命名，它们就留在我们的讲述中了。比如远古时代的神话和传说，就已经是初步的历史讲述了。通过历史讲述，我们形成了历史语言，然后形成了历史故事、史诗、民族传说及神话和英雄传记，中国古代的官方修史和野史，以至于后来有实证材料证明的历史，都属于历史。
刚才讲了，工具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媒介，语言是人与人之间的媒介，它们的层次和结构都是一样的，它们所达到的心理层次和心理结构也是一样的。心理结构没达到那个层次，像黑猩猩，就上不来，成不了人；达到这个层次呢，这二者就是一样的了，它们都使用符号，而符号的特点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具有普遍性和概括性。所以，历史的传承，在原始人那里是工具的保存和传承，以及语言的传承。我们讲携带工具，本来就有保存工具、传承工具的含义。对于个人来说，他死了，工具在还没有用坏的情况下就可以传给子子孙孙，或者被别人拿去用。这种保存和传承，不仅仅限于个人，而且会延续到子孙。对于集体来说，作为一个整体保存了工具，也就是这个群体本身始终携带着这件工具，不被个体的死亡所中断。另外，通过语言传承，人们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劳动经验，以信仰和知识的方式在代际传承、传递，保证了人类生存的世代延续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历史，它的起源就是这样的。
我们再来深入分析一下。就工具来看，前面讲它是个人延长的手，但就传承性来看，工具不仅仅是个人延长的手，还是群体延长的手。我们一群人都属于同类，不管哪一个人制造的工具都可以传承，使用和制造工具可以彼此学习，工具一旦制造成功还可以相互分享。工具虽是人延长的手，但它与人生来具有的手不同，工具还可以给他人使用，它是可以借出的“手”，人凭借习惯把它保存在身边。工具是大家共同的延长的手，也可以说是社会延长的手，它是社会性的手，而不是自然性的手。自然性的手只能自己使用而不能借给别人，而工具是社会性的手，也是历史性的手。黑格尔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工具比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更高贵”。因为产品会被消费掉，而工具会被保留下来。通过制造、使用和保存工具，工具显得比人们所获得的那些产品更高贵，地位更高。所以我们在划分历史阶段的时候才通常以工具为线索。用工具来划分时代能最大限度地突出那个时代的特点，历史的进步和发展是根据使用何种工具或者如何使用工具来决定的，使用的工具不同，人的历史就处于不同的阶段。
从另一方面看，语言的学习和传承，是原始人最重要的维系族群的方式，它不仅协助人们制造、使用和携带劳动工具，保存了劳动的可贵经验，传授给后代以劳动知识和技巧，而且本身也形成了日益丰富的语言系统。语言系统与现实劳动有一定的区分，它虽然不能带来直接的实际利益，但是通过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能带来更大的利益，而且表现出层次上的超越和提高。
比如，一群原始人围绕一堆篝火听语言大师（祭师、法师）讲故事。语言大师记忆力一般都非常好。现在在边疆的某些部落里，还有一些祭师可以背诵他们民族好几万行的史诗，记忆力非常惊人，这些人都属于语言大师。就像马克思所讲的，他不仅可以“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且“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早期的人类有了语言能力以后，不仅可以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就是把过去发生的事情想象出来，我们称为“回忆”，当然，回忆里就有想象了，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了，能够把它回忆起来，并且把它生动地讲出来，这需要很大的想象力——并且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真实地想象什么东西呢？哪怕是不真实的东西，神话、鬼怪（我们今天称作迷信），但是他想象得很真实啊，他觉得真有这回事。这是原始人类精神能力的巨大飞跃，是想象力的巨大飞跃。
最开始他只能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经历过、感受过的，他感到恐惧、痛惜、悲伤……这些东西，他能够把它复述出来，这当然需要想象力，这个想象力是可以复制、再生的。康德说过，想象力有再生性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想象力，创造性的想象力是先天的。马克思所说的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就是能够把真实的东西再生出来、复述出来；而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那就是创造性的。一种东西哪怕不真实，他也可以真实地想象出来，用生动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当然这是因为他形成了一种命题语言，我们上次已经讲了，有了命题语言，就可以在一个对象不在跟前的时候来谈论、讲述它，也就可以进一步谈论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而完全只是想象出来的东西，或者是一种幻觉、错觉、梦……凭空想象出来，说给别人听，他说的是假话，但说得跟真的一样。人就具有这样一种能力。所以，有的人类学家对人这样定义，说“人是能够造假的动物”。因为人能够把不真实的东西真实地想象出来。
但这个能力对人是很好的，他不仅可以讲述过去发生过的事情，而且还会讲述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者根本不会发生而只是理想中的事情。那些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或者本来认为不会发生的事情，甚至压根儿不会有的事情，要想出来，异想天开，那就要有想象力啊。所以这是人类想象力的巨大进步。有了这种想象力，人就可以想出许多匪夷所思的鬼点子来。比如，有一头野兽，人们好几天都没有把它搞到手，它太狡猾了。那么，我们就要想一个办法出来，比它更狡猾，来把它弄到手。我们可以计划一次狩猎，真实地进行策划，每个人的细节都考虑到。这就要靠灵感、天才，以前都没有人做过嘛，要靠想象力把它想出来，这种创造性的想象能力、虚构能力，对于人来说是很有用的。这种想象力是基于一种命题语言所形成的概念思维和符号思维，也就是可以通过一个发声、一个词语来概括无数相同和相类似的事物，在此基础上再加以“类推”或推理，因此它具有普遍性和共享性。
这样一来，人的记忆和动物的记忆就不太一样了。有些动物的记忆力很好，特别是一些灵长类，还有狗、大象……几十年了，它们都记得非常清楚，谁对我好，谁对我坏。几十年前，有一个人对我做过好事，我见到他时就要报答他；几十年前，有人伤害过我，我见到他时就要报仇。有些动物有非常强的记忆力，但是它们的记忆力是非常情绪化的，当下见到了、有情绪了，就想起来了，没有见到、没有情绪就不会去想。而人的记忆力是概念式、符号化的，通过命题，可以脱离现场的那种情绪，来回忆以前经历过的事情，并且在其中进行想象力的加工。以前的仇敌早已不在了，时过境迁了，我们还可以谈论他们。这样就有了神话传说、民族史诗……在时间的长河中，这样一种想象力的、概念式的记忆，就形成了民族的、历史的记忆。
所以，什么是历史呢？历史就是人。历史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是由人的本质所演化出来的。历史本身就是人，人就是历史。只有人有历史，人本身就在历史中，而且这个历史就是由人所构成的，所以人只能是历史的存在，不能够脱离历史而存在。我们前面追溯到人的起源，如果猿没有变成人，没有携带工具，没有形成语言，那么就不能形成历史，就不能和动物区别开来，就是受大自然的本能所支配的。人的生存、交往手段都是历史所形成的，它们构成了人的历史。每个人都降生在历史发展的既定环境之中，这个环境对他也有一种期待，期待他去延续和发展历史，因为延续和发展历史就是延续和发展他的自身、他的本质。我们说一个人生下来就有历史使命，很多人不以为然，但实际上是有的。人活在历史的发展中，历史必然赋予他一个使命，这就是让他在历史环境中进一步发展历史。所以，历史学就是人学。从最初的人与动物相区别，携带工具、发明语言，然后到野蛮人和文明人相区别，脱离蒙昧、进入文明，到文明社会还要不断地发展……这个发展就是人性的发展。人性在历史中不断由低级到高级发展，追求自由、理性、理想……这个过程整个来说都是人学、历史学的对象。历史所要研究的无非就是人性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因此，研究历史就是研究人和人性，研究人的来源、人性的发展和人类的最终目的。历史学的意义就是这些，可以归结为历史学就是人学，研究历史就是研究人性。
（二）历史的历史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历史学史，中国叫史学史，也就是关于历史的历史，关于历史事件的历史描述和历史研究的变迁。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一种历史的发展，如果从更高层次来讲历史，那么历史本身在发展，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也在发展。
最初，人们对历史着重于传承和坚守，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中国人讲三皇五帝、天下大同，西方人讲黄金时代——这都是历史的起点，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坚守。当然最终守不住，历史发展了、变化了，那些过去的历史就给人留下了伤感和怀念。最开始的历史是这样的，被看作无须质疑的传统。所以我们的历史一开始是着眼于传承的，是比较静态的，不是动态的、发展的。发展的概念是后来才形成的。我们对历史一开始的概念就是坚守，特别是中国人的历史观，这方面始终非常浓厚。我们这个种族历来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把历史记忆丢掉了，我们就把传统丢了，那我们就不是（这个种族的）人啦。古希腊开始也是如此，荷马的史诗直到雅典时代仍是希腊人最基本的教科书，每个有文化的希腊人都要背诵，否则就是野蛮人。当然，由于年代久远，这些记载都是不大可靠的，里面掺杂了大量的想象和虚构。特别是口口相传的时代，随意的添油加醋是免不了的事。真正的历史学还是从那些用文字记载下来，并且是特意记载下来的文献开始的，如中国古代的《春秋左氏传》，西方古希腊时期希罗多德的《历史》。当然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还是带有不少神话和虚构的因素的，不像中国的史书讲究客观真实，不语怪力乱神，也不明确表明观点，即使要带观点，也要隐晦，采用所谓“春秋笔法”。
在近代史学中，人们最看重的便是实证材料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包括良好的记忆力、全面的资料收集能力以及严格按照学术规范来进行描述的能力。这其实还是古代历史学传统的一种发扬光大。亚里士多德讲，历史和诗的不同就在于，历史是讲实际发生的事情，而诗是讲可然性和必然性的事情。中国汉代的经学、清代的朴学，都只注重经典的注释和整理。那个时候有一套传统，历来就是这样一路讲过来的，一个字都不能改，而不是看重想象力和自由的创造力。学历史的要什么自由的想象力、自由的创造力？历史没有什么可创造的，只要把资料收集齐全，发现那些被淹没了的资料，那就是成功，至于想象力和创造力，那些东西是不需要的。所以，我们对历史学家就是这样看的，这些人就是钻故纸堆的，就是考证、挖掘……搞这些事情的。它是一门“硬”科学，你让他对艺术什么的下一个判断，一般他是回避的。而且很多人都是这样，常常不敢下判断，毕竟只有一部分资料，历史资料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收集完备，只能根据大体上的、现有的数据来说话，而且不能把话说满。当然，实际上他已经有一种想象力在里面了，虽然他自认为要排除想象力、创造力，但只要他不是照本宣科，当复读机，还想做一点研究，他就已经在用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自己的观点开路了。根据现有的材料，为什么收入这个而不取那个，为什么把这个材料和那个材料联系起来，这里头已经有他的想象和创见了。他已经达到了这个思维水平，就像马克思所讲的，不一定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是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这个水平从人类早期就已经达到了，所以他在自己的历史研究里无形中加入了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是避免不了的。他想要原原本本、原汁原味，像孔子讲的“述而不作”，以为这是做历史研究的本分，但实际上已经加进去了自己的想象。记忆力本身就是一种不自觉的想象力了，过去的事情怎么能够完全复原呢？当然要靠想象力。如果只靠脑海里留下的痕迹，那也不等于当时发生过的事情。我们今天讲“口述历史”，要通过录音把它留下来，但是口述者的回忆往往也会出错。更何况他们的回忆即使可靠，也不全面，只是一面之词。口述历史、传说都是不可全信的。那到底什么是可相信的呢？历史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完全相信的。他们说出来的，都是经过他们的想象加工的，不一定真实。这种情况在历史的开端就存在了。比如，我们今天认为，原始民族的神话都是充满想象力的创造，是虚构出来的，但当时的人可不认为那是神话，他们都认为那些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都认为有神仙、妖魔鬼怪……他们相信那些东西。到今天还有一些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科学知识的人会相信，他们认为那些幽灵等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都是真的，认为世界上真的有鬼。
历史学后来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19世纪那种完全实证的科学主义的观点变得越来越重视人的创造性解释和对史实的能动处理，历史学开始真正成为一门人文科学，成为人学。最开始人们是想仅仅靠史实来说话，但后来发现史实也靠不住，并不存在那种一直保留到今天还不走样的史实。史实必须要加上一些东西，不可能不加上。人都是有偏见的，偏见不一定是贬义，它可以理解为“前见”（Vorsehen），就是主观上的先入之见，一个自己的视角。人在理解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是带有前见的，预先有一个视角、视野，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有一个“期待视野”（Erwartungshorizont）。就是人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有一种期待，他希望从里面看出什么，他就能看出什么。这是现代解释学（或诠释学）对历史的一个经典的说法，就是人总是从历史中看到他希望看到的东西。最开始历史被看作史实，就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历史的事实，所谓“历史的真相”。我们经常讲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能抹杀，发生了的事情我们就应该如实地记载下来。其实这样一种“如实”的记载里面已经有主观的成分了。比如，在《史记》中，我们经常看到有对人物的褒贬。意大利的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当代人写的，即便有古人写了，都要由当代人重写。伽达默尔也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的前见和古人的记载的结合，是我们的视域与古人的视域相互融合的产物。今天的眼光与古人的眼光融合起来，加入了我们的主观东西，才能够形成有意义的历史。这种情况，今天很常见。比如，《水浒传》里面的潘金莲，历来被认为是淫妇，而我们今天对潘金莲的评价要缓和多了，甚至有人还有赞扬之意，认为她是冲破了封建的枷锁，追求自由恋爱。还有一些这方面的电影，无论是港台的还是大陆的，都改变了我们的视野。而像武松那样，疾恶如仇，把自己的嫂子杀死，那种英雄的行为在当时认为是正义的，在今天呢？已经有人认为是野蛮的了。
但在史学界，至今我们仍然推崇的是传统的史学观点。这种观点当然也不能说错，一般来说，历史当然不同于艺术创造，也不等于可以信口开河或者故意歪曲。文天祥有句诗：“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关于前半句，《左传》中有齐国太史如实记载“崔杼弑其君”的故事，我们可以讲一下。崔杼是齐国的右相，但他是靠杀掉他的前任君王上位的，“弑君”当然是个贬义词，于是崔杼就把这样记载的太史杀了。当时太史是一个世袭的职位，只能由他们家的人来继承，于是这个太史的弟弟就被任命为新太史，由他来继续写史。他的弟弟来了又写“崔杼弑其君”，于是崔杼把他弟弟也杀了。太史有三个弟弟，这样死了两个以后，最后一个弟弟还是写“崔杼弑其君”。崔杼没办法了，就没有杀他。这个故事是古代人尊重史实的典型例子，当时的太史忠于职守，忠于客观史实，所以对于任何一任国君来说，只要想到什么事情是要“上书”的，内心都会产生威慑力的。史书是很客观的，做了坏事就是做了坏事，做了好事就是做了好事。
但是我们现在来考察一下，“崔杼弑其君”真的是客观的“史实”吗？崔杼真的是因为太史记载了客观的史实才杀了太史吗？显然不是！他杀太史是因为这个“弑”字，它是个贬义词。如果太史不写这个“弑”字，而是简单地写上“崔杼杀齐王”，恐怕他也不会死。如果这个太史写上崔杼“诛一夫”——“一夫”就是国贼了——那他就会很高兴了。但是用了这个“弑”字，他就成了乱臣贼子。史书上写到谁时用了一个“弑”字，那他就遗臭万年了。当年孔子作《春秋》，在用词上费尽了心机，这个人该用什么字，那个人该用什么字，或褒或贬，这叫“春秋笔法”。所以人们说，“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他要是给你写上不好的一笔，就让你世世代代也洗不干净了。司马迁写《史记》呢，其实也有他的笔法。司马迁应该算客观的，但他也不能做到完美，因为他不可能有那些现场经历。《史记》记载了上下三千年的历史，他只能根据各种各样的传说、口述、文献、材料来写。很多他都没有经历过，但是他写出来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好像他就在当场。那怎么来的？肯定是通过想象，通过作者的合理想象，重新塑造出来的。至于完完全全的客观史实呢，以这种理解来看，恐怕是不存在的。
中国是这样，西方也是这样。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又译作《希波战争史》，讲希腊和波斯的那场著名的战争，也是这样的。希波战争发生好多年了，作者亲身游历，实地调查、采访，才写成了这部《历史》。其实他还是免不了加入各种各样的想象，甚至还混入了神话、神谕，神人杂处，打仗的时候神也在里面帮忙。他看见了？他没有看见，他只是加入了自己的想象。但是他的治学态度是尽可能客观，力求不偏不倚，不持偏见。比如说对波斯人，他也秉持着客观的态度，不把他们妖魔化。他认为人家也有优点，他对波斯人既有批判又有赞赏，甚至有很高的赞誉。这方面至少比孔子和崔杼的道德立场更有历史客观性。对待各种史料记载、各种传说，他也是反复地参看对照，去伪存真。时间上不能搞错了，后面发生的事搞到前面，那就闹笑话了；逻辑上也不能自相矛盾，不能把一个人当成两个人，一个人如果当时不在现场，就不能说那件事是他干的，否则就是不对的了。最后他才得出自己的论断，所以他的《历史》还是可信的，在这方面堪为楷模，并且也为后来的很多考古发掘所证实。但他实际上也做不到完全客观，那些神、那些幻想的东西都加进去了，因为那代表古人的一种理想，一种看待历史的视角。
但是现代人逐渐看出点眉目来了：历史上是否真的发生过那样的事情？这当然是一些历史学家必须努力肯定的，必须要预设这个前提，否则就不要写历史，写诗就行了。历史学家为什么样的人写历史？首先这个人要存在，这件事情发生过，不能子虚乌有，最好是考古工作者能够把他的墓和遗骨发掘出来，这就毫无疑问了。一个历史学家必须把这一点预设为前提：这个人物是真的。但是对于把握历史的本质而言，这只是起码的要求，还不是最根本的。或者说这是一个必要条件，还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因为历史的本质并不是一些物理学和自然科学对象的本质，不是生物学的本质，而是人性的本质。是否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是可以通过物理学、通过自然科学、通过生物学或者化学甚至天文学来调查的。比如那个时候是否出现过一次彗星，发生过一次月食、日食等，那都是自然科学的事。写历史当然要参照那些，尽量使史料能够确凿，但如果仅仅是那样，那就是一个自然科学的物理事实，那就不是历史。历史需要解释，所以历史的本质不是自然科学的本质，而是人性的本质、人文科学的本质。
历史的本质最重要地体现在人性的本质中，要考察人性中是否发生过那样的事情。事情是人做的，结果产生出来了，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对人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这才是最重要的。以前的神话传说是有历史意义的，它们讲述了人类早期的人性所经历的历史形态。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物质生活的形态，比如，我们从史诗、神话里可以看出当时的人用火、用青铜的兵器，看出他们的住房、饮食；从他们的宫殿、神庙可以看出当时他们生活的物质形态和精神状态。但是这些事实需要我们加以解释，需要我们体会人类早期的精神形态。我们看荷马史诗绝对不只是为了去看那个时代的人穿什么衣服、住什么房子、用什么武器，我们之所以看得津津有味，还不是因为它体现了当时的人性？我们设身处地，像当时的希腊人一样来看这个世界，我们觉得自己当时要是在场也会那样。
虽然历史是由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形态所决定的，但历史本身是精神和物质的统一。割裂开来，看到的只是一面，可能把另一面甚至有时更重要的一面丢掉了，这就是精神的一面。从整体上看，在这种物质条件中生长出来的精神状态以及人性发展的状况或层次才是更重要的。历史学家刘知几有“史才、史学和史识”之说，史才和史学都与史料有关，史识则注重史观。研究历史，更本质的应该是史观，就是怎么看待历史。如果把历史看作人性的发展史，那么只有立足于人性发展的较高层次的阶段上，才可以对以往的历史做出更为深刻、准确的评价，所写出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人性的发展史。当然，这总是相对的，因为人性还在发展。
下面，我们来看看历史的疑问。
（三）历史的疑问
我们刚才所讲的“历史的历史”就是史学史，人类的史学也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早期的是“史学”，后来慢慢注重“史观”，再后来就注重“史德”了。“史德”是章学诚提出来的，他认为一个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是要有史德。但什么是史德，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说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有的说是要有道德心、诚心。我认为，一个历史学家只有弄清了下面的问题，才能够谈得上有史德，也就是说，才是一个“好的”历史学家。下面来详细解释。
前面讲历史学界对历史的态度有一个发展过程，里面充满了疑问，有各种各样的流派、观点，甚至相互冲突。这是我们对历史的困惑导致的，主要表现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客观的历史？我们讲究并且承认历史的客观性，但这是在什么意义上的客观性？到底有没有所谓“历史的真相”？第二个问题：历史有没有规律？或者说，历史能否做假设？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历史到底有没有意义？或者说，到底什么是历史的意义？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客观的历史？历史的真相是什么？现代以来，否认历史客观性的做法非常流行。以往，人们认为历史是具有客观性的，历史的真相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只在于能否达到。但是现代以来，这一点受到了挑战。历史到底有没有客观性？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压根儿就没有真相，“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据说这是胡适的一句名言。胡适秉持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观点：我需要历史是什么样的，我就把它描绘成什么样。那就是说，历史的客观性并不存在。这是一种观点——没有历史真相。另外一种观点是：历史是由胜利者撰写的，胜利者有权按照自己的需要去写历史或者改写历史，甚至谈不上隐瞒历史真相，因为历史毫无真相可言，谁赢了，谁就是唯一的客观事实。这其实不叫历史的客观事实，这叫胜利者的权力话语，他有权创造、撰写和修改历史。还有一种观点就是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说这句话的意思也许不是一些人所理解的否认客观的历史，但很多人是这样理解的：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就没有一切历史了，过去的历史都是由当代人来写的，我们过去以后，我们写的就不算数了，又要由将来的当代人写了。这相当于中国古代的一种观点，叫作“六经注我”：我觉得“六经”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可以随便把“六经”作为我的观点的注脚，为我所用。这当然是唯我主义的观点。上面这几种都属于主观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就是历史没有什么客观性。这是一类说法。
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历史是死人的王国。人死了就死无对证了，就不存在了，那研究历史还有什么意义呢？那我们就不要去想它了，我们要关注当下的事情，向前看。这种说法也有它的道理，刚刚我们说，历史靠口述、记忆，靠一些目击者等，但是这些经不起推敲。因为记忆是不可靠的，目击者的角度是不同的，而且写历史的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有片面的出发点，从他的立场出发，他一定会否定某些东西、强调另一些东西，甚至会有选择地遗忘，掩盖、淡化那些不利于他的观点的东西，反之就会加以强调、突出。这些都会产生不同的历史。野史、稗史多了，就会难以取舍，就找不出所谓的历史的真相，所有历史的叙述就都成了“罗生门”。什么是“罗生门”？《罗生门》是日本导演黑泽明执导的一部电影，改编自芥川龙之介的一篇小说。说的是关于一个谋杀案，各个参与者和目击者都站在自己的角度、用有利于自己的眼光向法官描述这个案件。事情是同一个事情，但是描述出来又各不相同，这就使案件扑朔迷离了。这部电影最后实现了一个大团圆结局，就是说事情还是有真相的。导演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需要，设定了一个真相，在旁边添加了一个樵夫，案子跟他好像没有什么利害关系，所以樵夫说的应该是比较可信的。但是你怎么知道樵夫在其中就没有利害关系，说的就是真实的呢？这都是很难确定的。这就是历史相对主义或历史虚无主义。
上述看法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所有这些看法，无论是主观主义，还是相对主义，还是虚无主义，都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什么前提呢？它们都把客观的历史或者历史的真相理解成一种自然界的或者物理学上的事实了，这是它们共同设定的前提。这种事实在时间中一旦消失，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时间一去不复返，要想再把它追回来，再重新考察验证一遍，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过去了的事情全都没有意义，甚至自己亲口说过的话也可以嘴巴一抹：没说！如果今天人们想使历史显示出某种意义的话，那就只有按照自己的意思对它进行打扮，把它看作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或者赋予它价值评价，赋予它人文色彩。而这种评价落到不同的人手里自然是不同的，那就必然是相对主义。但这个前提却是站不住脚的，就是把历史的真相完全理解为一种自然界的事实、一种物理学上的事实。
我们当然要把握历史的真相，但什么是历史的真相？把握历史的真相或历史的客观性，不能撇开历史中的人，不能够撇开他们的动机、观念，尤其是他们的精神状况和思维方式，不能仅仅从他们造成的客观效果来理解历史过程。前面那些观点的片面性都在这里，就是只紧紧抓住历史的效果来理解历史。我们要把历史理解成主客观统一体，把它看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里面，除了考虑客观的效果，或者是物理的、自然的过程以外，还要着重考察在历史过程中人们的精神状态，以及经过这个历史过程，人们的精神有了哪些推进。特别是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要从这方面来考虑。
比如法国大革命，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单纯从后果来看，它是一场灾难，也可以说它整个是失败的，再也没有人想重新经历一次。当时有很多哲学家、有识之士，像康德、黑格尔，更不用说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有很多批评。但是，法国大革命从它所弘扬的原则和精神来看，恰好昭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前景。所以，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不能简单化。从外部的客观的后果来看，它对人的生命麻木不仁，血流成河，可以说是一场灾难；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没有这样的牺牲，没有在这种牺牲中显示出理想的崇高性，人类历史是没办法发展的。所以，康德、黑格尔，还有一些哲学家，在激烈批判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残暴的同时，又对它的精神、它的原则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比如法国大革命的旗帜卢梭的原则，在美国就获得了成功。而且法国大革命以后，虽然拿破仑上台又下台，这一切显得那么不可思议，那么毫无意义，但当时法国人却成了欧洲的领先者。所以康德也好，黑格尔也好，都为法国大革命欢呼——不是欢呼它杀人，而是欢呼人性原则的确立。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黑格尔、谢林、荷尔德林三人据说跑到郊外去种了一棵“自由树”来庆祝。后来拿破仑打到德国来，黑格尔还把他称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因为他把德国那些乌烟瘴气的封建的东西一扫而空。虽然最后他被赶出去了，但封建的东西被彻底打垮了，人们在一片废墟之中可以按照他们的理念来重新建设他们的国家，这的确对德国有所推进。这是要做双重评价的，我们在历史进程中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而必须根据它显现出来的原则、根据人性的发展来做评价；不是对历史进行外部的乔装打扮，而恰好是发掘历史的内在真相。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真相当然可以说是血流成河，这是真相，你可以调查，可以统计，不能掩盖，但还有一种内在的真相，就是法国人的精神层次提高了。当时法国成了欧洲最文明的民族，俄国宫廷里面都要说法语，人们以说法语为荣，因为它的层次确实高。法国人经过启蒙以后，他们的层次确实比一般封建的腐朽的宫廷贵族要高。
所以我们说，符合人性发展前景的历史解释才能触及历史的真相。什么是历史的真相？要深入人性发展的真实状态，这是内在的真相，不是外在的表象。外在的那些现象也要顾及，但不能撇开人性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单独来谈。人性是不断发展的，我们要从历史中所体现、所弘扬的品质和精神在人类发展、人性发展中有没有前途这个角度来评价，才能把握历史的真相，否则就是谎言。这种历史的谎言，不符合人性发展的前景，再怎么对它进行打扮，终归是谎言。所以历史的真相就是人性的真相，它是不会因为时过境迁而消失的，因为人性本身就是历史性的存在。它有它的客观性，但不是那种静止的绝对客观性，不是物理学上的自然性，而是渗透了主观性的客观性，也就是说，有它的传承性。古人虽然已经不在了，古人的人性却是可以和今人相通的，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人的精神状况，将它列入人性的某个发展层次来做同情的理解。当然，我们今天已经比那个时代更高了，但我们自己是从那个时代发展过来的，而不是断裂的。所以历史虽然必须有主观的、精神的层次，但它仍然是客观的。具体的事件可以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成为不解之谜，比如法国大革命，有一些不解之谜缺乏史料，有一些秘密的答案已经消失，但历史中精神的大趋势却是无法遮盖的，是可以一直与后人相通的。在这种意义上，掩盖历史真相就是泯灭人性，而不是什么“善意的谎言”。今天我们讲的许多历史的谎言，掩盖了人性，粉饰了兽性，阻碍了我们与人性的大趋势相通，将我们置于历史的发展之外。
所以，历史学家除了要有史料的考证以外，还要有史观，更重要的是要有史德。什么叫史德？章学诚讲要“慎辨于天人之际”，什么叫天人之际？天人之际就是主客观都要考虑到，天和人的关系都要考虑到。他特别强调要掌握“辨心术”，当然他有他的解释，他是从儒家角度进行解释的。我们今天可以把它拿过来，做新的解释。所谓辨心术，就是历史中的人心是怎么样的，人性发展到了哪个阶段，什么是真正促进人性提高的方向。我们要深入到这个层次，这才叫作“史德”。最重要的是人性的层次，要掩盖这个层次，那就是谎言。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历史到底有没有规律？今天很多人把历史看作是偶然的，不光是今天，以往也有很多人这么看，说历史的事情都是偶然的，是没有规律的。这种看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所以有人喜欢对历史进行一些假设——既然是偶然的嘛，那当时也完全可以不是这样。什么叫作偶然的？当时完全可以不是这样，但却是这样了，这就叫作偶然的。本来可以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这个假设太诱人了，所以很多假设就出来了。比如，假设当年慈禧太后不修什么颐和园，而是把钱用来建海军，那么甲午中日战争就不会失败；假设当年袁世凯不称帝——他总统当得好好的，称什么帝呢？——那么中国就会走上共和的道路，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军阀混战和国共内战，如此等等。还有人喜欢说，如果能从头再来一次，那我就如何如何。很多电视上抛头露面的人被问：如果从头再来一次，你会怎么样？有的人说我再不会选择这条路了，有的人说我还会选择这条路，但说这些话的人都知道，历史不会重复，历史不可假设。历史事实不像自然科学的事实，可以在实验室里反复验证，而总是一次性的。马克思曾经引用了黑格尔的一句话说，伟大的历史事件总是要重复两次，第一次是悲剧性的，而第二次是喜剧性的。这恰好说明一切重复都是表面上的，好像是要重复两次，其实是不可重复的。这不像你把一张桌子从左边移到右边，再把它从右边移到左边，历史事件要是有重复的话，每一次其实都不同，因为人不是桌子。人是有记忆力的、有自由意志的主体，他的每一次行动都有历史的积淀，同时又有自由的选择。以往的历史给他留下了一个经验，他下次再选择就跟以往的历史不一样了，他可以这样选择也可以那样选择，但他一旦选定，就开弓没有回头箭，不能反悔了。这就说明历史是一次性的，是偶然的。
这个说法当然是有它的道理的，但完全说历史是由偶然情况决定的，根本无规律可循，那也是说不过去的。历史有没有自己的规律，有没有必然性？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点就可以看出，历史在大量的偶然性中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必然性，甚至是某种不可抗拒的必然性。有一种势，有一种大势所趋，像孙中山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例如，假使现在有人提出来要我们回到皇帝的时代——那显然是不可能的——有些人现在很憧憬原始人类的生活，觉得多么自然、多么环保，但是如果要退回去过那种生活，你去不去呢？不排除有人愿意，但很少，不是大趋势。再比如，今天建立在传统经济之上的传统道德日益衰落，如果没有更加符合这个时代的伦理道德来填补当今时代的道德真空，道德的沉沦就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是不是提升中国人性水平的一个必要的阵痛呢？这里还不只是一个填补道德真空的问题，而是要建立新型道德模式的问题，旧的道德模式必然要被取代。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应当看出这里面的历史必然性，总结历史发展的某种内在规律。而历史哲学家应该从中追寻历史和逻辑的一致、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历史里面有没有必然的逻辑规律？传统的形式逻辑肯定是没有的，或者至少是不多的，但它有某种逻辑，有某种不可抗拒性，有某种必然性。古人讲“势所必致，理无固然”，但“势”之所以“必致”，正说明了它内部有种“固然”之“理”，即一种历史的逻辑性。
从这个角度看，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对历史做出某些假设还是有意义的，否则历史的内在规律就会被湮没在史料之中，显示不出来了。对历史做假设不是要回到历史的起点——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回不去了——而是为了历史的未来，我们要向历史的前方迈进，前方的可能性总是无限的，正如以往的可能性曾经也是无限的一样。历史既然是自由行动的人造成的，它就有能力向各种可能性进行探索和突击。如果没有假设，人们就只能听命于偶然性加在自己身上的命运。如果没有对过去历史的假设，我们就不能在任何一个历史点上吸收以往的经验，来为自己制定行动纲领。所有为未来的行动制定的纲领都是假设的，我要干什么、我们必须做什么，这都要假设。而这些假设，如果不是异想天开、脱离实际的话，就必须建立在以往历史的基础之上，借鉴历史的经验。所以，归根结底，人们是在假设中创造历史。不要说历史不能假设，从历史事实来说，过去了的当然不能假设，但着眼于未来，历史必须要假设，历史离不开假设。但这种假设不能太肤浅，不能是“戏说”。当年慈禧太后搞改革，她失败了，她的经验教训在什么地方？我们不是为她设想，而是为了我们自己。未来我们要走怎样的一条更加可靠的道路，这是历史的偶然性问题，实际上里面有它的必然性。
上次课讲到人类的历史，第二个问题已经讲完了。第二个问题是，历史有无规律，可不可能假设？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假设的。也就是着眼于人性发展的规律性、人性发展的阶段性，以及下一步我们要朝哪里去，怎样走才是合乎人性发展的必然方向，在这些方面人的历史是可以假设的，就是假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哪一种可能性更符合人性发展的方向。而在别的方面呢，历史的假设显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它是一次性的，带有偶然性，并且已经过去了。如果不从它在人性发展方面所留下的影响、留下的经验教训来分析它，那么假设另外一种历史可能性就没有什么意义。这是上次讲到的第二个问题，它涉及我们究竟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看待人性的发展。这就引出了下面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历史有没有意义，历史的意义何在？我们通常要问，我们为什么要讲历史、要学历史？中国古人讲史学，是和经学相提并论的，所谓“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凡栋梁之材必须熟读经史。所以，历史是为了给君王在安邦治国方面提供一些参考，起一种智囊或智囊团的作用。唐太宗的名言是：“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知兴替可以怎么样呢？知兴替就可以平定天下、稳坐江山啊！但是今天我们讲到的历史意义，则是站在人性发展的视角来看的，是为了给人性的进一步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古代的史书是比较发达的，什么“二十五史”啊、《资治通鉴》啊，都是一个目的，即为帝王统治服务。君王坐天下以后要熟悉怎样才能够治理天下，保住自己的位置。至于人性，在中国人眼里是没有什么发展的，人性本善，一直就是这样，只有归化和野蛮之分，那与是否接受圣王的教化有关，而圣王本身代表绝对的人性，是人类永远的楷模。所以历史不存在是否代表人性的发展的问题，只有一治一乱的不断循环，或者说这是中国历史的“周期律”。这样的历史学，只对需要它来稳固权力的帝王才有意义，而对一般人毫无意义。
我们今天讲的历史意义，不是对某个特殊身份的人物而言的意义，而是对所有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人而言的意义。当然有些人可能不会关注它，但它说的就是每个人的事。每个人之所以被称为人，是因为他或她都有人性，而且这个人性总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哪怕有时候并不觉得。例如我们今天的人性，比起“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有了很大的发展，凡是过来人都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些想法和举动是多么可笑。牢记历史，就是为了对我们的人性有一个全面的考量，以便看清前面的发展道路。当年有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背叛谁呢？背叛自己！所以，历史的意义在我看来是基于人性的发展，而不是着眼于帝王将相怎么打江山坐江山，怎么改朝换代。就是说，人性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时，它就显露出一个发展的方向，我们评价过去的历史，恰好是为了未来人性的层次的提高，而不是单纯地用考据来满足自己的怀旧之心，或者为权力者提供某种警示和借鉴，更不是要纠缠于历史恩怨，搞影射史学。今天我们学历史就是为了把握历史的规律，以便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现在一说历史规律人们就反感，但我说的这种规律不是什么外部决定了的“铁的必然性”，它不是自然规律和物质规律，而是自由的规律、人性的规律。人的自由的行为，看起来好像是为所欲为的，但其实是有规律的。
要研究历史，首先就要认清我们所处的人性发展的层次。我们现在处于人性发展的哪一个层次，下一步我们将要进入哪一个层次，这是我们要把握的。这才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确切含义。否则，我们就不知道该向哪一个方面努力，就会在历史研究中失去方向，失去人性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的连贯性的线索。我们除了要对这些历史上的事实或者事件做客观的、实证的考证之外，还要用精神性的眼光来看待它们。只有用这种精神性的眼光来看，历史才会显现出它所具有的真实的历史意义，我们也才能把握这个意义在历史上的前前后后的相互联系。单用物理学的眼光、自然的眼光、客观事实的眼光，就看不出来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前后联系。因为历史归根结底不是研究事和物的，而是研究人的，是研究人的自由的形态和精神的发展的。它也研究事和物，但它研究事和物都是为了研究人和人的精神服务的，因为这些事和物都是人的活动场所，或者干脆就是人自己所造成的，是人的自主活动所留下的痕迹。我们搞清楚历史事实，从考古发掘里面印证某个历史事实，搞得客观、确凿、容不得半点造假，这都是有必要的。但最终的目的并不是这个，这只是一种手段，我们真正要确定的是当事人的精神发展水平，以及我们今天与他的精神发展水平之间的异同。我们代表今天的水平对他做出当代的评价，也就是立足于当代对历史的整体发展做出评价。从这个意义来说，一部历史的确就是一部当代史。我们研究历史都是以当代人的精神为人类精神的评价标准的，即评价历史人物对当代人的精神发展做了哪些贡献和准备，又有哪些不足的地方；人类的精神是怎样一步步从古代发展到今天的，并且将来要如何发展。
所以，当代人的精神是向前发展的，人类的历史就是精神的发展。但是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发展，而是在原地转圈呢？那么这种历史是没有历史意义的，尽管它也有历史经历和历史事件，但是它没有历史意义，它是原地循环。我们读这种历史往往会发出像《三国演义》的卷首词《临江仙》那样的感慨：“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也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感慨。中国历史具有这种历史意义是从当代开始的。当代人随着人性的发展，与过去人的精神层次产生了一定的差异，我们才有可能对以往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做出新的评价。或者说，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考察那些似乎已有定论的历史事件，因为人性和人的精神与以前不同了，我们现在就要回过头来重审历史。历史上很多遗留的问题，现在事实上都在进行重新审视、重新建构。比如李自成的问题、太平天国的问题、义和团的问题，这些都是需要重估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对以往忽视了的一些问题重新加以挖掘。有些具体的事件，在历史上记载不多或者被淹没了，但实际上对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人性以及后来人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们挖掘出来，重新加以整理，将它们从历史的支流、历史学上记载的支流中提升起来，甚至通过一些考证，把它们从被淹没的状态突显到一些重要的位置。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历史事实方面可以任意地“戏说”、任意地“穿越”，而是必须确保史料的确凿性和考证的严密性，这种客观性是任何时候我们进行历史写作的最低保证和最低标准。起码要做到这点，不能随便乱说，要有根据。但是史料并不等于历史。尽管有的学者考证得非常确凿、有根有据，而且这也是必要的，但是呢，他没有把历史的精神灌注进去，那也是不行的。一部历史没有精神，就只是一部史料。当然它还是有用处的，我们可以拿来用在真正的历史研究上，但是就它本身来说，它的意义仅此而已，没有充分的历史意义，它还不等于历史。
历史的意义是人赋予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件事，我们要对它加以评价、加以叙述，就需要有一种意义加入进去，作为这些史料的灵魂，将它们激活。而且人赋予历史以意义之后，由于人本身也是发展的，人性、人的精神和人的眼光都在发展，所以历史的意义本身也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有机深化的过程。用现代解释学的眼光来看，历史本身在生长。历史本身是有生命的，它可以自行生长，因此需要不断地解释。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就必须对以往的历史是如何发展到这个时代来的加以重新考察。即使大的方面基本上已经定型了，但是又有很多地方需要修改。历史当然有它的客观物质基础，但这些基础都是为了在此之上生长起精神来，使人类精神的发展进入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
那么什么是人的精神呢？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